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朝鲜半岛局势出现积极变化，朝韩首脑会晤和朝美对话安排在各方初步共识基础上，正在筹划推进当中，这是各方期盼的好事。在半岛紧张局势的转圜上，中国的建设性主张和作用有目共睹，受到各方认可与赞赏。
3月9日，习近平主席应约同美国总统特朗普通电话，着重就当前朝鲜半岛局势和两国关系深入交换意见。特朗普总统在通话中赞赏习近平主席坚持美国应该同朝鲜开展对话的主张，十分感谢并高度重视中方在朝鲜半岛问题上的重要作用。
3月12日，习近平主席在繁忙的两会期间接见韩国总统特使、国家安保室长郑义溶。郑义溶访美结束后马不停蹄旋即访华，凸显出文在寅政府重视中国在朝鲜半岛局势演变过程中的作用，表明文在寅政府深刻认识到，中国在朝鲜半岛问题上拥有重要影响力，朝鲜半岛问题的最终解决离不开中国，必须寻求中国的支持。
可见，美韩两国都非常肯定中国在解决朝鲜半岛问题上所发挥的重要引领作用。实际上，中国一直以来都是朝鲜半岛局势稳定的压舱石和减压阀。作为朝鲜半岛近邻，中方一向支持半岛南北双方改善相互关系、推进和解合作，支持美朝接触对话、协商解决各自关切，以期实现朝鲜半岛无核化和不战不乱两大目标。习近平主席在会见郑义溶时，积极评价韩方所作的缓和对话努力，由此也可看出中国对韩国目前积极促成对话解决朝鲜半岛问题的肯定和支持。
去年，朝鲜半岛局势一度剑拔弩张，“四月危机论”“八月危机论”“围击关岛说”以及“鼻血打击说”沸沸扬扬，国际社会广泛关注。战争，对于各方来说都是不可承受之重。然而，即使在朝鲜半岛形势最为紧张的时刻，中方也没有放弃劝和止戈，没有放弃促成和平谈判的努力，不断督促有关各方回到和平谈判的轨道上来。至于和平谈判的具体形式，哪一种对话更有效果，要看当下局势的演变。中国在对话形式上是非常务实的，不拘一格、灵活多变、相机而动，双边磋商与多边会晤相结合，哪一个更有效，就采取哪一个。由于朝核问题和朝鲜半岛问题是牵涉多方利益的集合体，双边先行，带动多边，很可能会是未来半岛对话的发展脉络。
在朝鲜半岛问题上，中国从来不是生事挑事的自私自利者，也不是推脱责任的冷眼旁观者，而是朝鲜半岛局势由危转安、由冷转暖的积极推动者。中国在朝鲜半岛问题上的这一负责任定位至关重要。中国虽然没有身处近期朝鲜半岛局势演变的前台，但却始终是维护半岛和平与稳定的重要一方，一直在努力推动半岛局势转圜，一直在努力推动朝核问题尽快重回通过对话协商政治解决的正确轨道。可以说，当前半岛局势取得如此重要进展，正是沿着中方提出的“双暂停”倡议和“双轨并进”思路走出来的。
我们审视半岛局势不能眼光只停留于当下和表面，而不看来龙去脉、不究个中缘由、不察背后真相。如果不是中方坚决表达自己的意志、坚持不懈地进行努力，朝鲜半岛局势现在哪能迎来这“柳暗花明”的一刻？朝鲜半岛问题的解决又哪能行稳致远？一些似是而非、混淆视听的说法，是根本站不住脚的。
“不积跬步，无以至千里。”中方的期待是，有关各方能谈起来、谈下去，将来之不易的对话势头保持下去，妥善应对和化解复谈进程中的各种问题和干扰，谈出各方都能接受的好成果，谈出一个和平、稳定、无核的朝鲜半岛未来。
（作者：李家成，系辽宁大学转型国家经济政治研究中心研究员）
城乡研究
我国乡村振兴战略的实施路径
2018年03月21日 13:59 来源：光明日报 作者：谢玉梅 字号
关键词：乡村振兴;实施路径;战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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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九大报告指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明确新时代社会主要矛盾已经转化为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而我国发展不平衡不充分问题在乡村尤为突出。40年来的改革开放进程中，我国乡村发展取得了很大成绩，但与此同时，城乡资源配置不均、乡村整体发展水平不高、乡村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不强、农村环境和生态污染等问题日益凸显，成为影响农村经济和农业现代化的制约因素。
为实现“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党的十九大将乡村振兴战略写进报告，开启了我国乡村发展的崭新时代。
