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来自《薛定谔的猫先生》公号。

我集中关注发生在公共和私人行为体之间的寻租和腐败行为。这些拥有过量权力（excessive power)的行为体会 倾向于滥用这种权力。因变量是国家和商界之间收受贿赂的交易。自变量是国家和商界的关系。我分析的重点就放在这种更大的制度环境上——实体的政府治理制度都存乎于这种更大的(制度环境)关系之中， 而且每项专门的制度都受这种环境的影响。

我使用“金钱政治”这一术语是因为它比“腐败”的规范色彩要弱，而且它也突出了公一私互动。“腐败”和“寻租”都是更加宽泛的概念，既可 以描述私人间的行为也可以描述私人和国家间的行为。詹姆斯•布坎南 (James Buchanan)将“寻租”定义为“支付给资源所有者的报酬，这部分报 酬是现有收益高于该资源以其他方式使用时所获收益的那部分”。因此，当一个行为体操纵了价格并使其偏离正常竞时，租金就产生了。由于不同的行为体都试图去获得租金，所以租金的存在导致了腐败。通过操纵价格，该行为体自身，或者代表该价格操纵者的利益而成为其代理人 (agent)的其他行为体，就能够获得“超额收益”(excess profits)。

租金可以通过很多方式得以创造，但首要的方式是通过国家的干预。国家运用其权力操纵价格和市场进而创造租金。比如，通过限制商品进人该国的数量，进口执照创造了租金；那些能够进口这些受限商品的行为体，能够以更高的市场价格出售这些商品，因而获得了租金。通过干预，政府给商界创造了激励以影响政策制定。当商人通过行贿、私人纽带或者其他一些方式来试图影响政策制定以获取租金时，腐败就产生了。租金的数量和分配因此也就成了国家和商界相对力量的函数。

一，腐败的政治学

如果政府不去分配租金，腐败将不会存在。因此，问题的关键是如何为政商关系建立模型。通过考察对政治腐败的供给和需求，关于政商关系的简化模型必然是要从丰富的现实中抽象而来的。

根据安德鲁•施莱弗（Andrei Shleifer）和罗伯特•维西尼（Robert Vishney）的看法，一个国家位于从有凝聚力到碎片化的光谱之上。如果一个国家能够独立于社会影响来形成政策偏好，政治领导人对行政官僚拥有内部控制力，那么该国就是具有凝聚力的。尽管在政治领导人、官僚和政治组织（国内政治:政党、同党，等等)之间，存在多种复杂的组合关系，但出于简化的需要，我只集中关注两种极端的情况。当政治领导人能够完全掌控他们的政治组织和他们的官僚机时，国家的凝聚力就是最强的。在这种情况下，政治领导人积极将国内政治作为确保其持续统治的工具来利用。在另一个极端，当领导人艰难寻求生存，当他们在关于国家的形式和内容上与政治组织产生持续的冲突时，官僚却能够为了自身的利益将其上级玩弄于股掌间，这种国家就是最为碎片化的。问题的核心就是控制力。

有趣的是政府和商界的互动，但是，我们因此也需要像理解政府组织 一样理解商业组织。我对商界的理解建立在迈克尔•谢弗（Michael Shaker) 的研究基础之上。 他认为，主体性经济部门 （比如矿业和农业） 的不同组织特征，会对其与国家的关系产生不同的影响。在那些资产专用性 (asset specificity)较高和生产灵活性较低的经济部门中，公司对市场信号的反应要迟钝一些，面对无论是政治的还是经济的外部打击，它们进行快速调整也更加困难。这种类型的公司具有更大的动力来抵制国家的干预。相反，在那些资产专用性低、生产灵活性较高的经济部门中，公司更易于受到外部力量的影响。

本书的研究路径在考察商业时，比谢弗更加广泛。在本书的模型中，一个强大而集中的商界是指混合经营的商业集团，包括涵盖许多经济部门的组织良好的公司。正如本•罗斯•施奈德（Ben Ross Schneider）所说：“大的（包罗广泛的）就是美的。”混合经营的公司是指涵盖多个而非一个经济部门，既有进口竞争(import-competing)的分公司也有出口导向的分公司，既有农业公司也有城市公司。鉴于不同分公司的交叉所有制及其利益的范围，这些公司的利益很难得到清楚的归类。此外，混合经营的商业集团在整体经济中所占的比重越大，它们越有可能试图去影响政府政策，也就越有可能去施加政治影响。这种巨型公司不同于只有单一部门的、规模小而且混合经营程度不高的公司。如果我们设计一个光谱，那么个体手工业位于其中的一端，而日本的大集团、韩国的财阀、菲律宾的巨型家族企业和墨西哥的大企业，则位于另一端。

