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提要】 1949年之前，我国的工业企业大部分集中在沿海城市，国防工业主要分布在东北、华北和中南地区，这种不平衡的工业布局不利于应对战争危险。为加强战略准备和调整工业布局，中共中央和毛泽东在20世纪60年代初做出了三线建设的战略部署，即调整工业由沿海向内地，由东部向西部纵深发展。辽宁作为我国东北地区南部的一个沿海省份，地理位置优越、矿产资源丰富、工业基础雄厚，其在国家三线建设的战略决策过程中，在支援大三线、建设小三线的历史进程中，始终扮演着重要角色，发挥着重要作用。

【关键词】 突破,回归,辽宁,三线建设

20世纪60年代初，面临复杂严峻的国际形势，中共中央和毛泽东提出了关于加强一、二线①的后方建设和备战工作的战略决策，其核心是建设和发展以地方军事工业为核心的重工业基地，调整国内工业布局，以应对潜在的战争威胁。1964年5月，毛泽东主持了中共中央工作会议，做出了“集中力量、争取时间建设三线，防备外敌入侵”的战略决策，并要求搬家一线，加强二线、三线，以改善我国工业布局的战略部署。辽宁有着雄厚的工业基础，是新中国工业崛起的摇篮，被誉为“共和国的长子”，在支援三线建设中做出了巨大贡献，发挥了重要作用。

关于三线建设，国外学者关注较早。②近些年，随着国内相关档案资料的日渐公开，三线建设的相关研究也日渐成为学术界研究的热点问题。从研究主题上看，三线建设的研究从初期主要围绕起因、过程、得失、调整、工业布局等问题③，到最近几年从社会文化史角度解读三线人的心理状态、日常生活、婚姻状况、子女入学、文化传播等诸多方面；从研究范畴和地域上看，已不仅仅局限于大三线，小三线研究也逐渐进入学者的视野，并出版了一系列地域性的重要学术成果④，这使三线建设研究的覆盖面更广，研究结论更趋客观、立体、完善。这些研究成果既有从全国视角切入的，也有涉及具体省、市的，如上海、北京、广东、贵州等地的三线建设研究，而作为支援三线建设重要省份的辽宁，研究成果却付之阙如。⑤但从另一方面看，以上的学术成果也为研究辽宁三线建设问题提供了研究视角，并起到了很好的借鉴作用。辽宁工业基础雄厚，近代以来工业取得了长足发展，新中国成立以后，成为工业大省，特别是为在三线建设中发挥重要作用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一、历史沉淀中的基础与展现

辽宁是我国东北地区南部的一个沿海省份，地理位置优越、矿产资源丰富，其中铁、菱镁矿、金刚石、玉石、滑石、硼、红柱石的埋藏量均居全国首位，煤炭、石油、锰、铜等资源储藏量也非常大。早在秦汉时期，辽宁的抚顺、鞍山地区就已出现采煤和冶铁业，近代工业也在洋务运动时期、奉系军阀统治时期、伪满时期、解放战争时期的历史变迁中取得了长足发展，优越的地理、历史资源条件为辽宁工业发展奠定了良好的基础，并初步形成了以沈阳为中心的机械工业体系。

新中国成立以前，辽宁工业生产的恢复是从军事工业开始的。新中国成立后，国家高度重视辽宁的国防工业，仅沈阳市就有四一〇厂、七二四厂、三二一厂、一一二厂等军工企业多达33个。⑥中央把辽宁作为建设重工业基地的重要省份，这既顺应了国际、国内的形势，又有着深刻的历史、地理资源的因素。经过三年经济恢复时期，到1952年，辽宁省工业总产值的四分之三分布在沈阳、旅大、鞍山、抚顺四个城市。其中，沈阳市占全省工业总产值的32.98%，旅大市占19.96%，鞍山市占14.11%，抚顺市占8.29%，⑦以沈阳、旅大、鞍山、抚顺为中心的辽宁省区域工业布局已具雏形。辽宁省工业总产值占全国工业总产值的比重逐步上升，1949年为8.51%，1952年为12.7%，平均每年递增56.1%。到1952年年末，辽宁省共有工业职工95万人，占全国工业职工总数533万人的17.82%。⑧1952年，辽宁省工业固定资产原值、净值都居全国第一，为全国工业化建设奠定了基础，主要工业产品如原煤、原油、钢、成品钢材、硫酸、水泥等产量都在全国占有重要地位。其中，电力占15.4%、原煤占16.1%、生铁占59.6%、钢占70.1%、硫酸占70%、硝酸占78.1%、水泥占39.4%，⑨辽宁在全国逐步确立了工业大省的地位。

国民经济恢复以后，从1953年开始，国家进入集中力量优先发展重工业的第一个五年计划时期，重点发展能源、原材料、机械工业等基础工业，进而发展中国的五金、燃料、机械、电力工业和国防工业。为发挥辽宁工业基础的优势，中央将第一个五年计划的重点放在辽宁，中心任务之一就是要建成以鞍山钢铁公司为中心，包括沈阳的机器制造工业、本溪的钢铁工业和抚顺、阜新的煤矿工业在内的辽宁工业基地。1955年11月，国务院批准了《辽宁省发展国民经济第一个五年计划》，辽宁作为全国重要的工业大省，工业建设项目98个，占全国同期工业大中型项目的10.6%，苏联援助中国设计的156项重点工程有24项安排在辽宁建设，占总工程项目数的15%。⑩“大跃进”时期，辽宁又掀起了大办工业的浪潮，1958年，辽宁省工业企业单位数由1957年年末的5629个增加到42928个，增加了6.6倍。11三年“大跃进”（1958年至1960年），辽宁新增国民收入74.41亿元，用于支援国家建设的有25.65亿元，占新增收入总数的34.5%。从辽宁调往各地的钢材达920多万吨、生铁300多万吨、铝12.7万吨、纯碱78.5万吨、水泥677万吨、变压器2179万千伏安、动力机械21.7万千瓦、金属切割机床4万多台。121957年，辽宁工业总产值占全国工业总产值的13.41%，13工业生产总值排名全国第一。1958年至1960年，辽宁省工业生产总值在全国各省、自治区和直辖市中连续名列前茅，仅在1960年排名第二，落后于上海。

从新中国成立到20世纪60年代初期，辽宁工业经历了恢复时期、过渡时期、“大跃进”时期、调整时期的发展历程。在资源优势、历史工业基础和国家投资的大力支持下，辽宁工业走上巅峰发展阶段。但在突飞猛进发展的同时，辽宁工业发展中的重工业比例过大、企业活力不足、设备老化、高消耗、高污染、城市人口多、负担重等问题也逐渐凸显。针对辽宁工业布局出现的问题，时任东北局第一书记宋任穷曾在国民经济三年困难时期向中央提出了将东北一些工业调整到内地的想法，他认为这不仅有利于我国国民经济的发展，也可以解决东北地区重工业比重过大的问题。

1960年9月东北局成立，邓小平、彭真、李富春代表中央向东北局交代了“工业支援全国、搞好农业、加强国防”的工作任务。“一五”计划完成以后，辽宁工业取得了长足的发展，但却面临着农业发展落后，重工业比例过大的问题，特别是1960年，辽宁的农业面临严重困境，“辽宁省1960年的粮食产量仅360万吨，比1958年700万吨减少将近一半，甚至比1949年的405万吨还减少45万吨”14。针对辽宁农业出现的问题，以宋任穷为首的东北局贯彻执行中央开展的以“保粮、保钢”为中心的增产节约运动。1961年1月，中央确定了国民经济“调整、巩固、充实、提高”的八字方针，此后，在东北局的统一部署下，辽宁通过采取压缩基本建设规模、加强财政管理、减少城镇人口、精简职工、支援农业等措施，到1962年年底，辽宁经济得到了一定的恢复和发展。

新中国成立后，辽宁工业虽然取得了突飞猛进的发展，但在发展的同时，由于工业生产所需煤炭过多，造成连年过量开采，使采剥、采掘比例严重失调，一些主要煤矿的煤炭产量都大幅度减产，生产用煤严重不足，许多企业被迫停产或半停产。1961年4月，宋任穷带领两个调查组到辽宁阜新市开展对煤炭生产的调查研究，制定出了《阜新平安煤矿工作十二条》，内容包括实行党委领导下的厂长负责制、实行奖励制度、提倡小包工等，为后来制定的《工业七十条》打下了坚实的基础。同时，为改变辽宁农业落后，工业、农业比例不协调的局面，1963年—1965年，辽宁对农业投资的比重比“大跃进”时期提高了一倍左右，重工业投资相应下降，尽可能使工业生产与农业生产、能源、原材料供应相适应；并采取精简职工、压缩城镇人口的措施，使工业生产与商品粮、副食供应相适应。到1965年，辽宁国民经济比例失调状况有所改善，农业、轻工业、重工业产值的比例关系由 “‘二五’时期的9.6：23.7：66.7调整为1963年—1965年的10.9：23.8：64.3”15。通过调整，重工业比例有所下降，但仍然占绝对优势，农业、轻工业、重工业比例问题并没有得到彻底解决。所以，当中央在20世纪60年代中期提出三线建设的战略决策时，这与东北局想调整辽宁工业布局的思路基本是一致的。

