活动背景：

应柏林华人人文与社会科学研究会会长吴桂德的邀请，著名汉学家司马涛教授（Prof. Dr. Thomas Zimmer）与吕恒君博士为留德学友带来以“文学的对话：论中国当代文学的当代性”为主题的对话式讲座。讲座在柏林洪堡大学法学院举行，由研究会副会长朱璟华主持。

司马涛简介：

司马涛（Thomas Zimmer）德国著名汉学家，历任波恩大学、科隆大学汉学系教授及系主任，同济大学及上海理工大学中德学院德方院长等。多年来他一直担任德国“Kindlers Literatur Lexikon”文学大辞典中国文学撰评人、德国外交部世界文学促进项目“Litprom“中国文学项目审评者。同时，他也是本研究会（柏林悦读）的学术顾问。吕恒君博士为德国洪堡大学亚非研究所哲学博士，曾于北京、首尔、柏林等地学习德意志语言文学、应用语言学、文学理论与批评等。主要专著有：Die Schriftstellerin Zhang Ailing und ihre Studien und Kommentare zum Roman “Der Traum der roten Kammer” （2016, Peter Lang）。

*司马涛教授

 一 

吕恒君：司马涛教授，不少中国乃至东亚的学者都已熟知您的名字，或者拜读过您的著作，比如说《中国皇朝末期的长篇小说》（Der chinesische Roman der ausgehenden Kaiserzeit）、《全球化的弃儿：关于汉语译成其他语言问题的几点思考》等等。其中，《中国皇朝末期的长篇小说》可谓德国汉学界从事中国文学研究、文化研究的必读参考书之一，那也是我在洪堡撰写博士论文时，我的导师屈汉斯 （Prof. Dr. Hans Kühner） 先生推荐给我的案头工具书。在此能否请您简单地向大家做一些自我介绍？比如说，您的汉语姓名有何渊源或典故？您怎样选择或确立了自己的研究方向？

司马涛：三十多年前，在银行工作了两年之后，我决心学习一些更有意思的东西，最好和语言有关。一位学医的好友说：为什么不学习汉语呢？当时由马汉茂教授 （Prof. Dr. Helmut Martin） 担任系主任的波鸿大学 （Ruhr-Universität Bochum） 汉学系最为有名，而且波鸿的地理、生活环境与我的老家艾森 （Essen）非常相似。出于新奇感，我来到了波恩大学 （Universität Bonn）。在那儿的东方语学院，我获得了中文与印尼文翻译硕士学位。

学习期间，我获得了德意志学术交流中心（DAAD）为期两年（84-86）的海外奖学金，可以选择去台湾或者大陆进修。由于教授们的建议，我选择了中国人民大学，成为了联邦德国赴中国大陆的第一批留学生。在人大报道时，老师们已经按照简单的音译替我取好了汉语名字齐默尔，以后大家都这样称呼我，包括我的中国岳父。直到后来一位朋友建议说：为什么不使用一个更地道的汉语名字呢？ 于是我最终为自己选择了汉语名字司马涛。“司马”的发音不仅近似于德国姓氏Zimmer，也和司马迁先生同姓，“涛”则近似于Thomas发音的前半部分。

在人大学习汉语时，为了提高阅读水平，我请中国同学们介绍一些有关中国社会题材的书籍。一位同学推荐了赵树理的小说《登记》，这是一本五十年代初期有关新的婚姻法小说。我觉得它非常有趣，并且反映了中国社会的农民问题。所以我的硕士论文就以这篇小说为例，在作品分析的基础上进行了翻译技巧的讨论。后来攻读博士学位时，我主要研究早期白话文，比如说敦煌骈文。由于敦煌骈文所涉及的早期白话主要来源于唐朝的口头文学，所以，即使我的本意是从构词法角度进行考察，还是不知不觉地加深了对文学的理解与兴趣。后来我在波恩大 学从事助教工作，也为顾彬教授 （Prof. Dr. Wolfgang Kubin）创办的《袖珍汉学》（Minima Sinica） 与《东方方向》（Orientierungen） 撰稿。在这个过程中，我逐渐发现了自己在文学研究方面的优势：在德国，专攻文学理论的人很少能够掌握地道的语言水平进行原著阅读，因而没有机会直接接触第一手材料。而我却正好能凭借语言优势掌握大量书面材料，然后在此基础上进行整理与分析。 这可能正好克服了纯文学理论带来的片面性，并符合“理论分析须符合材料与环境”的基本常识。这些经验、感悟以及不断积累的分析历程最终凝聚成了一本大部头的教授资格论文，它就是您所提到的《中国皇朝末期的长篇小说》（Der chinesische Roman der ausgehenden Kaiserzeit），一本正式关于中国文学的著述。