现在我们可以就政治和腐败作一个类比，有凝聚力的/碎片化的国家在轴线的一边，集中的/分散的商界在轴线的另一边（图1.1)。在这个模型中，我将行为体的类型和权利的最初分配作为给定的。相对于本模型，它们是外生的；对于我来说，社会为什么以及如何呈现一种特定的方式， 仍然是可知论的。

尽管这个模型是对政商关系的一个简化的抽象，但它仍可以使我们简约地捕捉到腐败产生的深层次动力机制。关于腐败有两种不同的分析类型：强国家对社会的掠夺，是自上而下型；强势集团的寻租压倒了国家遏制和引导其需求的能力，是自下而上型。这两种分析类型不分伯仲，在正确的环境下各有适用性。

自上而下的腐败最适合解释“掠夺性”国家这一概念。所谓的掠夺性国家就是国家欺压、豪夺分散和虚弱的商界。政治精英进行赤裸裸的剥夺；也们有时候也索求商人的“捐助”，这些商人有的是受到了体制的“压榨”，有的是自愿行贿以换取好处；当然还有一些其他的方式。相反，当社会行为体拥有压倒国家的力量时，自下而上的腐败就发生了。当商界的力量足够强大，能迫使国家进行妥协时，其结果就是寻租行为的产生。 国家对经济生活的潜在影响力是巨大的，这些商人或集团拥有足够的特权来获得低利率的贷款或进口配额，他们的获益是建立在牺牲其他群体利益的基础上的。确实，发展中国家的一个典型问题就是如何才能抵挡 社会对国家的索求。当寻租的要求变得过于繁复时，国家就难以执行决策，增长也将受到阻滞。

我首先要考虑的两种情况是掠夺性国家与寻租的商界间的对比。典型的情况是社会中的某些集团或成员比另外一部分更容易接近权力，比如单元III。当一个国家的政府具有凝聚力而商界是分散的时，其结果就 是政府的掠夺性行为（由上至下的行为），其中政治精英能够以一种掠夺性的方式搜刮租金。在政治精英主导下的具有凝聚力的政府与一个碎片化的商界的互动中，前者将有机会占据优势。

相应地，当存在一个集中的商界和一个碎片化的国家政权时，比如单元II，其结果就是寻租行为（自下而上的行为）的产生。在这里，国家创造的租金流向商界，因为后者殖民了前者，政府成为商界的“执行委员会” (executive committee)。商界中的强势利益集团能够逼使国家满足其各种需求，从而要么导致政策的不连续性，要么导致政策难产。许多对第三 世界国家的分析强调，（第三世界的）国家是一个相对近期的政治产物，因此也较为虚弱。强大的利益集团能够控制国家，运用国家的权力来满足自己的目的。

另外两种情况也同样存在。在单元IV中，利益集团各种各样，国家政权的内部权力分散。在这种情况下，没有一个集团拥有超额的影响力， 因此“政治市场”几近于无。这种假设建立在苏珊•罗斯-阿克曼（Susan Rose-Ackerman)的观点上，这一观点认为“竞争所带来的压力，在防止腐败方面发挥了作用，这种作用可能是为了阻止行贿而采取的战略的重要组成部分”。当国家和商界都很弱小时，租金几乎被完全消除。国家和商界都不具备足够的权力来压倒对方，所以剥削是困难的。许多发达工业化民主国家——至少当与欠发达国家（LDCs)相比的时候——可能就接近这种情况。由于政府官员在提供政策时存在相互竞争，因此商界不必向政府行贿，商界大量的资本家也为政策而相互竞争，这使政府不必迎合商界。所以在单元IV中，腐败的程度是最低的。

最后也是最有趣的情况就是单元I，政府和商界都很强大：存在一个凝聚力相对较强的国家，但同时伴随着一小部分强大的利益集团。在这种情况下，租金的数量是有限的，分配也比较平等。其结果就是所谓的 “相互挟持”，即国家和这些强大的集团可能会形成共谋关系，谁也压服不了谁。单元I印证了一句古语：如果你欠银行少量的钱，你就会在银行手里；如果你欠银行很多钱，银行就会在你手里。”在这种相互挟持的情况下，政治和经济精英都有足够的力量来伤害对方，但为了防止遭受对方的破坏性打击，他们都会避免这种行为的发生。这种情况将会减少政府和商界精英的交易成本。

