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自由主义是我们这个时代的杂食性语言，并且有可能将和它邻近的词汇吞噬殆尽。二十年前，新自由主义这个术语极少出现在英语辩论中。而现在，它几乎是不可避免的应用于从建筑、电影、女权主义到特朗普和希拉里的政治活动中。在ProQuest数据库中搜索1989-1999年间新自由主义的使用情况，你会发现网页点击数不足2000，而自2008-09年的金融危机始，这一数字已经超过33000。

左翼用“新自由主义”术语描述自由放任经济观念的复活，它在多数领域仍然被称为“保守主义”经济思想。左翼用它来攻击遍及里根和撒切尔计划、茶党造反和自由党团（Freedom Caucus）的反税收、反政府和反工会议程。用它来描述在当今世界占主要地位的全球市场经济；用它来批评比尔和希拉里·克林顿温和派民主党的政策；以及用它来准确陈述充斥于我们思想和行为中的那种文化和感情。

重要的实质性争论点在所有这些辩论中都处于危险之中。但是话语的勾心斗角也在发挥作用。命名很重要，因为它可以集中议程和关注点，确认因果关系和行动策略，并且可以用来聚集盟友。一夜之间新自由主义这一术语的无处不在是当今世界急速运行的标志吗？或者这是一种警告，警示我们通过太多种含义得以加速、应用于太多辩论中、将太多种现象聚合在一起并且将相近的词语吞噬殆尽的一个词汇可能会让我们难以看清在当今时代发挥作用的力量，进而也难以找到可行的抵抗方式吗？

新自由主义的起源

新自由主义在美国左派取得如今的应用，但其起源比通常认为的要混乱的多。它旋风一般的增长可能会模糊一套现存术语，而这些术语的分析和政治感染力比新自由主义含义所能涵盖的更为清楚明确。现在对语言中的社会现实主义需求程度是前所未有的，新自由主义的严重缺陷就在于进步人士尝试把它用于政治领域。它的优点在于其语言和概念上的广阔性。但是在它吞噬掉其周围范围内的词语之前，有必要问一下我们所获得的东西是否值得潜在的负担。

新自由主义没有单一的起源或者血统，它以一系列错误的开始获得其在语言中的生命力。在十九世纪，最强大的政治术语是“自由主义”。纵贯欧洲和拉丁美洲，自由主义政党拥护最大化的经济和个人自由：包括自由贸易，放任经济，弱国家和思想与良知的广阔自由。在十九世纪中期，自由主义是一个战斗性的术语，一个用来将自由扩展进重商主义者和君主社会秩序中越来越多领域的横幅标语。它不需要修正。

第一批把“新”添加到“自由”之前的人是英国自由党内的反叛分子，他们试图把自由的承诺与放任的自由计划分割开。起步于艰难的1880年代，他们开始认为不受国家权力制衡的最大限度自由并非真实的最大限度的自由。需要政府提供对抗性的手段才能从自私自利的贪婪地主、剥削性的雇主和寻求垄断的利益集团手中保障自由。二十世纪中期英国和美国的福利国家知识结构大多是这些新的具有社会意识的自由主义者的作品。约翰·梅纳德·凯恩斯和威廉·贝弗里奇就是这样的新自由主义者，富兰克林·罗斯福也是。直到1940年代，新自由主义术语的这场含义才消失，它从英国的政治流行话题中逐渐消失，并被美国“新政自由主义”的标签所覆盖。

在1940年代末，“新自由主义”的诸多变体开始在欧洲大陆第二次出现。有一小组以弗里德里希·冯·哈耶克为中心的一部分经济和政治哲学家承诺在社会主义和古典放任经济自由主义之间搭建桥梁从而保持自由的优越，并且对于那些整个1920年代经历的压力和不稳定更具耐受性。 “Néolibéralisme” 是提议的综合体术语之一。但是这一标签没有维持多久。哈耶克不喜欢这个术语。最有影响力的德国参与者很快放弃了新自由（neoliberal），而选择了秩序自由主义（ordo-liberalism），最终采纳了社会市场经济（social-market economy）—一种经由基督民主党开始在战后德国的政策制作中起到主要作用的混合经济计划。在1940年代这些人中最年轻、最盛气凌人的米尔顿·弗里德曼在一篇1951年的文章中把自己的思想描述为新自由主义。但是他的经济政治中没有持久的新内容。弗里德曼一人制造了现在自由党团渴望实施的许多不加掩饰的自由放任经济的方案，但他很快放弃了新自由主义的标签，并且青睐于激进自由主义或者十九世纪古典的朴素自由主义。