 二 

吕恒君：三、四十年前，马汉茂教授从台湾带回有关沈从文先生的研究资料，开始起步研究当代文学，可以说使德国汉学逐步摆脱神秘的、久远的、甚至有些腐旧沉郁的幽兰香气而步入现代研究领域，与时代同步。而最近您出版的德文新著《文学定义之中的当代中国》再次刷新现代性、与我们目前身处的这个时代同步，是对中国当代文学全面、深入的现时性剖析，可以说是德国汉学界关于中国当代文学的一项重大尝试与突破。这无疑在思想性、学术性方面都有重大意义。在此请问，您撰写这本专著的缘由或者初衷究竟是什么？

司马涛：在德国，研究当代中国文学的人非常少。特别是一九九九年马汉茂教授去世之后，这个传统基本上就断裂了。顾彬教授是当代最著名的文学教授，但他的研究是以现代诗歌为主。 另一方面，虽然翻译中国文学作品的人也有一些，但他们基本上都不从事研究。并且，在亚洲文化、亚洲文学方面，愿意直接发表中国书评的刊物仍旧很少。出版社总是要求作品先翻译出版，才能撰写相关书评。为了改变这种保守僵化的风气，在与顾彬教授合作期间，我主要是开创性地通过阅读中文原著直接撰写德文书评、并介绍一些中国信息。这样下来，不仅前后积累了几十篇书评稿，而且阅读原文、收集汇总原始资料的习惯也一直保存了下来，一直持续到我在上海同济大学工作期间。2009年我由同济大学返回德国出任科隆大学教授，发现前段时间积累的资料很可观，而德国还没有这么新颖的资料，就开始着手进行整理。2012 年再度返回上海后，就更加萌生了利用手中积累的资料撰写一本新的文学专著的念头。所以这部专著的目的一开始仍旧是针对德国的汉学现状，仍旧可以视作是改变德国汉学研究现状的一些努力。

在这段时间里，由于我有实地的机会深入接触中国、能与德国进行比较，也有机会读到中国文学研究者们比如陈思和先生的著作，我对自己的考察范围日益清晰。首先有一个特别重要的问题是：何为当代？当代究竟从什么时候开始？在此基础上，我逐渐意识到自己以前攒积的书稿与资料其实并不够。譬如在此期间，已有两位中国作家高行健与莫言获得了诺贝尔文学奖，而我以前并未熟读过多少他们的作品，所以就趁这段时间进行了大量的补充阅读。另外，我也比较关注一些在中国比较有影响力的作家，比如阎连科、王安忆、王小波、残 雪等等。80 后作品我也比较关注，比如韩寒、蔡骏和张悦然等，由于他们的作品属于新的文学，也涉及到网络空间，我不得不深入研读，虽然我个人其实并不喜欢其中某些流派，譬如本来对史蒂芬·金 （Stephen King） 等作家的奇幻小说一直也提不起兴趣。但在这些 80 后作品中，我能观察并感受到他们的作品从初期到现在的发展，我认为他们展示了不为人注意的努力与天赋。总而言之，就在这努力阅读的过程中，那些方方面面呈现在我眼前的因素、现象以及它们引发的比较与思考，就构成了现在这本著述。