1965年，辽宁省正式编制了《辽宁省地方经济第三个五年计划纲要》，提出了支援大三线、建设小三线的指导思想，并提出要注意平战结合，即战时能坚持生产，且能独立作战；平时要打好生产仗，多出产品、多积累，以便支援国家建设。由于当时对国际战争的潜在危险形势估计得较为严重，导致这一计划以及随之而来的三线建设向“战备”倾斜。而辽宁作为东北老工业基地的核心地区，地处沿海沿边，基础工业和国防工业实力雄厚，作为国家“一五”计划建设的重点地区，连续多年工业总产值在全国名列前茅，因此支援三线建设的责任义不容辞，实践证明，辽宁在支援三线建设的历史进程中发挥了时代先锋的作用。

二、支援建设中的重任与荣誉

在大三线建设中，辽宁支援力度之大，涉及行业之广，搬迁设备、援建人员之多，持续时间之长，在全国各省区市中处于名列前茅的地位。新中国成立后，以沈阳、大连、鞍山、抚顺、本溪为中心的辽宁工业布局已初见端倪，在支援大三线建设的历史进程中，根据国家倡导的“好人好马上三线”的原则，辽宁将沈阳、大连、鞍山、抚顺、本溪等城市的工业实力雄厚企业中的优秀干部、技术骨干和先进设备陆续派遣、迁往四川、贵州、甘肃、宁夏、青海等地，具体做法：一是建，二是迁，即到内地建立新厂或把辽宁一些企业的部分设备和人员迁到内地，援建的行业广泛，涉及辽宁的军工、钢铁、机械、化工、电力、医药等多个重要行业，对内地经济建设和工业布局产生了深远影响。

1964年5月，中央做出三线建设的战略决策后，按照国务院的统一安排和东北局的具体部署，辽宁省成立了三线建设领导小组，各地区、各企业、各部门也委派了干部，专门负责三线建设工作。从1964年下半年至1965年年初，辽宁将沈阳轮船厂、沈阳油漆厂、沈阳油脂化学厂、大连油漆厂、大连化工厂、锦西化机厂的力车胎、特种油漆、二甲苯胺、浓硝酸、中压阀门等产品和生产设备迁往云南昆明、贵州都匀、甘肃兰州等西南、西北地区建厂和扩建车间。1964年至1970年，辽宁省陆续迁往大三线的职工多达99800人，随迁家属156600人。16

1964年8月，中共中央书记处讨论研究内地建设问题时，毛泽东指出，“现在工厂都集中在大城市和沿海地区，不利于备战，工厂可以一分为二，要抢时间迁到内地。现在再不建第三线，就如同大革命时期下不下乡一样，是革命不革命的问题。”17根据这一指示精神，辽宁省在援建内地三线建设项目时，对有些企业进行了一分为二地搬迁。1965年1月18日，辽宁省计划委员会党组转发国家计划委员会、经济贸易委会员下达的《1965年第二批迁厂项目的通知》，此后，1965年迁厂的项目进一步增多了，力度也是空前的。1965年3月12日，辽宁省计划委员会党组下发了《关于沈阳滑翔机制造厂搬迁的通知》，沈阳滑翔机制造厂把原厂一分为二，迁往四川成都，建立了四川滑翔机制造厂；沈阳信号厂也一分为二，迁往陕西西安，并入西安信号厂。同年还有沈阳中捷友谊厂的技术人员500人和160台设备迁往宁夏中卫，建立了中卫钻床厂，18沈阳橡胶三厂部分设备和人员迁到宁夏银川橡胶厂。

据不完全统计，“至1965年，东北地区迁往内地和正在迁往内地的企业及技术支援项目共140 个，调出约8万人左右。”191965年9月，中央召开三线建设迁建工作会议，会后，东北局组建了西南、西北三线访问团，到成都、重庆、西安、西宁、兰州、银川等地访问了由东北地区迁往内地的52个单位。1965年11月10日至26日，中共辽宁省委召开有省委委员、候补委员、省委各部委、省直各部门、各群众团体负责人和各市、地负责人共760余人的工作会议，会议着重讨论了辽宁的三线建设和地方经济建设等相关问题。同年12月20日，辽宁省计划委员会转发国家计划委员会、建设委员会下达的《1966年迁厂项目的通知》，辽宁支援三线建设的城市、行业、规模进一步扩大，其中，辽宁省机械研究所的全部真空设备和沈阳高中压阀门厂的部分设备迁往甘肃兰州。辽宁支援三线建设的企业基本都是当时实力最强的企业，设备基本都是最新技术成果，如沈阳低压开关厂20抽调了五百余人和130台优质设备去甘肃省天水市，建成了长城控制电器厂。1970年，该厂调79台设备和50名职工支援河南开关厂。21此后，沈阳低压开关厂又先后派出大量干部、工程技术人员和工人支援河南鹤壁、四川德阳以及西安、新疆等地的开关厂建设。当时支援三线建设的沈阳企业还有沈阳电动工具厂、沈阳微电机厂、沈阳机器厂、沈阳化工研究院、沈阳第四橡胶厂等。其中，沈阳电动工具厂、沈阳微电机厂的部分设备和人员迁往青海西宁；沈阳化工研究院的部分生产项目和沈阳机器厂的部分设备和人员迁往四川；沈阳第四橡胶厂生产特种橡胶杂品的部分设备和人员迁往陕西咸阳，并入西北橡胶厂。

大连、抚顺作为辽宁的重要工业城市，在机械、钢铁、矿业、石油、医药等方面援建了大量设备和人员到四川、青海、贵州、宁夏、甘肃、陕西等地，解决了当地短缺的工业产品，提升了当地的工业水平，特别是对当地日后的工业布局和经济发展产生了深远影响。如大连机车车辆厂的制造柴油机配件车间和生产罐车车间员工3000人分别迁往四川广元解家沟和青海西宁，建成了广元柴油机配件厂，使青海西宁能年产罐车2000台；大连钢厂两座5吨电炉和员工50 人迁往贵阳钢铁厂，建成了一个优质钢厂；大连起重机厂的部分设备和员工300人迁往宁夏银川机械修配厂，年产减速机1500台至2000台。铲车是军工和工矿建设的必需品，大连起重运输机厂的部分设备和员工350人迁往陕西宝鸡新秦机器厂，年产铲车90台，解决了当地铲车的短缺问题。22还有如抚顺铝厂的3台矽铁电炉以及员工 500 人和纯硅车间的员工80人分别迁往甘肃兰州和贵州都匀，建成了兰州河口铁合金厂和贵州纯硅厂；抚顺石油二厂的合成润滑油车间79 台设备和员工100 人迁往四川隆昌，年产14 号航空润滑油等特种油料100 吨。231966年，根据国家计划委员会、建设委员会下达的《1966年迁厂项目的通知》，辽宁省进一步加大了援建力度，将抚顺挖掘机厂的部分设备和人员迁往四川泸州；抚顺安全机器厂的部分设备和人员迁往四川德都；抚顺矿灯厂的部分设备和人员迁往贵州贵阳；抚顺火药厂的部分设备和人员迁往云南宣威天生桥。此外，为配合三线建设的整体战略部署，辽宁将大连医学院的1200名学生、400名教职工和教学设备以及附属医院的部分人员、医疗设备迁往贵州。24沈阳东北制药六厂的麻醉药品车间迁往宁夏中卫县，本着勤俭节约的原则，利用当地一个废弃的铁厂作为厂址进行药品生产。

作为新中国第一个恢复建设的大型钢铁联合企业，鞍山钢铁公司在支援三线建设中发挥了重要作用。遵照中央“既出钢材，又出人才”的指示，鞍钢不仅为自身发展造就一支强大的科技队伍，还先后为国家有关部门、大中型企业及科研设计部门输送了大批科技人才。20世纪60年代中期，中央提出三线建设的战略部署后，鞍钢就掀起了支援三线建设的热潮。1965年4月，鞍钢建设公司组成了第三冶金建设公司，4096人援建了甘肃酒泉钢铁公司。同年，鞍钢还调出技术骨干14349人，支援了包头钢铁公司、白银有色金属公司、武汉钢铁公司的生产建设。25关于三线建设的重点，中央和毛泽东决定把其放在四川，邓小平在1965年还亲自视察了四川地区，并确定了“两点一线”的西南三线建设布局，即以四川攀枝花为中心，通过成昆铁路线，向重庆和六盘水两点做钟摆式辐射。1966年年初，中共中央、国务院决定由辽宁省和鞍山钢铁公司包建四川攀枝花钢铁基地和贵州水城钢铁厂，此后，鞍山钢铁公司累计调往四川攀枝花钢铁公司领导干部及技术骨干6799人，调往贵州水城钢铁厂2522人，26有力支援了攀枝花钢铁公司和贵州水城钢铁厂的建设和生产。此外，鞍钢还将第二中板厂全部设备和员工460人迁到四川重庆，并入重庆钢铁公司，27建成了一个生产靶板、不锈钢板、防弹板等钢板的基地。

