党的十九大报告对我国当前社会的主要矛盾作出了新的重大论断：“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我国社会主要矛盾已经转化为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深刻认识社会主要矛盾及其转化，有助于我们更好地理解和把握新时代的内涵。
一、 社会主要矛盾的内涵
1.矛盾论是我党认识主要矛盾的有力工具
抓住事物的主要矛盾和主要方面，是马克思主义认识论的重要内容。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探索中，矛盾论是帮助中国共产党认识和判断我国社会主要矛盾的有力工具，而对社会主要矛盾的清晰认识和正确判断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革命、建设和改革的坚实保障。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曾在多个方面论述了矛盾的普遍性，同时也都强调了要重视对主要问题和主要矛盾的认识方法。恩格斯指出：“为了达到伟大的目标和团结，为此所必需的千百万大军应当时刻牢记主要的东西，不因那些无谓的吹毛求疵而迷失方向。”列宁也曾指出：“政治事态总是非常错综复杂的。它好比一条链子。你要抓住整条链子，就必须抓住主要环节。”
在马克思主义进入中国后，以毛泽东为主要代表的中国革命者，运用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充分结合中国的特殊国情和实践经验，形成了较为系统的具有中国特色的矛盾理论。首先，毛泽东强调了生产力和生产关系之间的矛盾、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之间的矛盾依然是社会主义社会的基本矛盾，并且这两对矛盾始终是推进社会主义社会不断进步的根本动力。其次，毛泽东拓展了矛盾的非对抗性在社会主义社会中的运用，指出矛盾分为对抗性矛盾和非对抗性矛盾，对抗性矛盾在阶级社会普遍存在，这种矛盾往往只能通过阶级斗争的方式解决，而社会主义社会的矛盾很多是非对抗性的，尤其是当人民的根本利益是一致的情况下，它可以依靠自身力量得以解决，如可以通过发展生产力，使生产力和生产关系之间的矛盾得以缓和等等，而不仅仅是通过阶级斗争。再次，毛泽东进一步丰富了矛盾的特殊性理论，指出对于我国不同阶段的矛盾要具体情况具体分析，不同事物在不同阶段，其矛盾都具有特殊性，而不同矛盾要用不同的方法加以解决。同时，将矛盾的普遍性和特殊性相结合才能更好地解决矛盾。最后，毛泽东强调解决主要矛盾以及主要矛盾的主要方面，必须要讲两点论和重点论相结合。正是在矛盾论的指导下，中国共产党才能对我国社会主要矛盾作出更为科学和正确的判断。
2.社会基本矛盾和社会主要矛盾
社会基本矛盾，是整个社会有机体中所有矛盾的根源，即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矛盾、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的矛盾。社会基本矛盾是在所有社会形态中必然存在的矛盾，制约和影响着社会其他矛盾的运动和发展。社会基本矛盾运动必须按照一定的规律进行，即生产关系必须适应生产力的发展，上层建筑必须适应经济基础的发展。但其间适应往往是相对的、非常态的，不适应反而是绝对的、常态的，因此这一基本矛盾贯穿着所有社会形态的始终，只不过在每个社会形态的不同发展阶段其表现形式可能有所区别。
社会主要矛盾，是在一定社会各种具体矛盾中居于支配地位、起着规定或影响其他矛盾的矛盾。而其他矛盾则是非主要矛盾。在不同社会形态、每个社会形态的不同发展阶段，社会主要矛盾往往都有着不同的表现形式。只有不断调整认识，才能更加科学地判断和处理在不同时期的社会主要矛盾。
研究社会主要矛盾必须联系社会基本矛盾，但二者在不同的社会形态或统一社会形态的不同历史发展阶段，其表现形式是不尽相同的，这点从我国社会主要矛盾的发展历程中可以看出。社会主要矛盾根源于社会基本矛盾，社会主要矛盾是社会基本矛盾的集中体现，但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之间的矛盾始终是所有社会形态中最为基本的矛盾，因此首先要把发展生产力作为解决社会主要矛盾的根本任务。同时，不同阶段的社会基本矛盾有其特殊性，因此也要将社会主要矛盾的定位和判断与社会的发展状况充分结合起来，进而调整指导方针与行动策略。
3.社会主要矛盾和社会次要矛盾
在事物的发展过程中，不仅仅存在某一种矛盾发挥作用，可能存在多种矛盾同时发挥作用，但其中必然有一种矛盾起主要的、领导的、决定的作用，“规定或影响着其他矛盾的存在和发展”，即主要矛盾;而其他矛盾则居于次要和服从地位，即次要矛盾。
