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我国社会主要矛盾已经转化为“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如何解决这个矛盾，是摆在当前一个重大而紧迫的重大问题。12月8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召开会议，为2018年经济工作做出部署，提出要确保打赢三大攻坚战。防范化解重大风险，使宏观杠杆率得到有效控制，金融服务实体经济能力增强，防范风险工作取得积极成效。鉴于过去实体经济与虚拟经济发展取得的成绩与存在的问题，我们认为，实体经济是国家经济的脊梁，应大力发展，以支撑现代化经济体系建设。
一、发展实体经济的意义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经济取得了很大成就，但在发展中也存在一些问题。当前，实体经济与虚拟经济失衡是一个突出问题，这主要表现在：金融和实体经济失衡，房地产和实体经济失衡，凸显出实体经济和虚拟经济不平衡，导致虚拟经济与实体经济都存在一些问题和潜在风险。
实体经济问题既源于自身创意创新、质量品牌等方面的不足，更重要的是来自虚拟经济潜在的发展风险。一方面，以金融业为代表的虚拟经济在一定程度上脱离实体经济而自循环发展，同时金融业助推房地产业形成较大的泡沫风险；另一方面，以制造业为代表的实体经济面临问题，如扣除实体经济的平台，真正的实体经济发展后劲不足，发展生态与文化环境急需改进。更值得关注的是，制造业中的一些企业由于创新不足，竞争力弱，利润空间有限，只能在原材料等要素上打折扣，有的以不达标排放来降低成本，生产出质量低或假冒伪劣或侵犯知识产权的产品。结果，实体经济发展不足，不仅自身受到伤害，而且成为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求的发展“瓶颈”。
以上存在的现实问题，在一定程度上可以归结于虚拟经济与实体经济的失衡。一方面，本来社会资源应在实体经济与虚拟经济之间合理配置，但由于虚拟经济吸收大量资本等资源自循环，既挤占了实体经济资本等资源投入，又游离实体经济之外发展。另一方面，金融业游离实体经济的自循环还形成不良的生态文化，对人们的择业观、事业观、财富观、生活观与生命观都产生了较大影响，大量人力和资本都在追逐虚拟经济；对诸如实体经济灵魂的质量、品质、品牌，以及展现“踏实、吃苦、肯干”的制造业文化、工匠精神带来了十分不利的影响，以致一些制造业企业转而发展金融地产，既加剧了滋长的金融和地产泡沫，又使实体经济雪上加霜，经济陷入“入虚脱实”境地，“资金空转”，以致在较弱的实体经济基础上人为形成了较大的金融泡沫。
这些现实问题已经引起中央高层重视，有关部门从“金融是政治”理念着手治理，并取得了积极的成效。11月8日，党中央、国务院决定设立国务院金融稳定发展委员会，作为国务院统筹协调金融稳定和改革发展重大问题的议事协调机构。该机构的第一次会议就强调，要继续坚持稳中求进的工作总基调，坚持稳健货币政策，强化金融监管协调，提高统筹防范风险能力，更好地促进金融服务实体经济，更好地保障国家金融安全，更好地维护金融消费者合法权益。11月20日，习近平同志主持召开十九届中央全面深化改革领导小组第一次会议并发表重要讲话。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建立国务院向全国人大常委会报告国有资产管理情况的制度的意见》，标志着中央着手解决金融监管以及“斯蒂格利茨怪圈”、外汇储备管理体制等重大问题。12月1日，银监会首次定义现金贷，并划定7条风险底线。同时，有专家学者还建议引入“绿色金融”、“监管科技”，对金融工作加强全方位监管与问责。无疑，大力发展实体经济，加严金融监管，不管从短期还是中长期都需要做出艰苦的努力，应对各种各样的风险因素和不确定因素，对于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以及解决“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实现我国经济发展战略目标起到了决定性作用。
