党的十九大报告指出：“我国经济已由高速增长阶段转向高质量发展阶段，正处在转变发展方式、优化经济结构、转换增长动力的攻关期”。这是对我国经济发展阶段变化和现在所处关口作出的一个重大判断。2017年底召开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也再次强调“高质量发展”的重要性。

高质量发展，是能够更好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的发展，其具体内涵和要义包括以下几个方面。

创新成为第一动力的发展。推进动力变革，要加强国家创新体系建设，深化科技体制改革，建立以企业为主体、市场为导向、产学研深度融合的技术创新体系；倡导创新文化，强化知识产权创造、保护、运用；培养造就一大批具有国际水平的科技人才和创新团队；激发和保护企业家精神，鼓励更多社会主体投身创新创业。

绿色成为普遍形态的发展。绿色发展是新时代我国人民对美好生活的迫切需要，也是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的内在要求。对此，要进一步在全社会树立绿色发展理念，加快形成促进绿色发展的政策导向、体制机制和法律法规，发展绿色金融，促进节能环保、清洁生产、清洁能源等绿色产业发展，倡导绿色出行等绿色消费方式，健全绿色低碳循环发展的经济体系。

经济重大关系协调、顺畅的发展。高质量发展要创新和完善宏观调控，发挥国家发展规划的战略导向作用，健全财政、货币、产业、区域等经济政策协调机制。加快建立现代财政制度，控制地方政府隐性债务风险。深化金融体制改革，提高直接融资比重，稳定宏观杠杆率，健全金融监管体系，守住不发生系统性金融风险的底线。

坚持深化改革开放的发展。要解决发展不平衡不充分的问题，必须深化要素市场化改革。完善产权制度，实现产权有效激励，才能进一步激发全社会创造力和发展活力。要加快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更好发挥政府作用，进一步扩大对外开放，推动形成全面开放新格局。

共享成为根本目的的发展。坚持在发展中保障和改善民生，在发展中补齐民生短板，如期实现脱贫攻坚任务；实现更高质量和更加充分的就业；坚持居民收入增长与经济发展同步、劳动报酬增长与劳动生产率提高同步，拓宽居民劳动收入和财产性收入渠道；全面建成覆盖全民、多层次的社会保障体系。

由高速增长阶段转向高质量发展阶段，是我国经济在30多年高速增长之后突破结构性矛盾和资源环境瓶颈，实现更高质量、更有效率、更加公平、更可持续发展的必然选择，也是我国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的必由之路。

（作者为国家发改委宏观经济研究院研究员）

来源:人民日报海外版

张卓元：孙冶方的“三不改”——学习孙冶方著作的三点体会

时间：2018-01-31

各位嘉宾，各位专家，非常高兴能够参加今天的《孙冶方文集》新书发布会。我是这套文集编辑委员会的主任。我做的工作并不太多，但从编辑过程中学习了不少东西。因为时间关系，我想简单地讲三点学习体会。

第一，现在中国改革开放40年了。在40年中，中国的经济和社会面貌发生了巨大变化，我们走上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并不是从天上掉下来的，其中包括几代人的艰辛探索，包括像孙冶方、薛暮桥这样的经济学家坚持不懈地长期研究，提出了一些很好的思想理论观念，指导我们的改革开放实践。在改革开放初期取得令人鼓舞的成果后，邓小平等政治领导人以高度的政治智慧，进一步归纳提炼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思想、理论、道路。

孙冶方实际上是我国改革开放的先驱者之一。我记得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前，胡乔木在1978年10月6日的《人民日报》发表了一篇大文章：《按照经济规律办事，加快实现四个现代化》。文章中有一个观点非常重要，就是按照经济规律办事，其中特别重要的是要按价值规律办事。我想胡乔木的文章借鉴吸收了孙冶方的经济思想。孙冶方从1956年起就重视价值规律的作用，1964年更旗帜鲜明地提出“千规律，万规律，价值规律第一条”。我们学习胡乔木的这篇文章时，都觉得内容非常新鲜，思想非常解放。这篇文章实际上为三中全会的召开提供了非常重要的理论准备。

