归国后的鲁迅起先在杭州的两级师范学堂担当生理学与化学课程，并兼任日语口译。这是由于当时聘请了很多日本教师，因此需要口译。夏丏尊（后为暨南大学教授，翻译家、散文家，知名的佛教研究家）负责教育学方面的口译，而生物学方面则由鲁迅担任。
生理学课上，鲁迅应学生的希望讲授生殖系统。这在当时是破天荒的事情，周围投以惊异的眼光，而鲁迅泰然自若，只是向学生提出一个条件：讲授过程中绝对不许笑。他对同僚说：“在这些时候，‘不许笑’是个重要条件。”
原先的校长沈钧儒被选为谘议局（清末在各省设置的一种类似议会的下意上达机构）的副议长调职之后，继任的校长夏震武是一位古板的道学家，强逼教员礼拜孔子，滥施权威。对此，鲁迅和许寿裳、夏丏尊等人总辞职，反而使校长陷入辞职的境地。迫使校长辞职后，虽然鲁迅好像又复了职，但结果还是于第二年即1910年夏，辞去杭州的教职，回到绍兴担任绍兴中学堂的教员兼教务长。
鲁迅的《著者自叙传略》写道，他进而在第二年辞去绍兴的工作，想在一家书店做编译员，到底被拒绝了，但辛亥革命也就发生。然而周作人在《鲁迅的故家》中将鲁迅想当书店编译员的时期记述为介于辛亥革命后担任绍兴师范学堂校长、进而辞职之后与去南京的教育部赴职之间。
《鲁迅的故家》是一本极尽详细的书，但若细心调查还是会不时发现其中前后矛盾的地方。周作人在过了数年所写的《鲁迅的青年时代》中，也有被视为订正《鲁迅的故家》的记载的部分，可是也不一定能够全信。这种情况下，因为《朝花夕拾》的《范爱农》中的记述也是辞去师范校长后马上进教育部，因此我想还是相信鲁迅自己的记述，认为周作人记忆有误比较合适。不过，如同我曾多次提到的，《朝花夕拾》大半是虚构，其他文章也由于写作当时的心境而有较多的润色或被简单化了，很难断定其真实性。当然,鲁迅何时想当书店编译员这件事本身搁在其中任一阶段都没有太大关系，我只是想作为例子提一句：即便《著者自叙传略》与《鲁迅的故家》这种核心的传记资料，也存在这样的问题。
归国之后到辛亥革命的大约两年间，是目前鲁迅传记中资料最少的时期之一。竹内好氏曾经将鲁迅写作《狂人日记》以前的六年北京生活视为“他一生中最不为人了解的阶段”（《鲁迅》，日本评论社，1944年）；不过有关这一时期，周作人在《鲁迅的故家》的第四部分《补树屋旧事》中有所涉及，而且1912年以降的日记也出版了，因此已经可以有相当的了解。这样一来，这两年的空白就格外显得惹眼。片断式地提及这段时期的资料中，如以上例子所见，时常相互矛盾，难以辨清事实。最主要的是，即使知道了部分事实，但欠缺将这些事实联系起来的一条线，鲁迅当时的思想与感情，总是残留着暧昧不清的地方。
比如，他写道归国后一到上海，最先就买假辫子。当时在上海有一位专装假辫子的专家，回国的留学生好像一般都找他买。稍微再引用一下《病后杂谈之余》（1934年）中有关辫子的部分：
装了一个多月，我想，如果在路上掉了下来或者被人拉下来，不是比原没有辫子更不好看么？索性不装了，贤人说过的：一个人做人要真实。
但这真实的代价真也不便宜，走出去时，在路上所受的待遇完全和先前两样了。……最好的是呆看，但大抵是冷笑，恶骂。小则说是偷了人家的女人，因为那时捉住奸夫，总是首先剪去他辫子的，……大则指为“里通外国”，就是现在之所谓“汉奸”。……
……我所受的无辫之灾，以在故乡为第一。尤其应该小心的是满洲人的绍兴知府的眼睛，他每到学校来，总喜欢注视我的短头发，和我多说话。
学生们里面，忽然起了剪辫风潮了，很有许多人要剪掉。我连忙禁止。他们就举出代表来诘问道：究竟有辫子好呢，还是没有辫子好呢？我不假思索的答复是：没有辫子好，然而我劝你们不要剪。学生是向来没有一个说我“里通外国”的，但从这时起，却给了我一个“言行不一致”的结语，看不起了。……但他们却不知道他们一剪辫子，价值就会集中在脑袋上。轩亭口离绍兴中学并不远，就是秋瑾小姐就义之处，他们常走，然而忘却了。
