整整一年前，笔者应本专栏主编之约，专为新春佳节写了一篇短文，评论中国内地因为适婚人口两性总量差别过大、导致很多男青年难以找到新娘的社会问题，同时提出了几个改善现状的长期政策建议。那篇短文，为笔者在新春期间回内地，几次博得满口点赞，还代表本专栏编辑接受了几杯致谢敬酒。

过年期间，少做“脏（损害身边小环境的）事”

今年此时，笔者则要建议从大中城市回老家过大年的亿万国人（交通部门预测是3.85亿人次），沿途也好、到了老家也好、过完年返回工作所在地大中城市也好，都不要忘记做一连串小小的“系统善事”，就是传播和践行绿色环保生活方式。说它们“小小”，是因为每件事都很微小琐细，但它们的总体效果却是宏伟巨大。说它们是“系统善事”，是因为绿色环保生活方式涉及上下左右，无处不及，涵盖我们每天每时的一切举止；唯有系统地践行，才能铺就成普遍的善（Common Good）。

去年年尾，发自北京的一条法规宣示，让大半个地球先是大吃一惊，随即忙乱应对：从2018年开始，中国大陆海关对所有入境的海外废旧固体物资采取更加严格的环保检验标准，尤其严防中间商打擦边球从境外进口洋垃圾。笔者对此条法规的出台一直殷切期待，因为当今的中国大陆和几十年以前已经大不一样了，能够从处理进口废旧固体物资获得的综合益处，包括从中提取可再利用的工业原料（其市场价格低于进口这些大宗原料或在内地开采它们）、增加就业机会、帮助原来的务农人口尽快脱贫、提升国内在循环利用废旧物质相关产业领域里的技术水平，等等，已经越来越相对缩减。

根本原因，是中国内地已经从全球收入最低的组别，快速迈进中等收入档次。“拾荒”劳工群的递减、最低工资水平的抬升、特别是环境的承受力、民众对美好家园环境素质日益提高的要求，使得处理进口废旧物资的综合成本越来越上升。于是，那些在过去三十多年里依赖中国内地处理这些物资的发达经济体，就不能够再指望能把他们生产和生活产生的巨量丢弃物，来让中国内地去承受处理它们的有形无形负担。中国大陆的最新法规，将迫使在大半个地球的范围内，众多经济体环保措施的调整和相关产业链的重新配置。此乃大好事一桩，因为没有足够压力，其它发达经济体就不会付出更多资源来应对它们自身的废弃物。

阻挡外来的重要，应对自身的更重要

可是，更大的环保任务还是在我们自己的土地上。即便完全拒绝外来废弃物，本土产生的废弃物也还是总量全球名列前茅，因为我们是世界的第一人口大国和位列前两名的加工制造业大国，来自生产和生活的废弃物不可能不是最大数量。就拿每年的几个大节庆日来说，就令人胆战心惊！

外媒驻华记者采访内地环保项目负责人时获知，仅仅2017年的“双十一”期间的网购，大约会造成16万吨以上的包装垃圾，其中有塑料、纸盒和胶带。官方数据显示，2015年全中国的快递公司总共送出200亿只包裹，使用了82.7亿个塑料袋、99.2亿个包装盒，另外为了捆绑包裹使用的胶带长度可绕地球400圈。春节期间也是国人送礼回礼、酒席宴请、举办婚嫁喜事的集中日子，又要产生多少吨的额外包装垃圾和厨余？往返老家途驾驶各种车辆，又会增添多少废气排放？

笔者1984年出国之前，国内的主流媒体就发出过“反对过度包装”的呼吁，善哉斯言！可是这些年来，内地的过度包装越来越放肆，花在商品包装上的成本，往往不低于商品本身的价值，尤其是酒类、茶叶、保健品、玩具、儿童用品等。笔者最痛恨的市场现象，是无数厂商把更多的资源和技巧用在装饰产品的外貌之上，而不是提升产品的素质。这类花招既是蒙骗顾客，也是浪费资源，于个人消费、于环境保护，都堪称是有百害而无一利。看看日本国内的产品包装，就能得出一个理性的结论：简洁省料的包装，完全可以是典雅悦目的，完全是可以让送礼者和受礼者皆有面子的包装。德国已经起步推行“零包装”（又译为“裸包装”）的购物行为，这比自己带口袋买东西又进步了一程。这些消费方式，都应该在我们国内推广。