二、实体经济与虚拟经济的关系
要大力发展实体经济，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关键要解决实体经济与虚拟经济失衡问题，进而规避、减弱或消除潜在的风险。这就需要研究实体经济与虚拟经济的关系。
从理论上讲，实体经济与虚拟经济有着特殊的辩证关系。原本在人类社会有剩余产品时产生了交换需求，进而等价物出现，因此，以金融为代表的虚拟经济是应实体经济发展需要而产生的，虚拟经济发展伴随着实体经济发展并对其起着积极作用。可见，实体经济和虚拟经济构成了国家整体经济中不可缺失、不可分离的两个组成部分。但是，在实际中，准确、合理、有效把握二者的平衡关系，确实是一件很艰难的事情。一方面，整体经济是人类社会永续的、动态的和复杂的劳动与生活过程，这种客观复杂性决定了实体经济和虚拟经济的平衡关系是相对的，而不是绝对的；另一方面，人们对这种相对的平衡关系的理解与认识不同，决定了他们的思维、动机与行为不同，产生的结果也不同。因此，只有正确理解追求实体经济和虚拟经济相对平衡，才能使它们处于良性循环，不断推进整体经济运行的稳定、健康、可持续发展。否则，二者的恶性循环，将必然对整体经济产生巨大的破坏作用。纵观国内外历史上发生的“泡沫破裂”事件，至今人们回想起来仍心有余悸。实现相对平衡与如何把握，就成为问题的关键。为此，我们需要研究实体经济与虚拟经济相对平衡关系与特点，从而有利于准确把握实体经济与虚拟经济关系，使之形成良性循环。
首先，实体经济具有品质特征，虚拟经济具有文化特征。“皮之不存，毛将焉附。”实体经济最大的特征是满足人类的生命、生理、生活与生产需要，虚拟经济是满足实体经济发展的需要，固然虚拟经济通过创新对实体经济发挥积极作用，但不可否认实体经济是基础。从经济发展时序上说，实体经济呈长期趋势，而虚拟经济呈围绕趋势的波动，当然这种波动代表着激励或势能，也是一种动能，体现出虚拟经济对实体经济的积极作用。这种波动对应趋势基准应有一个相对合理的幅度，两者表现为统计上均值与标准差的关系，标准差的大小代表实体经济与虚拟经济相对平衡的度量。从长期发展来看，实体经济的生命力在于其产品的品位等级和质量等级，表现为品质；而虚拟经济的生命力在于其服务与艺术，表现为文化。只有实体经济与虚拟经济良性循环，融为一体，才能创造出国家经济的品牌。
其次，实体经济具有约束性，虚拟经济具有无约束性。实体经济受市场供求关系，以及各种投入要素等资源、生态环境与技术创新的限制，其发展规模依市场规则是可以预期，并且可以控制的。但虚拟经济则具有预期或非预期放大的正负作用或溢出效应。如建立股市的初衷是把社会分散资金以市场规则集中投入有市场前景的产品与技术上，但股市一旦建立起来后，不同程度上具有“合法赌场”的成分，这也是强调加严监管金融市场，大力发展实体经济的缘由；又如同计算机的产生本来是解决复杂计算问题的，结果它改变了世界，以及雷达仿生且放大人类眼睛的功能，让人类实现了太空梦想；再比如人工智能、量子计算机的出现将改变人类的思维与行为（我们也认为，人工智能思考的核心在于计算，人工智能在做选择的时候是基于计算的，它凭借超强的计算能力和记忆力去模仿人，但恰恰是人，人的选择是很难被模仿、被计算的，因此它终将代替不了人类）。因此，虚拟经济原本应实体经济需求产生，而一旦产生后，难免会溢出“游离实体经济外发展”背离现象。也就是说，虚拟经济由于不像实体经济那样受各种投入要素等资源、生态环境与技术创新的限制，其发展动机与规模依市场规则也是可以预期或不可预期，但不是完全可以控制的。