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革开放20多年来，我国的城市化水平已经从1978年的17.9％提高到2002年的39.1％。有关资料显示，要达到从20％到40％的城市化水平，英国曾用了120年，美国用了80年，日本用了30多年，而中国只用了22年。这是中国加速现代化引以自豪的成就。然而，这种高速的城市化给我们带来了意想不到的病症和隐忧。
众所周知，随着改革开放的加快和社会发展的进步以及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城市建设必然大大加快，城市面貌必然焕然一新。因为，车多了自然路要宽，人多了自然要住房，钱多了自然要找出路，温饱了自然要寻求小康。然而，我们也必须看到，一种非理性的城市幻象伴随着中国城市化发展的过程之中，使我们领教了非合谐机理的逆城市化的三种症候：一是格式化；二是疏离化；三是迷乱化。
先说“格式化”。君不见，一样标识的星级酒店、银行网点、百货商场，一样外观的马赛克、玻璃幕墙，一样格调的把所有高楼和商业街都挤在市中心，一种疯狂的“城市克隆”出现于都市钢筋水泥丛林之中。标志性建筑经常易帜，且以最新最高最现代的建筑作为城市的标志性建筑难以成为历史文化的载体。城市建设攀比成风，盲目的国际化“标新立异、矫揉造作、哗众取宠、华而不实”。“假古董”当道，各地仿古建筑大兴土木，一股人造景观热正在挤占真古董的维护投入。据说，有的“假古董”单项投资就超亿元，而国家每年下拨给750家重点文物保护单位的“专项补助经费”总共才只有13亿元。混凝土浇注的“都市广场”，没有花园的“花园别墅”，缺乏个性和亲和力的、仿佛被复制和格式化的建筑巍然屹立于中国城市之中。
再说“疏离化”。漂亮的城市市容和家居、五彩缤纷的喷泉广场、厚实的基础设施建设毫无疑问给都市人带来了美学的享受和幸福的快感。然而，一些建筑只是注重建筑数量和规模而忽视建筑质量，一些规划只注重市区中心而忽视远郊，一些建筑只讲现时的投资收益而忽视未来的景观营造，一些建筑只考虑个体如何出奇制胜而全然不顾其他建筑的协调，一些规划只考虑暂时的现实利益而不考虑后来人……离开了科学的发展观的城市空间疏离只能导致都市人本主义的亵渎。同时，居于霸权地位的都市话语和都市空间之下，那些穿行于大街小巷的小商小贩与城管人员的冲突永远都无法消融，那些进城的农民工永远背负着巨大的被歧视的心理阴影。实际上，城市人居环境是将技术（资源节约、环境保护、污染防治等）与艺术（大众行为、环境形象、精神文明等）融为一体的整体和谐。
最后谈“迷乱化”。在许多人的心目中，城市形象展示的似乎应该是“城有多大，街有多宽，楼有多高，灯有多亮”。转盘做得有多大，广场做得有多大，立交桥做得有多大，办公楼盖得有多大，工业区搞得如何有规模，大学城搞得如何有气派……都成为各地自我展示时的窗口形象和政绩标志。“开发区热”、“大学城热”、“会展中心热”一度成为各地“造城运动”的狂潮。前不久，笔者被邀请参观的一所大学的校门据说造价就达三千万元。据说，某城市为开运动会修了一条花费14亿元的道路因为高速公路的通过而又被毁，花巨资修建的大型运动场、体育馆维护费极高而利用率却又极低。从某种程度上来说，地方城市化“大跃进”局面不可否认地出现在中国大地上，已经对国家和社会的可持续发展造成了不可估量的消极影响。作为著名的经济地理学家和中国地理学会理事长，陆大道院士近年来奔走于全国众多省市，目睹了一系列豪华奢侈的大规划、大广场、大绿地、大立交之后的记录，并多次直陈中国城市化发展与规划建设中出现的盲目追求大规模、高标准以及严重浪费土地等令人不安的一些趋向（参见《南方周末》2006年7月13日的相关报道）。
这种全国范围内从上到下的大规模的“造城运动”脱离了循序渐进的原则，超出了正常的城市化发展轨道，主要表现为速度过快、人均用地过大、公共设施奢侈浪费和建设性破坏等几个方面的特点。我们看到，过快的城市建设以旧城改造的名义不断侵蚀着城市面貌和文化古迹。城市建设布局的失序乃至失控导致耕地和水资源的过度消耗，环境受到严重污染，一些地区的生态系统面临巨大的压力。来自国土资源部的统计数据表明，从1996年年底到2003年间中国耕地减少了１亿亩，这些土地绝大部分被城市所占用。目前全国城乡建设用地约24万平方公里，人均建设用地已经达到130多平方米，远远高于发达国家人均82.4平方米和发展中国家人均83.3平方米的水平。世界上最繁华的城市纽约（包括郊区在内）人均占地也才112.5平方米。
当下疯狂的“造城运动”源于城市的强势霸权，源于地方的形象工程，源于官员的面子和政绩，源于寻租空间的存在，也源于土地管理制度的缺陷。在官员晋升方面，搞城市化“大跃进”的干部往往能够得到提拔和重用。在都市强势语境中，不先进行“新城市建设”何谈“新农村建设”呢？在土地管理制度方面，政府永远居于强势地位和支配权，农民缺乏基本的话语权利。在现行财税制度中，土地出让金已经成为地方财政最重要的来源，“利益攸关”使得“造城运动”无法制止。同时，“中国特色”的寻租方式是以建设的名义完成的，试想没有项目何谈回扣？没有工程何来腐败？于是，无论是主政者、设计师还是施工方，他们只要高大、宏伟、气派，无论设计如何粗糙、质量如何低劣了。
基于此，要遏制城市化“大跃进”所导致的迷乱都市化局面，必须在以下几个方面入手：一是制定严格用地标准制度，对城市的人均占地、用水、能耗、交通运输结构等作出科学合理的规定；二是端正官员政绩考核制度，必须加大地方政府在保护环境、节约土地等方面的考核权重；三是改革土地管理制度，建立土地清晰产权、土地公共预算、土地储备和土地使用听证制度，从利益上切断地方政府与土地之间的关系；四是调整地方财税制度，让土地出让金真正做到国有化、公共化；五是完善工程建设的监督制度，严格实施工程招标透明化、施工监理化，建立工程项目预算制度、质询制度和报告制度。可是，“上有政策，下有对策”的劣根性顽疾也是我们不能不担心的博弈后果。
城市化进程本质上是经济社会结构变革的过程，城市化是现代化必不可少的一部分。加快城市化进程并非到处建设城市，并非无所节制的造城行为，而是要使全体国民享受一切城市化成果并实现生活方式、生活观念、文化教育素质等方面的转变。在建构和谐社会、建设节约型社会和新农村建设的政策话语框架下，在以人为本的科学发展观指导下，城市化过程需要实现城乡空间的融合，需要实现基础设施和政策制度方面的融合。只有如此，才能真正实现城市和农村的共同富裕和共同发展。让“迷乱都市化”成为城市化过程的历史短暂记忆吧？！（作者为中南大学公共政策与地方治理研究中心主任、教授）。
2006年8月25日草于左家垅寓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