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忆银川，和银川四中老院子邻里就脱不了干系。2017年故地重游，是很亲切的。银川四中老院子已经不能进院子——如今有门卫，不是昔日门房老大爷。旧的教学楼已经旧貌新颜，操场是塑胶的。不用说，老家属院熟人已经鸟兽散。“此情可待成追忆，只是当时已惘然”。
1972年，我和爱人隗仁莲（北师大外语系同班）分到银川，她分到四中，我分到新城银川六中。有两趟公交班车来往于老城新城之间，但班车不能按时到站。隗仁莲是河南信阳专区的，正阳人。高中是班上好学生。那时候能考上北师大的，个个在自己学校都是名列前茅拔尖的。从大城市北京到边城，大家都得学会上厕所蹲旱坑，学会提水，和煤饼。
李德信一家，我初来乍到四中就认识的朋友和邻居。李德信在胶运大队，有胶轮车，包括货运机动车。贾丽云老师，北京人，格外热情。两个孩子，金童玉女。大的贾羽，银川市著名诗人。大行不顾细谨，有时我们在院子洗衣或托煤饼，收音机在院子里大声播放音乐，也不顾邻居午休。真粗心。那个小院挺温馨和睦的。有一次我们做红烧肉，把北京炉子压上煤就上班去了，中间火苗窜上来，锅烧干了，一股刺鼻呛人的浓烟丛窗户冒出，邻居贾老师看到大事不好，急中生智，从窗户外面往炉子上泼水，化险为夷，避免了火灾。还有一次，我爱人去四中农场，我在家独自带孩子，做好饭，孩子不肯吃，闹着哭。邻居贾老师说孩子饿了，拿饭给他吃，他狼吞虎咽，原来的确是饿了，只是可能我做的饭不好吃。而已而已。
四中家属院内，杨茂林、霍庆华和我是文友，曾在《宁夏日报》合伙发表文章。合作写文章，是那时的时兴。我用笔名“师亦钟”，也是表明不计名利——那时候没有稿费。78年有了稿费，相当于长了一级工资。我是《宁夏日报》笔友。常有豆腐干见诸报端。每年春节，我随同李大哥挨门挨户拜年。大杂院，邻里相帮互助。冬天，房前屋后泼的脏水洗碗水洗脸洗衣水结成冰层（也不怕危及房屋安全），也是孩儿们用冰车滑冰的场地。我儿子的冰车，忘记谁给的。
虽说日子紧巴巴，但我们小院子里却睦邻友好。每年春节李德信大哥率领我们挨家挨户拜年。大杂院呀。没有院墙，没有城府，一家炒菜众人闻香。互相没有芥蒂。最困难的年份，反而过春节在一起聚餐小酌。李大哥是回民，也不介意和我们同桌同灶。我们当然是很注意的。没有冰箱，当然也用不着冰箱。一般是就地消化。饭菜不过夜。灯泡，15瓦，也够亮的。收电费，按照各家度数读数收费。各家没有自己的电表。一般是几毛钱。这月若有结余，转给下一个轮值主任。偶然有人不自觉用了大灯泡，所以就有在灯泡上加封条的馊主意。不用担心有人用大功率电器。没有电视的日子，反而充实。没有电话，人际交往反而诚挚。
后来有了公用电视，“到老哈（管电视机的大师傅）那儿看电视”，是习惯用语。每晚聚集在一起，坐小板凳，不用选台，也无台可选。女的带针线。霍元甲是大家崇拜的英雄。后来各家有了十二英寸小电视，儿子可以躺在家里看电视，就觉得了不起。买电视机日本日立牌（那时候中日还挺好的 ），少不了托关系。小喇叭，儿童节目，每天中午12点半，准时开播。我的使命是招呼儿子准时收听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的声音。收发室的报纸，千篇一律，但每天一定必须翻看几十遍，正着、倒着、横着看，想寻求刺激。
