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改革以后的变通性制度安排，对企业家才能配置产生了双重影响，它既使企业家能够从事生产性创新活动，又是寻租腐败等泛滥的根源所在

自1934年熊彼特的《经济发展理论》问世以来，企业家才能一直被认为是推动经济增长的最重要因素。鲍莫尔进一步指出，在不同的制度环境下，或者说，在不同的活动回报规则下，企业家才能在生产性活动或非生产性活动之间的配置有很大的区别。此后，墨菲等人详细讨论了影响企业家才能配置的各种因素，其中与政府和市场有关的制度环境最为重要。

基于以上分析框架，可以发现，中国自改革以后，在政府仍然在资源配置中居于主导地位条件下形成的变通性制度安排，对企业家才能配置产生了双重影响。它既使企业家能够发挥自己的才能，从事生产性的创新活动，推动了市场形成与经济成长，同时又是寻租腐败等非生产性活动泛滥的根源所在。

改革之初，在命令经济仍然占优势的情况下，中国政府做了一系列变通性的制度安排，为私人创业活动提供了较之集中计划经济条件下大得多的空间。其中最重要的有两个：第一，各级地方政府具有一定经济独立性和财政自主权的“M型(multi-division form)经济结构”；第二，生产资料分配与定价的“双轨制”。在M型经济结构下，各级政府具有壮大地方经济和增加地方财政收入的强大动机，他们为各类非国有企业提供了产权保护、资金融通等多方面的支持。而“双轨制”中的市场轨，为企业家取得生产资源提供了必需的条件，也创造了一个越来越大的产品市场。

这些有利因素提高了企业家从事创新活动的回报的水平，从而改变了中国企业家在生产性活动与非生产性活动之间配置自身的才能的结构。在生产性活动创新收益有所提高的条件下，那些由于种种原因从事非生产性活动能力较低的“能人”，往往率先转移到生产性创新活动方面去。这种转移一直持续到边际上从事创新活动和从事寻租活动的企业家的收益相等为止。显然，创新收益的提高幅度越大，就会导致更多的企业家将才能转移到创新活动上。

在中国企业家的创新活动中，有三种特别重要，即制度创新、优化资源配置以及技术引进和创新。

首先，是制度创新。市场运行需要一系列支撑性制度，如产权制度、第三方执法的合同执行制度等。转型初期，中国还缺乏这些制度，企业家创造了一系列替代性制度来降低交易成本。如以“社区集体所有”、“戴红帽子”等方式跨越当时严重的意识形态障碍，使非国有企业得以存在和发展；以族群关系、乡亲关系及其他社会网络为基础的双边和多边声誉机制，缓解了初级市场上的合同执行困难。

其次，资源配置效率的优化。在双轨制下，企业家们更多地使用成本更低的劳动力，同时从事市场紧缺的商品与服务的生产。随着资源配置方向的调整，中国第二产业的比重明显下降，轻工业和第三产业的比重则明显上升。

最后，技术引进和技术创新。由于面对更大的竞争压力，非国有企业和经过改革的国有企业日益成为技术引进的主要力量。自20世纪90年代开始，已经有一些私营企业形成了自己的核心竞争力。

基于以上三方面的企业家创新活动，私营企业成为中国经济增长的主力军，其发展极大地改善了中国居民的福利。不过，上述变通性的制度安排仍有很大的局限性。它在引进市场的同时，仍然在很大程度上保留了政府的主导作用。

——政府依然掌握着“计划轨”中大量资源的分配权。企业家为获取这类资源进行激烈竞争，寻租活动盛行。据有的经济学家估算，上世纪90年代初，全国租金总额占国民收入的比率达30%上下。巨额租金又增强了官员“设租”和“造租”的动力，使腐败愈演愈烈，同时形成了一个人数众多的既得利益集团，成为进一步深化市场化改革的阻力。

——M型经济结构容易产生地方保护主义。进行跨地区贸易的企业家不得不设法俘获贸易对象所在地的地方官员，要求当地官员对自己提供个案式的救济。这种意在寻求利益保护的“地方官员代理人机制”本质上是一种腐败，非常容易转化为对一部分人提供优惠、对另一部分人进行掠夺的机制。

——政府对国企管理层的“放权让利”，导致国有部门大量财富的产权变得模糊，为私人巧取豪夺大开方便之门。

以上因素提高了寻租活动的收益水平，就使企业家把自己的相当一部分才能配置到寻租活动上来。

而且，在这种变通性体制下，中国企业家进行生产活动，往往也要以从事寻租活动为前提。他们不但要善于捕捉商业机会，还要从事中国历来就有的“结交官府”的活动，通过“勾兑”、“摆平”、“搞掂”官员，最大限度地获取非生产性收益，这进一步导致了企业家才能的错配和腐败的蔓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