关键在于我们如何正确认识这种背离现象。如果把这种背离控制在一定合理范围内，这正是虚拟经济溢出的正效应，以及对实体经济积极作用的体现。相反，不加强监管与控制，这种背离就会自然膨胀，当超出某一阈值后就产生显著的负效应，表现为虚拟经济产生巨大的泡沫风险，实体经济与虚拟经济严重失衡，进而对实体经济产生伤害，以致实体经济无法支撑虚拟经济而导致泡沫爆破、整体经济崩盘。因此，正确认识与判断虚拟经济正负作用，以及正、负作用拐点的阈值是十分重要的，进而实现发挥其正作用，抑制或减弱或转化其负作用，即实现虚拟经济服务于实体经济的同时积极发展，达到良性循环发展。如“扁鹊三兄弟悖论”，扁鹊善起死回生而传世，他的二哥善疑难杂症而有名，而他的大哥善预防而无名。我们认为，之所以如此，因为预防无法求证，很难让人相信。因此，对虚拟经济进行控制，尤其预控都是很难的，但又是必要的，唯一的选择是严加监管与控制。
再次，实体经济相对“实”，虚拟经济相对“虚”。无论实体经济还是虚拟经济，都是实中有虚、虚中有实，这是两者相互提供投入要素与循环融合的结果，但它们之间相互作用的关系是不对等的。一方面，实体经济体现在“实”，是指它满足人类生命、生理、生活与生态基本需要，其生产需要各种投入要素等资源、生态环境与技术创新。而虚拟经济体现在“虚”，是指为提供满足人类生命、生理、生活与生态基本需要生产所需的服务，以及理财、投资等需求。另一方面，实体经济直接创造货真价实的利润，而虚拟经济本身创造虚拟或数字利润，只有把虚拟经济进入并通过实体经济才能创造真正的利润。因此，由于信息不对称与定价问题，“资金空转”就会产生风险，且空转次数越多，产生的风险越大。此外，实体经济的不同产业之间存在着内在关系，且这种关系表现为虚拟网络关系，既有本质区别又有联系。从理论上讲，虚拟经济的不同产业之间也存在着内在的虚拟网络关系，同时实体经济不同的产业与虚拟经济不同的产业之间也存在着虚拟的网络关系。即使我们只考虑实体经济及其不同产业与虚拟经济的关系，从统计上讲，这也是多维均值与标准差的非线性叠加关系。因此，把握这种关系的难度是很大的。我们需要把握实体经济不同产业与虚拟经济内在的关系，既要平衡实体经济产业发展，又要创造虚拟经济中的制度、政策、监管等满足实体经济产业需要，还要发展虚拟经济。正是实体经济与虚拟经济的实与虚不同，决定了它们之间的相互作用关系是不对等的。也就是说，虚拟经济满足实体经济发展需要的作用，远大于虚拟经济对实体经济发展的推动作用。同样，这也是需要加严监管金融的理由。
综上所述，实体经济是国家经济基本面，是坚实的脊梁；而虚拟经济是国家经济晴雨表，显示未来的信心。但这种信心必须建立在实体经济的坚实基础上，否则，晴雨表失灵，信心会不足。同时，由于实体经济与虚拟经济关系具有多维性，二者的相对平衡关系还体现出复杂性、综合性、动态性、不对等性。这对我们把握这种相对平衡关系带来了更大的挑战与难度。我们把握好这种相对平衡关系，实体经济与虚拟经济两者就呈良性循环，使国家经济稳定、健康、可持续发展；否则，二者处于各种各样的不良循环中，会造成国家经济不稳定、不健康、不可持续发展。针对它们不对等的相互作用关系，我们认为，基于实体经济是国家经济的脊梁，因此加严监管与控制虚拟经济要比实体经济调控更为重要。这一点对于我国当前显得尤为重要和紧迫。
三、营造好实体经济发展环境
贯彻落实十九大精神，满足人们对美好生活的向往，需要大力发展实体经济。基于对实体经济与虚拟经济具有复杂、综合、动态、不对等性的相对平衡关系的认识与把握难度，发展实体经济的思路是：以十九大精神为指导，在发展实体经济的同时，需要从严、适度发展虚拟经济。基于此，需要营造好以下五个环境。