为配合四川攀枝花钢铁基地的交通运输需要，交通部组建了北京、辽宁、山东、安徽、河南直属车队，1965年11月，辽宁省交通厅组建了300人的运输大队和百辆汽车抵达四川，28使攀枝花钢铁公司生产的产品能运往全国各地，为日后成为全国知名的钢铁集团奠定了基础。为了满足贵州炸药生产的原材料，同时解决贵阳钢铁厂和当地机械厂工业用焦的需要，鞍钢将一座 36 孔焦炉和焦化产品回收设备迁往贵州贵阳。此外，鞍钢于1965年将第二薄板厂和鞍钢冷轧厂部分镀锡机组的1160余人迁到贵州遵义，建设遵义薄板厂。29鞍钢还将钢丝绳厂的部分设备和人员1238人迁往宁夏石嘴山，建成了石嘴山金属制品厂，30解决了西北地区的短缺产品。此外，本溪钢铁公司也在三线建设中发挥了巨大作用，1969年6月1日，冶金部决定本钢钢厂向西宁钢厂搬迁，至7月15日止，共搬迁设备1164台（套），支援职工1331人，31建设成了一个特殊钢厂，生产各种特殊钢材。

与此同时，辽宁还援建了一批军工企业，较为著名的是四一〇厂32。四一〇厂是航空工业部的大型骨干企业，在第一个五年计划期间，四一〇厂被列为“一五”计划时期156项重点建设项目之一。四一〇厂是一个集科研、生产于一体的航空发动机研制基地，是新中国第一座现代化喷气发动机制造厂。四一〇厂从修理、仿制到改进改型和自行设计，产品型号不断增多，为中国航空喷气发动机制造工业走上独立自主的发展道路做出了重大贡献。中央做出三线建设的战略决策后，四一〇厂先后对内地两个航空工业基地实行包建、包迁、包投产，从设备、技术和管理上给予全面支援。从1958年到1976年，四一〇厂先后支援内地大、小三线厂各类人员8880人，机床设备118台，工模具12598套（件）。33当时辽宁援建的军工企业还有五二三厂、三七五厂、七二四厂、一一九厂等。其中，五二三厂（大连专用设备厂）的炮弹体加工车间全部迁往湘西，建设中口径炮弹体厂，五二三厂的部分设备迁往甘肃，建设专用设备厂；三七五厂的二苯胺车间迁往四川泸州的二五五厂；七二四厂（东北机器制造厂）的部分设备和人员迁往四川，建设大口径炮弹筒的装配；一一九厂（沈阳新光动力机械公司）也在三线建设中，为内地输送了大批干部和技术人才。

在大三线建设中，辽宁还和上海、北京、天津等城市合作，共同支持了内地。当时辽宁、上海的工业实力在全国是最强的，特别是“一五”计划以后，辽宁、上海的工业生产总值在全国各地区中始终处于第一、第二的位置，且援建企业的设备和技术基本都是当时最先进的，说明中央建设三线的决心之大，力度之强。如为发展四川仪表仪器工业，沈阳冶炼厂的高纯金属车间与上海901厂金属粉末车间共200人迁往四川綦江103厂；为生产甘肃需要的铜、铅加工材料，沈阳苏家屯加工厂的铅材加工车间与上海901厂的钢管、棒车间以及上海慎昌钢管厂共200人迁到甘肃白银厂；大连汽轮机厂与上海先锋电机厂、哈尔滨汽轮机厂的部分设备以及压缩机研究所共1050人一并迁往贵州惠水地区，生产核物理试验设备及中频电机。34辽宁和北京、天津合作，共同支援了四川、陕西等地，当时北京、天津的工业总产值在全国各地区中也处于名列前茅的位置。如辽宁锦西化工公司机械厂的中压阀门车间与北京化工试验厂的高压阀门车间以及天津化工机械厂生产压缩机配件车间共 1129 人一并迁往四川泸州天然气化工厂；大连钢厂的一、二钢丝车间、精密合金车间的部分设备与北京钢铁研究院的精密合金研究室的部分设备和人员950人一并迁往陕西，建设成一个特殊金属制品厂，生产国防尖端和电子遥控设备的关键金属材料。35

这场兴起于20世纪60年代中期，持续几十年的三线建设不仅仅是国家层面上工业布局的大调整，在个人层面上也是牵动着千千万万个中国家庭的大变动。中央做出三线建设的战略部署后，辽宁省委立即行动，首先对搬迁的企业实行两手抓：一手抓搬迁，一手抓生产。辽宁要求搬迁企业把先进经验和技术带到新厂，以使内地新厂投资少、建设快。同时援建企业在设备搬走、人员调离后，要及时调整企业内部结构和人员，克服困难，不能耽误企业自身的生产建设，由于把大量先进设备、技术人才迁到内地，也在一定程度上制约了辽宁自身的发展。其次要做好援建人员的思想政治工作，本着职工先自动报名，组织再进行批准的原则对企业职工进行动员，并取得良好成效。据笔者对鞍钢技术骨干柳忠臣的采访得知，“那时都是先自动报名，然后组织再派去，还有带队的干部领着去。当时要求派技术进步和经验丰富的人去建设三线，鞍钢那时有车工、铇工、铣工、钳工、铆工、电工、焊工，基本每个工种都派人去了。”36

三、区域工业布局中的努力与探索

小三线建设是中共中央和毛泽东关于三线建设战略决策的重要组成部分，是以地方军工为主体的省区市后方的建设。地方军工厂主要任务是生产团以下的轻型武器和弹药，即生产单兵的武器装备，如步枪、枪弹、手榴弹和地雷等，主要供应地方部队和民兵。1964年5月中央工作会议后，毛泽东对地方军工建设作了多次重要讲话，他指出，“各大区各省要做出计划，国家的军工厂要帮助地方搞点技术，搞点技术工人，搞点设备，组建省的兵工厂。”37根据中央关于小三线建设的指导思想，1964年7月，辽宁省委三届三次全委扩大会议制定并通过了《关于加强地方军事建设的指示》和《关于地方军工建设的设想》，计划在“三五”期间把辽宁东部、西部山区建设成为战时能够依托的后方根据地。同年8月，国务院国防工业办公室召开国防工业会议，讨论加强一、二线的后方建设和备战工作。时任总参谋长兼国务院国防工业办公室主任的罗瑞卿指出，“地方军工的建设，要立即规划，付诸实施，越快越好。”38同年9月，罗瑞卿在给中共中央并中央军委的报告中建议第一步规模先搞小一点，三年内建设起来；然后再根据形势的发展，安排第二步。按照上述精神，国家计划委员会和国务院国防工业办公室提出了第一步规划项目（草案），全国共规划建设154个地方军工厂，职工总数7万多人。39中央要求辽宁等处于战备前沿和沿海的省份要尽可能搞快一点，早建成，早投产。

1964年10月，毛泽东在广东省《关于国防工业和三线备战工作的请示报告》的批示中指出，“广东省是动起来了，是否可以将此报告转发第一线和第二线各省，叫他们也讨论一下自己的第三线问题，并向中央提出一个合乎他们具体情况的报告”。40同年12月，国务院国防工业办公室在北京召开小三线建设计划会议，会议的主要议题是研究落实地方军工建设的有关问题，会议结束后，全国地方军工厂的建设于1965年迅速展开。从1965年开始，国家在辽宁省先后安排小三线建设项目33个，总投资为1.1亿元（包括省自筹资金）。到1968年年底，共开工32个项目，建成或基本建成项目27个，正在建设的项目5个，完成投资9806.74万元，占4年总投资计划的88.8%。411969年的珍宝岛事件，使中苏关系进一步恶化，辽宁小三线建设出现了第二轮高潮，当年全省共安排了39个项目，其中新建项目19个，计划投资4504.92万元，需国家新增投资3121.50万元，1968年结转投资1383.42万元。421969年6月，辽宁省制订了1970年至1972年辽宁小三线建设规划，计划完成38个项目，总投资近1.68亿元。43此后由于受“文革”等诸多因素影响，1970年至1972年的辽宁小三线建设规划并未全部实施，一些小三线企业甚至停产，一定程度上造成了人力、物力、财力的浪费。

