进入20世纪之后,海军战略家们倾向于依靠帆船时代传统的对抗手段,将英国皇家海军采取的行动与军事部署视为衡量战争成败的标准。蒸汽战舰时代的战争要求全新的理论,但其作战经验则来自时间短暂或空间有限的海军作战实践(不涉及英国皇家海军),并发挥着非同寻常的决定性影响。
迄今为止,论证最为有力、最能体现爱国主义且影响最为持久的海军学说,是由阿尔弗雷德·赛耶·马汉提出的。马汉是美国内战中的一名老兵,也是一名精力充沛的美国扩张论的鼓吹者。1886年,马汉加入了新成立的美国海军学院,从历史中汲取经验教训,形成了自己的海军战略。4年后,他将自己的演讲稿以《海权对历史的影响》(The Influence of Sea Power upon History)为题出版。马汉认为,海军作战的编年史提供了普遍适用的学说,“这一学说能够被提升到一般原则的高度……尽管在海军武器方面发生了巨大的变化……蒸汽被引入并成为了战舰航行的动力”。
美国地缘战略家马汉提出海权说,谁控制了大海谁就控制了世界。
通过观察从第二次英荷战争到美国独立战争期间欧洲强国舰队的交战模式,马汉将海权视为打击敌国经济繁荣的能力。他认为,对于保护一个国家的海外商业及其殖民地,以及通过封锁禁止敌国的贸易而言,海军是必不可少的。“那不是引人注目的私人船只或船队,它们或多或少地压制着一个国家的财力。正是这种压倒性的海权,可以迫使悬挂敌国旗帜的船只离开,或者允许其作为一名逃亡者出现,通过控制巨大的公共资源来封闭敌国海岸用于商业贸易的公用通道。”虽然《海权对历史的影响》中的表述是适当而客观的,但马汉更宏大的目标是促进美国海军的复兴。在同年发表的一篇论文中,他猛烈抨击美国人对于发展一支足以遏制海地、中美洲及众多太平洋岛屿(尤其是“政治形势不稳定”的夏威夷群岛)并从中获益的舰队的冷漠态度。对于美国而言,他最盼望的就是开凿一条穿过巴拿马地峡的运河(费迪南德·德·雷赛在19世纪80年代就已尝试过)。他担心欧洲强国已经出现在加勒比海并开始建造堡垒和要塞,“从而使其势力成为不可攻破的”,而当时“我们却没有在墨西哥湾这样做,尽管已经初步拥有了可以作为我们军事行动基础的海军船坞”。同样,他也担心夏威夷王国可能会落入欧洲人或日本人之手。
巴拿马运河位于北美洲和南美洲之间,沟通太平洋和印度洋。巴拿马运河的开通,使美洲中段地区航运距离大大缩短,不必绕道南美洲南段的麦哲伦海峡。
与马汉的观点针锋相对的是“青年学派”,这是一个在法国发展起来的思想流派,其主要关注点是商业战争。由于马汉将强大的英国皇家海军作为假想敌,青年学派通常被斥为“弱者战略”,但这一说法并不恰当。在其最初的构想中,青年学派预先考虑到了“总体战争”,即一场反对一个国家的经济和军事资源(包括其压倒性的海权)的战争,并取消关于中立国的运输、禁运及平民权利的国际法。由于南方邦联突袭舰队在内战期间的成功,部分是依靠发挥鱼雷和潜艇的潜力,青年学派的拥护者们选择回避主力舰队间的战斗,亦即战舰之间规模最大的军事行动。他们辩称,数量众多的鱼雷艇可以通过瞄准敌舰来打破封锁,通过击沉敌方的商船,将战争引向敌方战场。而且,许多鱼雷艇只需花费1艘战舰的费用就可建成,它们可以分布在众多较小的港口之中。青年学派的拥护者们只是法国海军当权者中的少数派,他们从来不为主力战舰的损失辩护。他们将鱼雷艇视作对抗意大利的合适武器,意大利的海军规模更小,凭借适度的对外贸易而比英国更少受到商业战争的影响。