新自由主义的第三个含义来自于这之后很久的一个事件：智利军事独裁者在1970年代强行废除国内的社会主义政府后，在芝加哥大学经济学院顾问的指导下实施用来应对恶性通货膨胀的休克疗法。那些见证了阿连德政府经济政策的突然中断和替代其的紧缩预算、国有企业私有化、退休金系统、废除价格管控、放弃外贸限制、遣散工会的人都不会称自己为新自由主义者。一些智力经济学家从德国著作中挑选出这个术语。但是在智利绝大多数使用这个术语的人都是智利军事政权的批评者，他们对于这个政权反动性的在智利实施一种新的放任自由主义经济计划感到震怒。新自由主义对于智利的军事政权批评者来说意味着十九世纪被剥夺了政治自由的自由主义。这个术语持续出现在拉丁美洲的讨论中，又通过政治经济回归到有关欧洲的讨论中。

最后关于新自由主义的第四种含义于前三个都无关，来自于查尔斯·彼得斯（Charles Peter）1983年发表的《新自由主义宣言》（A Neoliberal's Manifesto）。在彼得斯看来，新自由主义不是一种恢复十九世纪经济自由主义的呼唤，而是用来中和罗斯福新政的有关工会特权和福利方面的野心。它对于克林顿及其政府的政策有着强大的影响。但是持续出现在政治演讲中的术语是政治三角（political triangulation）而不是新自由主义。

在每种路径中，新自由主义都以不同的含义和场合被循环使用而又不稳定归属于其中的任何一种。沿着谱系寻根溯源，你会发现这一轨迹布满了不稳定和间断。新自由主义被不同的团体基于不用目的加以应用，有时候又会被抛弃，然后突然的在1990年代中期，它又兴起了。在学术界左翼，它既是语言学的风尚也是我们这个时代的霸权性词汇。

以不同视角看新自由主义

对于那些震惊于政治语言突然转变的人来说，新自由主义的成功恰恰反映了它实质上的空洞无物。经过仔细研究后，两个政治科学家在2009年将它归为概念垃圾堆：一个几乎任何现象都可以被其解释、任何含义都可以被归为其中的词语。其他人称其为空虚的称谓。但是新自由主义的问题既不是其没有意义也不是它有不确定多数的意义。而是它被应用于四种截然不同的现象中。其第一层含义是我们时代的资本主义经济；第二层含义是一连串思想观念；第三层含义是在全球范围内流行的政策措施；第四层含义是包围我们的霸权主义文化。当然这四种含义具有内部关联性。但是用一个单一的词语把他们捆绑在一起、抹消它们的差别、含糊的地方乃至对于它们之间实际存在的关联的做法，会蒙蔽我们的双眼而无法看清最需要看清的地方。每一种现象在没有新自由主义带来的共同身份的掩饰下会是什么样子呢？

金融资本主义：作为经济的新自由主义

作为经济的新自由主义确定了资本主义历史的一个阶段。它代表着全球金融资本施加于世界的经济体制。它在政治和文化中都打上了对维系于资本自由流动、商品、灵活劳动力和市场友好的国家政策的全球资本主义的需求。它不像二十世纪的固定公司资本主义一样依赖国家，但是它也不是最小国家理论的产物。它依赖于机构支持的复杂结构、商业友好的管控方式和以不同方式部署于全球的范围自由的投资机会。

