简·雅各布斯，1916年出生于美国宾夕法尼亚州，早年做过记者、速记员和自由撰稿人，1952年任《建筑论坛》助理编辑。在负责报道城市重建计划的过程中，她逐渐对传统的城市规划观念发生了怀疑，并由此写作了《美国大城市的死与生》一书。1968年移居多伦多后，她在有关城市发展的问题上扮演了积极的角色，并担任城市规划与居住政策改革的顾问。1974年成为加拿大公民。她的著作还有《城市经济学》（1969）、《分离主义的问题》（1980）、《城市与国家财富》（1984）、《生存系统》（1993）等。
1961年，简·雅各布斯凭着超群的敏锐观察力和一份对城市生活的执着热爱写出了关于城市建筑的经典之作：《美国大城市的死与生》。作者以纽约、芝加哥等大城市为例，深入考察了都市结构的基本元素以及它们在城市生活中发挥功能的方式。是什么使得街道安全或不安全？由什么构成街区，它在更大的城市机体中发挥什么样的作用？为什么一些街区仍然贫困而有些街区却获得新生？通过对这些问题的探索，雅各布斯挑战了传统的城市规划理论，使人们对城市的复杂性和城市应有的发展取向加深了理解。这部趣味盎然，雅俗共赏的著作在文字上洋洋洒洒，落落大方，它虽出自城市规划的“外行”之手，却是关于美国城市的权威论述，唤起人们对城市复杂多样生活的热爱。
这本书曾在美国社会引起巨大轰动。近50年过去了，这本书不仅取得了出版上的骄人业绩，而且为许多美国规划师所接受；它经常被引用，还被一些著名院校如MIT、哈佛等的建筑系、规划系列为学生必读书目，并成为包括社会学研究在内的许多研究领域的常见参考书。书中的一些观点，如著名的“多样性”和“街道眼”等，甚至还被一般市民所熟知和使用……可以说，这本书在二战后的美国城市规划实践乃至社会发展中扮演了一个非常重要的角色。今天，在全世界范围内，特别是对大多数发展中国家的大城市发展而言，《美国大城市的死与生》仍然有无可替代的启发作用。
2005年5月，《美国大城市的死与生》一书的中译本作为江苏译林出版社“人文与社会译丛”的一种隆重推出，很快在全国的许多书店攀升至畅销书榜的榜首。这样一本原著出版于上个世纪60年代的图书为何会在今天中国读书界引起如此大的反响和普遍关注？它对中国的城市化进程和大城市的城市规划有什么价值和意义？业内外人士又是从怎样的角度来阅读和评价这本书和相关现象的呢？本刊记者带着这些问题采访了相关专家、学者，希望通过他们多样的分析和精到的意见，引起更多人对我们居住的家园的关注和思考。
王军（《瞭望周刊》主任记者、《城记》作者）：这本书第一章前三节全是谈人行道的，我读了特别感动。《美国大城市的死与生》非常好，简·雅各布斯是我非常敬佩的记者。
上世纪五六十年代的美国城市，与今天的中国城市一样，都是“拆”字当头。1959年，简·雅各布斯撰写了《市中心区为人民而存在》；两年后，她推出了这本《美国大城市的死与生》，几乎颠覆了以前的城市规划理论。今天的许多规划大师就是读着这本书进入专业门槛的。严格地说，这本书不是单纯的城市规划，而是“城市学”著作，它专门研究城市和文化、经济等要素的关系。
今年3月到4月，美国规划协会邀请我去旅行采访，我看到了上世纪五六十年代美国城市更新运动所导致的严重后果，正是简·雅各布斯在她的书中所批判的“只是把贫民窟搬到了郊区”。郊区大规模的贫民窟里是清一色的贫民，他们失去了简·雅各布斯所论述的城市多样性的生存环境，失去了大量简单就业的机会，而面临着更大的困境。贫困被“世袭”下来了，这是很大的社会灾难，是需要中国城市建设引以为戒的。今天中国的城市规划还带有十分强烈的，《美国大城市的死与生》诞生之前，即1961年之前的那个美国时代的特色。
