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广义储蓄来衡量，今天中国的储蓄在 GDP 中所占比例已经高达 50%，引起了国内外的高度关注。由于高投资率 促进增长，因而高储蓄率间接导致了增长。此外，高储蓄率还可能同外汇储备 的增加相关。中国的高储蓄率至少有三层意思：（1）远远高于大多数国家，包括以高储蓄率闻名的东亚国家；（2）高于中国过去的储蓄率，国内总储蓄占GDP的比例 自 1990 年以来上升了15%；（3）储蓄率 甚至超过了中国原本已经很高的投资占GDP的比例。还值得注意的是，在中国 的国民储蓄中，居民储蓄约占一半，2007 年居民储蓄占居民可支配收入的 30%。
对中国高储蓄率的传统解释
关于中国的高储蓄率，以前的解释是，我们的社会保障制度不够健全、金融体系不够发达，现在老百姓的收入不确定性和工作不确定性增加，所谓的预防性储蓄较高；还有中国传统文化的影响，比如，我们从来都教育孩子不能乱花钱，特别是不能花还没赚到的钱。经济学里解释高储蓄率还有一个理论是所谓的生命周期理论。该理论认为，一般来说，如果是工作年龄阶层占总人口比重比较高的话，储蓄率就会比较高。这些解释看上去都很有道理，是我在一年半前的理解，也是现在文献的理解程度。但是我发现这些解释并不全面，原因在于，在过去十几年里面，中国社会的很多方面，比如社会保障制度，虽然没有像北欧那样高的发展程度，但是比五年前、十年前要好，按道理说，储蓄率应该下降，但实际上是在上升；我们的金融水平也在改善；而文化应该是不变的，文化只能解释25年前为什么储蓄率比别的国家高，但不能解释为什么 25 年后储蓄率还在上升。生命周期理论也不能解释，各个国家的经验表明，一国工作年龄人口越多储蓄率越高这个现象并不完全成立。所以，我想一定还有别的原因。
有人说中国储蓄中有一大部分是企业储蓄，或者是政府储蓄。2005年，雷曼兄弟开始持这种观点，而且被广为接受。这个讲法既对又错，对的方面是中国的国民储蓄（率）中大概有一半左右是企业储蓄（率），而且这个比重五年前没有一半，现在是一半；但这个讲法也有重大的缺陷，其实世界各国在过去十几年里企业储蓄率都在明显上升。比如美国的居民储蓄率很低，但企业储蓄率比较高。所以要是进行跨国比较的话，中国企业储蓄率只比别的国家稍高一点，大概2个百分点。所以企业储蓄率虽然在中国国民储蓄率中的比重不低，但是进行跨国比较就会发现，企业储蓄率高并不是中国国民储蓄率比其他国家高的主要原因。说到政府储蓄率，它是有区别的，有些国家的政府是赤字，有些国家政府是黑字，显然黑字国家比赤字国家的储蓄率要高，中国政府今年有赤字，明年可能也有赤字，所以政府储蓄也不能很好地解释中国的高储蓄率，最后还是要回到居民储蓄。
中国居民储蓄率居高不下的原因：性别比例失衡
那么，为什么中国的居民储蓄率比别国的居民储蓄率高，而且高很多呢？前面几个理由看起来不太健全，因此我考虑到了一年半以后和合作者张晓波博士发现的一个因素，中国男女比例失衡在不断加速，导致了居民的高储蓄率。我们的这个观点在《华尔街日报》中文版一登出，就有很多人提出反对意见，《纽约时报》英文版在 6月 22日和 6 月30日两次刊登我们的观点，也有很多人反对。这其中的原因很简单。一是《华尔街日报》和《纽约时报》的报道篇幅都很短，并不能完全准确地反映我们的观点。其次，我们这个观点多半人从来没听到过，再加上他也没有机会读我们的论文，也没看到过证据，所以很多人都会质疑我们的论点。而且有些人说已经有上述一些理由来解释中国的高储蓄率，因此对新的理由持怀疑态度。因此，第一，我们需要解释一下男女比例失衡会造成储蓄率高的逻辑是什么；第二，我们需要说明别人提出批评意见的原因，并给出我们对这些意见的看法；第三，我们需要找到证据，来证明我们的论点；第四，如果我们的这个观点是对的，那么男女比例失衡对中国的高储蓄率、高经常账户顺差究竟有多大影响；第五，假定我们的观点成立，它对我们的政策又有什么借鉴意义。
从害怕光棍到竞争性储蓄
