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现代化经济体系建设是我国经济全面均衡发展、生态文明与和谐社会建设的关键。为此，我们从绿色发展角度，提出“五生融合”、“五观价值”、“五全要素”、城乡协同、虚实平衡、排放“优先”，对现代化经济体系绿色化，以及绿色化建设进行较系统的分析。
关键词：现代化经济体系 绿色理念 绿色发展
一、绿色发展的重要意义
生态文明与和谐社会建设中，需要满足人们对美好生活日益增长的需求，包括人们生命、生理、成长与追求的物质需求，也包括精神、文化需求，还包括生态环境友好、和谐宜居需求。
在现代化经济体系建设中，需要以“创新、协调、绿色、共享、开放”五大发展理念为指导，以绿色发展为抓手，引领创新、协调、共享、开放发展，把绿色发展植入现代化经济体系，通过绿色发展，牵引低碳、节能减排、环保、生态、回收循环再利用，实现可持续发展。
在创新发展过程中，倡导源头绿色创意、开发与设计，中端绿色试制、测试、制造、生产、包装与物流，末端绿色销售、消费与回收循环再利用。在协调发展过程中，强调产业之间、产业与资源、生态与环境的协调，还强调在产业及其产业间发展过程中实施绿色发展下的低碳、节能减排、环保、生态，以及回收循环再利用。
对于协调与协同的关系，在社会经济系统中，我们认为协同是目标，协调也可以被认为是目标。但把协调作为一个过程更有价值、更符合实际。为什么呢？协同是生物所具有的生理特征。如我们走路中，你从后面观察，就会发现我们的两个脚后跟非常接近。但不会碰着，否者就摔倒了。这就是生理特征。即使小孩学走路的时候，也不会因为脚后跟碰着而摔倒。在可控制的环境下，如机器人，通过使用计算机仿真模拟可以实现这种生理协同的功能。但对于社会经济系统来说，因它是我们人类活动的复杂系统，不存在这种可控制的环境，所以对社会经济系统来说，就不可能实现协同，也没有协同，协同只是我们追求的目标。我们只能根据实际情况，向着协同目标方向进行实时调整，永无止境。因此，可以把协调理解为一个过程，即追求协同目标而持续调整的一个过程。最重要的是，需要在判断协调与否的准则中，引入具有“一票否决”的绿色发展考量。
在共享发展过程中，无论是人才、技术、资本等资源，还是市场、研发、产品制造、产业价值链，还是市场、合伙制等共享，都需要强调共享利益各方遵守竞争与合作博弈规则，还需要强调对各方履行保护资源、生态与环境的责任进行审核、监管与追责，以实现绿色发展下共享的正向外部性竞争、合作与共赢。这里，还需要强调一点，除博弈规则外，还需要考虑文化博弈，对竞争与合作博弈中弱势的利益方，尤其是不可替代的弱势利益方给予必要的补偿。这是长期合作需要的，也是怀有远大眼界、胸怀、责任的强势的利益方需要的。
在开放发展过程中，毫无疑问，在全球化、信息化下开放是必要的，但开放有一个前提，即开放的双方或多方在相互需求中实现优势互补、互利互惠。
在绿色发展中，我们需要考虑绿色需求。所谓绿色需求，就是随着消费者保护生态、环境意识提高，他们对生产者提出的资源、生态、环境保护的需求。可以讲，这种绿色需求才是消费者的有效需求,至少是潜在的有效需求。特别地，在“一带一路”倡议下，对“走出去引进来”，不仅考虑资源互补、技术互补、人才互补、产品互补与需求互补，还需要考虑技术、生产、产品、消费，以及生态与环境的绿色需求。因此，以绿色需求拉动“一带一路”，才会有生命力。正如2017年1月17日习近平主席在世界经济论坛年会开幕式上的主旨演讲中所言：我们要坚定不移发展开放型世界经济，在开放中分享机会和利益、实现互利共赢。次日习近平主席在联合国日内瓦总部发表的主旨演讲中，又提出了“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实现共赢共享”的中国方案。
二、现代化经济体系的绿色化分析