如果把城市问题看成只是一个物质问题，而不是一个社会问题，希望用推土机来解决这一问题，结果社会矛盾只会被推土机越碾越多。现在许多城市要消灭“城中村”，这正是简·雅各布斯当年所批评的美国现象，而这一现象的中国注脚还有一层含义：“城中村”正是廉价劳动力的聚集地，正是中国城市竞争力的蓄积地，如果拆得这个城市只剩下所谓“高素质人口”了，它还会有竞争力吗?当然，并不是说，“城中村”所存在的问题就不应该解决，关键是所谓的物质问题的背后是非物质的。我们必须回到简·雅各布斯的视角上来。
在《美国大城市的死与生》中，简·雅各布斯是支持“大城市”发展模式的，但反对者们认为，人口超过50万就容易导致交通堵塞、环境污染等众多“城市病”，对照目前中国一些大都市的城市建设，我想，也许北京的“胡同———四合院”系统是一个最佳的平衡点。四合院多是一栋栋的平房，它是连排的，是零地界，是院挨院，能盖房子的地方都盖了房子，没有被浪费掉的土地，而且还保证了日照。梁思成、陈占祥是有机疏散学派的推崇者，他们最不愿看到把北京建成一个汽车城市，他们强调的正是建设一个不引发严重交通问题的城市。两位学者关注的正是大规模拆迁中的民生问题，以及这种拆迁对社会结构的破坏，而这正是简·雅各布斯的立场。
唐晓峰（北京大学环境学院教授）：对此书全面完整的评价还需要时日，我只谈几点感想。现在从平民到市长、从学术界到舆论界都非常关注城市问题。但是我感觉关于城市的功能问题，有关的专家、政府做城市规划的官员的文章比较多，但是真正能把这一问题说得比较真切、透彻的还不多。基于公众共同的生活经验、共同的生活感受，结合自己的生活经验来论述城市蕴含的真正问题的著作更少，而雅各布斯这本书有这些特色。我们一般是站在高空对城市建设作一些宏观的、非常美好的概念性的设想，但雅各布斯是从生活在身边的人行道、街区公园、老建筑等入手把社区的功能作用告诉我们，这本书能够连续5周位居畅销书榜榜首，不是偶然的。
其次，我看到《美国大城市的死与生》这本书时，首先注意到它的名字。我们平常谈城市规划主要是关注城市的“生”，是如何使城市得到发展的问题；而雅各布斯提出大城市的“死”这一概念，非常有意思。我们现在的城市发展非常快，也越来越趋向于“大”，一方面，高楼大厦、立交桥林立，城市面貌日新月异；另一方面，从某种意义上说，城市里面的某些东西不是在“生”，而是在“死”。正如雅各布斯书中提到的，城市街区的勃勃生机，经过规划设计后活生生的区逐渐衰落，甚至“死”去，这很值得我们警觉的。
雅各布斯把城市看作是许多不同单元、不同街区构成的有机体。就像一个苹果，如果苹果的核坏了，心坏了，它就会慢慢地烂掉了。城市也一样，一旦最核心的运作机能丧失了，无论有多么豪华的城市建筑，多么宽阔的街道，却不能构建一个城市需要的生机，不适合人的生存、生活，那么一切都没有用。在美国城市发展过程中就有许多原来不发达的街区，在经过城市规划之后成为废墟、半废墟。这种把多样化变成单一体的城市规划思路很值得我们反思。
我希望这本书中的观点能激起大众、专家和管理者对城市设计和发展的更多观察和思考。