十一届三中全会是开启改革开放新时代的标志性会议，会议公报也讲了“应该坚决实行按经济规律办事，重视价值规律的作用，注意把思想政治工作和经济手段结合起来，充分调动干部和劳动者的生产积极性”。会议公报专门讲价值规律，当然也是包含了孙冶方在内的经济学家对价值规律的长期研究和探索的。

我们现在讲要“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从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概念上说就是让价值规律对社会化生产起调节作用。当然 “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将价值规律调节社会生产的机理讲得更加透彻，应该说比十一届三中全会的提法大大前进了一步。

第二，在编辑《孙冶方文集》的过程中，我感到孙冶方写的文章一方面理论性很强，一方面又很实际，在理论联系实际方面非常好。

比如孙冶方关于固定资产折旧要不要上交财政，这是个很具体的实际问题。孙冶方把它提到非常高的理论高度进行分析，提出如果固定资产折旧上交财政，不留给企业来用，连工厂盖厕所都要上报，层层审批，这样根本不可能有企业活力。从这里出发，他进一步提升到究竟国家的大权和企业的小权应该怎么划分。他说在资金价值量简单再生产范围内属于企业的小权，应该由企业来定，在简单再生产之外的属于国家的大权，应该由国家来定。他从一个很具体的问题谈起，一直可以提升到国家的大权和企业的小权之间的关系，而且提出财经体制改革的核心就是怎么处理好国家和企业的关系。从这个例子可以看出来，他的问题是从实践中来的，但是他的作品理论性很强，实践性也很强。

第三个体会，就是孙冶方坚持真理，奋不顾身地坚持真理的崇高精神。我举一个简单例子。 1963年9月18日孙冶方写了一个关于利润的内部研究报告《社会主义计划经济管理体制中的利润指标》，当时并不是公开发表的。

孙冶方写这个内部研究报告时正在强调“政治挂帅”。孙冶方认为，对企业来说，争取更多的盈利、更多的利润，应该是企业搞得好的一个非常重要的综合性标志。如果企业的利润率在社会平均资金利润率以上，是一个好企业；如果在社会平均资金利润率以下，这个企业就是不好的企业。所以他要用利润作为综合指标。

当时吴敬琏借调到中宣部协助于光远编写《政治经济学》教科书。他从那里知道，中宣部正在酝酿批判经济工作上的“利润挂帅”。所以吴敬琏很担心，说一定建议孙冶方不要去写这个关于利润的研究报告。作为他手下的工作人员，我们当时都觉得他写这个东西太危险了，替他捏了一把汗。我们五个人，桂世镛、项启源、何建章、吴敬琏和我，就在经济研究所一起商量：要向孙冶方建议，第一取消这个工作，不要写这个关于利润的报告；如果孙冶方坚持，报告无论如何要降温，不能写得那么明确，不能说利润是综合指标，说利润作为一个考核指标还可以考虑。我们公推了两位，一个项启源，一个桂世镛，项启源能言善辩，口才很好，桂世镛是孙冶方最得意的一个年青人，当时是我们经济所党总支青年委员、团总支书记，请他们两个人当面跟孙冶方讲，建议他或者取消，或者降温。但是项启源和桂世镛去了以后，很快就被孙冶方顶回来了。孙冶方说不行，我还是要照写，而且观点不动，也不降温。在1963年9月18日他完成了这份关于利润指标的内部报告。从这个例子可以说明，孙冶方对自己认准的观点是非常坚持的。

刚才李剑阁理事长也讲了孙冶方出狱当天就宣布“一不改志，二不改行，三不改观点”。他这样的治学精神，我认为对科学研究是非常难能可贵的，我们搞科学研究，探索未知，可能会碰到有些错误，但是在你认为是正确的情况下应该坚持，不要随风倒，这是做科学研究的一个非常重要的原则。

因为时间关系，我就讲这些，谢谢大家。

（范世涛、张兰太根据录音整理，已经张卓元教授审阅）

来源：网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