辽宁小三线军工厂建设项目的厂址选择、规划设计等工作是在中央关于三线建设的“靠山、分散、隐蔽”方针指导下展开的，建设步骤大致分两步走：第一步集中力量完成国家批准的建设项目；第二步根据人力、物力、财力的可能，对已建成的项目加以配套充实，并根据形势发展的需要，有计划地增加建设内容和新的项目。首先，在厂址选择上，辽宁选择了东部、西部山区地带的桓仁县、岫岩县、朝阳市、建昌县作为小三线军工厂建设的主要地区，具体包括桓仁县铧尖子公社、木盂子公社；岫岩县兴隆公社；朝阳市红旗路、朝阳县长在公社；建昌县石佛公社。其中，桓仁县铧尖子公社建立了九三一厂；桓仁县木盂子公社建立了九六五厂和九二〇九厂；岫岩县兴隆公社建立了九二〇五厂；朝阳市红旗路建立了五三六厂，朝阳县长在公社建立了九二七六厂；建昌县石佛公社建立了五五二四厂。这些地区都地处辽宁的山区地带，且远离城市，地点偏僻。如桓仁县木盂子公社建立的九六五厂位于桓仁县城西部、长白山余脉的一座海拔1367米高的辽宁屋脊——老秃顶子山的北麓，厂区四面环山，V字形排列着大小冰沟，沟深林密，工厂地面平均海拔高度为700米以上。还有如桓仁县铧尖子公社建立的九三一厂位于桓仁县西部山区，处于丘陵盆地，四周群山环绕，山林茂密，可称之为八山、半水、分半田。其次，在小三线军工厂的厂房设计上，这些建设项目尽力消除或缩小工厂特征，不破坏自然地形、地貌；厂房布置基本依山就势，利用自然地形；厂房的结构外形也力争乡土化、民房化，尽力把这些军工厂建成适应当地民居的“村落式”“民房式”的外形，便于它们隐蔽在山区农村中。

为方便小三线军工厂的生产，工厂之间既要有一定距离，又不能距离太远，以达到相互之间的配合，如桓仁县木盂子公社建立的九二〇九厂就是为同一个公社建立的九六五厂和相距15公里左右的铧尖子公社建立的九三一厂生产配套的工具制造厂，且和九六五厂相距只有3公里左右。为尽快建成小三线军工厂，辽宁从省属企业中选拔了一批领导干部和技术骨干，在施工过程中，由于实行领导干部、技术人员和工人三结合，提高了工作效率，加速了施工进度，缩短了建设周期。如桓仁县木盂子公社的九六五厂建设速度非常快，20000平方米的厂房和宿舍，10800延长米的各种管道，140米的防洪工程，只用了85天就全部建成。44

为加强工农结合、巩固工农联盟，从政府到小三线军工厂都采取了一系列措施，建立了学校、医院、粮站、商店、发电厂等配套生活单位，并适当疏散了大城市中的一些企业到辽宁东部、西部山区，对调整辽宁工业布局，改变当地山区落后的面貌，发展农村经济都起到了重要作用，使小三线建设地区成为战时能解决军需，平时能坚持发展的巩固大后方。如1965年，桓仁县木盂子公社的九六五厂即新风厂刚建立时，没有子弟学校，新风厂当年就改造了当地的农村学校，建立了工农联盟学校——桓仁新风学校，新风厂职工子弟和当地农民的子女都可以到桓仁新风学校上学，加强了工农联合。

在辽宁小三线军工厂的建设过程中，如果仅仅依靠政府的顶层设计，完全忽视当地群众的利益，显然容易激起工农矛盾，更不利于小三线军工厂的顺利生产，为此，政府把其纳入考虑范围之中。辽宁西部山区的朝阳地区有3个小三线军工厂，分别是五三六厂、九二七六厂和五五二四厂，辽宁在建设小三线军工企业的同时，也着力加强了周边城市、地区的农田水利等方面的生产建设。1965年8月9日，辽宁省计划委员会向东北局计委申请增拨300万经费，用于1965年秋的朝阳、锦州、阜新地区的防洪护田、水土保护、小型水利灌溉、小型水电站的建设。“关于我省‘小三线’今秋急需进行治山治水的工程建设，我们根据需要与可能，请在东北局机动投资中增拨我省三百万元。现将计划拨去，请审批。”45具体内容详见表1。

1965年9月25日，东北局做了批复，同意增拨180万元用于小三线小型山区的农田水利建设，“东北局计委增援我省‘小三线’小型山区建设农田水利费一百八十万元，经研究做了分配。”46其中给朝阳拨付80万元，用于建平县白山灌区配套工程和朝阳县木头城子的护岸工程；锦州拨付27万元，主要用于义县、锦西、兴城、绥中；阜新拨付23万元，其余的50万元作为省自留。47辽宁省要求在实际使用中必须用于省小三线范围的秋冬社队小型治山治水工程，重点用于小型防洪、护岸护田、灌区、涝区和小水库的配套工程，治沟治坡修谷坊以及水锤泵、水轮泵和水车；同时要求用于治理坡耕地的工具材料和机械种草的机耕费的补助。这些措施对于加强工农联盟，特别是对小三线军工厂在当地的顺利建设、生产起到了重要作用。

为缓和由于建立小三线军工厂而需占用当地土地而可能引起的工农矛盾，1965年，罗瑞卿在向中央报告小三线建设问题中指出，“建设地方军工厂必须贯彻不占高产田，少占可耕地，不迁居民，便利居民的原则。”48但在实际执行过程中，由于辽宁小三线军工厂基本都建在山区，如果把军工厂完全建在山上，则会增加大量成本，耗费大量人力。所以，占用当地可耕地资源成为辽宁小三线军工厂唯一的选择，而这日后也成为引发当地工农矛盾的突出问题。

辽宁小三线军工厂建于辽宁的东部、西部山区，山区地带原本人均可耕地面积就少，且土地贫瘠，当地农民生活水平并不富裕。以辽宁东部山区桓仁县木盂子公社的九六五厂即新风厂和桓仁县铧尖子公社的九三一厂即新兴厂为例，在这两个厂没建立之前，新风厂所占地的仙人洞大队和新兴厂所占地的木盂子大队人均可耕地面积就少，后经过占地、水土流失等诸多因素，目前当地农民可耕地面积人均不足一亩。据木盂子镇退休干部吕玉才介绍，“我1972到1981年在仙人洞村当书记，后来到木盂子镇工作，目前仙人洞大队第五生产队村民人均土地仅0.5亩左右，其中，仙人洞大队第三、四、五生产队约300多亩地为新风厂建厂、建家属区了，这里的300多亩不仅包括可耕田，还包括河滩地、荒地等。”49根据新风厂统计数据显示，新风厂从1965年建厂到1982年决定搬迁，先后几次占用仙人洞大队的可耕地，“工厂占地总面积449.315平方米，建筑面积61.900平方米，其中生产建筑面积22.475平方米，生活建筑面积39.425平方米。”501979年，新风厂再次征用了仙人洞大队的可耕地，“根据军工生产的需要，桓仁县新风机械厂一九七九年改造厂房，占用木盂子公社仙人洞大队第五生产队土地五十九亩，其中旱田三十八亩，河滩石荒九亩，山坡荒地十二亩，经县管委会研究同意征用。关于土地补偿费问题，同意按协议处理，河滩荒地不付补偿费。”51根据补偿协议，新风厂一次性给予木盂子公社补偿款共计15000元，“关于土地补偿和社员生产生活安置问题：按500斤／亩年 × 38亩 × 0.1044元 × 4年 ≈ 7334.40（元），荒地无补偿。厂方另付造地补偿费7665.60元，计补偿一万五千元，此款待土地批复后厂方一次付给公社，由生产队组织劳力造地三十亩，三年以内完成，经公社验收合格后按每亩造地费500元由公社付给生产队。”52对此，当时仙人洞第五生产队的意见是，“新风厂经上级批准厂区改造占用我队土地，根据当前情况，社员大会讨论同意征用，我队现有人口281人，劳力80人，土地254亩，包括菜田80亩。”53

当时，为解决新风厂和新兴厂职工的蔬菜问题，仙人洞大队和木盂子大队都要拿出一部分土地种菜以供应这两个厂的蔬菜，这部分种菜的土地被称为菜田，土地被征用的农民吃国家的返销粮。以1979年仙人洞第五生产队为例，没征用38亩旱田之前，去掉菜田80亩，（254 -80） ÷ 281=0.62；征用土地之后，（254 - 80 - 38） ÷ 281 = 0.49，人均可耕地面积由0.62亩变为0.49亩。对此当地村民认为可耕地面积的减少和新风厂的占地有关，“我们的很多土地都被他们占了，我们村现在每人也就半亩地。”54然而，与其看法不同的是，新风厂的职工认为他们的到来带动了当地的经济发展，“我们厂是占用了当地一些土地，但水土流失也是造成可耕地面积减少的重要原因。我们厂职工、家属加一起5000多人呢，买当地的煤，生产队的蔬菜，带动了当地的经济发展。1987年后，我们厂搬到辽阳县首山了，当地的经济也衰落了。”55关于新风厂是否促进了当地经济发展的问题，当地村民也认同这种说法，“外地的姑娘都愿意嫁到仙人洞来，因为新风厂给我们提供了很多就业机会，有的社员可以到新风厂帮着建厂啊，搬石头啊，这都多挣工分的。”56