照例是寄寓曲折的文章，特别是由于写于晚年，这篇文章传达了多少当时的心境，很是疑问；而且，作为事实写下的东西在多大程度上是真实的，这也有疑问。即便不管这些，也不清楚他出于什么想法买的假发，在路上被骂被嘲笑没有辫子时是什么感觉、怎么想的，反对学生剪辫时又是何种心境？关于辫子，鲁迅写了《头发的故事》（1920年），《风波》（1920年）也涉及到，可以说在这些文本中辫子被赋予了象征辛亥革命的地位，正因为如此，倘若不进一步解明这个问题，就会留下依然无法弄清当时他心境的明暗与郁闷的细微之处的焦虑。换言之，这是与鲁迅如何接受文学运动的失败及回国，此后有没有受到打击，如果受到打击，那是怎样的打击这些疑问相关的问题。
针对同一时期鲁迅在遭遇祖母之死时的态度，也是同样的问题。鲁迅从杭州回绍兴前不久，1910年5月，祖母蒋氏去世。这位祖母是祖父介孚公的后妻，虽然与鲁迅没有血缘关系，但她是鲁迅他们在孩提时代敬慕的叔母的生母。众所周知，《孤独者》（1925年）所描写的主人公魏连殳祖母的葬礼的场面，据说融入了鲁迅自身这个时期的体验。也就是，连殳的祖母死后，亲戚和闲人聚集在一起商议。因为这个“承重孙”是“新党”，预料他关于一切丧葬仪式，是一定要改变新花样的。结果，商定了三个条件，要他必行。一是穿白，二是跪拜，三是请和尚道士做法事。总而言之是全都照旧。不久连殳回来了，他听完条件后，周围的人全数悚然地紧看着他的嘴，只见他神色也不动，简单地回答道：“都可以的。”入殓的时候连殳给死者穿衣服，那穿衣也穿得井井有条，仿佛是一个大殓的专家，无可挑剔。整个葬礼，连殳就始终没有落过一滴泪，只坐在草荐上，两眼在黑气里闪闪地发光。大家都怏怏地似乎想走散之时，忽然他流下泪来了，接着就失声，立刻又变成长嚎，像一匹受伤的狼，当深夜在旷野中嗥叫，惨伤里夹杂着愤怒和悲哀。关于这一节，周作人说以前从母亲鲁老太太那里听到过，是事实。虽然周作人没有限定哪些部分是事实，但我想连殳哭着然后长嚎的部分，还是看成创作上的虚构比较好。事实部分应该是鲁迅照旧礼俗默默地完满主持了祖母的葬礼吧。《孤独者》的主题是，一位知识分子在青年时代的理想失败后的挫折感，通过使自己沉入周围的旧习与愚劣的人际关系以毁灭自我，由此反过来拒绝同包围自己的世界的关系，使自己作为“孤独者”得以完成；而葬礼的插曲，就是这一总的主题的鲜明伏线。在这里，问题是在一族人好奇目光的注视之下并受到七嘴八舌的指点，但依然出色操办完祖母丧事的鲁迅是何种心境?这种心境是否与魏连殳有相通之处?
刚才引用了增田涉氏的辛亥革命前鲁迅为了组织“绿林”和他们来往的记述。那时我写道，从事情的性质考虑，从事这一活动的时间只能是这一时期。若是这样的话，认为被命令当刺客等事也在同一时期，应是最为自然的想法。而且，这一时期，鲁迅好像与反清文学社团“南社”也有关系。
也就是，鲁迅在《〈呐喊〉自序》中说他在《新生》创办失败后“感到未尝经验的无聊”，始于文学运动没有任何反响的“寂寞”，直接与辛亥革命之后到文学革命这段时期相连，将回国后到文学革命之间的整段时期全都涂成灰色；如果基于这种理解来看待这一时期的鲁迅，阻挠学生剪辫和祖母葬礼上的表现都可以作为失意的鲁迅像再好不过的材料。但是，我对此难以信服。我想将鲁迅意识到失败、自觉到“寂寞”的时间稍微往后推迟到辛亥革命后二次革命的败北、袁世凯的帝制及张勋复辟时期。
说起民元（1912年——笔者注）的事来，那时确是光明得多，当时我也在南京教育部，觉得中国将来很有希望。自然，那时恶劣分子固然也有的，然而他总失败。一到二年二次革命失败之后，即渐渐坏下去，坏而又坏，遂成了现在的情形。（《两地书》，第八信，1925年）
