屠格涅夫在小说《处女地》中表现了所谓“到民间去”的俄国民粹派运动。《处女地》中的主角涅日达诺夫是个贵族的私生子，是个“多余人”，他的身上有屠格涅夫自己的影子。他有改革的理想，但没有具体的方法，也缺乏实现理想所需要的坚强意志。他最后选择了自杀，成为失恋和历史战车的牺牲品。屠格涅夫的理想人物是实行“自下而上”的改良的平民知识分子索洛明，这个受过英国教育的知识分子告诉贵族们，他们将在即将到来的工商业潮流中失去统治地位，未来属于能够把握这个潮流的资产阶级。

屠格涅夫显然尊敬民粹派运动的基层分子，反对虚伪的自由派和顽固的保守派贵族。但他并不相信民粹派提出的越过资本主义发展阶段而建立所谓社会主义社会的理论。他在《处女地》的开头说：“要翻处女地，不应当用仅仅在地面擦过的木犁，必须使用挖得很深的铁犁。”屠格涅夫解释说，这个铁犁指的不是革命，而是教育。从这里看，屠格涅夫是当然的改良主义者。

在《贵族之家》中，屠格涅夫则叙述了贵族知识分子拉夫列茨基和丽莎的爱情悲剧。他们的爱情悲剧，是一代无法行动和反抗的贵族知识分子的写照。小说中虚伪、自私、浅薄的彼得堡官僚潘申和轻浮、淫荡、寡廉鲜耻的交际花瓦尔瓦拉，无疑集中体现了屠格涅夫对人性中卑劣和无耻的部分的批判。潘申和瓦尔瓦拉，在今天的国人中绝不鲜见。我们身边有多少潘申和瓦尔瓦拉在行动，而且以此为荣！而软弱的拉夫列茨基和丽莎，在悔罪和绝望中放弃了斗争，在痛苦中度过没有爱、没有希望的余生。作为没落的贵族知识分子的代表，拉夫列茨基只能寄望于青年，他为他们祝福，认为他们拥有他所不具有的力量和未来。

屠格涅夫在《父与子》中试图表达同样的主题，即青年一代认为老一代“有内涵而没有力量”，老一代认为青年人“有力量而没有内涵”。两代知识分子的冲突既是代际冲突，也是思想和理想的冲突，有生物学的背景，也意味着行动方式上的根本分歧。

屠格涅夫也许更为我们今天所认同，他对于文化、艺术、传统的维护，对于激进革命的警惕，对于青年的破坏性力量的抵抗，现在看来尤其令人同情。而被屠格涅夫称为“虚无主义者”的巴扎罗夫则培育出阿尔卡狄这样的认为“我们拥有力量，力量无须负责任”的弟子，自己则主张“我们只是破坏，破坏也就是建设，因为破坏清扫出空地”。今天我们知道，这是20世纪历史的先声。

不知道如何去建设就去破坏是可疑的，建设出更坏的东西来是可怕的。当然，亨利•詹姆斯对阿尔卡狄不以为然，认为阿尔卡狄只是我们世界中无数的平庸的追随者和模仿者而已。死亡终结巴扎罗夫的反抗，而一点“瓶瓶罐罐”的“幸福”就足以使阿尔卡狄回到正常的生活秩序中去了。

今天看来，巴扎罗夫的虚无主义态度当然乏善可陈，它今天对于我们没有多少吸引力，因为我们在一个世纪里看到了更多、更激进、更暴烈的虚无党。英沙罗夫式的把一切献给祖国的壮举也是半途夭折，叶莲娜爱上的只是一个虚幻的宏大梦想，因为我们知道摆脱了土耳其殖民统治的民族国家很快将卷入新的统治与被统治、压迫与被压迫、奴役与被奴役的斗争。后来的陀斯妥耶夫斯基在《白痴》的结尾可以说是解构了叶莲娜的理想，其中的阿格拉亚爱上了一个保加利亚伯爵。这个伯爵以其心系故国的高尚姿态迷住了阿格拉亚。但后来证明这个伯爵是个骗子，不仅没有财产，而且也没有如此这般高尚。

诚如以塞亚•伯林所说，屠格涅夫通过他的一系列伟大小说刻画出了19世纪俄国知识分子的“编年史”，这是一部绝望、怀疑、激进、虚无、革命、暴力交织着的编年史。在一个世纪多的时间里，我们感受着屠格涅夫、托尔斯泰、陀斯妥耶夫斯基为我们展现过的知识分子心灵与思想上的剧烈冲突与不可调和的斗争，领略了他们展现的恢宏历史，知道他们仍然为我们提供着不会磨损的感受力和不会衰竭的分析力。

（2005年9月7日《中华读书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