站在新的历史起点上，党的十九大报告提出新时代中国社会主要矛盾转化的论断，指出社会主要矛盾已经转化为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这一关于社会主要矛盾的新表述包含着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基本立场，体现了鲜明的马克思主义世界观和方法论，也是对《矛盾论》《实践论》观点的继承和发展。

1、社会主要矛盾转化的论断契合了新时代的特点

党的十九大报告作出社会主要矛盾转化的论断，继承和发展了《矛盾论》的观点，契合了新时代的特点。《矛盾论》指出，矛盾是事物变化、发展的动力，突出了矛盾问题（辩证法）的认识论与方法论意义，因此把握了新时代中国社会的矛盾及其变化，也就把握了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的动力。社会主要矛盾的新表述，蕴含着矛盾分析方法，体现了《矛盾论》的基本观点和唯物辩证法的立场。

事物发展过程中并存着许多矛盾，这些矛盾可以划分为主要矛盾和次要矛盾。主要矛盾的存在和发展“规定或影响着其他矛盾的存在和发展”，“起着领导的、决定的作用，其他则处于次要和服从的地位”。所以，认识了新时代中国社会主要矛盾的变化，也就认识了起领导和决定作用的矛盾因素，认识了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阶段性特点和矛盾解决之法。

新时代是中华民族强起来的时代，是不断创造美好生活的时代，是科学社会主义焕发生机活力的时代，是中国日益走近世界舞台中央的时代，是不断为人类作出更大贡献的时代。新时代的这些阶段性特点集中体现在社会主要矛盾的转化上，新的社会主要矛盾一方面突出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更加强烈，需求不断增长，要求不断提高；另一方面强调克服发展的不平衡不充分问题的重要性，坚持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的发展理念，坚持全面深化改革，不断壮大我国经济实力和综合国力，满足人民美好生活的需要。

辩证地看，人民需要与生产发展处于辩证关系之中。毛泽东对此做过评论：“人们生活的需要，是不断增长的。需要刺激生产的不断发展，生产也不断创造出新的需要。人们对粮食的需要，在数量方面总不能是无限制的，但是在品种方面也会变化。”一方面，美好生活的需要刺激新的发展；另一方面，发展创造出新的美好生活的需要。毛泽东举粮食的例子，说明需要与发展之间的矛盾关系会呈现新的特点。在挨饿的时代，人民需要大量的粮食供给；在不愁吃穿的时代，人民对粮食的需要主要不体现为数量的要求，而体现为品种、品质、品味的要求。同样，人民的物质文化需要在新时代呈现出新的特点。人民不满足于数量层面的物质文化需要，而有更高的质量要求，表现为对美好生活的向往。“美好生活需要”成为一个更合适的表述，用来描述新时代社会主要矛盾的一个方面。

社会主要矛盾的变化，不是一两个领域内矛盾的变化，而是整个社会的主要矛盾的变化。主要矛盾的解决对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发展的全局具有决定性意义，也会为其他矛盾的解决创造有利的条件。党的十九大报告指出：“我国社会主要矛盾的变化是关系全局的历史性变化，对党和国家工作提出了许多新要求。”具体分析社会主要矛盾变化的原因与条件，有利于把握新时代的新要求与新使命。

在实际工作中，事物的矛盾常常以问题的方式呈现出来。抓住了主要矛盾，也就容易对重大问题作出科学的诊断。我们现在遇到的很多问题是“我国发展起来后不断出现的新情况新问题”，是发展中的新问题。运用矛盾分析方法，要求我们坚持问题导向，强化问题意识，善于处理各种复杂矛盾和难题，把化解矛盾作为打开工作局面的突破口。“不论是新问题还是老问题，不论是长期存在的老问题还是改变了表现形式的老问题，要认识好、解决好，唯一的途径就是增强我们自己的本领。”在夺取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胜利的征程中，要敢于直面矛盾，而不是回避矛盾。“任何贪图享受、消极懈怠、回避矛盾的思想和行为都是错误的”。

2、社会主要矛盾转化的论断根植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践

对主要矛盾的认识是根据事物发展的客观实际作出的判断，是在群众实践中获得的理性认识。《实践论》以实践概念为核心，以认识与实践、主观与客观、理论与实际的关系为线索展开论述，突出了实践的根本作用。党的十九大报告中关于社会主要矛盾转化的论断，根植于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实践。

在《实践论》中，认识发展的辩证运动过程是从实践到认识，再从认识回到实践的循环往复、无限发展的过程。获得一个真理性的知识，需要经由实践和认识之间的多次辩证运动。同样，对主要矛盾的认识也有一个辩证的过程。毛泽东很善于通过观察实践变化从而洞察主要矛盾的相应变化：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基于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性质这一基本国情，中国的社会主要矛盾是人民大众与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之间的矛盾；在抗日战争期间，客观形势发生了变化，此时中日矛盾成为主要矛盾，国内的阶级矛盾降到了次要和服从的地位。

1956年，随着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党的八大提出，国内的主要矛盾“已经是人民对于建立先进的工业国的要求同落后的农业国的现实之间的矛盾，已经是人民对于经济文化迅速发展的需要同当前经济文化不能满足人民需要的状况之间的矛盾”。1978年3月30日，邓小平在党的理论工作务虚会上的讲话中指出：“我们的生产力发展水平很低，远远不能满足人民和国家的需要，这就是我们目前时期的主要矛盾，解决这个主要矛盾就是我们的中心任务。”1981年6月党的十一届六中全会通过的《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中明确说：“在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以后，我国所要解决的主要矛盾，是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同落后的社会生产之间的矛盾。”此后一直到2012年，党的十八大报告仍然确认同样的社会主要矛盾。

党的十八大以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践取得举世瞩目的成就，党和国家事业发生历史性变革，“落后的社会生产”和“物质文化需要”已经不能完整概括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特征。一方面，我国的生产力水平显著提高，已经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社会生产能力在很多领域跃居世界前列。我国稳定解决了十几亿人的温饱问题，总体上实现小康，到2020年将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在这种实践背景下，“落后的社会生产”这一提法已经不契合社会发展实际。当前，发展方面的突出问题不是落后生产能力的问题，而是发展不平衡不充分的问题。

另一方面，在新的历史起点上，人民越来越向往美好的生活。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不仅数量广泛，而且有更高品质的要求，在民主、法治、公平、正义、安全、环境等方面都提出了更高的要求。人民群众“期盼有更好的教育、更稳定的工作、更满意的收入、更可靠的社会保障、更高水平的医疗卫生服务、更舒适的居住条件、更优美的环境、更丰富的精神文化生活”。这些期盼，已经呈现出多样化、多层次、多方面的特点。在这种情形下，笼统的“物质文化需要”已经不能完整描述当前的客观实际。因此，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社会主要矛盾发生了转化，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成为新时代的社会主要矛盾。

我国社会主要矛盾转化的论断，遵循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践的逻辑。社会主要矛盾发生转化、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的认识和判断不是主观臆断，而是有充分的事实理论依据的，是基于波澜壮阔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践作出的正确认识。

（作者：顾红亮，系华东师范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院长、上海市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研究中心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