有一年大年三十，忽然觉着是过年，把毛票收集起来，又搜出全部钢镚，四元多，到西街回民饭店买了羊肉馅，才有了饺子吃。这比杨白劳卖豆腐挣下几个钱扯上二尺红头绳强多了。穷，还乐，觉得还有三分之二的人仍旧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就精神焕发。那时候觉着自己还有责任解放全世界劳苦大众。报纸上经常报道物价稳定市场繁荣，心里头就特别踏实。语言的魅力，你总说自己幸福，也就真的很幸福。最熟悉的语言是“我们的生活比蜜甜”，“芝麻开花节节高”，而不是 “芝麻芝麻开门”。
当年，1972年，初到四中，短缺经济时代，我们的家具是租借学校的两张单人床，一张三屉桌，两把椅子，一个方凳（现仍在）和自己的两口木箱子。结婚时老师给我们馈赠的礼品是大铁盆、蒸锅、铁锅、脸盆等实用器具。后来托王邦秀同学从北京买回一张方桌，两把椅子，一个小书架。原先住四中平房两间，一个厨房是闻衍同学帮助盖建的。厨房的椽子是从学校随便拿的（君子固穷，小人穷斯滥矣）。自己养过鸡。一只母鸡，乌鸡，但偶然发现一天会有两枚鸡蛋——不知谁氏的鸡“走穴”下野蛋。
那时粮本、副食供应本、粮票、布票、棉花票、肉票、糖票、豆腐票，按比例供应，各种票证应有尽有，五彩缤纷。稍有疏忽，万一过期，就是损失。你必须有足够的智慧。那时候凭肉票买肉，几乎所有的人异口同声都要肥一点的，眼睛死死盯着割肉刀，暗自祈祷少一点骨头。那时吃肉吐骨头，但不吐皮。没听说过“去皮肉”。过年过节，买豆腐排长龙。靠山吃山，我的学生们为我排长队买豆腐。人流长龙，比豆腐多。那时候，谁家妻子在商业粮肉门市部工作，就有后门。“后门”这个词，就很盛行。送礼，要提羊腿。有一年一位老师从固原山区买回罐头瓶装的大油（猪油），很珍贵，我们都买了。固原六盘山山区很穷，秋天，农民的土豆挖出来，堆积在梯田里，等待城里汽车去拉，很便宜就可以买一堆。我的邻居袁庆生，用酱油炒菜，因为没有食用油。他的伯父在银川市是老干部待遇，据他说，每次吃饭老爷子都把肉菜放到离自己最近的地方——这不是我瞎编的。
1975年冬天一个傍晚，西街果品门市部进来几筐桔子（夤夜竹筐在外，无人偷窃）。第二天一大早先于开门赶去，以为会排长龙，结果有寒流，无人流。但每人限购2斤。保秀英老师的小叔子马师付站台。我想给儿子多买一斤，也没好意思张口。依愚见，必须等人家主动开口：“熟人朋友，多给你秤一斤！”这是神马心态？真傻，过会儿再去买一次，不就得了？每天给儿子吃“俩”枚桔子。儿子也知道共度难关，自觉日食二枚。桂皮放在铁炉上，发散清香；或泡水喝。
70年代银川市没有下水道。冬天四中自来水管子结冰，要点燃麦草火攻融化。街道上泼污水冬天结冰是常事。四中厕所，落后的旧式茅坑，上面人解便，下面有人用挠钩铁勺挖屎。如入鲍鱼之肆久而不闻其臭，好像也不觉着臭。犹如那时不觉着穷，还要解放其余三分之二。我们恨不得去给资本主义国家劳动人民发肉票。也有时妇女解便，茅坑底下有男子用挠钩扒屎。又一次掏大粪的不慎溅着朱佩仁老师屁股，引起纠纷。宁夏习俗，大便要打成屎饼，晾干，施肥。常有大粪车从街上经过，黄色大便散播臭味。粪车不加遮盖，大街上扬长而去，臭味四散，当然就扑鼻而入。清晨端尿盆互致问候，就很有乡野况味。这都是陈年往事，陈芝麻烂谷子。
住银川四中平房两间，纸浆黏糊的天花板上，时常有老鼠蹦跳，啃吃纸浆。一个小厨房，是闻衍同学帮助盖建的。厨房的椽子是从学校随便拿的。自己养过鸡。一只母鸡，乌鸡，但偶然发现一天会有两枚鸡蛋——不知谁家的鸡“走穴”下野蛋。银川人烧煤使用煤饼子，煤粉和黏土和合，用木模子托成煤饼。入乡随俗，我们也适应了。家家门前有垒成高墙的煤饼或碳块。烧煤时用铁钩子将煤饼打成碎块填入炉内。从煤灰里挑拣煤核可以压火。和山西农村烧湿煤不同。冬天，敲击炭块，火就旺盛。