史建（城市/建筑评论家、一石文化传播有限责任公司策划总监）：面对日益生猛鲜活的超速城市化的现实，文化研究界表现得异常“秀化”，他们化用法国批评理论的话语，但又找不到现实的切入点，而变得越来越像有关话语的智力游戏，好看、睿智、尖锐，却无关痛痒———优裕的生存状态和中国式学院化的审美趣味，都限制了他们对当下现实的兴趣。相比之下，有关城市出版物的翻译，近几年却功不可没。新近有两部书对认识和反思超速城市化的现实有重要的启示意义，这就是《美国大城市的死与生》和《一切坚固的东西都烟消云散了———现代性体验》（马歇尔·伯曼著，商务印书馆2000年出版）。
“当我们面对城市时，我们面对的是一种生命，一种最为复杂、最为旺盛的生命。”
正因为如此，在处理城市问题时，我们会遇到一种基本的审美局限：城市不能成为一件艺术品。简·雅各布斯的《美国大城市的死与生》自1961年出版以来，即成为城市研究和城市规划领域的经典名作，它在剖析美国城市现实和反思现代主义规划的基础上。对都市的复兴与未来提出了全新的、富于建设性的见解。看到简·雅各布斯笔下鲜活的、与我们有着同样城市“毁灭”机制的纽约、芝加哥，我们就会有发自内心的共鸣。
她抨击和从根本上颠覆了现代主义规划一厢情愿和悲天悯人的理念，通过多年在所谓贫民区生活的经历，印证那里与人们一般观念中的认识相反，是充满混杂性与活力的地方。为此，她特别强调街道在城市生活中的重要性，揭示出街道的公共空间性质，它对于社区安全、孩子成长、邻里交往的决定意义。《美国大城市的死与生》早就在国内外有着广泛的影响，是经常被提及的城市规划名著，或者说反规划的名著，译著没有出版之前，我们看到的只是一些只言片语，现在看来，简·雅各布斯不仅对城市规划理论和城市社会学有着广泛而深入的了解，而且对“城市问题学”有着独到的见解，而这一切都是基于鲜活的美国城市语境中的。
另外，就是全书贯穿着鲜明的人文关怀意念。但是与现代主义那种居高临下的俯视角度不同，作者始终由细节、事件和个人情感视角建立城市复兴理念。在这方面，作者从来没有被现代主义城市规划表面上壮丽和高效的视觉性所迷惑。她呼吁的，是全面复兴和建构城市深层肌理及其活力。
梁永安（复旦大学中文系教授）：拿到雅各布斯女士的《美国大城市的死与生》，我最想知道的是，她将怎样面对人类城市化进程中的一个核心问题：如何在大城市的繁杂格局中统一人的内部世界和外部世界，充分维护和发展城市中各个区域、各种文化、各种人群的多样性和各自特性。这个问题是美国著名城市理论家刘易斯·芒福德1961年在《城市发展史》中提出的，与雅各布斯女士的这本书出版于同一年。让我有些吃惊的是，雅各布斯首先是一个“大城市”的维护者，她认为大城市的出现适应了现代人类对于“一种相互交错、互相关联的多样性的需要”，这种动态十足的多样性极大丰富了人类的经济生活与社会生活。这与一些反对大城市扩张的城市学家的主张很不相同。雅各布斯的鲜明立场使她不得不正面回答一系列问题：现代大城市的存在为什么是合理的?大城市的价值何在?大城市应当具有什么样的结构?现代城市的发展又在哪些方面背离了大城市的合理属性?《美国大城市的死与生》正是围绕这些问题展开的。