“研究任何过程，如果是存在着两个以上矛盾的复杂过程的话，就要用全力找出它的主要矛盾。捉住了这个主要矛盾，一切问题就迎刃而解了。”同时，“不同质的矛盾，只有用不同质的方法才能解决。例如，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矛盾，用社会主义革命的方法去解决；人民大众和封建制度的矛盾，用民主革命的方法去解决；殖民地和帝国主义的矛盾，用民族革命战争的方法去解决；在社会主义社会中工人阶级和农民阶级的矛盾，用农业集体化和农业机械化的方法去解决；共产党内的矛盾，用批评和自我批评的方法去解决；社会和自然的矛盾，用发展生产力的方法去解决。过程变化，旧过程和旧矛盾消灭，新过程和新矛盾发生，解决矛盾的方法也因之而不同。”“用不同的方法去解决不同的矛盾，这是马克思列宁主义者必须严格地遵守的一个原则。”
社会主要矛盾和社会次要矛盾并不是固定不变的，二者相互作用，相互影响，在一定条件下，二者可以实现相互转化。在二者关系中，主要矛盾起着主导和决定性作用，同时次要矛盾也影响和制约着主要矛盾。社会主要矛盾具有历史性和阶段性，一旦社会主要矛盾发生变化，这就意味着社会发展或者革命进程来到了新的阶段。因此，及时、准确地判断社会主要矛盾的变化，是政党领导革命、带领建设的核心基础。
二、 我国社会主要矛盾的认识历程与特点
在我国不同时期中，社会主要矛盾是不尽相同的。随着建党以来百年的发展，我国社会主要矛盾主要经历了四个阶段，发生了三次重大的演变。首先，在社会主义制度建立之前的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社会的基本矛盾具有对抗性，表现为激烈的阶级斗争，因而阶级斗争始终是社会的主要矛盾。其次，中共八大后，我国制定了一系列政策，开始进行社会主义建设的探索，此时社会主要矛盾变为了人民对于建立先进的工业国的要求同落后的农业国的现实之间的矛盾。再次，1978年，我国开始实施改革开放政策，在中共十一届六中全会上，提出了我国社会主要矛盾变为了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同落后的社会生产之间的矛盾。最后，到2017年，我国国民经济发展水平已经得到了大幅提升，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共十九大上提出，我国社会主要矛盾已经是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
1.社会主义制度建立前的探索
在中国共产党成立初期，中国的基本国情仍是一个半殖民地半封建的国家，因此，如何反帝反封建是革命者需要首要思考的问题。为了将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中国共产党人进行了艰辛的探索。1923年，党的三大提出：“半殖民地的中国，应该以国民革命运动为中心工作，以解除内外压迫。”基于此，共产党与国民党展开了国共合作，一起开展了大革命。随着大革命的失败，1927年的“八七会议”过后，武装反抗国民党成了我党行动总方针，工作重心也从城市转移到了农村。
“九·一八”事变后，随着日本帝国主义入侵，我国的主要矛盾转化为了中华民族和日本帝国主义之间的矛盾。1934年《为中国工农红军北上抗日宣言》提出:“苏维埃政府与工农红军决不能坐视中华民族的沦亡于日本帝国主义……同全中国一切武装队伍联合起来共同抗日。”《宣言》的提出，将日本帝国主义和国民党政府作为了共同斗争对象，并喊出了“打倒一切帝国主义”的口号。但随着时局的发展，民族矛盾已经成为了社会的主要矛盾，1935年的瓦窑堡会议确立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策略方针。1937年《中国共产党在抗日时期的任务》指出:“由于中日矛盾成为主要的矛盾、国内矛盾降到次要和服从的地位而产生的国际关系和国内阶级关系的变化，形成了目前形势的新的发展阶段。”可见，此时反对帝国主义成为了社会主要矛盾，而国内矛盾则降为了次要矛盾。抗日战争取得胜利后，毛泽东曾在1945年指出:“从整个形势看来，抗日战争的阶段过去了，新的情况和任务是国内斗争。”1946年全面内战爆发后，推翻国民党的反动统治又重新成为了社会的主要矛盾。在新中国成立以后，以毛泽东为核心的领导人继续对我国社会主要矛盾进行探索，在1949年党的七届二中全会上，毛泽东指出:“中国革命在全国胜利，并且解决了土地问题以后，中国还存在着两种基本的矛盾。第一种是国内的，即工人阶级和资产阶级的矛盾。第二种是国外的，即中国和帝国主义国家的矛盾。”可见，此时工人阶级和资产阶级的矛盾、社会主义道路和资本主义道路的矛盾成为了新的社会主要矛盾。再到1956年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后，社会主义制度在我国基本建立起来，如何在一个经济文化等各方面都相对落后的大国中建设社会主义成为了中国共产党面临的新的考验。
2.党的八大：人民对于建立先进的工业国的要求同落后的农业国的现实之间的矛盾