 三 

吕恒君：您的老师顾彬教授曾对近三十年来当代中国文学提出了严厉批评。您是否认同他的观点？

司马涛：顾彬教授把当代文学的转折点定于1992年，主要是基于邓小平先生的南巡讲话。他认为中国文学由此迈向全面商业化，无论作者与读者都逐渐成为纯经济性质的逐利或消费群体，文学作品也逐步沦落为严重缺乏人性或人性启蒙的垃圾。我认为这种考虑虽不全错，但却是不太全面的。它太偏向或依赖于市场化的考量，轻率地认定这个时代的文学有负于大众，是一种基于情感的宣泄，以致于有些偏离了学者的态度。我认为其中一个原因或许也在于顾彬教授本身对叙事文学的轻视：他主要从事现代诗词研究，仔细研读过的文学作品并不太多；何况他认为叙事文学已经过时，甚至懒得为文学作品全面市场化这一论断寻找直接证据。而我认为当代文学也是出版规约、语言环境、评奖环节等等因素共同合力的综合性结果。这样似乎才能比较全面地提供信息。在这个考察过程中，我不断反问自己：文学的空间（譬如言论空间、出版空间、作品与读者之间的互动空间等）究竟是什么？文学发挥的余地（譬如社会功用、需要解决的问题等等）究竟在哪里？它们与社会环境、市场经济等有着怎样的联系？

*活动现场

 四 

吕恒君：请问在考察过程中，为什么您选择把考察焦点聚焦在长篇小说之上？

司马涛：为什么选择长篇小说呢？因为诗歌承载着强烈的美学观，它的受众是比较小众的，比如我自己读诗歌就觉得比较抽象。并且，在德国，传统的汉学家是看不起长篇小说的，他们主要的研究兴趣在于历史、哲学、艺术、宗教等阳春白雪方面，根深蒂固地认为文学比较低俗，甚至不需要研究。这和中国长篇小说在本土历史上的命运是比较相似的。而我在长期接触小说的过程中，却由衷感受到小说是鲜活的，它积极地反映着社会，具有特殊的手法引人入胜，比如为历史事件创造现时性的空间等。并且，也很难说它没有自己的美学观，只是这种美学观并不一定总是积极与高雅的。所以我非常欣赏叙事文学与电影。只是，在我的观察中，受现代比较文学的影响，北美与中国的年轻学者都喜欢套用西方文学或社会学理论从事中国文学研究，特别是一些来自于法国的理论，譬如说雅克·德里达 （Jacques Derrida），罗兰·巴特 （Roland Barthes） 以及尚·布希亚 （Jean Baudrillard） 等人的。但我认为这不一定完全合适，现代比较文学也有它自己的局限性。比如说，一些中国学者热衷于套用尤尔根·哈贝马斯 （Jürgen Habermas） 的公共领域理论阐释文学现象，但我觉得，他们引用的理论通常是不完全的、只是其理论中很小一部分，有以偏概全的嫌疑，也比较缺乏深入的分析，甚至有脱离实际的嫌疑。所以我更愿以手中积累的小说材料为基础，严密基于事实而提出具体的讨论，力争做到德国谚语所言：没有一个想法是缺乏依据的（Nicht eine Aussage ohne Beleg）。在这个基础上，或许我的实地观察能提供给德国学术界一些新的方法，启发大家继续观察中国的发展方向。

 五 

吕恒君：在阅读您的新著过程中，我能明显感受到您对中国作家深沉的理解与共鸣，没有一点儿居高临下的批评。但这引发了另外一个问题：当年我在洪堡撰写博士论文时，导师屈汉斯教授常常提醒我与研究对象保持距离。类似的建议在实际的工作中我也在您这儿听到过。那您认为自己在专著中与您考察的中国作家与作品是否保持了适当的距离？为什么我在阅读您的新著时，明明是面对基于理性的剖析、却又能感受到其中的温度？