在多元化的时代里，否定一种现实或理论并不难，只要勇于说“不”就行。但要在否定之后提出建设性的新思想却相当不易。这也是思想家、理论家们的最大困境。雅各布斯并不擅长于高屋建瓴的宏大理论思辨，但她的相对优势也在这里：在《美国大城市的死与生》中，一切都是从对城市生活的直感出发的，分析的起点是最微观的城市元素———人行道。逐步扩大到街区公园、城市街区、街段、老建筑、人口密度、贫民区、汽车、城市视觉、地区规划等问题。比如，她提出街道建设应该力求“公共空间和私人空间界限清晰”，使人能够为应付陌生人做好准备。达到了这一点，城市就有能力将陌生人变为重要的资源，带来活跃的气氛。这就需要在街道周围始终有一些人行道，人行道上始终有行人。为此，应当合理地配置街道上的商店、酒吧、饭店、各类活动中心等，形成一个由大众视线构成的安全防范体系，有效消解陌生人带来的危险，同时充分容纳陌生人带来的活力。雅各布斯的论述建立在精心选择的城市发展案例之上，逻辑十分清晰。毫不含糊的否定性与富于创意的建构性形成了这本书的思想张力。她实际上在两面作战：一方面为大城市的反对者呈现了大城市的多元价值，另一方面也正视因大城市的复杂性而带来的风险，并力求给出积极的解决方案。
总体来说，世界上没有一个大城市是按照理性模式建立起来的，各种利益、各种欲望在城市中交错角力，形成了城市的现实形态。雅各布斯并没有过多考虑这些历史过程，似乎有些书生意气。然而静下心来想想，多读几本这样的书还是很有意义的。中国正处于城市化的“高温期”，然而，城市应该具有什么样的人文尺度和多样性格局?《美国大城市的死与生》一书为读者提供了重新审视城市的思维角度。
刘东（北京大学比较文学与比较文化研究所教授）：昨天我刚从日本京都飞回来。把北京与日本京都相比，会感到强烈的文化震撼。回来以后接着就要讨论中国的城市化问题，真感觉到世事的奇妙。正如《美国大城市的死与生》一书之于我主编的“人文与社会译丛”。当初也曾考虑是否要把这样一本讨论城市规划的书纳入“译丛”，于此时推出晚不晚。但晚也罢，及时也罢，最初最主要的目的还不是出这本书。
与其他先生搞建筑、搞环境研究的不同，我主要是做文学、美学研究的。所以我从“怎样播种一个城市”来谈这本书。
我也注意到近些年关注城市建设的文章和著作多起来了。粗略来说，一类是对城市建筑的各种批评；一类是关注形式细节问题，讨论一砖一瓦、一个门槛等，尤其是关于北京古建筑的写作。
我们今天关注那些被拒绝的古代文明以及其中蕴含的智慧，都是在遭破坏后，我们再回头来审视，才发现那些东西开化得如此成熟，如此的不可多得，甚至一个门墩、一个城门都尽显着古代文明的光辉，其艺术是如此的完备，以至今天无法复制。今年夏天，马歇尔·伯曼来北京，陪他去玩，从八达岭回来经过德胜门，他觉得德胜门特别的辉煌，我给他讲了“文革”中德胜门差一点就要被拆掉的凄惨故事，相顾唏嘘不已。
另一方面，对一个城市来说，只有古董的气派是不够的，它开始时是代表了古代文明，但它现在被我们后代拿出来的却是一派破落气象。那种一开始就认定中国文化、中国古代建筑保护一个有一个，少一个就没一个的做法，非常像保护大熊猫。这种做法是不对的。
另外，建筑也包含了建筑师的劳动。一个建筑并不仅仅是一堆砖瓦水泥那么简单，弄不好，一个建筑就是一根耻辱柱。前一段香港凤凰卫视“世纪大讲堂”请某位建筑师去讲，他讲的是如此生动、滔滔不绝，把我夫人吸引住了，一个劲喊我去看。最后一个网友提问说：你不就是设计北京那个中旅大厦的人吗？于是大家哑然失笑，还有比那个东西更丑的东西嘛！
