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者大学攻读历史学，研究生论文研究钱穆先生之历史文化思想，回首迄今研究中国思想、政治之学术路径，大体上由钱穆先生入。不过，毕业之后，荒废学业，20世纪90年代中期始学西学十余年，而后转入儒学。在由西学转进儒学过程中，张君劢先生是重要启发者，其兼容儒学与宪政之努力令我入迷，曾系统研读其著述并出版专著 ，以探究其保守—宪政主义之思想构造与政治实践。
故钱张二贤均为我师，两人在重大问题上势成扞格，如何调和?在研究张君劢先生时，即困扰我心，只是当初学力不足，予以回避。然此问题萦绕心中，盖此争论触及中国文明寻求其新生转进之际所不能不解决的根本困扰: 在中西古今之思想和政治传统、资源之纠葛中，现代中国究竟如何抉择、尤其是在政治领域? 儒家参与之两千余年中国政制实践，对今日构建优良社会治理秩序，是否毫无意义? 如果是，那儒家塑造、维系社会政治秩序之能力岂非全不足取? 而儒家向来以齐家、治国、平天下为行道之要务，儒家若在政治上基本失败两千年，还有资格参与、主导现代以至于今日中国之大变化么?
当下海峡两岸高度复杂的文化与政治现实，包括近来港台新儒家代表人物与所谓大陆新儒家或曰政治儒学代表人物之间的争论，促使笔者重返此一议题。唯本文不拟如钱穆或张君劢争论时那样，进入复杂的历史叙述，展开具体辨正，而主要关注两人关于认知中国传统政制之方法，及由此所决定之现代宪制构思、设计取向。不过，对钱穆先生之认知方法，笔者已有专文讨论，故本文首先检讨、辨正张君劢先生对钱穆先生之批评，再由钱穆先生之论述与之对勘，以揭示张君劢先生思想中之严重断裂。论述中引入孙中山先生宪制方案以为中介，因为两人的政治思考均以此为枢轴，或赞或弹，其各自的方法、倾向于此清晰可见。
钱穆与张君劢政治学方法之别
至少从《国史大纲》起，钱穆先生即对现代中国学术、包括政治学，多有严厉批评，盖“近代中国学者专以抄袭稗贩西方为无上之能事”，故现代中国学术近乎全盘移植西方，学者并以此衡量中国政制，自然有无视、甚至敌视态度，其构想宪制必为全盘移植。此一反思贯穿钱穆先生一生。
而作为继承传统中国历史学传统、而又对现代世界保持开放心态、因而可谓不新不旧之历史学家，钱穆先生始终认为，中国现代政治不可能走全盘移植之路。然而，若欲在政治上自主地走中国之路，就不能不首先在学术上自主。《国史大纲》论各时代，无不以学术为先导。故钱穆先生的政治论述，每每首先呼吁学术范式层面之反思:全盘移植之西方学术是否可以充分而得当地描述、解释中国数千年治理实践? 以此学术构思现代中国宪制，因而完全无视传统政制，是否正当? 此在《政学私言》中随处可见。身在政治学圈外的钱穆先生始终试图唤醒圈内的反思意识。
张君劢向来在政治学圈人，毕生致力于宪法研究、设计，并不避艰险，数度投入立宪政治; 而他完全拒绝钱穆先生的呼吁，并拒绝“中国政治学”之倡议。《中国专制君主政制之评议》第一篇题为《钱著之逻辑方法》，专门批评钱穆先生的方法，进而显明自己的方法。
钱穆先生以为，“中国自来政治理论，并不以主权为重点”，据此则讨论传统政治，不必以辨析政体归属、进而不必以辨析君主制之性质为重点。依先生之论，政治学是一门经验性学科，其概念、推理，当归纳自具体的政治历史和现实，而非演绎推理———这似乎与亚里士多德之政治思考方式暗合。