司马涛：关于这个批评的温度，我想解释一下：尽管我个人非常热爱中国文学，但还是认为自己首先保持了对研究对象的客观距离。但是我不喜欢说空话，任何学术论文或学术作品都应该有证据。基于此，在研究过程中我也接触到了大量中国学者的评论、以及作家们自身在一些短篇文章及散文、访谈中的自我陈述，所以我能较好地理解他们的美学观及出发点。事实上，这也构成了我在本书的研究方法。由于在大量的书面材料分析中充分考虑到环境的制约因素、避免直接从西方理论出发进行教条式判断或脱离实际的研读，所以我更能体悟到当代中国文学的困境。当代作家们在市场经济、审查制度的双重压力之下与外界的疑问诘难之中还能创作出这些作品，我认为已经非常了不起。如果要单纯地从德国大众或我自己的阅读习惯出发，则可以坦率地说，作为读者，我认为目前能直接引起强烈反响的中国翻译作品或许还不太多。也就是说，中国作品目前仍旧需要合适的、专业的文学评论的引导，方而更好地走到大众面前、或者引起更广泛的注意、为大众所接受。

 六 

吕恒君：在阅读过程中，我注意到，您的专著选材内容非常广泛，研究的文学流派也涵盖了各个领域，并且都在历史发展的大背景下加以梳理，比如说从明末清初的“大旨谈情"到人情小说；从伤痕文学到反思文学；从魔幻现实主义、魔幻写实主义到神实主义；从青年文学到校园文学、80后文学；从口传文学到网络文学等等，可谓非常重视文学传统的传承或变形。请问在立足历史发展背景的前提下，您如何理解文学的当代性呢？

司马涛：我注重历史背景，是因为在历史的发展过程中，任何小说流派都不是横空出世的。至于文学的当代性，这真是一个难以界定的话题，很难有统一标准。因为它有不同的线索，可以牵涉到语言的角度、传统的角度，以及对历史的回顾与处理等等。事实上，没有人是仅仅活在当下、活在此刻，而不与历史发生任何关系的。譬如当一位当代作家在描述太平天国运动的时候，他 （她）更多的是在向当前的读者提出问题，其解答问题的方式也是在给予当前的读者以某种现时性启示。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说，不能把中国当代文学全部归类为市场经济之下的趣味性迎合，应该考虑到它试图解决当前哪些问题，需要完成何种社会使命。因此，在研究中国当代文学时，我认为最重要的是理解文学的界限可以触及的范围。基于此，虽然我自己一直避免文学理论先入为主的局面，但在讨论当代性概念时，还是例外地参考了符号学家尤里·洛特曼 （Juri Lotman） 的观点，认为他的文化符号学比较适用于分析当前中国的文学现状。

 七 

吕恒君：您在书中多次提到世界文学 （Weltliteratur） 这个概念，比如在分析高行健、韩少功、 阎连科、莫言的作品时，都结合西方文学作品做出了独到的分析与陈述，记得甚至有个结论出乎我的意料之外。比如说：您认为高行健的作品表现出的世界性甚至不比其他几位作家更自然。 而事实上，高行健先生长期旅居法国，生活环境非常世界化。相比之下，其他几位作者的作品反而具有强烈的地域色彩甚至方言特点。为什么您反而会认为其他几位有更加独到的、甚至是非常“自然”的世界性呢？

司马涛：我所谓的世界文学概念首先是对中国作家的一种肯定，也是反驳顾彬教授关于中国当代文学达不到世界文学水平的观点。事实上，我认为这些作者所受的外国作品的影响，远远超过了世界上任何一种文学受中国作品的影响，从这个角度看，他们的作品当然也是一种世界文学。

并且，更重要的是，虽然他们是用中文书写，却试图用中国世界观来描述世界，其探讨的问题远远超过本身的地域环境或乡土语言。比如在阎连科的《四书》里，所有的角色都没有具体的名字，而是以“孩子”、“教授”、“学者”、“音乐”、“宗教”等身份或集合概念进行代替， 而这种象征或符号不光是在中国、而是在世界大多数文化中都能找到同类，所以他们展示的其实是中国特殊环境里的世界命运 （Weltschicksal in chinesischer Umgebung）。就算这些作家引用了很多方言、渲染了很多地域特色，也掩盖不住他们对人类命运的总体思考。当然，其中莫言的小说还是比较特殊的。他的地域特色或方言应用比较得心应手，但我注意到：他所描写的外国人角色总体说来是比较寡言与苍白的。比如《檀香刑》中的德国总督就不太具备个性特色，其形象也与我查阅到的历史文献记载不符。因此，在他的小说中，此类与他本身经历相差太远的文学角色发挥的空间并不太大。 但总体说来，仍是瑕不掩瑜。