1956年，我国的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剥削制度和剥削阶级已被消灭，社会基本矛盾的对抗性也基本消除，因此社会主要矛盾不再是阶级矛盾。党的八大集中提出了一系列的重要指导方针，其中包括了在新的国情下，对我国社会主要矛盾的判断。党的八大提出：“我们国内的主要矛盾，已经是人民对于建立先进的工业国的要求同落后的农业国的现实之间的矛盾，已经是人民对于经济文化迅速发展的需要同当前经济文化不能满足人民需要的状况之间的矛盾。这一矛盾的实质，在我国社会主义制度已经建立的情况下，也就是先进的社会主义制度同落后的社会生产力之间的矛盾。”基于对社会主要矛盾的判断，我国当前的主要任务已经不再是进行阶级斗争，而是大力发展基础工业，提高生产力水平，又快又好地将我国从一个落后的农业大国建设成为现今的工业大国。这一判断完全符合当时的基本国情，同时也意味着中国共产党迈出了进行社会主义建设的重要一步。
实践证明，党的八大关于社会主要矛盾的判断是正确的，但在随后的20多年里，党中央对我国社会主要矛盾的认识发生了变化，尤其是在1957—1978年之间，阶级斗争又被重新认为是社会主要矛盾。1957年《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中指出：“我们的根本任务已经由解放生产力变为在新的生产关系下面保护和发展生产力。”1957年，党的八届三中全会提出:“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矛盾，社会主义道路和资本主义道路的矛盾，毫无疑问，这是当前我国社会的主要矛盾。”随后“左”倾思想逐渐在党中央占据主导地位，使得社会主要矛盾的认识产生了偏差，提出了“以阶级斗争为纲”的观点。正是对社会主要矛盾的错误认识，导致我国经历了一系列曲折的发展，甚至使得生产力遭到严重破坏，人民生活质量和物质文化水平提升缓慢。
3.党的十一届六中全会：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同落后的社会生产之间的矛盾
1978年12月，随着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的召开，我国的历史发展进程迎来了重要的转折点。会议确定了“解放思想、开动脑筋、实事求是、团结一致向前看”的指导方针，果断放弃了“以阶级斗争为纲”的指导方针，实现了党的思想路线的拨乱反正，并将工作重心转移到了经济建设上来，全面实施“改革开放”战略。
在这一历史时期，邓小平基于毛泽东的矛盾理论，进一步对我国的社会矛盾展开了深入剖析。1979年，邓小平指出：“关于基本矛盾，我想现在还是按照毛泽东同志在《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一文中的提法比较好。毛泽东同志说：‘在社会主义社会中，基本的矛盾仍然是生产关系和生产力之间的矛盾，上层建筑和经济基础之间的矛盾。’……当然，指出这些基本矛盾，并不就完全解决了问题，还需要就此作深入的具体的研究。”他提出，在社会主要矛盾中，最重要的因素仍然是生产力，因此，应当把发展生产力作为建设社会主义的根本任务。他提出：“搞社会主义，一定要使生产力发达，贫穷不是社会主义。我们坚持社会主义，要建设对资本主义具有优越性的社会主义，首先必须摆脱贫穷。”“社会主义的根本任务是发展生产力，逐步摆脱贫穷，使国家富强起来，使人民生活得到改善。”在充分继承党的八大会议精神后，以邓小平为代表的党中央领导人对我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社会主要矛盾继续进行探索。邓小平指出:“至于什么是目前时期的主要矛盾，也就是目前时期全党和全国人民所必须解决的主要问题或中心任务，由于三中全会决定把工作重点转移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方面来，实际上已经解决了。我们的生产力发展水平很低，远远不能满足人民和国家的需要，这就是我们目前时期的主要矛盾，解决这个主要矛盾就是我们的中心任务。”1981年，党的十一届六中全会正式对我国的社会主要矛盾提出了新论断：“在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以后，我国所要解决的主要矛盾，是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同落后的社会生产之间的矛盾。”在新的指导思想下，全国上下逐渐把工作重心转移到了经济建设上来，社会生产力进入到了快速发展的道路，综合国力不断增强，国际地位不断提升，人民的物质文化生活水平不断提高。
对于这一主要矛盾的论断，主要是由我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国情所决定的。人民不断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同落后的社会生产之间的矛盾日益突出，贯穿于我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整个过程和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成为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主要矛盾。在这个主要矛盾中，矛盾的主要方面是落后的社会生产。所谓落后的社会生产，一是特指我国社会生产力还不是很发达，还没有实现现代化，社会主义的物质基础还比较薄弱，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任务还相当艰巨；二是相对于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生产力发展状况而言，我国目前的生产力水平还有相当大的差距。这就决定了我国在今后相当长的一段时期必须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各项工作都要服从和服务于这个中心。只有这样才能有效地促进各种社会矛盾的解决。