1.企业家成长环境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发展实体经济是解决“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的关键，也是实现从全面建成小康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关键。同时，实体经济是推进质量发展、建设现代化经济体系的基石。2017年9月8日，党中央、国务院发布了《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营造企业家健康成长环境弘扬优秀企业家精神更好发挥企业家作用的意见》。在以“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五大发展理念推进生态文明建设中，落实党中央国务院文件精神，必须努力营造企业家成长环境、大力弘扬企业家精神、更好发挥企业家作用。法国著名经济学家萨伊认为：“企业家的作用是将经济资源从生产力和产出较低的领域转移到较高的领域。”熊彼特则强调创业精神，企业家就是创业者，是开创新生意并承担其风险与不确定性的人。可见，企业家不仅是第一个“吃螃蟹”的人，而且是富于理想、勇于作为和承担风险的人。他们是国家经济脊梁的顶梁柱。试想，如果一个国家没有人愿意当企业家，那将是什么情形？当然，也不是每个人都能成为企业家！关键是，我们的社会应营造一个有利于企业家成长的环境，让那些想成为、有能力成为企业家的人在创业中，尤其在从事实体经济创业中成长。
企业家是社会中的优秀群体，具有极强的创新特质、资源整合能力和拼搏精神，能够敏锐地感知社会、经济与技术发展趋势和消费者的未来需求，在经济发展中的作用不可或缺和不可替代。首先，认清这一点，对于当前我国实体经济发展具有极为重要的意义。其次，尊重企业家，肯定企业家尤其民营企业家的贡献，正确看待他们，着力营造依法保护企业家合法权益的法治环境、促进企业家公平竞争和诚信经营的市场环境、尊重和激励企业家干事创业的社会氛围。第三，营造企业家文化，弘扬企业家爱国敬业、遵纪守法、艰苦奋斗的精神；弘扬企业家创新发展、专注品质、追求卓越的精神；弘扬企业家履行责任、敢于担当服务社会的精神。
2.工匠人才培养环境
营造社会氛围，正确认识实体经济与虚拟经济相对平衡关系。一方面，要尊重实体经济。根据兴趣爱好选择职业，有利于转变就业观念，促进实体经济创新，追求美好生活，实现绿色发展。另一方面，要敬畏实体经济。发展实体经济与资源、生态与环境保护密切相关，推行王浩院士基于“水安全、水资源、水环境、水生态、水景观、水文化、水经济、水管理”提出的“自律式”发展思想，这是发展实体经济的底线。否则，为发展实体经济，却浪费了资源、破坏了生态、污染了环境，是得不偿失的。这方面的教训是深刻的。为此，在实体经济发展中，我们既要坚决摒弃过去“先污染后治理”的错误理念，坚决杜绝过去“吃掉子孙饭”的错误行为。同时，我们需要营造培养工匠人才的社会环境。
首先，弘扬工匠精神。长城、都江堰、“水长城”红旗渠等，以及许多非物资文化遗产都是世界奇迹，也是我们中华民族辉煌历史、灿烂文化的象征，更是我国工匠精神的历史典范。在新时代，需要把工匠精神发扬光大，营造“尊重劳动、尊重创造、尊重工匠人才”的生态环境。其次，营造工匠文化。大力宣传我国历史与当代各行各业工匠大师坚守兴趣初心、精益求精、持之以恒的精神，宣传他们“一辈子做好一件事”执着踏实的工作信念与态度，宣传他们成长成才的事迹与贡献，让历史记住他们，让我们及后辈敬仰他们。第三，营造制造业文化。对于制造业，精确度、稳定度、耐久度是反映其水平与质量技术指标的“三度”，可以高度概括为态度。也就是说，首先需要从态度上敬畏资源、敬畏环境、敬畏制造、敬畏产品，其次从精确度、稳定度、耐久度上敬畏设计、敬畏技术、敬畏工艺，营造制造业文化，以形成劳动者有信仰的态度，以及爱岗敬业、踏踏实实、创新合作、精益求精的风气，为那些想成为新时代工匠人才的劳动者营造良好的文化环境。