虽然作为书信的《两地书》比起《〈呐喊〉自序》等较为直率，但特别是由于对方是自己的青年学生，我们不能忽视其在不同意义上有简单化之嫌；即便如此，说鲁迅在民国元年抱有希望，应该是相当接近事实的吧。最重要的是，如下面将论及的，鲁迅从辛亥革命到那之后不久的行动表明了这一点。立志投身的文学运动几乎毫无反响、不得不中止学业回国，这虽然的确给鲁迅的内心带来一定的伤害，但恐怕那还止于阴影。在上海戴假辫子，在当时不如可以说是一种自然的习惯。在周作人的日记中同样可看到，鲁迅1903年暑假短期回国时，到即将回日本前好像也都一直戴着假发。此外，绍兴中学堂第一届毕业生、辛亥革命后与鲁迅一起创办《越铎日报》的金如鉴在《回忆鲁迅先生》（《文艺月报》1956年10月）中写道：绍兴中学堂的校长是在日本经常去鲁迅租的房子造访的陈濬，他与徐锡麟事件也有关联，这位校长也一直都戴着假发。绍兴中学堂的学生胡愈之也对当时的情况这样写道：
那时绍兴府中学堂的校长陈先生和学监周豫才先生，都是日本留学生，学生们都知道他们两人是和同盟会及徐锡麟有过关系，虽然逢着圣诞日，他们都戴上假辫子，率领学生向万岁牌跪拜，但学生们都明白他们是革命党，是不得已而为此，因此对他们起了敬意。（《在绍兴中学堂》，据王士菁《鲁迅传》转引）
知识青年离开家或农村等自己所属的小集团到都市游学，特别是到外国留学，这意味着脱离前近代社会，大致进入“现代”社会。就日本而言，大学毕业的学生面前，有打着“富国强兵”的口号努力指导国民的官界、为赶上发达国家而一心致力于资本主义化的产业界，还有勤奋地忠实引进欧洲学术体系的学界。而且，文坛、论坛也大体形成了。也就是说，虽然都还处于“大致”的阶段，但总归可能在异于自己的家与故乡的“现代”社会继续新的生活。这对于日本的知识青年来说，至少意味着能够在观念世界中成为现代人，并立即把观念转化成实际的生活原理。因此，他们把复归、接受古老的习惯、成规，直接与观念、精神层面的挫折、转向相联结。
我想，在日本有一种较强的倾向，即把一个人经历、事迹的细微起伏都与他精神上的发展、变化对应起来思考，而且这种倾向一直还都具有相当的妥当性，其原因与上述情形不无关系。
然而，至少在当时的中国并非如此。现代意义的知识分子作为阶层形成，是在“五四”之后。大部分知识青年，不管是当官抑或教书，他们生活的地方大多是故乡。他们回到故乡后，不得不再次被收编入由旧习和成规支配的社会。对中国的知识青年来说，从一开始，将他们知道的观念照原样当作自己生活原理的道路就是走不通的。中国与日本的这一差异，不论是在文学史还是思想史上，都是研究现代中国精神史时必须充分留意的。
我以为，在日本已经把辫子剪掉，然而到上海却又买假发这样的事情，在日本或许很自然地觉得那在某种意义上与精神的挫折相联系，可是放到鲁迅身上，却并非一定如此。
确实这一时期鲁迅的心中，写作《摩罗诗力说》等时没有的阴影在不断增大，而且无疑这与不久“这经验使我反省，看见自己了：就是我决不是一个振臂一呼应者云集的英雄”这一处相关联；但是，对当时的鲁迅来说，恐怕尚且有着足以消除这一阴影的对于革命的期待。正因如此，当他意识到辛亥革命没有成功，就一下子自觉到那之前的一切经验都是失败，引发了“寂寞”。
这不单是对鲁迅的“寂寞”何时开始这一看似琐碎事情的查证，我借此想探寻的是与他的所谓绝望、寂寞的性质相关的问题。确实至少到1920年代中期之前，离开这一“寂寞”将无法讨论鲁迅的文学，但是，重要的是寂寞也罢、绝望也罢，一切都无法片刻离开中国革命、中国的变革这一课题，中国革命这一问题始终在鲁迅的根源之处，而且这一“革命”不是对他身外的组织、政治势力的距离、忠诚问题，而正是他自身的问题。一言以蔽之，鲁迅原本就处于政治的场中，所有问题都与政治课题相联结；或者可以进一步说，所有问题的存在方式本身都处于政治的场中，“革命”问题作为一条经线贯穿鲁迅的全部。
我的出发点就在于通过探寻这一独特的贯穿方式，究明鲁迅乃至中国的现代思想、文学与生俱来的特征中的一个重要方面。竹内好氏将他第一本专著《鲁迅》的中心思想概括为立于“文学者鲁迅无限生发出启蒙者鲁迅的终极之处”，如果套用他的说法，可以说我的立场是探寻“将革命作为终极课题而生活着的鲁迅（倘若从他后来的话语中寻找形容这样的鲁迅最合适的词，我想应该是‘革命人’吧）生发出文学者鲁迅的这一无限运动”。