“青年学派”思想影响下的法国海军,从1880年开始就在争论战列舰的必要性。当时世界上最大的战列舰日本“大和号”被称作除长城与金字塔之外“世界上第三个伟大而毫无用处的蠢物”。
1917年2月,德国为迫使英国退出战争,发动无限制潜艇战。
3场相对而言毫无征兆的海上冲突(即1894年至1895年间的中日甲午战争、1898年的美西战争、1904年至1905年间的日俄战争)的结果,似乎证明了马汉的结论,即主力战舰不仅能够将敌人“逐出我们的港口”,而且可以令其“远离我们的海岸”。这些战争有以下几个共同的特征:持续时间较短;交战双方都是首次以现代远洋舰队参战;战争结果都是一边倒式的胜利;对于青年学派的命运而言最重要的则是,其中都没有涉及商业战争。因此,这几场战争对海军战略的演变和20世纪两场规模巨大的海上战争产生了巨大的影响。
中日甲午海战
中国在第一次鸦片战争中的失败,标志着清王朝权威的整体下降。1850年至1873年间,中国接连发生了4次相互交错的国内起义,在此期间,清政府还在第二次鸦片战争(1856—1860)中与英法联军交战,并进一步向西方列强妥协和让步。其中一项让步就是由英国、法国和美国领事共同建立总税务司,负责向外国贸易商征收关税。总税务司被认为是清政府最严谨的分支机构,从1864年到1907年间由罗伯特·赫德(Robert Hart)领导,其收入占清政府财政收入的四分之一,在通商口岸(到20世纪初已超过40个)和主要河流的航行方面进行了多次改进。随着太平天国起义在1864年遭到镇压,清政府通过“洋务运动”(又称“自强运动”)开启了工业和军事方面的现代化进程。在这场改革运动中,共创建了4支地区性的海军部队,其中最重要的是位于山东半岛的威海卫的北洋水师。不过,改进只是零星的,甚至连最有希望的努力也在一定程度上因官员的贪污而被破坏。
日本与西方列强之间的军事行动进行得则更加顺利。1869年,日本建立了一所海军军官学校,并在英法两国的帮助下提升了本土的造船能力。同时,日本也开始向海外扩张,短期占领了台湾岛,并于1879年吞并了琉球群岛。而更重要的则是日本对朝鲜的兴趣,中国、日本和俄国等势力在朝鲜半岛相互交织在一起。自1637年以来,作为“隐士王国”的朝鲜一直是中国的附属国,其与日本之间的贸易关系由1609年签订的条约支配。1875年,日本迫使朝鲜政府签署了不平等的《江华条约》,获得了贸易优先权,并明确指出朝鲜是一个主权国家,试图以此消除中国在朝鲜事务上的影响力。而中国的顾问劝说朝鲜政府接受与美国和欧洲主要强国之间的条约,以此作为对日本的还击。
1894年,朝鲜爆发了一场农民起义,中国和日本都对此加以干预。日本巡洋舰击沉了2艘中国船,并在仁川附近俘获了1艘中国船。1周之后,日本向中国宣战。此后,中国舰队的活动范围向东不超过鸭绿江河口,数千人的日本军队在元山和釜山没有遭到抵抗而轻松登陆。9月17日,一支日本巡洋舰中队击溃了一支因管理不善、训练不足且缺乏弹药而饱受折磨的中国舰队。在2个月后的鸭绿江战役中,日军占领了不设防的大连港和旅顺口,后来又夺取了威海卫及停泊在那里的北洋水师战舰。通过《马关条约》的签订,日本侵占了台湾岛(一直到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和辽东半岛。与此同时,西方列强也利用中国意外的挫败,获得了更多的势力范围。
日俄战争