并且这种新自由主义很脆弱，需要定期的国家运作维护行动，才能使它承受住反复出现的流动性危机和过度投资，也需要国家的持续支持来保持其一直处于危险中的利润。大卫哈维在他的《新自由主义简史》中做出了上述表达，这本书无与伦比地将新自由主义置于美国读者的视野之下。哈维认为，新自由主义重建计划诞生于1970年代的全球经济结构混乱之中并且由这时代资本积累危机引发。提供这样一个良善的充满自由、选择、权利等冠冕堂皇词汇的面具是新自由主义理论的天才之处。可残酷的事实是它实际上是一个“赤裸裸的阶级权力的复辟”。新自由主义需要政治和文化同意，但是它的核心驱动力是对于资本积累的需要。

市场原教旨主义：作为思想方案的新自由主义

新自由主义的第二种含义指的不是经济结构而是一系列思想观念，其核心不是资本主义阶级当权而是一种思想方案：围绕有效率的市场来重建二十世纪末期经济思想。新自由主义经济思想最新的历史集中于哈耶克那一群人和哈耶克于1947年组织的朝圣山学社。正如他们之前十九世纪放任自由主义者们一样，自由是这个圈子的核心思虑。但正如历史学家Angus Burgin在The Great Persuasion: Reinventing Free Markets since the Depression, 2012中所说的，朝圣山学社最显著的特点并不是它意识形态的僵硬而是多元和不稳定的趋势。对于哈耶克，战争年代的回归和社会主义国家计划是当下的核心目标，而不是福利国家的整体回归。德国人认为秩序自由主义对于为自由创造条件是不可缺少的，尤其是在抵抗资本主义发展为垄断阶段的倾向中。

大家对哈耶克给予过多关注，但新自由主义理论经济的真正引擎是在这之后的微观经济学家们，他们在20世纪70年代的滞涨危机之后主导了这个行业。在公众眼中，凯恩斯主义者和货币主义者理论的争议是这个时代最显而易见的理论争议。但更为持续的发展却是越来越深入分析人类行为的价格理论的工作。人类资本的理论、消费者选择与偏好、满意度、个人功用最大化、自由贸易的互利、比较优势还有最重要的市场效率原理开始进入了经济学专业的范例核心。

那些在经济学理论留下印记的人，尤其是那些聚集于公共选择这一范例的人都对国家行为充满敌意。那些希望通过国家谋求无竞争利润的寻租者，每一个政治行为根基处的自利本质，缺少国家支持下保持垄断优势的不确定性，大多数管控措施的无用性，国家保护的道德危险等等都在这个圈子和其他圈子里得到讨论。然而对于他们来说对于十九世纪自由主义者反政府冲动的重构并不能逆转这个潮流。大多数经济学家仍然相信经济管控有其合适的位置，相信公共货物和市场失败确实存在，相信在贫穷和高度的不平等情况下重新分配收入是正当的公共职能，相信市场并不是所有人类问题的万灵药。

微观经济学家们做的不是提供一套统一的答案，而是为几乎每一个最大化的问题的解决构建一种强力的成套概念工具。在这种形式下，独立于朝圣山学社，在价格市场功能角度对于人类行为作出详细阐释现在已经不属于经济学研讨的议题，不是作为自我标榜的新自由主义计划而是作为贸易的核心与常识性原理。

灾难资本主义：作为一种政策的新自由主义

新自由主义的第三种含义明确了一种不同的现象，比第二种含义在政治上更为强势而在学术上就没那么连贯。它指出一组自从1970年代以来就越来越多的循环于国内和全球政治的商业友好措施。一些措施起源于经济学理论家。还有许多是自由政策企业家的作品。现在它越来越多的出自由大卫哈维所称的当权阶层资助的政策智囊团和倡导组织。不论源头是什么，这些措施所带有的修辞和意识形态意味要比他们的实际功用更重。正如饱受通货膨胀之苦的智利实施的紧缩计划那样，他们声称自己受命于事件本身。新自由主义的第三种含义正如撒切尔那次经典的表述一样：无可替代。