恐怕鲁迅一边作为热心认真的教师从事科学教育，一边继续着他力所能及的反清革命的努力。有关具体事迹的资料很少，我也曾写道：关于这一时期的鲁迅的反清革命运动还不清楚。不过，从他与会党的联络等也可窥其一斑吧。
1911年10月，辛亥革命爆发。这之前，清政府预告开设国会等等，做了各种各样的延命工作，但无法挽救已十分明显的末期症状。1910年在广州，黄兴指导了新军起义，汪兆铭暗杀摄政王未遂，1911年4月广州再次爆发起义。虽然都失败了，但以5月清政府公布铁道国有化为契机，全国反对的声势日盛，特别是四川发展成全省暴动。于是在清政府正忙于镇压这些起义暴动之际，与此相呼应的武昌起义成功了。
浙江省会杭州于11月4日发生民兵起义。前一天，谘议局副议长沈钧儒赴抚署，要求解散清军入民籍、发布独立宣言使浙江免于战祸，但被拒绝。于是4日夜民兵起义，占领了兵器局等并选出汤寿潜为都督。
杭州光复的消息也马上传到了绍兴。与此相呼应，在城内的一个寺院召开大会，鲁迅被公举为主席。他提议组织讲演团以阐明革命的意义和鼓动革命情绪，并指出人民武装实属必要，讲演团亦须武装，这些建议都得到赞成。他向即将出发的武装演说队的学生作简短训话时，一位担任队长的学生问万一有人拦阻便怎样，据说鲁迅当场正颜厉色地答复他说：“你手上的指挥刀作什么用的？”
但是，虽说是人民的武装，实际上几乎没有武器。中学有枪，但没有子弹，只有一些操练用的空枪。为此民众还是惶惶不安。一天，败残的清兵要进城骚扰的谣言扩散开来。鲁迅为了安定人心，主张整队上街解释，并印好了许多张说明绝没有清兵过来的油印传单。即刻打起钟来，把学生集齐于操场，然后上街讲演、散发传单。鲁迅也参加了，还不停地向民众作解释。这的确很有用处，人心立刻安定下来，关掉的店铺也重新开了。一班人回到学校时，天已黑下去了。
不久，革命军方面的王金发的军队入城，王金发成为都督。
王金发原为浙江东部会党的首领，其部下也大体好像是同一党的人，据说他经常听取旁人的意见，处理事情不太独断专行。鲁迅也说：“他虽然也出自绿林大学，未尝‘读经’，但倒是还算顾大局，听舆论的。”（《这个与那个二》，1925年）任命鲁迅担任绍兴师范学堂校长的，就是这位都督。同时鲁迅的旧友范爱农被任命为学监。
这年为绍兴师范学堂一年级学生的孙伏园，后来担任《晨报副刊》编辑，《阿Q正传》就是应他之约而写的。他这样回忆鲁迅就任时的情形：
鲁迅先生到校和全校学生相见的那一天，穿一件灰色棉袍，头上却戴一顶陆军帽。这陆军帽的来历，以后我一直也没有机会问鲁迅先生，现在推想起来，大概是仙台医学专门学校的制服罢。鲁迅先生的谈话简明有力，内容现在自然记不得了，但那时学生欢迎新校长的态度，完全和欢迎新国家的态度一样，那种热烈的情绪在我回忆中还是清清楚楚的。（《哭鲁迅先生》，1936年）
鲁迅有时候也自己代课，代国文教员改作文。大概目的在于增加青年们的勇气吧，据说他批改作文时常下让人觉得褒扬过度的评语。
这样，鲁迅欣喜地迎接辛亥革命并在学生的期待下就任师范学堂校长的时候，大概也准备为自己的大抱负奋斗献身吧。然而此后事态的发展违背了他的愿望。如同《阿Q正传》所描绘的，虽然清朝灭亡了，但地方政权的内容几乎没有改变。地主和地方势力依旧把持着地方政府机关。绍兴也是如此，鲁迅的三弟周建人写道，革命前的知府残酷镇压贫民的请愿和有时发生的“破坏”，然而革命后未受任何处罚。当上都督后的王金发，起初还常听舆论的，不久周围的人群起而捧之，结果是渐渐变成老官僚一样，胡乱压榨人民。