中日甲午战争的根源便在于中日关系和日俄关系。当西方列强在鸦片战争之后前来蚕食中国的沿海地区时,俄国在外交方面的成功则是更富有成效且更为持久的。俄国在克里米亚战争中饱受屈辱,未能以一种与欧洲主要强国相媲美的速度实现现代化。但是在1858年至1864年间,俄国通过条约永久地获得了170万平方千米的领土,其面积与阿拉斯加相当(俄国于1867年将阿拉斯加售与美国)。其中包括位于朝鲜半岛太平洋沿岸的部分领土,俄国于1871年在符拉迪沃斯托克(海参崴)建立了一个海军基地。俄国和日本之间潜在的冲突已经广泛地显露。1895年春,负责跨西伯利亚铁路的俄国部长观察到,“日本(对中国)的敌对行动主要是针对我们的”。同时,在《马关条约》签署后不久,日本驻俄公使已注意到,“俄国希望将中国东北地区从东北部到南部沿海地带之间的整个区域都置于自己的势力范围之内”。俄国积极寻求在太平洋沿岸获得一个暖水港(符拉迪沃斯托克在一年之中有几个月都处于冰冻期),并劝说日本将辽东半岛归还中国,以获得额外的赔偿。3年后,俄国获得了对该半岛长达25年的租借权,并将跨西伯利亚铁路延伸到大连港及旅顺口。此时,日本与俄国之间的敌意已是一触即发,日本利用中国的赔偿金,将其海军的规模扩大了4倍。作为回应,沙皇则宣称其太平洋舰队的规模要比日本舰队大30%。
日本人正在等待时机,而当时他们依然是西方列强可靠的盟友。在1900年至1901年的义和团运动期间,他们在天津帮助西方人的飞地解围。1902年签署的《英日同盟条约》承认日本“在朝鲜拥有某种程度上的政治、商业及工业利益”,并且,“如果遇到任何国家的侵略性行动,或者由中国或朝鲜发生的骚乱所造成的威胁”,日本有权“采取类似的必要措施以保护这些利益”。俄国人已经利用义和团运动爆发的机会,派出10万人的军队进驻中国东北地区,并一直留在那里。1903年,俄国军队占领了鸭绿江正南的港口龙岩浦。日本人呼吁进行谈判,但并不起作用,于是,日本海军舰队司令东乡平八郎于1904年2月8日率领一艘驱逐舰袭击了旅顺口,2天后,战争正式打响。日本人的20枚鱼雷中仅有3枚击中了目标,但俄国人从来没能获得主动权。7个月后,俄国舰队试图从符拉迪沃斯托克港驶出时遭到了日本军队的拦截,从而被迫返回旅顺口并一直留在那里,直到日本军队在1905年1月占领了该港。
3个月前,俄国第二太平洋舰队(即之前的波罗的海舰队)在海军副司令辛诺维·彼得洛维奇·罗杰斯特文斯基(Zinovi Petrovich Rozhestvensky)的率领下驶往远东。这是一支混杂的舰队,由4艘新战舰、3艘旧战舰、6艘巡洋舰、1艘装甲巡洋舰、4艘驱逐舰和超过12艘辅助船只组成。长达18,000英里的航程可谓变幻莫测,舰队在途中曾误将英国渔船当作日本驱逐舰并向其开火,之后不得不绕过好望角,以免在苏伊士运河被英国人扣押;而欧洲强国不愿意冒险放弃其中立地位,仅向俄国人提供了装煤设备。在航行了7个月之后(中途曾在法属马达加斯加岛和中南半岛秘密停留),罗杰斯特文斯基于1905年5月27日到达对马海峡,而东乡平八郎率领的由4艘战舰、8艘装甲巡洋舰、21艘驱逐舰以及44艘鱼雷艇组成的舰队在那里将其拦截。由于日军是在国内水域作战,并拥有速度更快的战舰和训练有素、士气高昂的士兵,共击沉、凿沉、俘获和扣留了34艘俄国战舰,击毙俄军近5,000人,俘虏6,000人,而日军在对马海峡一役中仅损失了100名水手和3艘鱼雷艇。经过美国的调停,日俄两国签订了《朴茨茅斯条约》。根据该条约的规定,日俄两国从中国东北地区撤军,但日本获许租借辽东半岛,从而获得了对朝鲜的控制权。1910年,日本正式吞并了朝鲜。同时,日本也加强了与英国在1902年结成的同盟,并承认美国在菲律宾的霸权地位(美国在1898年的美西战争中赢得了对菲律宾的控制权)。