首先看一看中国男女比例失衡到底有多严重。假设完全听其自然的话，世界各国的经验表明，在男女婴出生时对应于每 100 个女婴大约有106个男婴。男婴多一点是因为 0—2 岁男婴的死亡率会略高一点，到结婚年龄男孩、女孩就基本平衡了。中国在30年前男女出生比例基本均衡。在过去的30年里男女比例就逐渐上升，也即男婴与女婴的比例逐渐上升。到今天为止，大概对应于每 100个女婴有122个男婴。这是很严重的失衡：对应于每 4个女婴就有5个男婴，换句话说，每5个男婴到应婚年龄时基本上有一个会成为光棍，我说基本上，因为这不是绝对的，比如有些男性到应婚年龄时会不结婚，有些男性会出国或者同其他国家的女性结婚，或者和更年轻的女性结婚，也就是说，有各种各样的方式来对付严重的男 女比例失衡。但是，这些方式不能从根本上解决问题。为什么？如果把0岁、1岁、2岁一直到 25 岁的剩余男性加总大概达3000多万人，这是一个很大的数字，比如说整个意大利的人口才5000 多万，而全部男性，从婴儿到老头，加在一起还不到3000万。因此，这是很严重的失衡， 不是通过刚才讲的几个途径可以解决的。男女比例失衡一定会造成婚姻市场上男性的竞争加剧。那么，这和储蓄又有什么关系呢？假设多半的男性想要结婚，即使这个假设不成立的话，在中国，有男孩的父母多半不希望儿子成为光棍，这个假设应该是成立的。对于婚姻市场上 越来越恶化的男女比例失衡，有男孩的父母就会设法提高儿子结婚的概率，尽可能使他不落入3000万光棍的行列。而延迟消费提高家庭储蓄就是有男孩的家庭可以采取的一个手段。他可以让孩子接受更好的教育，给孩子提供更好的营养，而一个更直接更有效的途径是提高财富的水平改善家境。他们中的很多人会想，我不需要把自己变成亿万富翁，但是我需要比至少3000万男孩的家庭储蓄高一点。这样，我就会排在他们前面，孩子就可以找到媳妇。当然，即便所有家庭都这样想，也不会改变中国10年后有3000万男性不能结婚的事实。但是，如果每个家庭都认为只要我比别人储蓄多一点，儿子成为光棍的概率会降低，就会刺激家庭增加储蓄。需要指出的是，这并不是说性别比例失衡是影响储蓄行为的唯一变量。相反，有男孩的父母为了提高儿子的结婚概率，会采取所有可能的手段，包括给儿子提供更好的教育，让他们获取更好的营养，敦促他们更努力地工作，等等。性别比例对家庭储蓄率的影响，并不需要以父母知道当地的性别比例为前提条件。这也正是《华尔街日报》和《纽约时报》的读者认为我们的解释是错误的原因之一。如果你到街上随便问一个人，他多半不知道男女比例是多少，如果你问他为什么储蓄，他多半会说给孩子买房，给孩子提供更好的教育，不会想到性别比例的问题。说实话，一年半前我也不知道。实 际上，性别比例失衡到居民的高储蓄率之间，有一只“看不见的手”在起作用。我们可以考虑这样一个例子：内蒙的包头和广东的某个中型城市，这个城市的收入和生活水平与包头差不多，但性别比例不同，广东的城市要高一些，包头则要低一些，然后再找个家境差不多的有男孩的家庭，比如广东的马大嫂和内蒙的王大嫂。广东的马大嫂需要的储蓄比内蒙的王大嫂要多。为什么呢？因为她所居住的城市，房价贵，可能其他东西也会贵。而贵的一个根本原因是当地的男女比例失衡严重，婚姻市场竞争激烈，造成大家要买好房子，买大房子。但马大嫂并不知道是这个原因，她只知道她储蓄是为了买房子。包头的王大嫂储蓄比较低，但她也不知道储蓄低的原因是因为男女比例失衡不太严重，而只知道她想买房子就需要储蓄。
性别比例影响储蓄率的证据
我们可以从多个角度来证明性别比例会影响储蓄率。中国的男女比例失衡虽然全国平均水平是每 100 个女婴对应着 120 个男婴，但各地是很不一样的。严重的省份有河南、广东、贵州等，这些省大概是对应于每 3 个女婴有 4 个男婴。另外一些省的失衡程度比全国平均水平要低一点。有很多因素可以影响储蓄率，比如收入水平、产业结构、当地人口的年龄结构都会影响储蓄率。把这些因素控制住以后，你可以问这样一个问题：如果哪个地方男女比例失衡比较严重的话，是不是当地储蓄率会高一点，而统计数据表明，在性别比例失衡越严重 的地方，储蓄率的确越高。而这个高储蓄率可能就是通过上述看不见的手来调节的，但是读者不一定能做这样的联系。这是一个证据。第二个证据是更微观的家庭数据。家庭数据很容易核实，一般来说，在同一个地方有男孩的家庭会比有女孩的家庭储蓄高一点。但我并不把它作为支持我们理论最重要的证据。在我看来，对鉴别我们理论真伪更有说服力的证据是有男孩家庭的储蓄。假设只看有男孩的家庭，我们的理论有一个很明确的预测：同样是有男孩 的三口之家，如果把这些家庭的收入情况、受教育水平、工作情况等都控制住以后，就会发现，除了这些家庭特征外，当地婚姻市场的性别比例也是一个决定性因素。