1911年冬，鲁迅写出了第一篇小说《怀旧》。这篇作品于1913年4月以周逴的笔名发表在《小说月报》上，是一个短篇，以夹杂着讽刺的笔触描写了革命的风声传到一个叫“芜市”的地方城市，邻城的有钱人和私塾的先生惊慌失措左奔右突，而佣人们则回忆起了太平天国时期的事情。这篇小说在鲁迅的这个时期显得孤立，是唯一一篇文学作品，而且是用文言文写就的，但已经清楚地体现出鲁迅小说的特色，从内容上看也可以说是《风波》的前身；“革命”虽然让有钱人和学者等俗人们慌乱，但终究止于闲话，而这一闲谈也扩散到下人们的怀旧谈中去，鲁迅在辛亥革命后仅一两个月就写出这样的故事，让人首先读出鲁迅在当时状况下所感到的微微苦涩。
不过，比起郁结于心，这时的鲁迅还是更致力于向外的行动。1912年1月，他和陈濬、孙德卿以及师范学堂的学生有志等大约十人一起策划、创刊了《越铎日报》。在登载于1月3日创刊号的创刊词上，他以黄棘的名字这样写道：
（由于打倒了清朝）民气彭张，天日腾笑。……顾专制久长，鼎镬为政，以聚敛穷其膏髓，以禁令制其讥平，瘠弱槁枯，为日滋永，桎梏顿解，卷挛尚多，民声寂寥，群志幽闷，岂以为匹夫无与于天下，尚如戴朔北之虏也。共和之治，人仔于肩，同为主人，有殊台隶。……继自今而天下兴亡，庶人有责，使更不同力合作，为华土谋，复见瘠弱槁枯，一如往日，则番番良士，其又将谁咎耶？……独立战始，且垂七旬，智者竭虑，勇士效命，而吾侪庶士，坐观其成，傥不尽一得之愚，殆自放于国民之外。爰立斯报，就商同胞，举文宣意，希冀治化。纾自由之言论，尽个人之天权，促共和之进行，尺政治之得失，发社会之蒙覆，振勇毅之精神。……不欲守口，任华土更归寂寞，复自负无量罪恶，以续前尘；庶几闻者戒勉，收效毫厘，而吾人公民之责，亦借以尽其什一。……
可以感到身处对“共和之治”的期待与对“瘠弱槁枯”、“寂寞”的担忧之间，鲁迅为一种强烈的使命感所支配着。
但状况只是一直在变坏。由于《越铎日报》大量发表文章攻击王金发及吹捧他的人，自然对师范学堂的责难也多起来了。据《朝花夕拾》中的《范爱农》，王金发也不发给校款了。而且《越铎日报》编辑部编织借口接受王金发等收买的钱，恐怕也是事实。
这种情形下，经许寿裳的介绍，鲁迅应教育总长蔡元培的聘请，于1912年1月赴南京，出任那个月刚成立的临时政府教育部的部员。之后，5月份随着政府的搬迁移居北京。但鲁迅对革命结果的失望，从这一时期开始似乎渐渐变浓了。
鲁迅当师范学堂的校长时任学监的范爱农，在鲁迅辞去职务赴南京后不久也辞职了，辗转至杭州绍兴。这年3月，他从杭州寄给南京的鲁迅的信中，这么写道：“听说南京一切措施与杭绍鲁卫，如此世界，实何生为……”鲁迅还在绍兴的时候，因为绍兴师范学堂离周家不到一里路，范爱农办公完毕经常就这么戴着农夫常用的卷边毡帽来访鲁迅。一边吃着鲁迅的母亲预备的家乡菜、喝着老酒，一边高谈阔论。谈话的内容大都是批评周围那些“呆虫”，老太太在后房听了有时不免独自匿笑，主客皆十分愉快。总要聊到十点后，才打了灯笼回学堂去。可以想象，范爱农在信中提到听说南京也差不了多少之前，估计鲁迅已写信告诉过他这样的感想了。
范爱农于这一年的7月10日落水身亡。19日从周作人的信中得知此事的鲁迅，在凄黯之极的大风雨中，张着伞拜访了许寿裳，说：“爱农死了。据说是淹死的，但是我疑心他是自杀。”日记里写道：“悲夫悲夫，君子无终，越之不幸也，于是何几仲辈为群大蠹。”何几仲是鲁迅去南京后谋划将范爱农逐出师范学堂的人物，当时作为自由党的中心人物十分威风。《阿Q正传》中的赵家“秀才”有他的影子。三天后，鲁迅作了三首悼念范爱农的诗，寄给周作人。
哀范君三章
其一
风雨飘摇日，余怀范爱农。
华颠萎寥落，白眼看鸡虫。
世味秋荼苦，人间直道穷。
奈何三月别，竟尔失畸躬！
其二
海草国门碧，多年老异乡。
狐狸方去穴，桃偶已登场。
故里寒云恶，炎天凛夜长。
独沉清冷水，能否涤愁肠？
