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合作之真谛与条件
农民合作问题是贯穿中国百年历史的核心问题之一。无论是在学术界，还是在政府官员中，甚至在农民中间，大家都在抱怨，中国人合作太难，原因是中国人没有合作意识和合作精神。这几乎成为大家一个共同的感受。因此，在讨论农民合作之前，我们需要深入反省，合作的灵魂、本质、精髓、真谛，到底在什么地方？我认为，合作的精髓包含四个方面的要点：
首先，民主是合作的灵魂。在合作社当中，要建立一种民主的协商制度，民主的议事制度。西方有所谓“罗伯特议事法”，小到开一个小组会，大到进行宪法的决策，都需要一个民主协商和议事的程序。西方的民主协商制度是古希腊的民主传统，这是根深蒂固的一种习惯。没有民主协商和民主议事制度，一个群体的合作就很难有效率，也不会产生好的合作。
第二，自律是合作之前提。换句话说，组成任何一个合作社，或者合作做任何事业，必须把成员的权利和义务关系界定得非常清楚，大家都要自觉地履行自己的义务，行使自己的权利。这就要求成员都要有自律的精神，尊重规则，尊重法律，尊重契约。假如成员没有自律，不清楚自己的权利义务关系，不尊重规则，那这个合作没法开展。
第三，法律是合作之保障。这个法律有些是成文的法律，有些是默契的法律，总之，合作当中要有法律，来保障程序的公正。美国的法律精神当中有一条，认为程序公正比结果公正更重要。美国有一个道格拉斯大法官，他认为在美国的宪法当中，其实大部分条文是关于程序的法律，程序的公正很重要。合作就要有法律，有规矩，它不是人治，而要尊重超越于个人之上的规则。
第四，妥协与博弈是合作达成的必要条件和过程。每一个合作社，其成员之间合作的达成都需要成员之间不断的妥协和博弈，在不断妥协和博弈之后最终达成一个一致意见和集体行动。如果一个农民不太清楚在合作社当中如何跟别人妥协，如何协商博弈，这个合作就没法进行下去，要么出现一个人专制，靠一个人的圣明来独断，要么大家一哄而散，合作社解体。大家不会协商和妥协，不会平心静气地讨价还价，都希望有一个人担当起来，你从这些最平常的群体决策就会发现，中国人的专制传统根深蒂固，因为中国人缺少民主的训练，协商的训练。
二、为什么中国人很难达成合作呢？
为什么中国人很难合作呢？以前形容中国人就是“一盘散沙”，“一盘散沙”就是不能合作，每个人都是一个决策主体，可是互相之间达不成真正的合作。其中的原因我想可能有以下几个：
第一，中国有历史悠久的长达几千年的小农经济传统，这种小农经济形态影响和约束了中国人的合作。中国人小农意识很强，满脑子小生产者和小私有者的思想，小农的习惯是根深蒂固的，他很难跟别人合作，在受过高等教育的人中间也是如此。从内心深处来说，我们每个中国人都是一个小农。
第二，中国传统文化中有一些思想传统阻碍了中国人之间进行大规模的合作。中国人重视家族和宗族，跟与自己不是一个家族的人，很难达成合作，这种文化形态影响深远。所以，我们的合作半径或者是交易半径很小，就是我们熟悉的自己家族的人。中国传统思想当中，有非常根深蒂固的小国寡民的思想，主要是道家思想，对中国人的影响非常大。其实道家最深刻地反映了中国小农经济下的哲学思想，其理想世界就是“鸡犬之声相闻，民老死不相往来”。实际上儒家代表中国人当中比较高层的贵族的思想，他们强调大同世界，强调人和人之间更大规模的联合，“人不独亲其亲，不独子其子”，这就包含着社会合作的理念在内。
第三，中国人在传统上，法制与程序的意识比较差对于规则，往往不太重视。比如说罗伯特议事规则，这个议事规则让中国人看来极其刻板、烦琐，大家还是觉得一个人说了算挺好，很有效率。确实，从效率来看，罗伯特议事规则未必是对的，有时候讨论一件事议而不决很长时间，所以你看美国的宪法要加一条所谓宪法修正案是极其困难的，有时候讨论几十年，这条宪法修正案都没有加上去，而你发现中国的宪法如果要修改的话，往往很快速。由于中国人的法治和程序的意识比较差，所以中国人做事情的时候往往过于弹性，过于变通，过于灵活。这种过于灵活导致什么结果呢？就是我们的合作往往是非常脆弱的，因为它过于灵活了，把法治、规则和程序放在一边，合作就很容易走样甚至破产。中国人往往过于热衷于变通和灵活，不去严格执行规则，所以合作总不持久，一遇到问题就不欢而散。