由于占地引起工农矛盾的不仅仅是新风厂，同处桓仁县的新兴厂也存在此类问题。新兴厂于1965年、1968年、1974年、1978年、1979年先后几次因建厂房、建水源工程、建学校、建车库、建家属住宅分别占地113.4亩、0.9亩、2.06亩、7亩、5.8亩，57并相应支付了铧尖子公社补偿款。且以1979年为例，当时新风厂征用仙人洞第五生产队旱田38亩，一次性共计支付木盂子公社15000元，并要求由生产队组织劳力三年以内造地三十亩，经公社验收合格后按每亩造地费500元由公社付给生产队，虽然新兴厂和新风厂相隔只有15公里左右，但土地造价费却差距很大，当时新兴厂给予铧尖子公社新农村大队第四生产队每亩造地费930元，“新兴机械厂建家属住宅，占用铧尖子公社新农村大队第四生产队旱地五亩八分，经研究，同意占用。关于土地补偿问题，同意双方协商意见，采取造地还田办法，一亩地五百个劳动日，每个劳动日按一元八角六分，每亩造价九百三十元。共五亩八分地总造价五千二百九十四元。此款待造地完工验收后，由征占土地单位一次付给生产队。”58从档案资料显示内容来看，当时新兴厂一次性给予了铧尖子公社新农村大队第四生产队占地补偿款，但是当时生产队的社员是否分到这笔补偿款呢？据笔者调查得知，当地村民认为当时他们并没有得到补偿款，且由于新兴厂的占地使他们目前的可耕地面积减少，并加重了当地的环境污染，“我要说说当地群众的损失，首先说占地的损失，他们没来之前，我们4小队每人平均能分4亩地左右，包括水田。由于他们当时占地建工厂，建家属区，把我们的地都给占了，当时是国家统一规划的，统一分配的。80年代后，他们撤走了，将厂房、家属区交给当地政府，当地政府又把这些家属区的房子卖给当地百姓，我们的土地被他们占了，当时没给我们任何补偿，现在，当地政府又把这些本来属于我们的土地建的房子卖给我们，他们撤走后的厂子现在也是一片废墟了，种不了地，我们4小队每人只能分1亩地左右，当地群众反感这个事，但不敢表达诉求。木盂子的新华厂有引水工程，还挖了山洞装武器，浪费了很多人力、物力。新兴厂修建了防空洞，是工人们自己建的，长40米左右，宽30米左右。还有就是环境污染的问题。新兴厂生产的子弹，有很多废弃的铁屑，厂子的工人就把子弹的废铁屑经过硫酸处理，产生很多废物，顺着地下淌，污染了当地的河流和土地，使水资源污染严重。”59可见，土地是农民赖以生存的基础，由占地引发的工农矛盾直到现在仍不能让这些农民们释怀。

此外，由于小三线军工厂保密的工作性质与当地民俗习惯引发的矛盾亦不占少数，以桓仁县新风厂为例，由于所处地区山上树木繁盛，当地群众多年已习惯随季节到山上砍柴、采蘑菇、采山野菜等，有时需要路过新风厂。新风厂属于小三线军工厂，工作性质保密，家属区、学校、医院、粮站、商店等部门都建在厂区以外，且厂区有人把守，不允许厂外的人进入厂区，即便是厂内职工也必须有通行证才能进入。据笔者采访得知，“当时新风厂和当地农民偶有小矛盾，1967年之前，新风厂设一号岗、二号岗，因为生产车间在厂内，是保密的，都是部队的人站岗把守的，厂区是不允许职工以外的人进入的，新风厂职工没有通行证也是不让进厂区的。我们当时这些职工的子女想进去看，都得我父亲拿着通行证领我们进去，我母亲属于集体性质的工作，不属于新风厂的正式职工，她进厂区也得拿临时通行证。所以，如果农民想要经过新风厂去上山砍柴、采蘑菇，采山野菜肯定不行的啊。”60

四、调整回归中的评价与困境

在大三线建设中，辽宁援建的省份主要是四川、贵州、甘肃、宁夏、青海等地，经过几十年的发展，这些地区陆续建成了一批重要的钢铁企业、化工企业、煤矿企业等，同时也建成了一批配套的交通运输基础设施。如四川攀枝花原来就是一个只有几户居民的偏僻小村庄。1966年初，中央决定辽宁省和鞍山钢铁公司包建攀枝花钢铁工业基地，此后，攀枝花钢铁工业基地从1970年高炉出铁到如今已经发展成为我国西部最大的钢铁联合企业和品种结构最齐全的无缝钢管生产基地，攀枝花也由原来的小山村变成了如今著名的钢都。还有如贵州的六枝、盘县、水城被列为大三线建设的重点地区，辽宁省和鞍山钢铁公司从1966年开始包建贵州水城钢铁厂，1998年贵州水城钢铁公司达到了“年产100万吨铁、60万吨钢、55万吨钢材”61的生产能力，并成为我国19个大型钢铁联合企业之一，从而使六盘水这块封闭的偏远地区发展成为一个以能源原材料为主、经济门类齐全的现代化工业城市。辽宁援建西部地区的基本都是先进设备和技术骨干，增强了西部的科技力量，为西部建设注入了新鲜血液，使中国西部地区一批企业和新兴城市在荒山野岭中拔地而起，推动了西部地区的城市化进程，特别是对调整我国东西部工业布局和改革开放后西部大开发战略的顺利开展提供了良好的能源、交通和基础设施的保障，对国民经济的稳步发展亦产生了深远影响。

1966年2月，国务院国防工办召开三线建设会议，会议进一步要求国防工业在三线地区新建的基地要贯彻“靠山、分散、隐蔽”方针，即各个项目的建设规模不能太大，不能过分集中，规模过大的项目，要适当划小，一分为几，职工总数一般不要超过2000人，厂区建筑一般不要超过三四万平方米。62由于企业分散，规模小，很难形成规模经济，难以发挥工业集聚效应。“靠山、分散、隐蔽”方针主要是针对国防工业提出来的，但在执行过程中却成了所有三线企业选址的标准，即厂区布置要尽可能按照自然地形沿山分散布置，重要项目或重要项目的关键工程要尽可能利用天然洞，条件较好的山区亦可考虑开掘人工洞，致使一些工程项目造成了人力、物力、财力的浪费。

辽宁援建的三线企业基本都在偏远山区，交通不便，生活条件非常艰苦，广大援建职工克服了很多困难。由于援建三线的企业大部分是以嫁接方式嵌入内地的，这些企业具有较强的独立性和保密度高的特点，且对工人的技术要求较高，很难从当地吸纳人员进入三线企业，加之20世纪六七十年代城乡二元体制的壁垒森严，在一定程度上限制了三线企业职工和当地人的交往。辽宁援建三线的企业基本都是军工、重工业企业，男性职工较多，援建初期，已婚职工家属难以随迁，造成夫妻两地分居的问题日益严重。同时，未婚男职工的婚姻问题也日益凸显，一是由于工作地点偏僻，周围人烟稀少；二是由于东北和西部的地域差异，导致文化交流困难；三是由于企业自身的独立性和保密性限制了企业职工和当地人的交往，这一系列因素制约了未婚男性的婚姻选择。据笔者调查得知，“当时因为不能带家属去，就派没有结婚的，或者家里负担小的。当时提倡‘靠山、隐蔽、分散’的原则建厂，援建的地方条件都很艰苦，很多派去的未婚男职工找媳妇很困难，孩子上学也都成了问题，那时的人不容易啊。”63已婚职工家属不能随迁，未婚职工又很难解决婚姻问题，职工们逐渐出现消极情绪，严重影响了生产建设。后来援建政策有所调整，逐渐允许职工家属和子女随迁。如据本钢援建青海西宁的技术骨干黄金波回忆，“开始的时候不允许带家属，还不允许我们回来。夫妻、孩子长期分开也不方便啊，当时我妻子也在本钢工作。后来，我妻子和孩子也都随我来青海了，青海当时条件可艰苦了，是高原气候，我们都很不适应。我妻子在青海总生病，从西宁坐飞机，还是被抬着上飞机的，到沈阳一下飞机就好了。”64