其三省略。范爱农毕业于日本的“物理学校”（今东京理科大学）。很多留学生都选择容易入学、毕业，能弄到有利资格的学校，而这所学校既非“大学”，又没有“专门学校”这样的名称，据说成为他一直不遇的一个原因。前面已经讲过，《朝花夕拾》中的《范爱农》里写到的他在徐锡麟事件时和鲁迅的争论乃是虚构，不过他的性格有些狷介倒好像是事实，这使其越来越不为周围所容。但鲁迅喜欢这种性格，特别是在辛亥革命后的状况下，范爱农对于周围的激烈反拨与蔑视，鲁迅应有强烈的同感吧。听到范爱农的死讯，他怀疑不是失足，恐怕是因为范爱农的心境他太了解了。范爱农这样的人物不得不死，而同时，何几仲之流胸佩银质桃形的自由党党员徽章，正讴歌着自己时代的春天。“世味秋荼苦，人间直道穷”，“狐狸方去穴，桃偶已登场”。甚至可以认为，范爱农的死，对于鲁迅在某种意义上，预示着“中华民国”的前途。
只是我自己的寂寞是不可不驱除的，因为这于我太痛苦。我于是用了种种法，来麻醉自己的灵魂，使我沉入于国民中，使我回到古代去。（《〈呐喊〉自序》）
如竹内好氏也指出的（世界评论社版《鲁迅》），“沉入于国民中”恐怕是指官吏生活。不过，要是从早于《〈呐喊〉自序》写作时间十年的1912年这一时点来考虑，那不仅意味着“让灵魂沉睡”，毋宁说与他在《越铎日报》创刊词中所写的倘今不尽一得之愚，“殆自放于国民之外”也有很大的牵连。
鲁迅于1912年5月被任命为教育部社会教育司第一科科长，主管图书馆、博物馆、美术馆等。教育总长蔡元培具有康德式的人格主义思想，尽管为满足当前的需要，不得不注重实利，但主张教育应以公民道德的涵养为中心，必须使国民形成自己的世界观和人生观，为此提倡应当重视美育。下达通知要求各省的小学一定要留出图画、手工等时间的也是他。而且后来担任北京大学校长时期，还特意创设了“美学”、“美术史”课程。
许寿裳说蔡元培得知鲁迅关心这方面,于是让他当社会教育司第一科科长。确实，前面也提到，他从孩提时代就喜欢影写书中的插图，而且之后到“五四”时期，一直收集、研究造像、墓志的拓本；1928年翻译了板垣鹰穗的《近代美术思潮论》，晚年创始并推进木版画运动。可见，从性情来讲鲁迅也是喜欢美术的。他应蔡元培的期待，为振兴美术作了各种各样的努力。不过他这时考虑的“美术”，比一般所说的具有更广泛的内容。
比如他在教育部《编纂处月刊》创刊号（1913年2月）上发表的《拟播布美术意见书》中，不仅包括所谓的美术，其论及范围涵盖了音乐甚至文学、戏剧，可知这里的“美术”不如翻译成日语的“芸术”更为恰当。文中有“物质文明，日益曼衍，人情因亦日趣于肤浅；今以此优美而崇大之，则高洁之情独存，邪秽之念不作，不待惩劝而国乂安”这样的字句。这些话本身并非鲁迅的独创，在某种意义上不过是泛泛之词，可是如果就鲁迅的内心来思考，还是应该认为这与他自《文化偏至论》、《摩罗诗力说》、《破恶声论》以来对于“文学运动”的设想有着一定的联系。
也就是说，他曾经从《新生》的流产与发表在《河南》的诸篇论文结果完全没有反响这两件事情，知道自己“决不是一个振臂一呼应者云集的英雄”，但这时作为教育部部员的鲁迅，以有别于以往期待兼具“心声”、“内耀”的超人的出现、从而一举唤醒民众的形式，通过提倡“美术”去追求以往未能实现的目标，哪怕只是几分之一。上引《两地书》中的民国初期还有希望这一说法，估计与他自身这种多少还在的抱负也有关联。
从1912年的6月21日开始到7月17日，鲁迅为了演说《美术略论》前后五次赴教育部举办的夏期讲演会。1913年，还在教育部的《编纂处月刊》上翻译了日本上野阳一的《艺术玩赏之教育》、《社会教育与趣味》及《儿童之好奇心》。
但是当时的状况远远无法实现他的抱负。据《鲁迅日记》，他演讲《美术略论》的夏期讲演会的出席者，最多的第一次也仅三十人，而且中途还退去五六人。7月5日第三次，“下午四时赴讲演会，讲员均乞假，听者亦无一人，遂返”。第四次有二十余人。最后一次初只一人，最后十人。而登载于《编纂月刊》的翻译，有多少人读也不清楚。因为之前发表在《编纂月刊》的《意见书》以及这些翻译，在旧版的《鲁迅全集》和1946年的《鲁迅全集补遗》中都未收录，直到1952年的《鲁迅全集补遗续编》才首次被收入，所以无疑发行数又少，读者也寥寥无几。进而美育也终于被教育部召集的临时教育会议废止。他在1912年7月12日的日记中写道：“闻临时教育会议竟删美育。此种豚犬，可怜可怜！”