第四，因为我们的民主传统比较缺乏，专制传统漫长而且顽固。每个中国人都期待有一个极其英明的、又聪明又能照顾大家利益的人能够出来为大家决策，没有成员之间相互协商、慢慢讨论问题的习惯。一些历史学家认为，中国古代的治水传统对中国的影响非常大，当年大禹治水，实际上是古代专制国家形成的萌芽。古代以前都是实行“选贤与能”的禅让制，这是非常古老的一种制度，可是到了禹，禹最后传位给他的儿子启，建立了夏，夏是中国第一个专制国家。这是历史学界一种说法。专制的传统太长，确实影响了人民之间的合作。
第五，中国人往往缺乏自律的精神。你让中国人在没有任何强制的情况之下产生自我约束，这是非常难的。中国人假如没有警察维持秩序的话，那个路口会是非常乱的；有警察在，就会非常有秩序，这就表明中国人没有自律精神。中国人到现在为止也很难说每个人都学会了自觉遵守交通规则。有一个段子，说一个中国男留学生在美国大半夜开车路过一个红绿灯，此时红灯亮了，这个男同学不守规则，四顾无人，就开过去了，身边的美国女朋友非常生气，说：“你怎么能这样呢，如此没有任何规则意识，跟你这种人在一块儿，恐怕没什么安全感”，于是两个人就散伙了。数年后回到中国，这个男青年变得有规则意识了，跟女朋友在深夜开车路过红灯的时候，他就立刻下意识地停车等待，女朋友在旁边踹他，可是他依然等待绿灯。女生说：“你这个死心眼，跟你过恐怕没什么希望了”，于是最后两人又分手了。这是说中国人缺乏自律。中国古人讲“慎独”，认为即使没有任何人监督，独自一个人的时候，也要高度自律，这是古代君子的精神境界。假如合作社的成员都不自律，那么这个合作是很难维系的。
第六，中国人不懂得妥协和博弈，容易走极端，他要么当一个顺民，一切都是统治者说了算，自己不负责的；要么就革命，惹急了就揭竿而起，打碎一个旧世界。真正中庸的状态，是成员都有主人翁意识，同时又懂得在群体中相互妥协和博弈，这样的话，这个团体就很富有弹性，大家互相之间可以讨价还价，可以协商，最后达成一个协议。你说的东西我可以持不同意见，可是最终群体一旦达成协议，每个成员又必须忠实执行这个决议，这是一个民主制度。
第七，中国人缺乏合作也许是因为中国的企业组织的传统在历史上是比较缺乏的。中国历史上不乏优秀的儒商，他们经营商业的能力和智慧都非常高。比如说范蠡，也就是我们说的陶朱公，协助越王勾践复国的功臣，也是一个著名的儒商，一个优秀的企业家，是中国儒商的代表。还有孔子的学生子贡，即端木赐，也是一个非常有名的企业家，孔子能够周游列国，他的经费来源主要靠子贡来提供。所以中国人把商人的活动形容为“陶朱事业，端木生涯”。虽然中国优秀的商人并不缺乏，但是中国的企业组织比较缺乏，你看中国的企业都是家族内部的传承，他建立不起陌生人之间的合作传统，这跟西方的企业传统不一样。没有这样的企业治理的训练和传统，合作社就很难办得好，因为合作社不过是一种特殊的企业。
以上可以说是提出了几个假说，来探讨中国人的合作精神，但这些假说都不一定很全面和很正确，大家可以再讨论和深化。
三、中国人有自己的独特合作模式和传统
那么，中国人是不是不能合作呢？我认为不是，中国人有自己的独特的团队合作模式。中国人往往强调统一意志下的合作，这跟中国古代大型水利工程的实践恐怕是有关系的。中国古代几大有名的水利工程，非常不可思议，这没有规模的合作是不可能完成的，可是这个合作，必须在一个统一的领导之下合作。
中国人更擅长在宗族和村庄范围内进行合作。在我国古代，宗族内部的义田、义庄、义学非常多，大家守望相助，在同族同宗之内建立起合作和互助的机制，古代这种成功的实践非常多。
从历史上来看，中国也不缺乏乌托邦思想，中国人也向往人和人之间的和谐生活，可是你发现，除了少数的乌托邦思想之外，中国大部分乌托邦思想都强调小农经济下的自由自在的生活，而不是人和人之间相互合作的生活，这一点跟西方不太一样。当然，中国有没有那种具有高度纪律性和合作精神的乌托邦思想呢？也有，比如说张道陵的五斗米教，比如说墨子所组成的团体，都是纪律性很强的组织。墨子强调成员之间的兼爱，即爱无差等，组织内部成员是平等的，有强大的自律精神，强调刻苦的生活。墨子建立的组织制度非常严密，在当时影响很大，但是在战国之后就逐渐式微，以至于后来在知识分子中逐渐丧失了影响力。
（王曙光，北京大学经济学院教授、博导、北京大学产业与文化研究所常务副所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