由以上分析，绿色发展是现代化经济体系建设的必然选择。我们认为，新时代经济体系的“现代化”，不仅体现在“创新、协同、共享、开放”上，更重要的是体现在“绿色化”上。2015年3月24日中央政治局会议上首次提出绿色化，十八大进一步把绿色化提升到一个新的高度，在“新型工业化、城镇化、信息化、农业现代化”中加入了“绿色化”，并且将绿色化定性为“政治任务”。绿色化是一种“高科技、节约资源、保护环境，具绿色生产、绿色产业新的经济增长点”的产业结构和生产方式，也是一种“勤俭节约、节能低碳、文明健康，力戒奢侈浪费和过度消费”的绿色生活方式和消费模式，也是一种“尊重人才，敬畏自然，保护生态环境，推动经济、社会、环境协调发展，实现人与自然、人与社会和谐，形成生态文明文化”的价值取向。总之，绿色化是基于国内外发展经验、教训与启示，选择生态文明与和谐社会建设的必由之路。
下面，我们提出从“五生融合”、“五观价值”、“五全要素”，以及城乡协同、虚实平衡、排放“优先”等方面，对现代化经济体系进行绿色化分析。
“五生融合”。“五生融合”是指生命、生理、生活、生产、生态的融合。在传统“三生融合”中增加生命、生理，以强调人类的自然属性，是实现人类与自然和谐平衡的本原要素。“五生融合”是企业、产业，以及经济发展，还有我们消费与投资，都应遵循的基本理念与原则。也就是说，人类一切活动与发展要满足其生命、生理、生活、生产的需求，更要满足社会和谐与生态环境的需求，即通过绿色需求实现人类及其活动与社会、自然和谐平衡，否则发展的代价是巨大的。在国内外过去的发展过程中，过度的需求、生产、消费，导致对自然资源与环境过度索取、浪费与伤害，远远超出自然的自愈能力和人类的治理能力，给我们留下的教训是极其深刻的。
特别地，“五生融合”中的“生产”是指体现人类一切活动的绿色生产，它承载着现代化经济体系建设，其目的是实现现代化经济体系绿色化建设，并满足我们人类的生命、生理、生活、生态绿色需求，尤其满足极简生活的绿色需求、社会与自然和谐需求。
“五观价值”。“五观价值”是指从业观、环境观、财富观、消费观、幸福观。人类一切活动与发展能否与社会、自然和谐平衡，取决于我们人类所秉承与坚守的价值观。我们认为，人们的从业观、环境观、财富观、消费观、幸福观是最基本、最重要的。从业观，倡导依兴趣从业，做事情追求做精、做出品牌，如中国建筑鼻祖鲁班，制陶、制茶、制药、制砚、铸剑大师，以及剪纸、泥塑、铁锅传承人等，他们一辈子只做一件事且做到极致；环境观，倡导尊重社会、企业、家庭、个人，敬畏资源、生态环境并承担责任，建立环境友好关系；财富观，倡导贡献社会，完善、成就自己，平衡物质财富与精神、文化财富；消费观，倡导满足美好生活的相对物质需要，鼓励简约生活消费，追求绿色消费、精神与文化消费，保护生态环境；幸福观，倡导尊重平凡与卓越，追求健康、快乐，感恩绿水青山，享受美好学习、生活与工作。因此，在绿色化发展中，我们可以把“五观价值”高度概括为绿色观。作为现代化经济体系建设的主体，我们能否把经济体系建成绿色化的体系，取决于我们能否从从业、环境、财富、消费、幸福方面真正树立绿色观，并落实在行动中。
“五全要素”。“五全要素”是指人才、科技、资本、制度（政策）、文化。无疑，制度与政策是不同的，但都有宏观与微观层面之分，这里我们主要指宏观层面上的制度与政策。制度与政策是我们创造（制定）出来的知识产品，从这一点上把它们概括为一类。当然文化也是知识产品，但它不是短期创造（制定）出来的，而是需要通过长期营造、积累形成。在传统的全要素生产率分析中，关注的要素是劳动力、资本，以及科技进步代表的科技。根据过去的经验、教训与启示，在人类活动，尤其知识经济发展的今天，劳动力、资本和科技进步不可缺少，但还有重要的要素。为此，我们提出人才、科技、资本、制度（政策）、文化组成的“五全要素”。人才具有智慧，可以创造出新思想、科学、技术、设计、工艺、艺术、制度（政策）、文化等知识。相比之下，“五全要素”突出人才、制度（政策）、文化的重要性，是人类活动与社会经济发展中所需的、不可缺少或替代的要素。在现代化经济体系建设中，我们比任何时期都更需要支撑绿色发展的现代化的人才、科技、资本、制度（政策）和文化。
