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何对立与冲突陡然加剧

中美关系走到今天，是1972年尼克松访华以来双边关系的“小气候”与国际政治的“大环境”相互作用的结果。在国际关系理论中，分析大国关系常常使用四种基本的分析范式：权力变更、国内政治变化、技术与武器的进步以及社会认同的再建构与社会化。

今天的中美关系，在这四种分析范式上都很容易得出“冲突难免”的结论。从中美之间的权力再分配看，中国不仅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在技术研发和创新领域也大步向前；从国内政治看，政治分裂加深美国治理困境，而中国则在政治核心的引领下沿着既定规划稳步前行；从技术和装备看，美国甚至担心中国在人工智能、近太空武器系统和高超音速导弹等研发领域赶超美国；从认同建构的角度看，美国民主基金会抛出的中国“锐实力”报告开始夸张地担心中国的国际影响力，警告“中国规则”会颠覆西方主导的秩序。

这是一个在中美关系史上找不到对应点的时代，也是一个1648年“威斯特伐利亚”时代后国际关系史上从来未曾见过的时代。如果只是单纯的权力变革，即美国人所谓的中国是一个“修正主义国家”，答案倒会简单得多，那就是同盟增强、国际体系再度“阵营化”，重回国际体系集团对抗的老路。但事实上，连大多数美国人都拒绝美中“新冷战”，原因不仅在于中国是世界上人口和体量最大的国家，更重要的是，已经广泛走向世界、怀有爱国热情的14亿中国人不是其他任何国家可以“降服”的，这是对华竞争中美国真正的“心病”。美国还有一种“中国心病”，就是因无法有效影响和改变中国而产生的巨大失落感。越来越多的美国学者指出，这么多年美国一直想通过对华接触“改变中国”的计划已经失败，中国变得更加强大而且“挑战”美国。当下中美关系充斥争议和竞争，说到底是美国的这些心病和焦虑惹的祸。

相信中美关系的生命力

中美关系同样也是当代世界最具生命力的关系。从19世纪漂洋过海来到中国的美国传教士到二战期间的反法西斯同盟，从尼克松访华实现“巨人握手”到上世纪80年代后中美经贸关系高速增长，从今天中美对世界稳定与繁荣肩负的重大责任到人类未来的“智能化世界”，两国的联系扯不断、理还乱。中美关系难以成为一战前的英德关系，也不会成为二战前的美日或二战后的苏美关系。除了对手不同，更重要的原因在于全球化带来的仍在不断深化的国家间相互依赖，信息化造就的中美之间广泛的社会认知，以及世界政治中人性化价值的普及带来的进步主义历史潮流。

当然，今天中美关系中潜在的危险因素不能低估。当前对中美关系最大的挑战不是东海和南海，不是“印太战略”，不是贸易摩擦，而是两国社会和民众间的对抗情绪、相互杯弓蛇影般的“威胁论”、以及两国政治和社会精英未能对双边矛盾和冲突予以及时管控。特朗普政府、美国国会以及美国的智库、高校、研究机构尤需注意，不要给美国社会注入排斥性甚至仇恨性的情绪。一旦美国出现“新麦卡锡主义”，势必会在中国引起连锁反应。中国曾是美国狭隘、自私的民粹主义的受害者，1882年美国加州的“排华法案”就是例证。这惨痛的一页对今天的中美关系仍具警示意义。

中美间的争议和竞争并不可怕，因为对手不必然意味着是敌人，竞争者也可以是同行者。中美关系的处理需要双方共同展现出坚定的战略意志和战略眼光。美国依然是唯一超级大国，1945年到现在在“老大”这把交椅上时间坐久了，难免“恋栈”。中国崛起主要集中在改革开放后的40年，对于美国的“中国焦虑”，我们除了正视和面对，更需主动作为。管控中美关系，不只在于我们不做什么，还在于我们能做什么。今年2月以来，国务委员杨洁篪和中央财经领导小组办公室主任、中美全面经济对话中方牵头人刘鹤先后访美，保持两国高层密切沟通。其中展现出来的稳定和管控中美关系的决心，是让中美关系在曲折中前行的根本保障。

在同美国的互动和碰撞中壮大

当前中美关系中争议甚至冲突的多样性，基本根源在于美国国内而非国际。美国军方需把中国树立为重要战略对手，以保证军费和武器装备；特朗普要把贸易赤字视为最大的“不公平”来源，实现美国经济民族主义目标；美国的智库和媒体精英要把中国说成“威胁”，才能获得资源和地位。中国同样需要防止简单化甚至片面化的认识影响甚至主导对中美关系的处理和应对。

回顾改革开放40年，中国就是在同自己、同世界、包括同美国的互动与碰撞中发展和壮大起来的。中美关系的历史性意义之一，就是对中国既是压力又是动力，推动我们不断变革、更好地融入世界、更积极地在世界舞台展现朝气和进取心。从强调“和平与发展”取代“战争与革命”、从中国入世到高举全球化旗帜，从熟悉WTO规则到发展全球治理，处理好中美关系对中国发展与开放的意义，远超美国对中国的制衡与限制。未来，我们需要让中美关系再度成为中国成长、美国他律和世界繁荣的催化剂。

（作者朱锋，系南京大学国际关系研究院院长、南海研究协同创新中心执行主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