从更大的背景看，状况则愈加恶化。虽说辛亥革命获得成功，但连打倒清政府也必须借助军阀袁世凯之力的革命派的弱点，不久就显露出来了。中华民国成立之际就任临时大总统的孙文，也为了同军阀妥协，一个月后就不得不把大总统之位让与袁世凯。1912年7月，不满袁世凯的革命同盟会出身的阁僚辞职，教育总长蔡元培也在这时一起辞职，赴德国留学。袁世凯组织了御用政党共和党，露骨地表现出对同盟会的敌意。同盟会方面也组织了新政党国民党与之对抗，但这个党民众基础薄弱，没有力量对抗接受英、美、法、德、俄、日等帝国主义六强的借款、获其支持的军阀势力。1913年3月，国民党的中心人物之一宋教仁被袁世凯派人暗杀，8月各地反袁军起义，即所谓的“二次革命”，但终归失败。孙文逃亡日本，袁世凯的独裁体制得到强化。紧接着，袁世凯宣布国民党非法，停止国会职能，进行复辟帝制的一系列准备。
在这一形势下，鲁迅残存的一点抱负与期待，似乎急速地失去了。应该说，那是他历经多次崩溃的青春时代理想的终结点。可以说，这使得他一下子自觉到向来体尝的各种失败与失败的沉重。以《新生》的流产和不如意的婚姻为首，他多次体验到自己的期待被背叛，而同时，虽然有这么些挫折，在这之前他总是把它们收藏编织进自己精神史的一页；因为，有一个信念在推动他向前，鼓舞他去往外面的世界。如果不惮被误解，就这么说出来的话，我以为那是对于“革命”的期待。
将鲁迅的支点断定为对革命的期待，或许不免被指责为简单化。而且也许看上去是过于政治化的鲁迅理解。但是，这种指责的一半以上，应归咎于日本对于“革命”一词的理解。如前所述，对鲁迅而言，中国人首先就是在他周围的周家的性格缺陷者、鸦片中毒者、将财色之欲隐藏于道貌岸然的外表之下的卑劣的礼教主义者及以冷酷的优越感对待少年鲁迅的庶民们。而中国社会，就是由这些人组成的阴湿的人际关系。于是，所谓“革命”，不论依靠具有“超人”般力量的“精神界战士”，抑或章炳麟那样的“菩萨式革命家”，总之都应从根本上颠覆这一人际关系，使人面目全新。我们经常说，鲁迅认为光是政治革命救不了中国，需要精神的、或者说是人的革命。但是更准确地说，鲁迅从未在政治革命之外思考人的革命，对他而言，政治革命从一开始就与人的革命作为一体而存在。他说“灭满兴汉”之时，不单意味着要将满人的政府变为汉人的政府，而意味着要将甘愿忍受满人统治的汉民族变为奋起反抗的人种。即便是将革命作为精神的问题、人的问题来把握，也并非在“政治革命”之外单独考虑“人的革命”和“精神革命”。换言之，鲁迅作为一位个体在面对整个革命时的方式是精神式的、文学性的，这在性质上异于部分地只将革命中的文学、精神领域当作问题的做法。
一个特征是，如此渴望革命的鲁迅在文章中，对于革命后的政治制度和社会制度没有一句展望。这也许表示他作为政治家是不够格的。然而总之，对鲁迅来说，所谓革命就是那样的存在，在那儿他押赌了自己的青春。当他意识到辛亥革命失败之时，是作为自己至那时为止的青春历程（革命征程）的一举失败来体验的，其理由即在于此。
在这种情况下鲁迅开始了他有名的拓本收集。据周作人说，袁世凯害怕官吏中出现帝制反对者，严密监视着他们。《鲁迅日记》的1912年6月22日记着：“蔡总长元培于昨日辞职。收共和党证及徽识。”共和党是前面提到的袁世凯的御用政党。收其“党证及徽识”有何意味，鲁迅自身及周作人、许寿裳等人都未曾言及，因此不清楚，大概是强迫官吏入党，发给党证与徽章吧。由此可知，从这时开始，对官吏的统制已相当严厉。随着袁世凯的帝制计划渐趋具体，监视也越来越强化。袁世凯的特务机关军警执法处，以陆建章为头领，滥施淫威，据说当时失踪的人不可计数。人人不得不沉迷于游廊妓院、赌博、蓄妾或书画古董等玩乐爱好，以避免监视。鲁迅的方法即收集拓本，这是周作人的说明。作为当时状况的说明，没有什么要追加的。只是我觉得鲁迅不单将收集拓本当作蒙蔽袁世凯爪牙眼目的手段，他对这一收集行为似乎有一种沉溺。