事实上，人们所见之西人政治学正是西人在西方文明背景下发展出来的，可谓西人之自我理解。然而，不顾这一事实，张君劢先生称之为一般的、普遍的“科学方法”，以之分析、判断中国政治中国社会。他以为，惟有如此，方可正确地认识中国政治中国社会。
可见，钱穆、张君劢二贤思考学术、宪制之方向、方法，截然不同，两人思想学术之基本差异，乃至其个人交往之疏远感，正由此产生。当然，由于意识形态与政治的原因，在民国立宪政治进程中，孙中山先生提出之宪法设计方案始终处在舞台中心。张、钱二先生基于其不同思路、方法，对此方案持有不同立场，隐然展开非接触性争论，从中可以更为具体看出，两者对于现代宪制与中国文明关系之思考，故以下就此略加辨析。
张君劢与孙中山宪法设计方案
孙中山先生晚年经历道统自觉，日益重视国民大会与五权宪法，尤其重视考试院、监察院，突出中国政制之连续性。可以说，孙中山先生这一宪制构想具有清晰、深刻的中国品质。然而，当时学院主流宪法学界对此方案颇不以为然，盖因此方案不合乎其所知之西方通行宪制，这让孙中山先生相当苦恼。比如，张君劢先生大体不认可孙中山先生方案，故在参与中华民国宪法起草过程中，尽最大努力削减孙中山宪法方案之最有中国属性的部分。
那么，所谓现代世界民主国宪法之根本原则是什么?从本书论证看，即三权分立之制，“宪法所规定的是国家权力如何确立与如何限制。一个国家，离不了立法、司法、行政三种权力，或者如中山先生再加上考试、监察二种”。三权分立是各国通行之例，提及考试权和监察权，张君劢先生极为勉强，置于国民大会，则完全被忽视。
在具体展开对宪制之论述后，张君劢首先分析国民大会问题。设立国民大会是孙中山先生宪制思想之基础，张君劢先生则深不以为然，从多个角度提出怀疑，而倾向于政协会议上提出的“无形国大”，即张君劢先生所说“合四万万人而成为国民大会，此为我人对于直接民权的理想”，实即取消国民大会。这一设想不为国民党接受，最终宪法草案写入国民大会，但已大幅度削减国民大会之权。
在孙中山五权宪法设计中，考试权和监察权乃依据中国传统政治经验、为矫正西方三权分立宪制之明显缺陷而设，由此显示出孙中山宪法方案之中国性。由《中华民国民主宪法十讲》之权衡取舍、谋篇布局则清晰可见张君劢先生之立场: 对考试权和监察权，他直接选择无视甚至蔑视，理由大约很简单: 此非世界通行之例。
反过来，张君劢先生为政党政治专设一章，可见其高度重视。孙中山先生观察西方政治，深见政党政治之弊端，故有其宪法方案以克服之; 张君劢先生则相信，“现代政治不能一日离开政党，是为显然易见之事”。他当然也知道政党之弊，但他相信，西人已找到解决办法，故其弊端不足为虑。张君劢先生也是政党政治之积极实践者，从青年时代起，他就积极参与政党活动，并组织政党，以政党领导人身份参与立宪。
毫无疑问，张君劢先生以三权分立为真理的宪法思想，系当时主流宪法学界的观点，故在抗战中间及其后立宪过程中颇能发挥作用。故五五宪草迭经修改之过程，实可谓偏离孙中山先生宪法方案、而逼近张君劢先生方案之过程。在最终颁布实施之中华民国宪法中，孙中山先生的国民大会和五权宪法方案已然残缺不全。后来民国宪法之演进更是沿着张君劢先生的宪法观念展开: 国民大会消失，五权中的考试院和监察权日益萎缩，形成摆设。
钱穆与孙中山宪法设计方案
钱穆先生之史学本身有强烈政治学导向，故在抗战建国的政治气氛中得以轻松进入政治学领域，提出自家宪制方案，并给予历史、理论说明，见《政学私言》。以历史文化学者身份而能提出如此完整、自成体系的宪制法案，纵观近世中国学界，似可谓独一无二。惟有通过钱穆先生的问题意识及其史学研究范式，才能理解这一点。