城乡协同。由于我国现实存在的城乡差异，在现代化经济体系建设中，应从这个实际出发，并着力减少差异，提高城乡均衡发展的一体化程度。在绿色发展中，农村发展有着较大的空间，大有作为。城市发展面临着巨大排放压力，农村发展比城市发展有着得天独厚优势，为发展循环经济提供巨大、可能的空间与容量。因此在整个绿色发展“一盘棋”中，城市应对农村的绿色化贡献通过财政转移支付给予补偿，有利于利用后发优势，把城市向农村转移的产业发展成为低碳、节能减排、环保、生态的绿色产业，统筹城乡环境建设，防止诸如忽视或忽略农村根本、深层次的问题，以及损害农村绿水青山等后发劣势，实现城乡经济循环。对于城市经济发展，首先，需要与智慧城市建设相融合，城市经济支撑智慧城市建设，智慧城市反哺城市经济发展，依靠智慧发展区域中心大城市，以及大城市群；其次，需要与国企改革中的所有制混改相融合，以激发新时代下新制度的新活力；第三，需要与质量、品牌、专利与知识产权战略实施相融合，尊重创新者，尊重企业家，尊重劳动者，培育创新与工匠精神；第四，需要大力度实施供给侧结构性改革，防范金融风险，抑制资产泡沫，并与绿色发展相融合，以低碳、节能减排、环保、生态推动循环经济，实现可持续发展。对于农村经济发展，首先，落实2018年中央一号文件（《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实施乡村振兴战略的意见》）对实施乡村振兴战略的全面部署，如期完成实施乡村振兴战略的三大目标任务；其次，大力深入推进精准扶贫工作，在保护下选择绿色产业，开发利用农村资源，既保护绿水青山，又实现脱贫目标；第三，大力推进“三农”融合，提升农村市场经济竞争力；第四，大力推进农村城市化与生态城市建设，提高农村城市化水平；第五，大力发展农村职业技能教育，鼓励城市人才向农村流动，以满足乡村振兴所需要的人才。
特别地，在现代化经济体系建设中，需要基于绿色发展，统筹城乡，引入绿色化要素，进行价格体系改革，尤其是农产品价格改革，平衡城乡利益，保护农业发展和农民收入，实现城乡经济平衡可持续发展。
虚实平衡。鉴于我国实体经济与虚拟经济存在的失衡现象，在现代化经济体系建设中，以绿色发展推进实体经济与虚拟经济融合平衡是十分重要的。目前，一系列加严的金融、保险、证券与股市监管政策与措施出台实施，对解决实体经济与虚拟经济失衡，大力发展实体经济，让虚拟经济回归服务于实体经济，都取得了进展，为构建现代化经济体系提供了必要的基础。但这还远不够。在绿色发展下，实体经济与虚拟经济形成融合平衡，是现代化经济体系建设长期而艰巨的任务。特别地，在大力发展绿色实体产业基础上，需要大力发展绿色生产性服务业，为生产提供优质的中间服务，加速第二、三产业融合。一方面，落实国家发展改革委2017年印发的《服务业创新发展大纲（2017—2025年）》，促进生产服务、流通服务等生产性服务业向专业化和价值链高端延伸，推动生产性服务业加快发展，提升对区域产业升级的支撑能力，促进绿色发展；另一方面，需要对第三方的服务业进行规范与监管，维护市场公平竞争，优胜劣汰，提高服务质量与水平。今后需要加大对研发设计与其他技术服务、节能与环保服务、商务服务等的支持，制定和完善统一的行业标准和服务标准，同时继续加大对金融服务的监管，引导服务业与实体经济协调发展；再一方面，在促进生产性服务业发展的同时，加大制造业及其绿色发展水平的提升，通过绿色低碳循环的制造业集聚发展，发挥产业集聚效应和规模经济作用，反过来促进对生产性服务业的有效需求。
排放“优先”。无论城市还是农村，经济发展必然产生排放，通过对排放全过程处理后达到排放标准。不达标的排放是非法的，对保护生态环境具有破坏性。在保护大气、水、土壤、生态，以及绿水青山前提下，在排放达标的情况下，随着经济发展总量增长，排放总量是增加的，此时我们需要考虑，这个排放总量是否在我们的处理能力容量或环境所能接受的达标容量内？如果排放总量在这两个容量内，则此时的经济发展是可以接受的。如果排放总量超出了处理能力容量或环境所能接受的达标容量，则因短期内不可能增加处理能力容量，需要选择降低经济发展总量，减少排放。因此，在绿色发展下现代化经济体系建设中，需要考虑经济发展与减排的关系，并且当发展与减排发生冲突时，我们应选择减排“优先”，即减缓发展，控制排放。特别地，一方面，城市发展规模不能超出其排放处理能力和容量。另一方面，城市生活垃圾及其他废固治理取得了一定成效，但差距还是很大，显现出“垃圾围城”现象。随着农村经济与城市化发展，以及城市向农村转移，农村的生活垃圾及其他废固比城市严重得多。可以说，农村，特别是偏远农村是生态环境最后一根“稻草”，如果污染了，那将是全面毁灭性的灾难，应引起高度重视。为此，需要把城乡的生活垃圾及其他废固减量治理纳入现代化经济体系中，依“技术+制度（政策）+文化”融合破解技术、制度（政策）、文化瓶颈，全面实现城乡零废弃。