鲁迅的拓本收集始于1915年，而与此类似的工作在这之前就开始了。早在1910年他就开始细心搜罗散佚于《太平广记》、《太平御览》等的古小说片段，1912年之前，《古小说钩沉》的主要部分就已完成。此外，1912年收集《谢承后汉书》，1913年校勘《嵇康集》，1914年耽读佛经，1915年翻刻《百喻经》，同年出版了之前搜集的《会稽郡故书杂集》。就性情而言鲁迅也喜欢这些工作。少年时代以来的各种事实同样说明了这一点。上文已经提到古小说对于他的意义。而在杭州、绍兴的教员生活与同时从事的革命的实际行动之余，收集整理小说断片，也是多少填补他当时不得伸展的志向的行为吧。而且，如已被指出的那样，校勘生活于魏晋这一时代转换期的文人嵇康的文集，大概也与他的内心有关联。如果详细研究他购买阅读的佛经，或许能够发现一定的倾向。但是我以为，不管怎样，概而言之，这些收集整理工作的重点渐渐离开内容的考虑，而转向收集、整理工作本身。1915年以后收集的古碑拓本，不仅有碑文，还包括画像和花纹，特别可见出这种倾向。根据胡冰的计算，从1915年到1924年收集的拓片（其中近80%为1918年之前收集）大约达1500种（《鲁迅对石刻画象的搜集与研究》，收于《鲁迅研究札记》，新文艺出版社，1958年）。其中一部分鲁迅在1924年整理成《俟堂专文杂集》（俟堂为他当时的别号），但当时未出版，后于1960年由文物出版社出版。看了之后，我觉得自己好像第一次实际感受到鲁迅当时的一部分心境。也就是说，未看到这些拓片之前，我将鲁迅所说的为了“使灵魂沉睡”而钞古碑这句话，与其照字面原样理解，毋宁说以为就像从校勘《嵇康集》能看出他当时的抵抗姿势，碑文的有些内容也起着支撑他的作用。然而，我现在知道这一看法太浅薄了。因为，鲁迅当时的绝望并非是如此轻而易举就能被支撑的。
这些拓本，除去对于文字本身或美术的兴趣，几乎就是无内容的。当然从《两地书》可以知道1929年他有写作《中国字体变迁史》的打算，因此拓片的收集也许有这样的意义；而且如《意见书》里所写的，“椎拓既多，日就漫漶，当申禁令，俾得长存”，的确他从一片片古碑中也感受到民族的“美术”。但是，使得原本致力于让全民族都具有位于这种“美术”根源之处的“内耀”、“心声”，直到三四年前还抱着实现这一目标的希望迎接辛亥革命、写出《越铎日报》创刊词的鲁迅独自一人在房间里面对这些拓片消磨时日的，还是他对于“革命”所抱的希望之大和与之伴随的失望之深。
不过，他虽然对革命失望，但绝没有“幻灭”。不是置身革命之外，对革命的结果与导致这一结果的革命党的“妥协”、“腐败”感到幻灭。辛亥革命是他自身的事情，辛亥革命的败北就是他自身的败北。这一差别貌似很小，实际上是决定性的。
正因为如此，辛亥革命的败北从根本上颠覆了他之前对于中国变革的设想。甚至可以说，他在这儿迷失了自己的方向。他的第二部小说集《彷徨》的作品写于1924年之后，但是在某种意义上也可以说他的彷徨从体尝辛亥革命的败北之时就开始了。在“彷徨”中，就这样迷失着方向，如后来所说的从“对先驱者的同感”到发出“呐喊”之声的鲁迅，由于在“‘五四’退潮期”再一次看到运动的倒退与解体，“呐喊”之前的“寂寞”变本加厉，这是“呐喊”与“彷徨”的差别。可是我想，比起体验了辛亥革命后的失望前后的差别，“呐喊”与“彷徨”的差别还是小的。
那么，通过这一失败鲁迅得到了什么呢？他一个人在房间里整理拓片的时候，这一失败的经验在凝固，或者说结晶成什么呢？如果把至此为止当作所谓的鲁迅的前史时期，那这理应将决定历史时代的鲁迅的出发点。不过，我避免将它当成这里的结论，而准备在下一章处理这个问题。因为它在《呐喊》、《热风》的世界中最能得到解明。
（《鲁迅——他的文学与革命》第一部第六章，平凡社，1965年7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