一般来说，危机时刻往往可以创造机会让那些广泛应用策略趁虚而入。由世界货币组织、世界银行和其他国际放款人在1980年代收账危机压抑债权国家时实施的紧缩改革就是一个非常合适的例子。在华盛顿共识的规则下，通过削减公共支出、废除国有企业以及为贸易和资本提供机会以整顿经济是债务重构不可避免的代价。一种不同的经济危机撒切尔的紧缩措施和里根的税务削减提供了新的政治可能性。休克经济疗法，正如Naomi Klein所展示的，和在伊拉克采用的震慑与威吓军事侵略采用的是同样的路径。类似于1975年纽约险些破产和2013年底特律灾难性的破产为公共服务、预算、社会福利项目的回归提供了机会。卡特里娜飓风在2005年之后对新奥尔良做了同样的事：私人竞争者竞相取代的做法以极高的速度清空了它的公共学校系统。奥巴马医保则形成于一种政治困境而非彻底的灾难。但是它对于国家在医疗保险领域创立市场的实验则是一种类似动因的产物：在来自利益集团压力，政治紧迫性和政策不确定性的阻塞下，来自已存的市场友好解决方案似乎是唯一可行的政策进路。

在这些情形下国家的力量都是可见的。Klein和其他人称呼这些暂时的政策计划为“灾难资本主义”，它支持处于拯救计划中的国家在以下核心经济利益上做出让步，并且把市场分割给其他企业。现存寻租者们的美梦破灭了，但是寻求国家监管下的支持与特权的争夺却越演越烈。

新自由主义的第三种含义有时候把自己装饰为一种乌托邦式的选择与偏好语言中，但是它很少像第二种含义里自由不受操纵的市场那般运作。

自我商品化：作为一种文化系统的新自由主义

新自由主义的第四种含义，最近才加入这一行列的含义，是四种含义中最为广泛的一个。它把确定了一种把价格和利润印于生活在其下的那些人身上。温迪·布朗在她的Undoing the Demos 中，借用了福柯的术语，指出新自由主义不是经济的舞台、一系列思想观念或者一套政策体系，而是我们这个时代的“治理理性（governing rationality）”。它是一种不需要有型管理者，只需要规则的治理方式，它无所不在并且拥有“把市场模型传播到所有领域和行为”的力量。它把人类重构为市场参与者，使得人们无时不刻在任何地方都是经济人。政治，深思熟虑和公共行为在把个人利用为人力资本和竞争优势的无情压力下都消解掉。国家重构为一个公司，大学则变成工厂，个人变成了贴着价签的物体。新自由主义的第一种和第三种含义可能在政治上受到挑战，第二种含义可能在经济学术研讨会上受到排斥。第四种含义则概括了最伤感也最全面的场景，在这一场景中所有其他的含义和目的都萎缩掉并且屈从于市场资本主义。

新自由主义的身份问题

尽管我们可以很容易注意到某些综合观点在新自由主义的所有应用中有体现-对于国家力量掌握与控制的怀疑，对于影响人类行为的动因的尊重和对市场的信心-四种自由主义之间的区别是巨大且重要的。他们在对客体的命名，概括的因果关系，反应的脆弱性方面都不一样。更重要的是他们在各自所鼓励以对抗正在向我们逼近的力量所采取的政治策略上不一样。

许多写文章严厉抨击新自由主义的人都注意到了他们一心一意所描述的现象中的无序。大卫哈维写到：资本主义世界通过一系列周转和混乱的实验跌跌撞撞地迈向新自由主义。政治经济学家JamiePeck断言新自由主义在有缺陷的实验的混乱与矛盾中挣扎于一个又一个的危机之中。新自由主义是易变而可塑的，永远具有可重构性。“它易变、分化、不系统、自相矛盾、不纯粹”“难以驾驭，自我分裂而不恒等”这些限定词使得在一些版本的新自由主义故事中仍可以听到的“这都要归于哈耶克”这种说法变得复杂。但是新自由主义的身份问题在多大程度上源自于其阶段的转换和再组合呢？这又有多大程度上是过度延伸单词含义的结果呢？