1992年，党的十四大将“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同落后的社会生产之间的矛盾”这一论断正式写入党章，1997年党的十五大指出“这个主要矛盾贯穿我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整个过程和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经过十年的建设，到2007年，党的十七大提出：我国仍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国情没有变、现阶段我国社会主要矛盾没有变。再到2012年党的十八大强调了“三个没有变”，即我国仍处于并将长期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国情没有变，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同落后的社会生产之间的矛盾这一社会主要矛盾没有变，我国是世界最大发展中国家的国际地位没有变。
4.党的十九大：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
2017年，党的十九大对我国社会主要矛盾作出了重大新论断：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我国社会主要矛盾已经由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与落后的社会生产之间的矛盾转化为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高度重视运用马克思主义矛盾理论来帮助分析和解决党和国家事业发展中的重大问题，要充分掌握事物矛盾运动的基本规律和原理，正确认识矛盾的普遍性、特殊性、阶段性、客观性等。“在任何工作中，我们既要讲两点论，又要讲重点论，没有主次，不加区别，眉毛胡子一把抓，是做不好工作的。”习近平还强调，面对复杂形势和繁重任务，首先要有全局观，对各种矛盾做到心中有数，同时又要优先解决主要矛盾和矛盾的主要方面，以此带动其他矛盾的解决。
这一新论断的提出，既是对马克思主义矛盾理论的运用，也是中国社会实践的真实反映，是我们党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以后，客观分析了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形势和任务，对我国目前社会主要矛盾作出的新判断和新论断。社会主要矛盾的新变化来源于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新变化，来源于社会生产和社会需要的新变化。中国发展到今天，社会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都发生了深刻变化，主要矛盾的两个方面即人民需要和社会生产也都发生了深刻变化。
一方面，我国稳定解决了十几亿人的温饱问题，全面建成小康社会，人民的美好生活需要日益广泛，不仅对物质文化生活提出了更高要求，而且在民主、法治、公平、正义、安全、环境等方面的要求日益增长。从社会生产来看，新中国成立以来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到十九大召开前，我国经济发展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我国经济总量已稳居世界第二，人均GDP已从1978年的156美元逐步跃升至2016年的超过8000美元；产品短缺已成为历史，部分领域已出现了产品过剩现象；部分产业的产量和技术水平已领先世界。因此，原先“落后的社会生产”的判断已经过时。从社会需要来看，在经济不断发展的基础上，我国综合国力和人民生活水平不断提高，正在从“基本小康”跃向“全面小康”，因而更加美好的生活自然成了人民群众的新期待，在物质与文化需要得到充分满足以后，人民群众关于民主、法治、公平、正义、安全、环境等方面的“非物质”、“非文化”的需求更加突出。因此，原先“物质文化需要”的判断也已经过时。由此可见，“落后的社会生产”转变为“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物质文化需要”转变为“美好生活需要”，这些新提法、新概念涵盖面更广，也更加符合实际。