可是令人遗憾的是，近十几年来那些外国酿造的比较知名的烈酒和葡萄酒，商家一反这些产品在原生产国的悠久传统，出口到中国内地时，特地加上一大推额外的土豪级包装，而它们在本国出售时，通常就是酒瓶外包装一只纸质口袋；遇上圣诞节新年时节，至多也就是外加一枚纸扎红花或金色纸条圈之类。为了迎合内地土豪们的品味而如此过度包装，最终付出环境代价的却还是我们自己的家园。

教育加罚款才能更有效

好在一条正能量重要消息是，去年年尾，国家发改委表示，正在会同有关部门研究在电商、快递、外卖等领域推行环保物流和包装的实施方案。此前，中央政府十个部委已经联合发文《关于协同推进快递绿色包装工作的指导意见》，正式宣示：到2020年，可降解的绿色包装材料应用比例将提高到50%，主要快递品牌协议客户电子运单使用率达到90%以上，平均每件快递包装耗材减少10%以上；基本上要建立起快递业包装治理体系。尽管如此，笔者还是要补充提议：在这个文件开始落实的关键时期，应该运用多媒体，把那些过度包装的商品亮出来予以示众，让环保人士和消费者一起，剥离其层层包装的各种可怕后果，明示其公害程度，并提出具体可行的整改建议。超过公布的试行截至日，就要实行罚款措施，厂商一方必须为他们此前转嫁给公共环境压力的利己运营方式，付出相应的赔偿。

最令人担忧的是“发展中”

笔者呼吁往返老家过大年的国人努力做环保“系统善事”，是基于几十年的生活和调研心得。至少从20世纪中期以来，全世界的普遍现象，是最发达的经济体和最不发达的经济体，环境损害都比较低；环境损害最普遍和严重的，是这两个极端之间的经济体，也就是快速发展中的社会。最不发达的经济体里，绝大多数民众太贫穷，既买不起很多制造业成品来消费，也舍不得浪费任何可以再使用的物件。在笔者家乡，上一辈老人基本上不会把任何东西扔掉，“破破烂烂不能穿，缝缝补补又三年”，家里村里没有什么残破物件是不值得修补再用的。

在最发达的经济体里，民众的普遍教育程度和高水平生活素质意识，使得他们自觉参与和推动全社会的绿色项目，政府也有资源从事系统的环保。最可虑的，就是快速发展中的社会——越来越多的民众开始买得起加工过的用品，随手丢弃的物件越来越进入市场和大众家庭，大多数民众还不具备高度的环保意识，政府也没有那么多资源实行系统的环保项目，于是绝大多数个人和机构，都忙于生产和忙于各类用品的升级，顾不上“生产之后”和“丢弃之后”造成的普遍环境压力。中国内地很多的城镇乡村，恰恰是处于这种发展中的状态。所以，从大中城市返回老家过年的人们，自己不应该做有损身边环境的“脏事”，同时要教育老家的乡亲们，尽早把绿色的生产和生活方式，重新植入本乡本土。

笔者之所以有如上的感叹，是因为自己犯过一次大错，损害了身边小环境而遭受公众谴责，难以忘怀。1984年8月底我们到达美国匹兹堡大学读书，幸得原单位同一个团支部成员李银河的帮忙，找到靠近校园的一所住宅。搬进去一看，旧家具成堆，又丑又臭，因为匹兹堡的夏天又闷又热，东西易发霉。我们三个新来的中国留学生光着膀子，周末把三层楼打扫一通，搬出所有的旧家具及其它废物，扔到房子花园前面的马路边，以为那就是合适的处理方法。没到一小时，就有好几位美国白发老奶奶齐齐站在我们房子前面，大声谴责：“我们这个小社区是法定每周二下午居民扔垃圾，你们为什么不遵守规矩，周日就放手扔？这个小社区不是你们自己的家园，你们就不珍惜环境？你们是来美国读大学的，别给当地居民留下坏印象！把这些东西赶快搬进去，周二下午再扔出来。”

从我做起，不要放弃。

就是那么一场谴责，使我的环保意识陡然升级。自此以后，笔者就逐渐变成一个绿色行为者。十个月后搬到麻省的坎布里奇小城市，那里很快就是全美国最早实行垃圾分类的社区。那里是全世界高等院校最集中的区域，理应是环保生活方式和公共管理的先行者。

又过了十几年，笔者来到香港，成为当地最早携带口袋购物的居民之一。其时笔者已经是大学教师了，更要尽力减少自己的行为对环境的负面效应。我们不做，谁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