70年代中期，我们学会了玩儿麻将。如今叫“搬砖”，垒城墙，用袁庆生老师的骨质麻将牌。趣事一桩：四人帮肆虐，我们远离政治，闲来无事，自己制作麻将，用结实的木块，锯成小小的长方体，万字，条子，手工书写绘画，饼子，用圆珠笔芯的尾部蘸红油墨拓印。东、西、南、北、中、发、白，手工书写。然后老李用清漆油漆。这副土麻将，我们玩儿了多年。如果还在，就可以入历史博物馆了。那时候我常批评学生不学习，但学生看到我们搓麻，不知作何感念。
现在四中东面那条路是后修的，原是一片芦苇荡，上下班的行人踩出一条路来。我们经常穿行其间。我也担心剪径强人出没——但始终未出现。后来那儿建起了体育馆——儿子上小学后常去那儿打乒乓。那时，银川四中北面无环城公路，路对面是无数渔塘，渔民们常把青草扔进鱼塘饲鱼。四中东面是电石厂，夜晚火光冲天，污染严重，后搬迁。此后又有几年化粪池，奇臭无比。大概是有人反映给银川市市长马信，才搬迁。后来四中盖了简易二层楼，有上水道，没有下水道。
1973年一月，我的儿子降生在银川。那年寒冬，银川市人民医院产房传喜讯：“生（升）了”。第一声啼哭，声音洪亮。出院，母子是用平板车拉回的。我是车夫。脏兮兮的木板上铺垫被褥。六中一位学生家长送了一只母鸡。早晨我时常到鼓楼南街买油条。邻居高老师给做了婴儿服。婶母从老家寄来婴儿褥子，四角上缝制红布条，表示喜庆或辟邪。老师们送的大铁盆洗婴儿尿布，两天一盆。尿布是旧衣旧床单撕扯的。我那时想用高标准培养犬子，心想一定让他长大当总理。不过仔细想来，人的培养一丁点儿也不是用车床车零件。你无法按照粮食生产标准像种地一样培育孩子或按照图纸教育孩子。
一岁时孩子托付给马奶奶。我们有自己制作的手推车。马奶奶经常推他去银川公园看猴子。有一次，他的帽子莫名其妙丢失了。后来在小厨房上发现，是他扔上去的。马奶奶院子里有一株枸杞树。有一次，一岁的儿子大清早趁人家上厕所倒尿盆机会到别联芳老师家偷拿西红柿。大家当笑话讲。银川四中有别于其他学校，就是有个菜园子，里面有几眼“厦窑”（ 窑洞带瓦房），住着几户人家。菜园子种蔬菜，老师们可以贴补一点食材。有一次儿子晚上偷摘西红柿，农民工大喝一声，把儿子给吓坏了，发出凄厉叫声。我们批评了那民工。当然各学校农场产的粮食，也补贴给老师一点麦子、面粉。老师们淘麦，到附近农村磨面的事儿也寻常。
那个儿子还出过洋相。两岁时，一次马奶奶领他到菜市场买菜，忽然发现不见了孩子。马奶奶站在台阶上用河北话广播：“同志们哪，老乡们哪，谁检到一个孩子？”后来，几个交通值勤的女中学生发现一个“无主”孩子，问他，他说家在“四东"，即，四中，姓安，爸爸叫安希孟（马奶奶有先见之明，平时教的）。几个女中学生便把他送回四中。我还给给二中领导写了封感谢信。这孩子从小爱出走：有一次自己个儿走到大桥底下，急得马奶奶到处找——他后来己个儿出走到杭州了。有一次，他从马奶奶家独门小院破门出走，溜回到银川四中，听见妈妈讲课，就俯身从教室外面门底破洞往里看，被妈妈发现。后来他在四中周遭泥塘芦苇荡捉蜻蜓，满身臭紫泥味，也不怕丢失。皮肤晒得黝黑。四中后面城外道路无车辆，似乎也未担心出交通事故呢。他的小伙伴，发友，有余明东、赵欣、尹成成、麻三。余明东后来上华南理工大，毕业去了广东电视台。