另一方面，我国社会生产力水平总体上显著提高，社会生产能力在很多方面进入世界前列，更加突出的问题是发展不平衡不充分，这已经成为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的主要制约因素。虽然我国经济建设与经济发展取得了巨大成就，但是与人民群众“美好生活需要”相比，现在的发展仍然是“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从“不平衡”来看，主要表现在：（1）城乡发展不平衡，改革开放以来我国一直重视城市作为经济中心的带动作用，城镇化率持续提高，但同时“三农”问题一直成为发展的短板。（2）区域发展不平衡，在区域经济总体布局中，区域发展分化现象日趋明显，东部地区发展仍然是领先于全国，中部和西部地区处于追赶型发展，而东北地区发展则相对滞后。（3）不同阶层的收入不平衡，在人民群众收入水平不断提高的同时，我国收入分配的基尼系数也在提高，收入分配差距有所扩大。从“不充分”来看，主要表现在以下五个方面：一是创新发展不充分，我国一直致力于建设创新型国家，也创造出了一批有影响的科技成果，如天宫、蛟龙、天眼、墨子、大飞机等，但总体上我国原始创新、基础创新仍然落后于发达国家；二是协调发展不充分，区域差距、城乡差距、产业差距等仍然较大；三是绿色发展不充分，习近平总书记提出的“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理念已经深入人心，但我国局部地区的环境污染现象仍然比较严重；四是开放发展不充分，党的十八大以来，我国对外开放步伐加快，如“一带一路”倡议持续推进，建立亚投行和丝路基金，人民币“入篮”等，但我国在重要国际组织中投票权不多，在国际市场上重要商品的定价权不多；五是共享发展不充分，如我国目前收入分配差距较大。
三、 社会主要矛盾的研究意义
清楚认识社会主要矛盾的变化是我们党领导革命和带领全国人民进行政治、经济、社会、文化、生态等各方面建设的重要基础。从我国社会主要矛盾的发展历程来看，只有当我们研究清楚、正确认识了各个时期社会的主要矛盾，我们的实践活动才能是正确的，能够推动社会进步发展的，因此研究社会主要矛盾对我国的发展方向有着至关重要的引导作用。
社会主要矛盾发生变化是我国进入新时代的判断依据，是新时代开启全面建设现代化国家新征程的逻辑起点。站在全新的历史方位，我国国情已经发生了深刻变化，社会主要矛盾的两个方面，即人民需要和社会生产也都发生了深刻变化。及时、正确地对社会主要矛盾展开深入研究，有利于我们更好地认清进入新时代的判断标准，有利于正确认识人民需求和社会生产二者本身及其关系的变化特征，有利于深刻理解推进改革开放的重要性，从而更好地指导我国展开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
1.有利于更好地认清进入新时代的判断标准
《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三十讲》指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这一重大政治论断,是根据我国社会主要矛盾发生新变化作出的”，因此社会主要矛盾的转变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的重要依据。经过几十年的社会主义改革和建设，主要矛盾的两个方面，人民需求和社会生产均发生了深刻变化。最初，受制于生产力水平发展相对落后，人民更多地需要解决吃饱饭、穿暖衣、有屋住等问题。1956年我国GDP为1030.7亿元，人均GDP仅为165元，第一产业增加值占GDP比重为43.07%，第二产业占比为27.23%。可见在新中国成立初期，我国经济体量较小且在较大程度上依赖于第一产业，而第二产业则占比偏低。在人口基数较大、科学技术水平发展滞后的基本国情下，物资相对匮乏，尤其是工业制成品种类和数量长期处于供不应求的状态。经过20多年的艰辛探索和曲折发展，到1978年，我国GDP增长到了3678.7亿元，人均GDP上涨到了385元，第一产业占GDP比重下降到了27.69%，第二产业占比增长至47.71%。随着经济水平的逐步提升，工业化水平的不断升高，人民生活物质匮乏、工业制成品严重供不应求的状况有所改善，但人们对物质文化的丰富程度、质量提升等问题产生更多的需求，即“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逐渐成为了更为迫切需要应对的问题。
经过改革开放近40年的发展，我国经济发展水平迅速提升，到2017年，我国GDP已经达到832036亿元，人均GDP上涨到59201元，第一产业占比下降到了7.46%，第二产业占比为39.58%，第三产业则达到了52.68%。已经稳定解决了十几亿人的温饱问题，即将实现全面小康，人民对美好生活的需要日益广泛，不仅对物质文化生活提出了更高要求，而且在民主、法治、正义、安全、环境等方面的要求也日益增长，并趋向于多样化和高质量化。进入新时代，“物质文化生活需要”已经无法再正确、全面地表达出人民的真实需求。党的十九大报告指出，我们在经济方面所面临的困难和挑战主要是“民生领域还有不少短板，脱贫攻坚任务艰巨，城乡区域发展和收入分配差距依然较大”等。可见，这些问题已逐渐成为了影响我国社会进一步发展，同时也是人民需求最为强烈的问题。若不能及时认识清楚人民需要的转变，则可能导致作出不合时宜的决策，进而使得社会矛盾越发复杂和尖锐。