辽宁援建三线的企业职工工资待遇以当地工资标准为准，有的援建职工退休后返回辽宁，“我的工资待遇没有任何提高，是按照青海当地的生活水平发的，所以工资比在辽宁本钢的低。开始去的时候，每月40多元。我从1964年到青海，直到退休才回老家辽宁，退休后的工资还是挣青海当地的工资，也没有本钢的工资高。我们那时很想老家啊，但不允许调回来，三年给一次休假，每次休一个月时间。”65过度强调“战备”的结果是以忽视企业职工生活质量为代价的，即便后来允许职工家属和子女随迁，却又出现随迁家属安置和子女入学困难等新的问题。因援建三线时期基本处于“文革”时期，学生不高考在一定程度上缓和了子女入学的矛盾，但1977年恢复高考后，由于援建地区的教学质量低，造成很多职工子女考不上大学，这又进一步加重了职工的消极情绪，三线建设的总体部署、规划、调整势在必行。

1983年，三线建设调整改造战略开始，1984年6月，国务院、中央军委批转了国防科学技术工业委员会（以下简称“国防科工委”）等部门《关于解决三线艰苦地区国防科技离退休人员安置和夫妻长期两地分居问题的报告》和国务院科技领导小组办公室等部门《关于稳定和加强国防科技工业三线艰苦地区科技队伍的若干政策问题的报告》。这两个报告使当时援建三线建设的工人生活上有了保障，据笔者采访得知，“我大哥柳忠仕是鞍钢工人，1964年国家提倡援助三线建设，他1966年就被派到贵州水城钢铁厂，他去的是渡口，在那里干了近十年，那里条件艰苦，饮食不适应，家属也不能带去。由于太想家了，他1974年返回家乡，但鞍钢并没有给重新安排工作，他就回老家务农。直到80年代后，国家对当时援建三线建设的人有了调整政策，每月给补助15元。”66此后，国家为稳定和加强三线地区国防工业科技队伍实施了9条具体政策，对三线艰苦地区的国防工业、企事业单位的科技人员的待遇问题规定了一系列的具体政策，从而进一步稳定了三线地区的科技队伍。

与大三线建设相比，辽宁小三线建设有自己独特的特点。新中国成立之初，辽宁的工业城市主要是沈阳、大连、鞍山、抚顺，受三线建设时期“靠山、分散、隐蔽”指导方针的影响，一些工业企业由大城市搬到小城市，使中小城市的企业数量逐渐增多。20世纪70年代中期，营口、铁岭、阜新、朝阳、辽阳、盘锦等中小城市的工业总产值占全省工业总产值的比重比20世纪60年代中期有了较大幅度的提高。为配合小三线军工厂的建设，辽宁在小三线军工厂周边地区建设了小煤矿、水电站、修配厂，修建了公路、桥梁等。小三线建设项目在一定程度上调整了辽宁区域工业布局，为发展辽宁山区工业，改变贫困地区面貌，缩小城乡差别和工农差别创造了有利条件，对推动当地经济发展和农田水利建设产生了积极影响。

但是，由于过分强调了“靠山、分散、隐蔽”的原则，辽宁小三线军工企业基本都建在了偏远山区，布局过于分散，交通不便，一些厂房的设计过于简陋，施工质量差，企业设备陈旧，致使生产的产品成本增加。由于忽视了当地如居住、气候、饮水等生活条件，给小三线职工的生产、生活带来诸多不便。如桓仁县木盂子公社建立的新风厂地处偏僻，远离铁路沿线，仅运输一项每年就给国家浪费45万元。67当响应国家号召，怀着建设祖国的美好理想与现实的艰苦环境相碰撞时，职工、家属、孩子的内心又会有怎样的冲突和矛盾呢？据新风厂原工会部长回忆，“当时国家号召哪里艰苦哪里去嘛，我父亲是响应国家号召，抱着很多幻想来的，我那时只有12岁，我们家以前在抚顺时住的是砖瓦房，我记得到冰壶沟一下车，第一眼看到的就是大山，感觉山怎么这么高啊，住房也都是土坯房、草房，还都是纸糊的窗户，生活条件真的很艰苦，心情一下子就低落了。刚去的时候，我们就吃咸菜，没有煤烧，烧的都是当地的柴禾。我记得我们家只有两间房，我和我弟弟、爷爷、奶奶住一个房间，我父母和我姐姐、妹妹住一个房间。从1965到1968年之间，我们住的都是土坯草房，晚上睡觉得戴一棉帽子睡觉，要不就冻脑袋，房子四处漏风，晚上都能看见天上的星星。1969年后，新风厂盖了新房，我们家的住宿条件才有所改善。”68还有据新风厂职工杨春岭回忆，“我记得50年前，1967年6月7日，从沈阳分配来厂共30名徒工，坐了一天解放牌汽车，一直往大山里开，快天黑才到新风厂。下车一看，太荒凉了，只有一个像样的房子——大食堂，都不下车，想让再给送回去，女的都哭了，接待的人做工作说，‘让下车吃点饭’也都不下车，僵持挺长时间，刚到一个陌生的条件极差的地方，心情都不好，连续哭了好多天，领导做工作才慢慢适应。”69生活条件的艰苦，远离亲人的伤感都是从属于三线建设战略布局的一个个微小片段，理想和现实的内心冲突也都在政府和领导的组织和动员中一点点消失殆尽。

还有对当地气候、水质也缺乏考虑，致使后续产生一系列不利影响。以桓仁县木盂子公社新风厂为例，由于地处辽宁东部山区，海拔高，地处高寒，无霜期短，冬季从11月开始至次年的4月10日，长达150天左右，是四季最长、最冷、最干燥的一季，一至二月最低气温达零下32℃以下。这造成蔬菜短缺，供应困难，每年只有5个月的时间吃上青菜，且价格偏高。当地水质问题一直是新风厂职工、家属普遍关注的问题。1967年1月19日，新风厂职工、家属联合向辽宁省委反映水质问题，此问题引起了辽宁省委的重视，1967年1月30日，辽宁省派防化兵来厂化验水质。1967年2月，为临时解决吃水，新风厂不得不每天从铧尖子水库拉水，并分别在各委、独身宿舍食堂设立送水点。1967年2月22日，新风厂召开职工大会，辽宁省委徐步云等20多位领导参加，职工们高喊“我们要好水，不要毒水，扎根山区干革命”的口号。后经省、市、县卫生防疫站和本溪自来水公司化验结论是，“当地水硬度远低于8，碘、氟等极少，大肠杆菌超出100倍，且有砷的痕迹，易造成大骨节、粗脖根等多发病，达不到国家标准，不适合长期饮用。”701967年2月20日至3月初，辽宁省医疗队为职工、家属检查身体。1967年2月27日，辽宁省委决定1月份起补发职工进山费每月12元。水源问题后经本溪市物探大队勘测，结论是此地无地下水，生产、生活均用地表水，遇干旱枯水季节，水位明显下降。此外，在设计建设新风厂时，对厂区分布、防洪排水、三废处理等问题均未考虑。后来虽然经十几年的治理，废渣低处堆，废气空中飞，废水四处渗。由于技术条件差，处理方法简单，不能解决根本问题，致使二号水源污染，铬酐含量超过国家规定标准。厂房分散，布局极不合理，造成工艺倒流，影响产品质量。原厂房十分狭小，非常简易，石木结构，家属住宅均系河卵石堆砌而成，个别有倒塌的危险。由于工厂所在地地势高、气压低、水质不好，患心脏病、高血压、气管炎、皮肤病等疾病的人数不断增加，儿童的牙齿普遍不好。由于上述问题的存在，1983年，辽宁省国防工办决定在辽宁省辽阳县选点建立新厂。