冬天，房前屋后泼脏水洗碗水洗脸洗衣水结成厚厚冰场（也不怕危及房屋安全），冰层里面包含菜叶饭渣，也是孩儿们用冰车滑冰的场地。环境卫生，那时没有提上日程。我儿子的冰车，不知道谁给做的。两根铁棍一头尖，一头弯曲可以手握用力点冰，冰车往前滑动。相当于浆。有那个，就相当于现如今爷爷给孙子一辆童车。又一次，孩子玩儿自行车——转动脚踏车链，自行车忽然朝他倒下，砸住了孩子。另一次，三岁的孩子大冬天扔砖头，我给他划了一道线，看能扔多远。结果他疝气发作，腹部疼痛，送到银川市人民医院，大夫让燃烧酒精洗大腿根部，如果不好，就要手术。结果孩子安然入睡，就好了。酒精是妈妈跑到到附近饭馆用人家小碟子偷偷倒了一点酒。大概五岁时，儿子出麻疹住院，我买了一副积木，没有想到他会照图片搭积木房子。后来当建筑设计师，就画楼房。感冒发烧，气管炎肺炎呼吸道感染，在文化街门诊部住院输液，是经常的。后来打针不哭了，因为知道哭也没有用。于是自己安慰自己，看着墙上的画儿说，小哥哥就不哭。后来他打趣地说，打针不哭的秘诀是看着墙上革命画报，心里默念：黄继光，会打枪，三发子弹四把枪。注意力转移大法是也。
儿子小时候的主要游戏是在附近有臭水沟的地方和于明东等一帮孩子捉蜻蜓，打沙包，拍烟盒。经常手脚上有臭泥腥味。还有一种游戏是玩羊拐骨。儿子自幼受武化教育熏染。玩具是玩具手枪或步枪、红缨枪，或者具有危险性的木质兵器、银色大军刀、模型飞机坦克大炮（无电池），从小会喊“缴枪不杀"“冲啊杀啊"“捉活的"为了……前进！"“一不怕苦二不怕死"。他和吴耀文哥哥玩，哥哥是司令，亳不吝啬地封他为“团长"，回来高兴地屁颠屁颠，但又听我说团长官不大，第二天又弄了个“军长"头衔回来。大人们让孩子冒斧钺之刑，枪林弹雨，出生入死。这是什么父母！？拜改革开放之福，儿子从8O年小学开始就学电脑苹果机。他所在的银川二十一小，自治区重点——重点学校，和跨世纪人才一样，译成外文有些儿难，因为有的地方无重点项目无摸范先锋封赏——率先教电脑编程序，经常和余明东加班加点学习，早出晚归。
儿子的童年是伴随孙敬修老爷爷、小喇叭、袁阔成、刘兰芳度过的。那时的家当，电器，唯有半导体——电灯当然也属于电器。儿子所在的在银川二十一小，自治区重点，学电脑从娃娃抓起，他是着先鞭的。美术老师任民业，自治区有名望的美术老师。儿子的美术基础是在那哈尔奠定的。不过他小的时候就爱学。我考研读书，他不停地问问题，我说你出去玩儿一会儿。但不久就又回来问问题。四中一位教美术女教师包老师，美术专业毕业，晚上辅导高考的学生。我们也让儿子跟着一道练素描，就是画石膏像。晚上，三伏夏日，蚊蝇饕餮，高中生都走了，偏他一人还在画石膏像——也不嫌枯燥乏味。画石膏像的目的是画房子，就是顶层设计。他成了建筑设计师。但儿子闹过笑话。报纸上“盲人不盲，孤儿不孤”，他大胆地读作“育人不育，狐儿不狐”。
康德说：“在人类的种种发明创造中，有两项可以看作是最困难的：管理的技巧和教育的技巧”，因为“人只有通过教育才能成为一个人。人是教育的产物。”康德认为，一切文明都是从个人积极性开始的，而教育的主要目的只在于教会人们思考。也许我们该思考了。
人是社会的人，是有限的存在，不是圣人，圣徒，并不生活在真空里。他食人间烟火，各种思想都打上时代烙印。但人又不是马匹，臀部印记不应带上一辈子。人会反思、省思，弃旧图新，幡然悔悟。批判和省思自已的过往，是有觉识的人。动物不会省思。还有人缅怀或梦想退回旧时代去。但我们往前行。中华传统，是循环与轮回，说不定咱们中间还有人迷恋想念过去。
生活世界是自由自在的领域，是真实有效和踏实丰厚的世界。“落实”，这个曾经使用频率最高的词，表明，最高思想、指导原理、科学定律，都要下落到实际生活中去。实践检验、理论真伪，皆以日常生存状况为转移。玄想、思辨、理论、信念、说教，不能老在五里雾中盘桓，不能老在象牙塔里踟蹰，而要回归日常生活。人行千里，要落脚实际。鸟栖池边树，双脚踏实地。政治训诲、理论说教、思想理念、精神追求、艺术创新、文化产业，都应回归日常生活。
2017.12.26.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