而且，就世界文学这一概念来说，翻译的作用也举足轻重。中国的外国文学翻译数量已经与国际接轨，但中国文学作品在国外翻译得却并不很多。并且，即使优秀的作品也会面临翻译水平与时间压力所带来的困扰，很难在国际上享有相应的知名度。比如在德国，真正从事中国文学翻译的人不到一打，而《檀香刑》的翻译当时应法兰克福书展要求，甚至要求在半年之内交稿，因此在翻译质量方面还有一些问题值得推敲或商榷。比如说，其中的“猫腔”是否经由中古德语、巴伐利亚方言翻译才更为传神呢？但这显然需要花上三五年甚至十几年时间。因此，中国当代文学在德语界缺少影响，也与缺少优良的翻译者有关。 至于特色方面，考量的因素是多样性的，譬如语言特色、内容特色、构造特色等等。

 八 

吕恒君：在阅读这本书时，我感觉您对小说的叙事语言也做了深入探讨，其比重明显高于英美学术专著。从白话文的发展到当代文学语言的特色与弊端，这真是一个发人深思的角度。 根据刚才的对话，我们也知道您在以前的文学研究中一直也贯穿着语言层面的研究，据我所知，您还曾有专文分析《红楼梦》中的白话语言特点。不知这样的研究角度究竟是出自您最初作为语言学学者的敏锐感与内在意识，还是因为您坚信这是当今文学研究值得重视的新的视角？

司马涛：大概因为我的母语是精确而刻板的德语，所以我非常有意识地想要捕捉到中国文学作品中语言所起的准确作用。众所周知，德语在表达抽象概念方面非常有力度，特别是有关法律与哲学的细节。汉语虽然在这方面稍逊一筹，却能胜任影射、暗示或文字游戏等有趣功能。当这样的语言应用到文学作品之中，可以说是一个非常引人入胜的特色，也有利于考察语言环境、语言政策对文学质量的影响。在这种语言空间里，韩寒的作品可谓非常有自己的文字风格。所以在这部书里，我也考察了当今的语言政策，比如说这个社会提供什么语言给读者和作家。而作家们如何应用这些语言、读者们如何领会它们，这也直接关系到文学作品的价值研究。

 九 

吕恒君： 对我个人来说，这本书最为触动我的地方是：您在考察中国当代文学时，也提及了“纪念文化”（Erinnerungskultur）与“历史克服”（Vergangenheitsbewältigung）这两个当代德国的著名概念，并将一部分作品与德国的反思文学相联系。最近一位中国游客在德国议会大厦前行纳粹军礼而被捕、台湾地区也接连两次出现了纳粹军服的游行事件而遭到德国驻台机构的抗议，借此机会，我想请问：中国乃至东亚地区的学者们该如何理解这两个概念呢？或者说：您认为德国的反思文学对中国当代文学乃至东亚地区的文学而言，有何值得借鉴或参考的地方？

司马涛：这个问题触动了很多我的个人感受。我出生于五十年代末，也算是战争儿童，因为我的父母在1945 年分别由捷克、波兰等地由苏联红军驱逐到巴伐利亚州，他们是逃难的二战难民。出于这段家族记忆，我一直非常关注德国文学对这段历史的处理，观察君特·格拉斯 （Günter Grass）、海因里希·伯尔 （Heinrich Böll） 等人是如何帮助读者借用叙事文学来保存历史的。他们中的一些人已经不在了，但这段历史却存活在叙事文学中、保存在人们的记忆里。只要这些文学作品还在，它就不会被遗忘。并且，虽然二战结束七十多年了，但一些重要的资料现在仍在发掘，一些作家不断利用新材料、新方式写出历史情况，这是很好的传统。可以说，叙事文学能把历史事件重新构成给当代读者观看，因为它有特殊的艺术风格、能提供条件保持读者对历史事件的主动记忆。德国知识分子作为二战的失败者，对反思文学的态度是极其严肃的、认为也是非常必要的。这或许是作为胜利者的英法美等国知识界无法深刻体会到的。正因为有这样的感受，所以我也能注意到中国作家以什么方式、提供什么技巧来保持读者对历史问题的关注。这些文学角度的描述弥足珍贵，它也属于纪念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在这个观察过程中，我认为阎连科的创作是非常有创意的。他的作品也已连续好几年在角逐诺贝尔文学奖。