3.质量与品牌提升环境
我国经济已由高速增长阶段转向高质量发展阶段，提高供给体系质量，打造中国制造品牌成为主题，坚持质量第一、推动质量变革、增强质量优势、建设质量强国成为重大命题。习近平总书记在致2017年中国质量（上海）大会贺信中指出，质量体现着人类的劳动创造和智慧结晶，体现着人们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因此，人民美好生活需要很大程度上就是对质量的需要，新时代必然是质量的时代。
落实十九大精神，必须营造好实体经济有效发展的质量环境。
第一，建设现代化经济体系，需要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把发展经济的着力点放在实体经济上，把提高供给体系质量作为主攻方向，显著增强我国经济质量优势，进而加快建设制造强国，加快发展先进制造业。这凸显了质量特别是制造业质量的特殊重要性。“质量为先”也正是《中国制造2025》的一条基本方针。坚持质量第一、质量为先，提高供给体系质量，打造中国制造的金字招牌，应该成为全社会的广泛共识；下最大气力开展质量攻关、提升质量标准、提高进出口商品质量、加强全面质量监管、打造质量品牌，成为全社会的共同行动。每个企业、每个组织、我们每个人，都需要在提高“中国制造”质量、打造“中国制造”品牌方面作出应有的努力。
第二，进一步落实国家质量发展战略。质量管理体系认证是推进全面质量管理的有效手段，能够促进企业提升质量管理、传递质量信号、培养质量人才。我们需要贯彻落实《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开展质量提升行动的指导意见》，加强全员、全方位、全过程质量管理，积极推进“质量管理体系认证升级版”工作，大力推动建立突出行业特色的质量管理体系认证、推动建立特定行业的质量管理体系分级认证、推动开展整合管理体系认证、加快认证技术创新、鼓励开展认证增值服务。
第三，在制造业研发创新中积极推行“负责任的研究与创新”，即“负责任创新”。负责任创新是哲学家海斯托姆（Tomas Hellstrom）、欧文（Richard Owen）等在叶韦伯（Max Weber）、约纳斯（Hans Jonas）、伦克（Hans Lenk）等人提出的“责任伦理”和“预防伦理”等基础上提出的。欧文认为，负责任创新意味着通过目前对科学和创新的集体管理来关注未来。欧洲委员会成员尚伯格（Rene von Schomberg）进一步认为，负责任研究和创新是一个透明的、互动的过程，社会行动者和创新者在此过程中多方面彼此呼应，充分考虑创新过程和其适销产品的（伦理）可接受性、可持续性和社会赞许性，使得科技进步适当嵌入我们的社会生活。因此，“负责任创新”对于承担社会责任，实施绿色设计、制造与消费，开展循环利用，保护生态环境，实现可持续发展，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在质量保障方法体系上，积极推行“双归零质量保障方法体系”。这个体系是中国航天工作者基于“负责任创新”理论创造的质量保障方法体系，“双归零”追求的是工程产品和工程过程在质量和管理两个方面“零缺陷”和“零事故”。其中，技术归零要求：“定位准确、机理清楚、问题复现、措施有效、举一反三。”而管理归零要求：“过程清楚、责任明确、措施落实、严肃处理、完善规章。”可见，这个体系对于制造业具有普遍价值。