此外，职工家属的工作安置问题也是关系到职工能否安心“扎根山区干革命”的重要问题。以桓仁县木盂子公社新风厂为例，建厂初期，职工家属的工作安置问题一直无法得到解决，只能被安排到工厂、食堂做一些搬煤、做饭等临时工作。为此，新风厂党委请示国家、省、市相关部门，并根据国务院（1978）26号文件精神，于1978年4月初成立了新风厂农村户家属创业队农林办，又根据辽宁省、本溪市的指示精神，把新风轻工机械厂的320名职工转为大集体职工，71解决了长期以来困扰职工、家属的工作问题。随着1968年10月新风厂第一批下乡子弟的陆续返回，到20世纪70年代中期，新风厂子女的工作安置问题日益凸显，仅1979年就有下乡青年131名、待业青年62名，厂内不能马上解决新风厂子弟的工作问题，当年仅安排46名下乡青年为临时工。72为了解决职工子女的就业问题，1982年4月，新风厂成立了厂属劳动服务公司，下设青年商店、木器厂、麦花啤酒厂及浴池服务行业等部门。新风轻工机械厂和厂属劳动服务公司，其性质和新风厂不同，它们属于厂办、厂管的独立核算、自主经营、自负盈亏的集体工厂。即便如此，新风厂通过自身探索和努力，创办了厂属企业，暂时基本安排了家属和子女的工作问题，是当时鼓励职工“扎根山区干革命”的有效途径。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党和国家工作重心转移到经济建设上来，经济布局向沿海地区和外向型经济倾斜，国际形势也发生了重大变化，和平与发展逐渐成为时代的主题，军队的大量裁减使军品订货量大幅度减少。在由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变的过程中，小三线军工企业面临着比其他企业更大的困难，调整地方军工产品结构势在必行。1980年11月，全国小三线地方军工工作会议在北京召开，专门研究地方军工厂的调整问题，调整的总原则是着重进行产品结构的调整，适当保留军品生产线，变单一军品生产为军民结合的生产结构；对于要调整的工厂，实行少关停多并转的方针。辽宁省的小三线军工企业是从20世纪60年代中期开始建设的，生产纲领主要是按战时需要安排考虑的。改革开放后，由于部队装备订货减少，大部分军工企业已没有军品生产任务，工厂面临的经济困难非常突出。根据全国小三线地方军工工作会议的调整精神，辽宁省结合自身情况于1980年11月向国务院国防工办做了请示，拟对辽宁省小三线军工厂进行如下调整，“一、九二〇五厂、五三六厂、九二七六厂、九六五厂、九三一厂列为第一类，保留军品生产线，利用闲置的人力、设备发展民品生产。希望国家每年能安排一定的军品生产任务，增加企业收入，起到技术练兵的作用。二、五五二四厂列为第二类，除保留军工厂代号，封存图纸、工装、专用设备外，不保留军品生产线，按照大上民品，发展民品的需要，对生产线进行必要的改造。三、九二〇九厂原设计为九六五厂、九三一厂后方生产配套的工具制造厂。由于九六五厂、九三一厂分别上了工具制造车间，因此，九二〇九厂一直没有解决产品方向问题，生产任务严重不足，企业连年亏损。我们意见，将九二〇九厂列为第三类，不保留军工厂代号，同相距只有六、七里路的九六五厂合并。这样，有利于加强九六五厂的生产能力，发展军品和民品生产。”73

但是，在调整军工厂的具体执行过程中，往往会出现偏差。1981年1月5日，辽宁省国防工业办公室，辽工政字［1981］001号文，发《关于九六五厂、九二〇九厂合并的决定》，“结合九二〇九厂多年没有解决生产方向的具体情况，经请示省政府同意，决定将九二〇九厂同九六五厂合并，取消九二〇九厂代号，保留九六五厂代号，第二厂名用新风机械厂，以便集中力量发展军品和民品生产。”74早在1975年，新风厂就已经向国家上缴利润56万元，75这也是新风厂建厂10年来第一次向国家上缴利润，此后，新风厂于1976年、1977年、1978年也连续向国家上缴利润分别为136万元、163万元、88.68万元，761979年、1980年新风厂也略有节余。1981年是新风厂和新华厂合并后的第一年，也是最困难的一年，军品任务一无所有，民品生产无法铺开，财政经济严重困难，当年亏损251万元，77此后连续两年经济效益下滑，引起了原新风厂广大职工的不满。1983年12月7日，辽宁省科工办以辽工秘字［1983］267号文，发了《关于分设新华机械厂的决定》，“经征求本溪市政府意见，请示省政府领导同意，决定将原新风机械厂划为新风机械厂和新华机械厂。此决定从一九八四年元月一日起执行。”78从此，新风、新华两厂由合二而一又化为一分为二。

总体而言，经过调整，辽宁小三线军工企业在20世纪80年代初取得了一定成绩。从1982年开始，辽宁在确保完成军品任务的同时，坚持以支柱产品为龙头，发展民用产品，确定把铝型材制品、民用爆破器材、烟花、工模具、汽车配件、变速箱作为地方军工的支柱产品，同时民用产品生产也稳步上升，到1984年扭转了连续四年严重亏损的局面，生产的主要民用产品有26种。791983年12月，国防科工委批准辽宁省撤销朝阳县长在公社九二七六厂的军工建制，合并到朝阳重型机械厂。1984年9月，朝阳红旗路的五三六厂和桓仁县铧尖子公社的九三一厂生产的“翠玉牌”“胜鸣牌”21响礼花炮弹荣获省优质产品奖。桓仁县木盂子公社的九六五厂生产的“双鱼牌”系列不锈钢西餐具，年产量达50万打，远销欧美、亚太地区和港澳地区，受到国内外用户的好评，1983年外经部授予荣誉证书；“英法文”4吋家用活动带钻全钢台虎钳，年产达3万台，远销英法等国和亚洲地区，几年来创汇200多万美元。80岫岩县兴隆公社的九二〇五厂生产的安全引线获省重大科技奖。建昌县石佛公社的五五二四厂生产民用雷管，其8号火和电雷管被评为省优质产品。

20世纪80年代中期，辽宁小三线军工企业虽努力适应着由计划向市场，由军用向民品的转型，但由于长期以来的设备陈旧、技术落后等复杂因素，使其生产的产品逐渐不能满足市场经济发展的需要，生产能力日益下降，职工工资待遇受到严重影响。小三线军工企业是调整、转产还是关停已不仅是辽宁的问题，亦是全国其他省份普遍存在的问题。1984年8月，国家计委、国防科工委在北京召开了全国地方军工工作会议，研究了地方军工厂的进一步调整问题。会后，国务院办公厅转发了《关于研究三线企业调整问题的会议纪要》，指出：“对小三线军工企业的调整，一是不再保留小三线军工生产体系，绝大多数企业都要转产；二是由地方想办法自行转产；三是转不了、半不下去的企业要关停，关停后，好的设备和技术人员调出，余下的设备和技术人员逐步处理。”81此后，辽宁省对小三线军工企业又进行了调整，到1985年末，辽宁地方军工企业职工总数为6041人，主要生产设备534台。82后来，随着市场经济的快速发展，辽宁小三线军工企业由于设备陈旧，人员技术老化，产品更新缓慢等诸多因素，它们断断续续的艰难挣扎到21世纪初，或合并、或转制、或破产、或关停，最终落下了帷幕。

*本文为2013年度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小三线’建设资料的整理与研究”（项目批准号13 & ZD097）的阶段性成果。

【注释】

①沿海地区为一线地区，沿海与三线之间的地区为二线地区。沿海地区包括辽宁、北京、天津、河北、山东、江苏、上海、浙江、福建、广东、广西等11个省、自治区、直辖市。其余18个省、自治区均称为内地。中央军委关于全国三线地区划分的范围是：甘肃省的乌鞘岭以东、山西省的雁门关以南、京广铁路线以西的地区。这些地区包括：四川、云南、贵州、青海、陕西等省；山西、甘肃、宁夏等省、自治区的大部分地区；豫西、鄂西、湘西、冀西、桂西北、粤北地区。其中，西南的四川、贵州、云南和西北的陕西、甘肃、宁夏、青海等地俗称为“大三线”，一、二线地区的腹地俗称为“小三线”。

②代表作品如巴里·诺顿（Barry Naughton）：《三线建设：中国内陆的国防工业》，载《中国季刊》总第115期（1988年）；［日］丸川知雄：《中国的三线建设》，载《亚洲经济》第34卷第2号，1993年。

③代表论文如下：陈东林：《从“吃穿用计划”到“战备计划”——“三五”计划指导思想的转变过程》，载《当代中国史研究》1997年第2期；陈东林：《走向市场经济的三线建设调整》，载《当代中国史研究》2002年第3期；陈东林：《50年后的回眸：三线建设的决策与价值》，载《国家人文历史》2014年第18期；董宝训：《影响三线建设决策相关因素的历史透析》，载《山东大学学报》2001年第1期；黄荣华：《三线建设原因再探》，载《河南大学学报》2002年第2期；马泉山：《再谈三线建设的评价问题》，载《当代中国史研究》2011年第6期；徐有威：《三线建设对中国工业经济及城市化的影响》，载《当代中国史研究》2015年第4期。

④代表论文如下：徐有威：《困境与回归：调整时期的上海小三线——以新光金属厂为中心》，载《开发研究》2014年第6期；徐有威：《危机与应对：上海小三线青年职工的婚姻生活——以八五钢厂为中心的考察》，载《军事历史研究》2014年第4期；徐有威：《为了祖国的青山绿水：小三线企业的环境危机与应对》，载《贵州社会科学》2016年第10期；张秀莉：《皖南上海小三线职工的民生问题》，载《安徽史学》2014年第6期；段伟：《上海小三线建设在县域分布特点的历史地理考察——以安徽省宁国县为例》，载徐有威、陈东林：《小三线建设研究论丛》第1辑，上海大学出版社2015年版；张惠舰：《显为人知的北京小三线》，载《前线》2014年第2期；谢荫明、张惠舰：《北京市小三线建设初探》，载徐有威、陈东林：《小三线建设研究论丛》第1辑；杨汉卿：《20世纪六七十年代广东的小三线建设》，载徐有威、陈东林：《小三线建设研究论丛》第1辑；王佳翠：《贵州三线建设研究述论》，载《遵义师范学院学报》2014年第3期。