 十 

吕恒君：如您书中所言，文学与社会密不可分、是探索社会的最佳角度。而现代人阅读时间有限，如果想要快速一瞥中国当代社会，您最愿向读者推荐哪一部或哪几部小说呢？并且，总体说来，您对当代中国文学的发展保持前瞻的动态的乐观，那么作为结语，您对当代中国文学的发展、当代文学家们、在座的文学批评者或爱好者们有什么建议或忠告呢？

司马涛：当前社会的阅读文化、阅读习惯的确发生了一些变化。我认为最重要的还是保持阅读。至于中国读者应该读什么书，我不敢妄言，大家愿意看中文书、本国书当然最好，但是，接触一些翻译作品、了解一些外国文学也是很有价值的。至于德国读者方面，多接触一些中国文学作品才能更好地了解中国社会。但中国文学作品在德国的销路一直并不太好，这是因为读者群有限、大家对中国文学了解不多，以致大的出版社不愿出版、小的出版社经济情况又有限。所幸德国外交部至今还有一个名为“Litprom” 的文学促进项目，当初是为了支持第三世界的文学翻译而设立的。这个项目还在，每年都会挑选一两部作品进行资助。我为这个项目做评审，因而对中国翻译文学也算有一些了解。我非常喜欢王小波，他的《黄金时代》、《白银时代》、《青铜时代》都非常经典，不仅风格独特、世界观也很独到。另外德国还有一部叫着 “Kindlers Literatur Lexikon” 的当代文学大辞典，它是传统的比较有力度的文学辞典，对世界文学乃至中国文学都有一定的了解。我每一两年会推荐一部作品，最近几年推荐了莫言、残雪、阎连科等。这次想推荐的是王小波先生。我会像以往一样，努力阅读他的作品，然后撰写一篇短评。最近我们还帮助瑞士出版社出版了经过翻译的中国漫画，我认为这也很值得提供给德国年轻读者们，让年轻读者通过简明易懂的方式接受中国文学。

对文学批评者来说，我认为最重要的还是要自己直接研读小说本身，而且当时要花很大力气，不要先立足于理论、要接受一些有影响力的作家。我觉得中国文学作品值得看、值得翻译，遗憾的是我自己还没看过中国科幻小说，例如当下很流行的《三体》。如果我们写的东西能影响德国年轻人对中国作品感兴趣、想看中国文学作品并进行翻译，就有价值。

我也不敢对中国作家们作出任何忠告与建议。只是，基于一名文学研究者的立场，我认为文学是非常重要的社会传媒。或许中德作家、东亚作家与德国作家之间最好能有一些合作与交流，特别是展开一些有争论、有争议的文学对话，比如说像我们今天这样的讲座。大家在一起畅所欲言、坦率交流，这样既可以填补德国学者特别是文学批评者的研究空白、引起他们的研究兴趣，也可以促使作家们在文学创作时更为严肃与审慎，从而促进我们对文学世界、以及身处的人类社会获得更深刻的把握与更洞彻的观照。或许这就是文学的意义所在？谢谢大家！

进入提问环节，观众提问非常踊跃，司马涛教授和吕恒君博士耐心细致地一一解答观众们的提问。

1.观众：从德国角度看，中国当代文学有什么特点？普通德国读者对中国当代小说有何感想？

司马涛：我不是普通德国读者。可能很多德国读者从有限的阅读中感觉中国作品写得比较残酷，比如莫言的《檀香刑》。而莫言的《檀香刑》展示的其实是社会怎么对待身体，身体和社会有什么关系。而余华在《活着》以后，风格与早期不一样了。对中国文学作品来说，遗憾的是翻得太少、书评也很少，所以能真正领略并欣赏中国文学的读者并不多。

