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阴一阳谓之道。这是中国古代对于事物矛盾发展规律的特有的观念：事物矛盾的两面总是在不断消长和变化之中，《周易》的“易”，其中既有“简易”、“不易”，亦有变易之意。事物内在矛盾既有“不易”的一面（事物的性质保持稳定、恒定和确定的一面），也有时刻保持动态变化的一面（事物），而且就其本质而言，万物无时无刻不在“变易”之中，未有绝对静止之时。中国人常说“知变守常”，其中“变易”是“变”，“不易”即“常”，“常”和“变”相伴而生，从最高意义上而言，“变”即是最本质的“常”，而“常”即是“变”本身。阴阳矛盾的互动造成了万事万物，其中包所含的道理极其简单易明，此谓之“简易”，即所谓“大道至简”也。

因此，从任何一个巨大的系统来看，动态平衡就是所有复杂事物内在的基本规律：就其稳定的一面来看，它应该保持一定的平衡，以维持其性质的相对恒定性；而就其变易的一面来看，事物要发展，就必须保持动态的发展，不可能保持绝对的平衡与稳定。系统动态平衡，就是从一个复杂的、巨大的“大系统”角度出发，在事物的运动中保持一种动态的平衡：既不是追求一种绝对的平衡（事实上也不可能有任何绝对的平衡），绝对的平衡不但于事物发展不利，反而会使事物处于一种能量衰退的境况之中，丧失事物发展的活力、动力和势能；也不能追求一种绝对的不平衡，当事物处于绝对的不平衡的时候，如同摆动幅度过大而超过一定限度的钟摆一样，会使事物陷于崩溃状态，整个大系统的基本稳定就会难以维持，这个复杂系统就会进行自我的否定，丧失原有的性质，而不是发展。

因此，系统动态平衡理论所要追求的状态，是既要使事物保持一种相对的不平衡，以使事物充满活力、动力和势能，使事物自身处于一种生机勃勃的动态发展状态之中，又要使事物本身保持一定的稳定性和平衡性，以保持整个事物的稳定，从不平衡走向新的更高级的平衡。因此，系统动态平衡理论强调的是：不过于追求平衡，过于平衡则亡；也不宜过于不平衡，过于不平衡亦亡。

中国就是一个巨大的、复杂的系统。治大国若烹小鲜。不翻容易糊，乱翻容易散。因此黄老所有的治国智慧，在于教我们掌握平衡与不平衡的辩证法，拿捏好这个动态平衡的度。新中国成立以来，我们经历了社会经济制度的巨大变迁，使中国社会结构和经济结构发生了极为深刻的变化；改革开放以来，制度变迁的力度、强度也是极为罕见的，对中国社会经济诸方面的影响也是极为深远的。制度层面的频繁变动，是整个系统具有巨大活力和动能的源泉，然而同时也造成了系统的不稳定。然而稳定是不是就不要变革了？恰恰相反，从不平衡和不稳定的系统状态走向相对平衡和稳定的系统状态，还要靠深刻的变革，这就是系统动态平衡理论的辩证哲学的要义所在。

一个国家的大系统所包含的问题，无外乎是三个：人和自然的关系、人和人的关系、人和自身的关系。我们可以从这三大关系看今天中国经济社会体制的发展与变革及其影响。

从人和自然的关系来说，今天关于中国经济增长模式的争议就大多涉及人和自然的关系范畴，外延式增长和内涵式增长、增长速度和质量的争论，无不与此相关。要实现绿色发展，要落实科学发展观，要在发展中保持人和自然的平衡与和谐，不要再以过大的生态代价来发展经济，这是我们在高速发展几十年后所获得的感悟。旧的发展观引发的环境危机、农业安全危机（化学农业所造成的农产品和食品危机）等已经危及民生，从长远来看更危及可持续发展和长期增长。人和自然不平衡了，人过多地剥夺了自然，过早了耗费了自然资源，现在人需要退一退，使人和自然的不平衡重新走向平衡。这就要求我们的增长模式实现变革，包括工业发展模式、农业发展模式、环境保护政策、资源利用机制等都要发生深刻的变革，才能把人和自然的关系重新搞得和谐一些、平衡一些。当然这个平衡，要动态地获得，不要走极端，不要追求绝对化，还要兼顾一下其他变量，要照顾系统的整体稳定，要在动态发展中解决。