总之，光有对城市建筑的评论，哪怕是尖锐的批评还是不够的。因为这种批评本身的预设是，我们是对的，他们是错的。问题在于现在城市景观的所有原动力，都是在建筑师的脑子里、在电脑设计软件里弄出来的，是为了设计而设计，完全忽视了人的存在，忘记了建筑是要为人服务的。关键是我们总认为建筑师是最重要的。而古代有那么多伟大的建筑，却没有我们现在意义上的建筑师，那时的建筑背后有一个总体的文化，一个总体的建构思想和总体的生活氛围。这种文化构成了整个建筑、整座城市的魂魄，构成了人人都习以为常的、人人都知道怎么做的形式感。在这种文化的基础上去修造建筑，在修造过程中实现了他们几乎没有意识到的对形式感的变化，从而就获得了某种创造性，获得了画龙点睛的要诀。对于一个城市的建设来说，只有现代西方意义上那种以个人创作为本位的建筑师是远远不够的。你去看长安街两边的建筑，每个都很有个性，在那么一块地上争奇逗巧，可是这个吓你一跳，那个吓你一跳，结果整体的气韵没有了，更不利于生活。现在的艺术要先看评论才知道它的好。同时我们也把设计建筑的权力给了一个人，而忽视了集体创作的智慧。
在我看来《美国大城市的死与生》这本书讨论的是所谓理性规划在生机勃勃的城市生活的多样性文化面前的卖乖露丑。在“影响美国历史的100本书”排行榜中，《美国大城市的死与生》远远排在《理性的空间》的前面。从男女性别观点出发，雅各布斯正是以她女性特有的敏感和在贫民区的直接生活经验，而不是相信男性为主导的建筑规划者的胡说八道，所以才能发现她书中描述的一切和表述的观点：一个城市不能被科学主义的理性规划掉。
我们知道北京一些有活力的街区，如三里屯酒吧一条街、秀水街服装一条街，都是从人们大众的生活需要中生长起来的。可是刚刚有了规模和起色，又有人要规划了。再如老北大原来是在城里的，在著名的沙滩红楼的啊。可是后来给规划到了海淀郊区，就与城里的文化生活隔断了。原来城内重要的文化活动北大师生都是可以参预的，现在不行了，没有那么方便了。最近和国家话剧院的一位导演聊天，他说没人看戏，连你们北大看的人也不多了；我说我们是没地方看啊。雅各布斯书中所讲的种种道理都以反面教员的形式呈现在我们的生活中，几乎将全部生活演示了一遍。
我家现在住天通苑，还有回龙观都是北京最大的“睡城”，其功能就是用来睡觉的。那么与“睡城”相应的肯定是“堵城”，在休息和工作的区间、在“睡城”和“堵城”之间肯定会形成雅各布斯所说的“交界真空带”。我们在地铁中转站附近看到的，无不证明了这一点。
我们说最重要的是怎样培育一个城市的文化，换用雅各布斯的话，就是怎样播种一个城市。仅仅想用城市规划、水泥砖瓦来解决一切是不可能的，必须意识到是活生生的文化维系了一个城市的生机。实际上对一个城市而言，文化功能的意义远远大于“视觉秩序”上的整齐美观。从“视觉秩序”角度考虑城市建设，很可能会造成一座“死城”；只有借助这种生机勃勃的文化，培养各种各样富有生机的生活交流，城市才会和不同文化交流共进互生，才会有发展的动力。我们看美国大城市中的唐人街，往往都是在贫民区的废墟上生长、发展出来的。餐饮活动非常有效地刺激了文化的交流，培养了城市的文化。
前些时，密西根大学的刘禾教授在飞往德国的飞机上还不断打电话给我，说要呼吁北京市的有关部门把北京的广告牌变小点。巨大的广告牌不仅浪费资源还影响城市的整体面貌。这是单纯从“视觉秩序”出发造成的恶果之一例。她说，其实柏林的城市发展也有类似的问题，建筑比较难看。可是，她说只要把广告牌变小一点，北京就不再比柏林难看了。
其实古代城市生活中有丰厚的文化传统可以继承，如果我们不能加以发扬广大的话，退而求其次，我们要保有现有的文化传统。让我们自己享用它，让我们的子孙后代享用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