这些现象中的每一个都有一个既存的名字：第一种含义叫做“金融资本主义”，第二种含义叫做“市场原教旨主义”，第三种含义叫做灾难资本主义的周期性政策，第四种含义叫做商品化的自我与商品化社会想象的普遍文化。这些名字可能并不完备，但是他们指向真实的体系、真实世界的可选方案和可实现的政治。现代全球金融资本主义的力量与薄弱点，底部不稳定而顶端极度累加的机制已经进一步在迥然不同的公共政策体系中要求更多的仔细探查和更有效率的抵抗行动。现代的以数学武装起来的效用最大化范例和市场效率融入经济专业作为统一的工具包开分析人类行为的方式是一个独立的需要批判与替代方案的问题。商业友好的提议在充满危机的政策下的运作方式需要更多的调查、机构性分析和公共抵抗行动。重视共有商品和公共福利，重新把政治想象为深思熟虑的场所而不是充满广告的消费者选择场地，通往这样社会的道路需要进步主义者们能召集到的所有政治工作和想象力。这些都不是简单的任务，但是在这些前在的术语之间，分析与行为之间的连接是明确而直接的。把所有这些现象集中于一个杂食性词汇中可以让我们的任务更加清晰吗？或者这会让我们更难明确抵抗方式、行动策略和创造替代可能性吗？

极限情况下，把所有困扰我们的问题集中在一个大口袋中会使笼罩在我们面前的绝望更为恶化。温迪·布朗对运行这个术语的巨大、快速、复杂并且看起来无法利用的力量所带来的无力感感到忧虑。对于那些以为08年的经济危机已经是新自由主义经济迟来的丧钟，却看到先在的经济结构、想法和政治更强势地回归的人来说，这种无力感是不可忽视的。布朗本人是当下公共知识积极分子的领头羊之一，她所写的Undoing the Demos中具有勇气，但是也有类似“精疲力竭、坍塌、普遍的可能性和目的的萎缩”这样一种悲观主义的语言贯穿其中。或许这就是一个如此彻底的组织于市场下的社会所产生的东西。又或者是延伸的范畴是一种切实可行的政治更难察觉。

在我们政治的这个当口，迫切需要一种社会现实主义语言，那新自由主义这个术语又有什么用呢？在美国，新自由主义在很大程度上仍然是学术届和左翼知识分子的词汇。所谓的新自由主义者们几乎从来不把它用于描述他们的计划和或者他们自己。在进步学术周刊和研讨会的范围内，新自由主义已经快速作为一种虚拟货币而发挥作用。足够便携到拿来在几乎任何学术讨论中的左翼获利，新自由主义加入对话需要很少成本却能带来清晰的数据回报。

但是扩张性的词汇很少停留在他们本来的界限内。新自由主义已经进入部分公共政治空间内。对于那些试着去弄清楚特朗普如何从竞选小丑到总统的人来说，2016年的灾难就是选民们对于克林顿所支持的温和新自由主义的报复行为。对于其他人来说特朗普作为新自由主义的拥护者赢得了选举人票，一个典型的具有坚定理想和价值观的人。在他激昂的经济民族主义背后更快的资本积累可能从一开始就是特朗普的最终目标。

但是在2016年的选举闹剧中，语言的政治也发挥了其独立的作用。在知识分子受到大多数公众怀疑以及基于专门知识的事实声明都受到无情攻击的年代，语言是很重要的。对于很多选民-即使是那些投反对票的特朗普的人-来说，特朗普最明显的吸引力在于他演讲所使用的平实语言（平民、民族主义者、性别歧视者当然这也具有煽动性），以至于他们听起来是很直率的本国语言演讲。如果他撒谎或者夸大表述，他的话也带有质朴的气息。其他的政治家都含糊其辞，而他则直言不讳。这就是进步分子不能冒险让与他们对手的语言现实主义。

避免与普通话语关联的政治话语可能一时喧嚣。如果进步分子带着他们正与我们时代汹涌的新自由主义浪潮对抗的激情进入2018年的选举，他们可能会希望扩大公共讨论的范围。但是如果继续强化这种精英不和自己之外的平民交流的意识，他们顶多只能赢得几场几所大学的支持。

本文原载微信公号“法意读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