从人和人的关系来说，我们今天热烈讨论的经济社会发展的公平和效率问题、收入分配问题、贫困和富裕的关系以及扶贫问题、城乡问题、东西部问题、族群问题，乃至于国企和民企关系问题等等，本质上都是涉及人和人的关系问题的。人和人的关系的不平衡，今天已经成为影响整个社会经济发展和系统稳定的大问题。这里面既有经济学意义上的发展战略的调整问题，也有政治学和社会学范畴的问题。我们要建立一个人和人的关系基本平衡的社会，建立一个人和人和谐的社会，而不是一个隔阂的社会、撕裂的社会、二元对立的社会。处理好人和人之间的关系问题，事关国家这个大系统的基本稳定，没有基本稳定，遑论发展？而人和人之间的关系的和谐，是有利于发展的，可以降低发展的成本，降低发展的社会代价（社会震荡成本和社会摩擦成本），甚至可以说，人和人关系的问题的解决，可以为发展带来更多的机遇，可以激发更多地需求，激发更多的发展动力。我们以往的发展得益于一定的不平衡，打破原来的僵化的平衡，这在一定历史时期是对的；现在我们要从系统稳定的视角出发，矫正过度不平衡带来的弊端，并从不平衡到平衡的动态发展中获得更多的发展动力。今天中国的反贫困力度的加大、效率和公平兼顾方针的提出、区域发展战略的调整、城乡一体化和城镇化战略的推进、人口政策的改变等，都是从不平衡到平衡的努力，在这个调整过程中，所激发的国内需求和增长动力是无穷的。所以，人和人的关系解决得好，可以激发新潜能，释放新动力，形成新的改革红利，实现人和人的利益格局的再配置与再调整，为中国未来几十年的长远稳定增长奠定一个好的基础。

而最深刻的关系是人和自身的关系。人与自身的和谐，是一切和谐的基础。这个问题，涉及到极为广泛而复杂的学科体系，甚至可以说，就人和自身的和谐这个主题而言，它可以调动一切社会科学和人文科学的智慧，举凡心理学、社会学、经济学、政治学、法学以及艺术、哲学、文学等，都在试图为这个问题提供答案。人与自身的和谐，取决于人自身所具备的调整人与自我内心的一切矛盾的能力，使人处于一种均衡的、稳定的的状态，这种状态体现为一个人的满足感、幸福感、获得感、安全感以及自我成就感，而与这种和谐的状态相反的，则是匮乏感、绝望感、丧失感、危机感和自我否定感。而人所有的积极的感觉，即人和自身的和谐感，既有赖于外部的因素（包括可见的、物质的因素，也包括不可见的、社会关系的因素），也有赖于内部的因素的支撑。就人的外部因素而言，人类的各种制度安排（养老制度、保险制度、社会福利制度、医疗制度、教育制度，甚至信贷制度、财政制度等）都会影响一个人的幸福感和安全感，都会影响人与自身的和谐程度，所以我们千万不要以为“幸福”这样的心理状态仅仅是一个人自己内心的事情，实际上人作为社会的动物，其内心的幸福感从来就不是一个人自己的问题，而是牵涉到整个社会的制度设计与制度安排。一个没有任何社会保障和社会资本（社会交往所带来的特殊资本）的人，是很难有真正的安全感和幸福感的。但是外部制度条件仅仅是一个人与自身和谐的必要条件，而非充分条件。事实是，很多人尽管具备优厚的外部条件，具备极高的物质条件、社会地位带来的巨大社会资本、极为完善的社会保障等，但他仍然有可能是一个不具有幸福感和安全感的人。反之，有些人可能并不具备优厚的外部条件，但是很有可能是一个幸福感和安全感更强的人。这就涉及到一个人与自身和谐的内部条件，这个内部条件的具备，主要有赖于一个人内心世界均衡性心理结构的建立，这个均衡性的强大的内部心理结构的建立，本质上也是社会教育（或古代称之为教化）的产物。所以，我们就可以理解孔子的治国智慧：当他的弟子问他如何才能治理好一个地方时，他依序给出了三个答案：庶之、富之、教之。教化的功能，既有帮助人和人之间获得和谐关系的功能，更有帮助一个人获得稳定的均衡的内部心理结构的功能。“教以人文，化成天下”，这是治国的最难的部分，也是至为重要的部分。一个国家的教化传统、文化积淀、传统意识、人文记忆，其落脚点，实际上都是为人与自身的关系和谐而服务的，此所谓立人之道、达人之道。富了就安了吗？富了就乐了吗？衣食足就知荣辱了吗？不见得。

中国正处在由一个“以发展为导向的社会”向一个“以均衡为导向的社会”的转变之中。一个“以发展为导向的社会”，从非均衡中汲取动力以保持平衡（就像我们前些年极为强调“保八”来维系整个社会的高速发展以避免社会危机）；而一个“以均衡为导向的社会”，是从均衡中获得长久发展的动力。在这个新的时期，不仅增长的动力源泉和增长的模式发生了转换，而且人和人的利益关系格局也在发生深刻变化，人和自身关系也在发生深刻的变化：一个焦灼的、汲汲于发展的社会，逐渐转型为一个稳健的、追求社会“良治”和人类“良知”的社会；一个强调竞争的、丛林规则的、结果本位的社会，逐渐转型为一个强调公平的、法治的、伦理本位的社会；一个浮躁的、追求外在物质满足的、以财富和资本为中心的社会，逐渐转型为一个从容的、追求内在心灵满足的、以幸福和自我实现为中心的社会。这是中国未来社会的总方向、大趋势、大潮流，顺之则昌，逆之则亡。

2017年9月23日秋分

于善渊堂

本文是王曙光著《中国论衡：论新十大关系》一书的序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