第四，建立质量溢价市场机制与规则，保护生产高质量产品企业获得质量溢价。在营造质量环境中，重要的是建立质量溢价市场机制与规则。因为提高产品质量，需要增加投入，成本就会上升，如果因市场机制与规则缺失或失灵，市场上不能形成优质优价，即质量溢价，则生产高质量产品的企业就没有利润，甚至亏损。这样的市场环境极不利于实施质量战略，更不利于企业提高产品质量。因此，必须建立优质产品产生质量溢价的市场机制与规则，营造良好环境，保证生产优质产品的企业有足够多的利润，实现质量持续改进与提升。为此，一方面，坚决打击假冒伪劣或侵犯知识产权行为，依法治理违法排放，杜绝“劣币驱良币”现象，给优质产品应有的较大的市场占有率空间；另一方面，形成优质优价机制，以确保优质产品获得质量溢价，让生产优质产品的企业有更大的发展空间。这有助于企业创新驱动，实现质量发展，提升产品质量，促进实体经济发展。
第五，创造品牌溢价。基于品质是由产品（或服务）的品位等级和质量等级表达的，所以需要从品质和文化两个方面开展品牌建设。同样，创造品牌需要更大的投入，产生的全部成本更高，这个成本包含整个品牌建设中所发生的各种费用，如研发、创新失败费用等。鉴于品牌是一种无形资产，也是一种知识产品，其边际收益是递增的，所以品牌产品更应该充分体现“优质优价”，在定价机制与政策方面应允许有一个较高的品牌溢价。同时，在全社会还需要加强市场监管，加大严厉打击假冒伪劣和侵犯知识产权行为的力度，创造公平竞争的市场环境，为品牌产品提供干干净净的环境，让品牌企业获得高回报，实现品牌溢价，让品牌企业在未来有机会、有资源、有发展，实现以质量为基础，创新为灵魂，培育创造出更多享誉世界的中国品牌。值得重视的是，积极借助军民融合，把国防航天军工先进技术应用于民用产品开发制造中，提升品牌，创造中国品牌是大有作为的。
4.人工智能引领环境
实体经济的空间布局于一个城市，或者说一个城市是实体经济的载体。
首先，需要把智慧城市建设与实体经济发展结合起来。智慧城市建设的灵魂是智慧，因此既要用智慧建设城市，也要用智慧发展实体经济。一是全方位开展智慧化城市建设。智慧城市主要体现在“智慧”两个字上。基于经济社会发展与资源环境生态保护，从城市建设理念、定位、功能、路径等方面进行颠覆性创新，实现生态可持续发展。每个城市都应充分利用智慧的力量，并把智慧融入城市功能、规模空间布局，基础设施建设与社会、经济、人口、交通、金融、生态环保发展，以及社区、医院、学校、商店、垃圾处理等，实现智慧化。二是全方位开展智慧化实体经济建设，集世界智慧驱动实体经济技术、工艺、产品与管理创新，发展智慧经济，同时驱动知识创新，发展知识经济。正如前所述，在实体经济与虚拟经济相对平衡关系，以及实体经济循环发展与可持续发展方面，都需要大智慧、大知识、大技术与大管理。三是需要通过围绕智慧化城市建设发展智慧化实体经济，或围绕智慧化实体经济发展建设智慧城市，把实体经济与智慧城市建设有机结合起来。
其次，落实《新一代人工智能发展规划》（国发【2017】35号），利用知识创新与新一代人工智能机和信息网络发展实体经济，实现智慧城市建设。人工智能及其产业飞速发展，已经上升为国家战略。如今信息流引领人工智能新时代，它既是新一代人工智能的新理论、新技术、新平台，又是与社会新需求相结合的产物，具有强大的延展性和渗透性，即人工智能驱动的信息流是经济发展的新引擎。我们认为，未来人工智能驱动的知识流将真正是经济发展的新引擎，成为智能制造、智能零售、智能能源、智能金融、智能医疗、智能教育、智能政府，以及智慧城市建设的新动能，为实体经济创新驱动发展提供了机遇与挑战。同时，人工智能将在国防、医疗、工业、农业、能源、金融、商业、教育、公共安全等领域获得广泛应用，催生新的业态和商业模式，为各行业带来新的机遇。因此，我们需要以人工智能为引领，把实体经济提高到一个新的水准。大数据、大计算、大模型是人工智能驱动知识流的三大关键技术，可通过大数据、大计算、大模型应用，提升实体经济质量水平。同时，应用知识、数据、算法和应用领域发展人工智能产业。
再次，关注和利用我国大科学与大科学装置研究所取得的对国家经济建设、国家安全和社会发展具有战略性、基础性和前瞻性贡献的成果，支撑未来的实体经济发展。通过精益化、标准化、自动化、服务化、个性化、全球化、数字化、智能化，实现中国制造转变为中国“智造”。正如十九大报告中指出的：加快建设制造强国，加快发展先进制造业，推动互联网、大数据、人工智能和实体经济深度融合，在中高端消费、创新引领、绿色低碳、共享经济、现代供应链、人力资本服务等领域培育新增长点，形成新动能。