三、现代化经济体系的绿色化建设
由以上对现代化经济体系绿色化的分析，我们认为，为满足“五生融合”绿色需求，需要基于绿色观，利用“五全要素”进行绿色化生产，构建现代化经济体系，实现绿色化建设。
从人才要素考虑。这就需要思考教育，包括幼儿、中小学教育（家庭教育）、职业技术教育或高等教育，以及社会教育（进入社会后的实践、继续、终身学习）。教育是人才的源头，人才培养是一个从幼儿、中小学教育，职业技术教育或高等教育，以及社会教育长期学习、积累与成长的全过程。我们认为，不同的教育阶段对人才培养都有所侧重，幼儿、中小学教育侧重培养做人，职业技术教育侧重培养工匠，高等教育侧重培养高级专业人才，而社会侧重培养做真正大写的人。可见，一个有思想、有道德、有创造、有作为的人才成长，源自教育全过程培养与他们自身的努力。从绿色发展来讲，绿色概念应融入幼儿、中小学教育，绿色制造融入职业技术教育，绿色设计融入高等教育。特别地，在高等教育中，需要抓住“双一流”建设机遇，落实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淘汰一些低水平重复的学科专业，以绿色发展为契机，建设一些超前性或一流学科专业，支撑现代化经济体系建设的人才需要。同时，需要对高等学校进行分类指导，鼓励一些普通高校，大力培养满足绿色制造业需要的、具有工匠精神、企业家精神与能力的专业人才。
从科技要素考虑。人才重要，但培育人才不仅需要科技项目支持，还需要科学合理的科技政策，以及良好的科技环境、科技文化。对于绿色发展来说，自然科学、工程技术科学、哲学社会科学，以及基础研究、应用研究与对策研究都很重要，因此在项目立项分配上不能偏颇。基于过去的经验与启示，一方面，繁荣哲学社会科学取得了一些成绩，既提高了学术水平、地位与影响力，又为社会治理、经济发展与政府决策提供了科学咨询，把哲学社会科学与自然科学、工程技术科学同等重要落在了实处。另一方面，为加强基础研究，谋划未来科学发展，2月11日，国务院发布《关于全面加强基础科学研究的若干意见》，对全面加强基础研究作了部署，明确了我国基础科学研究“三步走”的发展目标：到本世纪中叶，把我国建设成为世界重要科学中心和创新高地，涌现出一批重大原创性科学成果和国际顶尖水平的科学大师，为建成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美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和世界科技强国提供强大的科学支撑。我们可以预见，基础研究将迎来前所未有的机遇，大有作为，进而为未来的应用研究奠定了坚实基础。我们认为，需要加强人工智能、量子计算机等理论基础研究，以及绿色产业融合发展研究。如微软创始人比尔·盖茨曾经表示，“语言理解是人工智能领域皇冠上的明珠。”因此，人工智能的突破还体现在自然语言的理解。又如中国工程院潘云鹤院士在2017年首届世界智能大会上所言，“人工智能”就是让机器像人那样认知、思考和学习，即用计算机来模拟人的智能，如机器定理证明、机器翻译、专家系统、博弈、模式识别、学习、机器人和智能控制。随着信息环境、社会需求、人工智能基础和目标的巨大新变化，基于大数据、互联网，群体智能应运而生，以及信息化从数字化、网络化，到智能化，为人工智能基础与应用研究提供了千载难逢的机会。再又如，根据国际机器人联合会（IFR）的统计，2016年制造业的机器人密度在全球范围内增加，2016年全球工业机器人平均密度为每万名员工制造74台工业机器人，比2015年工业机器人密度增加了66倍，显示出越来越多的国家采用自动化满足制造业需求的发展趋势。从IFR的报告显示，2016年机器自动化程度最高（每万名工人拥有工业机器人台数）的国家依次为韩国（631台）、新加坡（488台）、德国（309台）、日本（303台）、瑞典（223台）、丹麦（211台）、美国（189台）、意大利（185台）。可见，我国在工业机器人应用上还有较大的差距。再一方面，从自然科学、工程技术科学、哲学社会科学，以及基础研究、应用研究与对策研究上，加大支持现代化经济体系绿色化建设的项目立项，实现以科技引领、支持与服务绿色经济发展。鉴于立项是培养青年科技工作者（青年教师）一个重要抓手，也是培养青年科技工作者成长过程中不可缺少的投入（成本），所以对青年科技工作者，只要其态度端正、认真踏实负责，就应给予必要的倾斜立项机会，而不应过度关注他们的经历、经验与学识等短板，更不应像对待杰出科技工作者那样“吹毛求疵”。这样，才能使得我们绿色发展事业中人才队伍可持续发展。