2.观众：文学作品也需要适应市场，文学作品应该适应受众，还是引导受众？

司马涛：80后的作品当中有的比较肤浅，韩寒叛逆，张悦然深刻，郭敬明肤浅。张悦然和韩寒的作品比较重要。郭敬明受欢迎反应中国年轻人喜欢买东西，穿好衣服，过好日子，这代表中国的一部分。

3.观众：莫言作品很有地方乡土特色，但并非深受中国广大观众喜爱，尤其是看不懂作品中方言的其他地域读者就不太会喜爱。您对莫言作品的看法？

吕恒君：莫言、阎连科的作品虽然看起来特别乡土，但反应的人物命运并不止于高密乡，其反映的故事能在其他地方乃至世界范围内中找到类似思考。 莫言、阎连科关注中国特殊年代的共同命运，《活着》把民族受难的历史保留下来。

4.上一位听众继续追问：莫言真的能拿到诺贝尔奖？我们朋友之中没有人喜欢莫言。在莫言的文学中感受到强烈的隔阂感。

司马涛：莫言很犀利。首先，他找到了好的翻译。其次，他知道读者喜欢看的东西、研究者喜欢看的东西。我感觉很多中国作者在走自己的路。莫言的《檀香刑》在语言上的表现非常成功。

吕恒君：我自己也不喜欢读莫言的作品。但文学批评者和读者的角度不一样。 我个人认同莫言获诺贝尔奖。莫言长篇小说《蛙》虽然写计划生育，写过去的历史问题，但有当代性，讨论的也算当代问题，而且对未来也有启示意义。所以文学的当代性不一定是描述现在，也可以描述以前的现象，中国部分学者对此有误区，认为当代性仅仅是指描述当前的问题。

5.观众：对文学博士生来说，读博可能需要 6、7 年，耗时太长。如何把握读和写这个度？

司马涛：阅读是需要消化的。建议尽量看德国当代文学作品。

6.观众：法科生看德国文学作品除了关注情节和美感，还应该关注什么？

司马涛：还应注重德国文化与中国文化的差异：德语和德式思维更具有抽象性。比如可以看德国法官作家本哈德·施林克（Prof. Dr. Bernhard Schlink）的作品。

7.观众：把优秀的文学作品拍成影视作品，您能否接受？如何看待汉学在德国的发展？

司马涛：把文学作品拍成电影没问题。电影是艺术的另一种表现形式。 电影帮助文学发展。目前德国汉学现状我不太了解，但感觉只攻读德国汉学学士学位（ Bachelor）价值已不高。有的传统汉学家比较像书呆子，研究没跟上时代主题，德国汉学的最大问题是不符合当代中国的重要性。德国汉学家缺乏中国能力 （China Kompetenz）。

吕恒君：关注中国当代问题，不是说抛弃批评性传统，而是要面对现实，做好比较研究。东西方交流更多是更好的。譬如源于西方的比较文学中某些流派认为文学是文艺复兴时代的产物，东亚地区在20世纪以前也是没有文学的。但这显然有悖事实，譬如无法安放《西游记》、《红楼梦》等经典作品，也影响到对它们的考察与评估。

8.观众：一带一路的翻译有积极或消极的功能吗？文学翻译在中国和德国存在双向的翻译吗？

司马涛：近年中国书店变化很大，德国自然学科等其他学科的书籍被翻译成中文。 当然，其他语言的书籍也有被翻译成德语。至于功能，从德语作品翻译成中文作品，对于选择的题目要求很严格。我的夫人擅长于翻译，也有翻译年轻人的书。她推荐翻译青少年书籍，给青少年读者阅读。跨文化交流很重要。没有所谓的消极的翻译，每个翻译都会有它的意义。

吕恒君：文学是离生活最近的艺术，常会达成对个体命运，民族命运乃至人类整体命运的共识与关照。这就是文学的意义所在。感谢大家关注！

文：吕恒君、朱璟华、朱泓睿、吴桂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