5.金融监管加严环境
大力发展实体经济，需要发展虚拟经济。重要的是把握两者的平衡关系，以及处理平衡关系的选择。
首先，实体经济发展需要政策支持，同样虚拟经济发展也需要政策，但这种政策应以满足、服务、支持实体经济发展为出发点和落脚点。在实施“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五大发展理念上，应以绿色发展为抓手，以绿色制造业带动实体经济发展。一方面，大力推行绿色设计、制造、消费政策，同时推行绿色金融，“金融思维”应以支持绿色实体经济发展为前提。特别强调，所谓“财富=收入+债务”观点是错误的，“家庭的职务性收入和财产性收入比例”的观点也有失偏颇。它们误导人们过度负债与过度理财，追求“一夜暴富”，加剧资本自循环。另一方面，加大税收政策，实施严格的阶梯税率，减少实体经济与虚拟经济收入巨大差异。在按劳分配原则下，尊重知识、技术与人才，兼顾公平与效率，在国民收入初次与再分配中利用税收、法律、保险等政策，把实体经济与虚拟经济收入差距控制在一个适度的范围，或对实体经济减税，以有利于实体经济和虚拟经济相对平衡，也有利于在全社会形成正确的择业观、事业观、财富观、生活观与生命观，有利于社会和谐。
其次，基于实体经济与虚拟经济相对平衡，以及不对等相互作用关系，当实体经济与虚拟经济处于良性循环时，不需要调控；但当它们处于各种不良性关系，即失衡时，则需要调控。在调控方向选择遇到矛盾时，应本着“两害相权取其轻，两利相权取其重”原则，也就是以有利于实体经济为出发点与落脚点，有时需要虚拟经济做些牺牲，不能为了虚拟经济而牺牲实体经济。需要通过长期理论与实证研究，找到实体经济与虚拟经济两者之间的多维相对平衡关系测度与阈值，从而判断两者是否处于相对平衡或良性循环，以确定调控方向与调控力度。为此，我们能够选择的是对金融加严监管。不可否认，以金融为代表的虚拟经济对实体经济的积极作用，尤其是金融科技（Fintech）为金融业注入了新的发展活力，促进了金融创新，但同时对金融生态体系产生了重要影响，对金融监管也形成了更加严峻的挑战。为有效应对金融风险，确保金融安全，监管科技（RegTech）应运而生。鉴于金融科技把移动互联、大数据、云计算、人工智能、区块链等融入金融体系，呈现跨界化、去中介化、去中心化和自伺服等特征，监管科技同样强调新技术，诸如机器学习、人工智能、分布式账本、生物识别技术、数字加密以及云计算等在监管领域的运用，以提升监管效能，降低金融从业机构的合规成本，实现“主动式监管”。通过加严监管，实现资本向技术创新、产品创新方向流动，而不是技术创新、产品创新向资本方向流动，更不是资本的自循环，从根本上解决虚拟经济泡沫风险，促进实体经济稳定、健康、可持续发展，做强国家经济脊梁，实现实体经济与虚拟经济良性循环，实现创新驱动发展。
近日，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印发了《关于实施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传承发展工程的意见》，为我们营造企业家成长环境、工匠人才培养环境、质量与品牌提升环境、人工智能引领环境、金融监管加严环境，大力发展实体经济，满足人们对美好生活的向往需求，实现制造强国的战略目标提供了更好的文化氛围与更大的文化力量。
（作者系北京信息科技大学经济管理学院教授、绿色发展大数据决策北京市重点实验室（智库）主任、北京知识管理研究基地主任兼首席专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