⑤代表论文如王恩宝：《辽宁在支援“三线”建设中的贡献》，载《党史纵横》2011年第8期。

⑥沈阳市人民政府地方志编纂办公室（编）：《沈阳市志·军事工业》第6卷，沈阳出版社1992年版，第226-227页。

⑦鲍振东等：《辽宁工业经济史》，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4年版，第374页。

⑧同上，第366页。

⑨同上，第381页。

⑩同上，第393页。

11同上，第423页。

12同上，第446页。

13同上，第446页。

14王永华：《主政东北时期的宋任穷》，载《世纪桥》2009年第6期，第41页。

15王恩宝：《20世纪50—60年代辽宁老工业基地创业历程、经验与启示》，载《党政干部学刊》2014年第9期，第40页。

16辽宁省地方志编撰委员会办公室（主编）：《辽宁省志·大事记》，沈阳：辽海出版社2006年版，第431页。

17庞高鹤等：《地方军事工业》，北京：中国兵器工业总公司1992年版，第3页。

18辽宁省地方志编撰委员会（主编）：《辽宁省志·大事记》，第431页。

19王永华：《主政东北时期的宋任穷》，载《世纪桥》2009年第6期，第43页。

20沈阳低压开关厂始建于1936年，产品主要是电话机、交换机、广播及无线电收报机、移动式通信设备和其他与电气设备有关的精密仪器等。新中国成立以后开始生产有线单机和总机，修理无线电收发报机。1958年，该厂工程技术人员自行设计、研制、开发并生产了全国第一套CJ8系列交流接触器和JR8系列热继电器，结束了此类产品的进口，同时生产出全国第一套750/550轧钢机成套电器控制设备，在同类企业中技术处于领先地位。

21沈阳市人民政府地方志办公室（编）：《沈阳市志·工业综述·机械工业》第3卷，沈阳出版社2000年版，第273页。

22王恩宝：《辽宁在支援“三线”建设中的贡献》，载《党史纵横》2011年第8期，第35页。

23同上。

24辽宁省地方志编撰委员会（主编）：《辽宁省志·大事记》，第432页。

25鞍钢史志编纂委员会（编）：《鞍钢志·上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37页。

26同上，第37页。

27王恩宝：《辽宁在支援“三线”建设中的贡献》，载《党史纵横》2011年第8期，第35页。

28辽宁省地方志编撰委员会办公室（主编）：《辽宁省志·大事记》，第437页。

29同上，第431页。

30王恩宝：《辽宁在支援“三线”建设中的贡献》，载《党史纵横》2011年第8期，第35页。

31辽宁省地方志编撰委员会办公室（主编）：《辽宁省志·大事记》，第432页。

32四一〇厂是由一一一厂孕育出来的，始建于1954年，1956年建成投产。1954年刚建厂时始称国营四一〇厂，1957年启用第二厂名黎明机械厂，1979年更名为国营黎明机械公司，1986年更名为黎明发动机制造公司。

33沈阳市人民政府地方志编纂办公室（编）：《沈阳市志·军事工业》第6卷，第213页。

34王恩宝：《辽宁在支援“三线”建设中的贡献》，载《党史纵横》2011年第8期，第35页。

35同上，第35页。

36柳忠臣：《鞍钢援建三线往事》，载《黄巍三线建设访谈录》（打印稿），2017年，第3页。

37庞高鹤等：《地方军事工业》，第3页。

38同上，第4页。

39同上，第17页。

40陈夕：《中国共产党与三线建设》，北京：中共党史出版社，2014年版，第93页。

41辽宁省地方志编撰委员会办公室（主编）：《辽宁省志·大事记》，第426页。

42同上，第426页。

43同上，第426页。

44庞高鹤等：《地方军事工业》，第43页。

45《辽宁省计划委员会请增拨“小三线”治山治水投资的报告》、《省计委1965年农业生产计划林业计划以及“小三线”治山治水，农田基本建设资金安排情况的报告通知》，辽宁省档案馆藏：第ZE2全宗第1号，第667卷，第43页。

46《关于下达增援“小三线”农田水利费的通知》、《省计委1965年农业生产计划林业计划以及“小三线”治山治水，农田基本建设资金安排情况的报告通知》，辽宁省档案馆藏：第ZE2全宗第1号目录，第667卷，第46页。

47《关于下达增援“小三线”农田水利费的通知》、《省计委1965年农业生产计划林业计划以及“小三线”治山治水，农田基本建设资金安排情况的报告通知》，辽宁省档案馆藏：第ZE2全宗第1号目录，第667卷，第47页。

48庞高鹤等：《地方军事工业》，第16页。

49吕玉才：《当时的工农矛盾》，载《黄巍三线建设访谈录》（打印稿），第12页。

50国营新风机械厂大事志编写组：《国营新风机械厂大事志（1965.1—1985.6）》，国营新风机械厂（内部资料），第4页。

51《关于桓仁县新风机械厂改造厂址征用土地的审核意见》《木盂子人民公社关于农业生产计划、禁止小开荒、仙人洞瓦斯爆炸、违林处理的通知报告批复》，桓仁县档案馆藏：桓仁县木盂子公社全宗（1960—1999），全宗号：84，目录号：1，第119页。

52《关于国营新风机械厂调整厂区征用土地的报告》《木盂子人民公社关于农业生产计划、禁止小开荒、仙人洞瓦斯爆炸、违林处理的通知报告批复》，桓仁县档案馆藏：桓仁县木盂子公社全宗（1960—1999），全宗号：84，目录号：1，第118页。

53《建设征用土地协议书》《木盂子人民公社关于农业生产计划、禁止小开荒、仙人洞瓦斯爆炸、违林处理的通知报告批复》，桓仁县档案馆藏：桓仁县木盂子公社全宗（1960-1999），全宗号：84，目录号：1，第123页。

54王先生：《我曾经帮新风厂建厂》，载《黄巍三线建设访谈录》（未刊稿），第20页。

55冯伟：《关于国营新风机械厂的那些往事》，载《黄巍三线建设访谈录》（未刊稿），第10页。

56王先生：《我曾经帮新风厂建厂》，载《黄巍三线建设访谈录》（未刊稿），第20页。

57《新农村与新兴厂协议书》，载《关于洼子沟与县参茸场调整、水库养龟、新农村与新兴厂、铧尖子建桥征用土地的协议报告》，桓仁县档案馆藏：《桓仁县铧尖子公社全宗》（1965—1979），全宗号：83，目录号：1，第5页。

58《关于新兴机械厂建家属住宅占地的审核意见》《市农业（水）局、县革委会关于新兴厂建家属住宅占地的审核意见、批复及新兴厂造地还田的请示报告》，桓仁县档案馆藏：《桓仁县铧尖子公社全宗》（1965—1979），全宗号：83，目录号：1，第1页。

59焦先生：《新兴机械厂占了我们村的土地》，载《黄巍三线建设访谈录》（未刊稿），第25页。

60冯伟：《关于国营新风机械厂的那些往事》，载《黄巍三线建设访谈录》（未刊稿），第13页。

61陈东林：《1966—1976年中国国民经济概况》，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2016年版，第115页。

62庞高鹤等：《地方军事工业》，第13页。

63柳忠臣：《鞍钢援建三线往事》，载《黄巍三线建设访谈录》（未刊稿），第4页。

64黄金波：《我在青海西宁的那些年》，载《黄巍三线建设访谈录》（未刊稿），第6页。

65黄金波：《我在青海西宁的那些年》，载《黄巍三线建设访谈录》（未刊稿），第6页。

66柳忠臣：《鞍钢援建三线往事》，载《黄巍三线建设访谈录》（未刊稿），第5页。

67国营新风机械厂大事志编写组：《国营新风机械厂大事志（1965.1—1985.6）》，第5页。

68冯伟：《关于国营新风机械厂的那些往事》，载《黄巍三线建设访谈录》（未刊稿），第10页。

69杨春岭：《关于国营新风机械厂的那些往事》，载《黄巍三线建设访谈录》（未刊稿），第27页。

70国营新风机械厂大事志编写组：《国营新风机械厂大事志（1965.1—1985.6）》，第5页。

71同上，第26页

72同上，第28页。

73《关于我省“小三线”军工厂调整意见的函》《省政府关于军工生产问题的通知函》，辽宁省档案馆藏：第ZE1全宗第7号，第181卷，第116—117页。

74国营新风机械厂大事志编写组：《国营新风机械厂大事志（1965.1—1985.6）》，第31页。

75同上，第20页。

76同上，第21、24、26页。

77同上，第35页。

78同上，第41页。

79庞高鹤等：《地方军事工业》，第109页。

80同上。

81庞高鹤等：《地方军事工业》，第101页。

82同上，第159页。

【作者简介】 黄巍：辽宁社会科学院东北亚研究所（HuangWei， Northeast Asia Institute， Liaoning Academy of Social Science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