进入新时代后，人民需要已经不仅仅是关注物质文化方面，而是对经济、政治、文化、社会和生态等“五位一体建设”以及党的建设等各个方面的需求都在日益增强。例如，人民群众关注的收入差距、民生保障、公平法治、监督维权、环境保护、房住不炒、教育公平、医疗养老等多个领域。因此“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这一新的表述更加准确、全面地表达出了人们在改革开放以来取得重大成就的基础上，在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生态和党的建设等多个方面都充满了对未来生活的美好希冀。因此，研究社会主要矛盾的变化有利于我们更加深刻地理解进入新时代的划分依据和判断标准。
2.有利于实现更科学的供给侧结构性改革
认清社会主要矛盾的主要方面，是解决主要矛盾的必要前提。实践证明，社会主要矛盾中的人民需要和社会生产两方面，往往社会生产是主要矛盾的主要方面，而只有正确处理好了社会生产这一方面，才能更好地应对和解决社会主要矛盾。认清国情，找准社会主要矛盾是帮助我国选择正确道路的必要前提，也是我国实现快速发展、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重要保障。在新中国成立初期，我国仍是个落后的农业大国，生产力远落后于先进的西方工业国；改革开放后，我国工业化水平有所提高，但是物质文化供给仍然跟不上人民的基本需求；进入新时代，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成为最值得关注的问题。可见，不同时代背景有着不同的社会主要矛盾，而想要解决主要矛盾，必须抓住社会生产这一主要矛盾的主要方面，进而找到解决矛盾的有效着力点。
无论在何时，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这两对社会基本矛盾不会变，但在不同时代有着不同的表现形式，即社会主要矛盾有所区别。在新中国成立初期，快速实现工业化，保证基本物资供给是重点，因此大力发展生产力，夯实工业化基础，尽快实现从农业国向工业国的转换，是解决主要矛盾的主要途径；改革开放后，进一步提高生产力水平，丰富物质文化的供给是建设重点；进入新时代，“落后的社会生产”已经转变为了“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如果再继续像原来那样只注重体量上的经济增长，已经无法再应对发生转变后的社会主要矛盾。经过改革开放40多年的发展，我国经济体量已经位居世界第二，社会生产已经彻底摆脱了贫穷落后的局面，甚至在航空航天技术、基础设施建设等多个领域已经做到了引领世界的程度。此时，正确认识到我国的社会发展已经转变成了以“不平衡不充分”为特征，是我国更有效地实现供给侧结构性改革，进而应对社会主要矛盾发生转变的重要保证。而着力解决发展不平衡不充分的根本办法就是形成以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为主线，以实体经济、科技创新、现代金融、人力资源协同发展的产业体系为支撑，以构建市场机制有效、微观主体有活力、宏观调控有度的经济体制为动力的现代化经济体系。
3.有利于深刻理解推进改革开放的重要性
通过40多年的改革开放，我国经济快速增长，人民生活水平不断提升，社会各方面都得到了长足发展，社会主要矛盾也发生了转变。主要矛盾在不同历史发展阶段有着不同的表现形式，是主要矛盾的两个方面，即人民需要和社会生产之间的关系发生变化所导致的结果。正确认识到了不同阶段，人民需要和社会生产两方面的特征及其关系，是作出正确、恰当的政策抉择的必要前提。从“经济文化迅速发展的需要”，到“物质文化需要”，再到“美好生活的需要”，从解决“当前经济文化不能满足人民需要的状况”的问题，到“落后的社会生产”的问题，再到解决“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的问题，社会主要矛盾的变化反映出了我国发展的阶段性要求，也反映了党和国家事业发展的重点要求。尤其是进入新时代后，随着社会主要矛盾中的供求关系发生转变，主要矛盾的主要方面，即社会生产，进一步由注重物质资料生产向强调全面均衡发展转变，解决主要矛盾的着眼点由注重社会生产向凸显人民需要转变，人民需要则由生存性需要向享受性与发展性需要转变。
进入新时代，我国要更好地应对社会主要矛盾的转变，要加快社会全面发展，要建设社会主义强国，就必须要继续坚持改革开放。只有不断地深化和推进改革开放，才能帮助我们更好地认识和处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中的供求关系，实现更高质量、更有效率、更加公平、更加可持续的发展，实现人的全面发展和社会的全面进步。
（本文发表于《经济研究》2022年第2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