这一系列论述表明，钱穆先生从思想上重新发现孙中山先生之宪法方案，并予以高度肯定。他发现，孙中山先生宪法构想实合乎中国政治精神，多取法于中国传统政制，故此书中，《中国传统政治与五权宪法》一文最为重要，从中可见，钱穆先生的宪制思想与张君劢先生隐然直接对立。
钱穆先生之所以高度肯定孙中山先生政治理论与宪制构想，全因其认定，后者本乎中国传统政治精义，活用历史上行之有效的制度，而又广泛吸纳他国既有经验，从而熔铸合乎中国人观念、切实可行之制度构想，此正为钱穆先生所肯定之中国现代政治发展之正道。孙中山先生在见证西式观念在中国政治中之失灵后，以其政治家的敏锐转向中国政制传统; 钱穆先生在见证西式观念所致中国人历史文化认知之混乱后，同样转向中国政制传统; 两人均以此为本构造中国政治学，构想现代中国之良好而可行宪制。故钱穆先生之肯定孙中山政治思想和五权宪法，绝非附和当政者，而出自其延续中国历史文化之热心与自身学术研究之心得。
钱穆以为，孙中山才是真正具有创造力之政治思想家，因为制度移植论者只是简单地进行制度的平移，而并无任何思想创发与制度创新。孙中山先生不是简单地照搬思想观念，而是融古今中外为一体，且以中国政治精神为根本。然而，钱穆先生指出，在学界全盘西化的气氛中，如此思想创造反而不为人所接受。
反思性结语
以上概述张君劢、钱穆二贤之宪制思想，重在抉发其思考进路和方法，首先可见，两人均在中西关联之框架内思考中国宪制与文明之前景。当鸦片战争以来，欧美与中国同在天下、且严重压迫中国，中国学者不能不如此———事实上，无不如此，直到今天。
现代新儒学对民主政治有绝大信任。然而，福山所指美国等国之“政治衰败”现象表明，此制不足以维护良好社会政治秩序。实际上，当年美国立宪者创制立法，即费尽心机避免民主制而构建共和制。孙中山先生有鉴于其所见民主政制之明显弊端而重新思考，为此，进入中国传统而另造新制;钱穆先生同样对此种政治衰败有过预言，而提出本乎中国政治精义之宪制方案，其根本在于，以儒家精义构筑民主政治所需之文教、社会基础，并以之约束民主，比如，以国民大会制度防范政客之自我封闭与特殊利益化; 考试制度旨在养成并遴选德能出众之现代士大夫，等等。或可设想，若真行此制，可避免政治衰败?
当年，钱穆先生对中国政治历史之重新认识，及据此提出之儒家宪制方案，几被当作笑话，即便在儒家内部，也遭遇带有严重道德谴责意味的批评; 孙中山先生的宪制方案，即便有官方意识形态之身份，仍不得有效实施。不能不说，此乃时势使然:彼时，西方文明如日中天，中国文明疲弱不振。不过到今天，大势已全然不同。《中庸》曰: “君子之中庸也，君子而时中”，儒学或曰中国学者不能不重新思考中国文明与宪制的关系。回到孙中山、钱穆，正当其时。
这一重新思考的前提是重新认识中国历史，相应地，重新认识人类历史，以在更长的时间尺度上重新厘定中西文明和政制之关系。如钱穆先生所痛心指出者，以现代西方为标准认识历史，必至于自我否定，故“今日国人对于国史，乃最为无识也”。然而，曾高呼“历史终结论”的福山，今天已在重新认识中国历史，认为中国建立了世界上最早而成熟的现代国家。当人类已进入“世界历史之中国时刻”，对中国学人来说，从更为平衡的立场上重新书写人类政制之历史，已刻不容缓。
本文原载于《清华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7年第2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