前不久中央发布的《关于实施乡村振兴战略的意见》（中央1号文件），将乡村振兴战略内含的量化思维和技术取向更加明晰化：一方面，中央1号文件对乡村振兴从农业发展质量提升、乡村绿色发展、农村文化、乡村治理新体系、民生保障、精准脱贫、制度性供给、人才、投入保障和党对“三农”工作的领导等10个方面进行了具体部署；另一方面，制定了实施乡村振兴战略的具体时间表，即“到2020年，乡村振兴取得重要进展，制度框架和政策体系基本形成；到2035年，乡村振兴取得决定性进展，农业农村现代化基本实现；到2050年，乡村全面振兴，农业强、农村美、农民富全面实现”。这就表明，实施乡村振兴战略是一个关乎全局、关乎长远的宏伟擘画和长期任务，需要我们科学谋划、合力推进、不懈奋斗。应当从以下三个方面着手，深入推进乡村振兴战略。
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思想引领中国乡村振兴理论与实践。在中国从站起来、富起来到强起来的动态发展过程中，我国经济面临从高速增长向高质量转化，因而农村也将相应进入以转型性的相对贫困和城乡不充分不均衡发展为特点的新阶段，主要呈现为收入、社会公共服务获得上的不平等和多维贫困。经济发展的转型性与动态性，决定了我国城乡发展优先顺序要随着经济社会发展而变化。2013年以来，习近平总书记从精准扶贫、精准脱贫到打赢脱贫攻坚战和“绣花式”抓扶贫，再到十九大提出的大扶贫格局，创新了中国特色的扶贫脱贫实践。2013年至2017年，全国农村贫困人口由9899万人减少至3046万人，平均每年减少约1370万人；贫困发生率由10.2%下降至3.1%，累计下降7.1个百分点。同期，贫困地区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年均实际增长10.4%，实际增速比全国农村平均水平高2.5个百分点。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发表了一系列有关扶贫和乡村振兴的重要讲话、重要论述，作出了一系列重要指示批示，为乡村振兴战略提供了行动指南和根本遵循。不同国家或者同一国家的不同发展阶段，扶贫脱贫和乡村治理的表现形式、治理的理论基础和实践模式都不尽相同，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扶贫和乡村治理的重要论述在我国经济社会发展总体战略实践中发挥了巨大指导作用，为我国乡村振兴奠定了坚实的理论基础。
通过优先发展农业农村，引导资源合理有序流向农村，构建多元共治乡村大格局。现阶段中国生态脆弱区和民族地区以及贫困集中连片地区三者的耦合、叠加为乡村振兴带来了巨大挑战，尤其是一些凋零和消失的乡村在自然生态、经济、社会、制度、文化、金融市场等方面的发育远落后于平均水平。因此，乡村振兴的现实困境决定了需要政府、市场和社会有机结合，多方力量参与，在清晰界定各自的政策边界条件下，建立相应的激励相容机制，为不同主体的互动与组合治理带来可能性和可行性。乡村振兴必须以产业为基础，使市场在农业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利用财政资金撬动金融和社会资本进入乡村，将更多人财物资源配置到农村经济社会发展的重点领域和薄弱环节，满足乡村振兴多样化要素需求，发挥工商资本推动乡村振兴的积极作用。政府应从户籍、土地、财政、税收、金融、社会保障等方面健全城乡融合发展体制机制，通过政策引领资源向农业和农村地区倾斜，同时整合资源、形成合力，通过顶层设计为乡村提供公平的教育、卫生、医疗等社会保障体系，并通过财政转移、改变财政结构为贫困人群和乡村提供财政支持。
通过体制机制创新，推进城乡融合。乡村振兴根本上是要实现农村经济增收和农民收入提高，其前提是提高劳动生产率水平。由于农业行业天然具有较大风险的特征，因而需要政府引导更多资本、有效分散风险的金融制度安排和其匹配，通过产融结合完善农业产业链；通过农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推进农业产业升级，将劳动力、土地、资本等生产要素更多投入到附加值高的绿色优质安全和特色农产品上，提高农产品的质量，满足人民对高品质农产品的需求。为解决农村“小生产”和“大市场”矛盾，可以通过进一步深化农业经营体系改革和农业科技创新，在家庭经营基础上，实施新型经营主体培育工程，着力培养一批专业大户、家庭农场、专业合作社、重点龙头企业或现代农业产业联合体。同时，在乡村振兴战略实施过程中，探索其与扶贫机制结合的中国特色乡村治理之路，为世界提供“中国经验”。更加注重扶贫开发质量和社会保障制度的建立，扶贫实践从政府主导向多元主体参与、多元路径协同、多种目标融合的贫困治理模式转变。因此，乡村振兴战略可以在我国大扶贫格局下，积极探索农村公共事业均等化改革，建立城乡融合的社会保障制度，为优先农业农村发展构建一个社会安全网络；同时，通过整村推进、产业发展等途径提升乡村集体和村民的内生动力，同步实现乡村集体经济增长和农民生活水平改善。
（作者：谢玉梅，系研究阐释党的十九大精神国家社科基金专项“打赢脱贫攻坚战跟踪评估研究”首席专家、江南大学教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