从资本要素考虑。这里不仅要考虑有形资本，还要考虑无形资本，以及知识资本、智慧资本等。无形资本包括知名度、信誉、商誉、经营管理能力、企业文化，以及品牌、产品形象、企业形象等。在知识资本与智慧资本中，知识与智慧是不同的概念。我们认为，知识为人类大脑劳动的成果，包括思想、科学、技术、设计、工艺、艺术、制度（政策）、文化等知识。而智慧是生物所具有的基于神经器官（物质基础）一种高级的综合能力，如感知、理解、记忆、联想、逻辑、辨别、计算、判断、分析等多种能力。可见，智慧是对人类创造知识能力的表达，有智慧的人，还需自己的努力才能创造出诸如思想、科学、技术、设计、工艺、艺术、制度（政策）、文化等新知识。20世纪40年代初，海蒂·拉玛与作曲家乔治·安塞尔合作，受钢琴键跳动启发，发明了“跳频技术”，最先提出通过频率跳动来扩大通讯容量并保密信息的方式，研制成了以自动钢琴为灵感的模型，这项技术是今天通信技术CDMA的基础。没有这项技术，今天也不会有WIFI。海蒂·拉玛用她的智慧，以及思想、技术等知识改变了世界。
在绿色发展中，一方面，在绿色产品生产与服务提供中，需要投入有形资本，形成少量的无形资本，或投入有形资本和少量的无形资本，形成较多量的无形资本，或投入有形资本和较多量的无形资本，形成更多量的无形资本。可见，无形资本比有形资本需要更长时间的积累，在绿色发展中更是如此。另一方面，无论有形资本还是无形资本的投入，都要满足现代化经济体系绿色化建设的需要。同时，加强资本运作与流动规范和监管，让资本优先用在绿色化建设的“刀刃”上，实现绿色发展。特别地，知识是知识经济的第一要素，以互联网经济、共享经济为代表的知识经济发展，需要投入大量的知识与知识资本。在智慧城市建设中，需要投入大量的智慧与智慧资本，应用人工智能治理城市建设中面临的诸如地震、地下排水、排污排废管道、水电通讯网线布局，交通、风道、（产业、社区、商业、学校、休闲、公共服务等）空间布局，以及建筑物选材、造型、外观色彩、灯光装饰等产生的自然灾害、污染、水火煤气事故、交通拥堵、雾霾等。
从制度（政策）要素考虑。做任何事情，尤其在新时代，只拥有人才、科技、资本是远远不够的，还需要制度（政策）。无规矩不成方圆，相对来说，制度（政策）是硬约束，是刚性的，是宏观和原则性的。我们需要从绿色理念与绿色发展角度，制定并实施有利于现代化经济体系建设的制度（政策），如绿色发展的市场准入、监管、调控制度（政策），为现代化经济体系建设营造良好的制度（政策）环境，又如我国已经开始实施《党政领导干部生态环境损害责任追究办法(试行)》、环境污染刑事案件追责、大气污染防范治理不力的领导干部追责等都起到了积极的作用。当然还需要全覆盖、无死角，加大宣传普及与惩戒追责力度，为保护绿色发展营造良好的追责与法律环境。
从文化要素考虑。在新时代新制度（政策）下，还需要营造绿色文化。相对于制度（政策）来说，文化是软约束，是弹性的，且微润柔和，积微致着。有了制度（政策）就必须执行，而文化包容差异。同时，文化能够对制度（政策）“双刃剑”的负面起到减弱与抚平作用。为此，需要大力落实2017年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印发的《关于实施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传承发展工程的意见》，在挖掘、传承与弘扬优秀传统文化的同时，还需要梳理并清除文化中的“糟粕”，营造人人钟情文化精华的氛围，通过公开公正公平的机制制度（政策），消除“会哭的孩子有奶吃”、“老实人吃亏”，以及选人用人中“逆向淘汰”等现象，为现代化经济体系绿色化建设营造良好的文化环境。
（作者系北京信息科技大学经济管理学院教授、绿色发展大数据决策北京市重点实验室主任、北京知识管理研究基地主任兼首席专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