美西战争
19世纪末,西班牙的海外帝国不断缩小。古巴及其他加勒比海地区殖民地的骚乱,导致美国的政策制定者计划与西班牙在加勒比海及菲律宾进行一场战争。1898年2月,美国总统威廉·麦金莱(William McKinley)派“缅因号”(USS Maine)前往哈瓦那,以保护美国的利益。2周后,该战舰突然因爆炸而沉没,造成252名船员死亡。该战舰的舰长警告自己的上司:“应该暂时控制公共舆论,直到进一步的调查报告出现。”但海军法庭经过调查后判定,此次爆炸事件是由水雷导致的,但“未获得确切证据,以判定哪些个人或集体应为‘缅因号’的事故负责”。一份西班牙的正式调查报告认为,“缅因号”是因内部爆炸而沉没的,这一观点得到了美国海军蒸汽工程局官员的支持。然而这一发现是无关紧要的。在处于“黄色新闻”全盛时期的沙文主义媒体的煽风点火之下,国会顺应公众舆论,于4月25日向西班牙宣战。美国军队封锁了古巴,同年7月,前往圣地亚哥的4艘西班牙巡洋舰和2艘鱼雷艇被美军击沉。
尽管古巴毗邻美国,但在美国传统的战略思维中,太平洋隐隐约约地表现出一种更加重要的地位。正如马汉在写给时任海军部副部长的西奥多·罗斯福(Theodore Roosevelt)的信中所说,“我们在太平洋这边遇到麻烦的可能性比在大西洋更大”,也就是说,麻烦更有可能来自日本而不是西班牙。日本在夏威夷的利益可与美国在夏威夷的利益相媲美。在向西班牙宣战的6天后,美国海军准将乔治·杜威(George Dewey)率领4艘钢壳巡洋舰和2艘亚洲炮艇舰队(基地设在中国)的炮艇驶入马尼拉湾。西班牙落后的木制炮艇中队及1艘小型巡洋舰无法与美国舰队的新式战舰相匹敌。双方的火力都令人震惊,杜威舰队使用的近6,000枚炮弹中只有不到3%击中了目标,但是2个小时后,西班牙舰队被击溃。杜威继续封锁马尼拉,并于8月将其攻占。美西战争的结果,是使美国成为了太平洋地区的一个主要强国。西班牙割让了菲律宾、关岛和威克岛,美国吞并了夏威夷王国。美国的胜利增进了人们对海军在跨大洋战争中作用的理解。 美国战舰“俄勒冈号”(USS Oregon)从旧金山经麦哲伦海峡到佛罗里达的航程需花费2个月,这刺激了在中美洲开凿一条运河(这一工程始于1904年)的想法和兴趣。(本文作者林肯·佩恩,编辑:吴珊莹。原标题《海军学说与三场短暂的战争》,图片为编者所加,源于网络,合作、转载请留言。)
为何是美国人通过海洋塑造了全球化网络?它具备什么样的优势以及特质使得其能够在海洋强国的竞逐中胜出?从海洋文明或海权层面来讲,美国作为唯一超级大国的全球体系与不列颠和平(Pax britannica)或罗马治下的和平,有什么区别?在热核时代、信息时代,一个大国应该秉承什么样的海洋观,奉行什么样的海洋战略?美国著名海洋史学者林肯·佩恩将在11月13日(下周一)和大家分享他对“美国海洋战略”的观点,敬请期待。
作者:林肯·佩恩(Lincoln Paine),美国著名海洋史学者,供职于著名的缅因州海事博物馆,已出版专著5部(其中3部曾获奖),发表论文、书评等百余篇,现居波特兰。2009年至2012年间,担任南缅因大学奥舍地图图书馆诺曼·H. 摩斯远洋客轮收藏展的客席策展人与档案管理员,自2006年起,担任莱顿大学国际欧洲扩张与全球关系史研究杂志《行程》(Itinerario)的主编。
来源:“薛定谔的猫先生”公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