而数据非常明显地表明：如果是在一个性别比例失衡较严重的地方，同样的三口之家的储蓄率会更高一点，但是从有女孩的家庭来看，它们的储蓄率和当地的男女比例失衡没有系统性的关系。我认为，这是更有说服力的微观数据。第三是房价。我们在前面说到，有男孩的家庭在婚姻市场上的竞争会刺激家庭增加储蓄，这只是故事的一半，故事的另一半是说，没有男孩的家庭也会因性别比例失衡而提高储蓄，这是性别比例失衡的一种溢出效应，产生这种溢出效应的机制 是房价。中国跨省、跨市或跨县的土地数据表明，如果看平均房价，越富的地方房价越高，人口密度越密集的地方房价越高。但是把这些因素控制住以后，你会发现，除了这些因素之外，性别比例失衡越严重的地方，家庭储蓄率更高。这就是性别比例会影响所有家庭的储蓄的具体机制。
性别比例失衡理论对政策的含义
假设我们的理论成立，那么对中国的政策有什么影响呢？我们先来看看，假设这个竞争性储蓄理论成立，它对理解中国的储蓄率不断增加，到底有多大的作用。我们的统计研究表明，在过去的十几年里（从 1990 年到 2007 年），中国居民储蓄率大概从 16% 增加到 31%，大约有一半的储蓄增加可以用性别比例失衡这个因素解释。这有两个含义：一方面性别比例失衡是很重要的因素；另一方面是说性别比例失衡并不是唯一的因素，前面讲的各种因素，如社会保障制度不健全，文化等也会影响储蓄。
现在来看看竞争性储蓄理论对政策有什么含义。男女比例失衡是竞争性储蓄行为的结构性因素之一。既然是一个结构性因素，就意味着单纯改变其他因素，例如汇率放开，社会保障制度改善等，虽然会起作用，但是不能起到全部作用，性别比例失衡这个因素也必须考虑在内，而这个因素很难在短期内发生改变。而且我们从数据中可以知道，应婚青年的性别比例对储蓄率影响最大。但是，由于现在 0—10岁孩子的性别比例失衡程度要比17—25岁应婚男女青年的比例失衡更加严重，所以，即使从今天开始新生婴儿男女比例平衡了，10年后应婚年龄的性别比例失衡程度一定比今天更严重。从这个角度来看，中国的高储蓄率居高不下的概率很高。其他改革可以部分抵消高储蓄率，但是光有这些改革，而不考虑性别比例失衡问题，储蓄率居高不下的状况就不可能得到根本的改观。储蓄率居高不下，如果投资也没跟上来，储蓄减掉投资就是资本账户顺差，所以资本账户顺差居高不下的概率也不低。那么到底是什么原因造成了男女比例失衡。最直接的因素是中国父母中，有大量的父母有选择性堕胎。而造成有选择性堕胎的原因主要有三：第一是重男轻女，有相当多的父母重男轻女，或者因祖父母辈的压力造成他们重男轻女的行为；第二是父母生孩子的数量有限。以前也有 重男轻女的想法，但是以前没有造成男女比例失衡的一个重要原因是，如果想要儿子的话，可以一直生到有男孩为止，而现在只能生一个或两个，怎么办呢？只能保证我生的一个或两个孩子里面有一个是男孩；第三个因素有比较便宜就能判断性别的技术，如B超。这三个因 素加起来就造成了有选择性的堕胎，使大量的女婴没有出生。要改变这个现象，就要考虑这些因素。中国已经有政策，不允许医生告诉父母胎儿的性别，但是有各种办法可以绕过。中国计划生育政策在三四十年前提出的时候是考虑到中国人口太多，假设把人口增长控制住以后，在同样产出的情况下，人均产出就会增加，这种想法其实也是过分简单的想法。而且30年来改革开放的成功，对于人口的问题也可以放松一点，人口政策的稍微放松，未必会影响经济增长。重男轻女的想法，有很多的城市父母已经开始改变了，只是改变的速度不够快，使得统计数字还是反映出男女比例失衡的问题在加剧。为什么正确认识高储蓄率背后的原 因很重要呢？就像医生要对症下药一样， 中国政府一直在强调改变增长模式，降低对外需的依赖，增加内需的作用。目前内需的上升主要是由政府拉动的。政府行为短期内可能有用，但是长期老是靠政府的需求作为内需的动力，也有很多缺陷，这并不是我们主张的主要做法， 最后还是要回到降低居民储蓄，提高居民的消费上去。而要达到这样的政策目的，就要对症下药：居民储蓄高、消费低的因素是多重的，其中重要的因素之一是男女比例失衡，而我们又不把它考虑在内的话，药就不全，病也就难以根治。因此，改变增长模式也需要把性别比例失衡这个因素考虑在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