在单元I租金将会产生，腐败也会出现，但是租金的数量受到其他集团权力的制约。商业集团数量较少（商业集中）能减少交易成本，也因此能减少寻租行为，因为较小的数量能够减少监督和执行的成本。在这种情况下，尽管商界和国家都要去赚取租金，但相比于一方压倒另一方的极端情况，这种情况下的租金量很小；相比于双方都分裂为数量很多的小行为体的情况而言，这种情况下的租金的量又很大。

从这个意义上讲，国家和商界的互动类似于一个囚徒困境。尽管从短期来看，对每个行为体来说，通过背叛来获得所有租金更有利，但是其 他行为体却保留着在以后惩罚背叛行为的能力，因此，寻求合作将随之而来。强强间的合作(单元I)并非自动发生。因为在囚徒困境中，双方都会因为背叛而得益，攫取所有的租金。确实，单元I将会导致彼此损耗， 双方相互争夺。不过，即便没有积极的合作，剥夺行为也将会受到其他一方权力的限制。在韩国的例子中，我们将看到，朴正熙最初试图去压服商界，但后来他意识到难以做到。

因此，腐败最少的情况应该发生在当国家和商界都很弱小而且组织混乱的时候，因为两者互不占有优势，所有的集团都将相互竞争，腐败趋近于零。腐败最多的情况发生在当国家或者商界只有一方具有凝聚力时。当国家和商界都很强大，彼此只占据部分而非全部的优势时，腐败的程度将处于中间状态。

二，概念测量

本书的理论概念在社会科学中得到了广泛接受和运用，尽管人们也普遍认识到测量这些概念的困难之处。正是由于认识到这种困难，在本项研究中，我集中关注那些极端的例子，以此展示变量值的分布范围，并检验模型的合理性。

测量作为因变量的腐败和渎职是困难的。从本质上说，这些行为都是隐藏在幕后而不见光亮的。尽管其他一些学者利用对腐败感知的民意调查来作为证据，进而追踪一种腐败的模式，或者依赖于腐败丑闻，但他们却没有提出一种关于腐败的综合性测量指标。不过我们却有一些多样的测量指标来让我们理解腐败的程度和模式。偶然的丑闻暴露了权力滥用的方式。对选举花费、佣金和秘密资金的估算是有用的，它能让我们有一个大致的估计。而追查权钱交易和裙带主义还需要更深人的人种学的知识。

测量自变量只略微容易一些。为了测量商界的力量，我集中关注一系列测量指标，包括产业部门的集中度、雇佣情况、销售情况和行业高层 协会(peak association)。公司的产值在国内生产总值(GDP)中所占的比 重，构成了测量它们市场和政治权力的一个指标，而它们在银行贷款的构成和集中度，则显示了其相对于国家和其他行为体的脆弱性。对国家力 量的测量则只能是更加定性的。为了测量国家的凝聚力及其所拥有的较低的代理成本(agency costs)，我主要依靠对决策过程进行细致的多案例 研究，我并不想去为自变量寻找一个单一的量化标准。案例研究可以表明领导人是否依据他的政党和国内政治来行事或者是否对其进行回应。 对决策和制度组织进行过程追踪能够弄清领导人和技术官僚之间是否存在行动迟缓的问题。

三，结论

韩国和菲律宾的腐败都很猖獗。从一般的选举政治、经济决策、税收到国家日常事务的管理，腐败无孔不人。两国相似的制度结构导致了相似的金钱政治模式。然而，韩国和菲律宾却有着不同的社会组织结构，而影响它们各自金钱政治模式的约束和激励也不同。腐败在韩国虽然也很盛行，但强势商业阶层和有凝聚力的国家之间所形成的共谋关系，对其构成了约束。这种亲密的关系能让彼此都受益，但谁也没有能够压服谁。 尽管两者都不停地抱怨对方缺乏合法性，但彼此却相互倚靠和需要。相反，腐败在菲律宾却像一个钟摆那样摇晃。当其中一方（国家或商界)压倒另一方获得了绝对权力时，它将很快塞满自己的口袋，直到下一个轮回时财运发生逆转。

政商关系是理解金钱政治模式的关键。不管是政治精英还是经济精英，谁的手中掌握了过多的权力，都会滥用无度，其表现形式就是寻租和腐败。精英间的权力平衡有助于减少恣意妄为和胡作非为。（本文摘选自《裙带资本主义——韩国和菲律宾的腐败与发展》，康灿雄著，上海人民出版社2017年8月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