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中国和资本主义世界
中国崛起为世界性的经济大国，政治大国，并且在全球治理结构中已成为一个不容忽视的﹑决定性的因素。
总体经济实力已居全球第二，并且仍然在以较高的速度继续增长；制造业产值是美日德三国的总和，进出口贸易额占全球第一，中国已成为名副其实的世界工厂。而且，以“一带一路”和亚洲基础设施银行的开展，中国正在建立以自己为主导核心的新的跨国经济体系。
身为联合国五常，中国以前一直以较为低调的方式游离于全球治理的边缘。随着韬光养晦政策的逐渐改变，我们在国际事务中的形象正变得更加开放﹑更加主动﹑更加自信。
在文化上，中国与全世界各国的文化人员的交流正日趋频繁：中国是全球最大的留学生输出国，同时又是世界第二大留学生目的地国。代表中国传统文化的孔子学院已遍及全球所有主要国家。
虽然如此，这一切并不表示中国已全面融入国际主流，只是取得了一种平等的﹑不能被忽视的地位而已。毕竟，资本主义引领世界以来的几百年第一次遇到了一个与其社会制度文明形态完全迥异的，拥有平起平坐的实力的大国。
1989年苏联解体，标志着资本主义取得了意识形态和政治经济的全面胜利，但近30年的形势发展看，资本主义社会却显现出规律性的、全面的衰落。
一方面，冷战结束以后，世界安全局势更混乱了。全球政治格局并没有按照后冷战时期的“历史终结论”所说，自由民主制度成为人类的最终形态。相反，冷战结束以后的近30多年，亦是美英法等民主国家生动地向全世界演示民主，自由，平等和人权如何走向它的负面效应的30年。民主制度的推广过程带来的流血与和平一样多，民主投票创造的独裁者和消灭的暴君也难分上下。
资本主义制度的优越性，随着竞争对手的消亡，连同二战以来积累的道德优势，正被新一代政客肆意挥霍殆尽。一个典型案例：2003年的第二次伊拉克战争虽然达到了美英设定的战争目的，推翻了萨达姆政权，在伊拉克建立了民选政权，但代价也是极其巨大的：小布什和布莱尔在没有得到联合国授权的情况下发动战争的理由——萨达姆政权的大规模杀伤性武器和生化武器，最终被证明子虚乌有，对此，美国、英国没有给出一个合理的解释，更没有得到相应的惩罚。基于缺乏事实理由的判断去推翻一个虽然不民主但已合法存在的国家政权，直接造成了重大的人员伤亡和ISIS的产生，对人类社会的最基本准则和人类正义是极大的伤害，也对美英等西方各国的道德威望和信誉造成了极大的负面影响。
在传统的以国家为主体的安全威胁被基本消除以后，欲以在全球实现民主、自由、人权的资本主义大国在面对新的、非传统的安全威胁，在美国、欧洲、乃至于中东、非洲、南亚、东南亚等全球蔓延的各种恐怖主义、极端主义势力却显得左支右拙被动应付，其根源就在于西方社会对自身实力的滥用和话语权的垄断，使对方不仅没有还手机会，而且没有还口的机会。在这样不公平的“战争”方式下，极端的恐怖活动是必然的后果。
恐怖主义和极端主义的产生就说明了目前西方资本主义的全球治理模式的重大缺陷。
另一方面，随着世界经济进入全新模式以及中国的崛起所导致的全球经济版图的重构，1998年和2008年两次经济动荡在动摇各国的经济结构的同时，同时也在资本主义国家内部产生深刻的社会生活的重大变化。
今天的世界经济金融化、全球化、网络化的特点，正在改变传统的经济结构和发展模式。美英等国普遍出现了制造业占比下降、产业空心化、金融脱离实体、跨国公司的超越国家管理的实力更趋强大。上世纪七八十年代人们忧虑的赢家通吃的现象现在以更为隐蔽和更大规模的力量占据了更大更强的地位。如同经济全球化的特点一样：财富私有化，成本社会化。
资本越来越贪婪，国家越来越失败。而这些国家政府对国内社会财富的再平衡和人民基本生活需求的保障的职能未能同步调适，导致贫富两极分化、政治极端化，社会结构遭到破坏，社会管理和基础设施失能，结果造成了大多数民众的生活水平下降，并且感觉到社会不公平，普遍地对社会不满情绪存在，民粹主义、种族主义、反全球化、反移民等社会思潮和社会运动大行其道。
这种情况下，依靠已经千疮百孔的资本主义制度去领导世界已经力有不逮。新形势下的资本主义亟需版本升级。
然而，目前，世界秩序依然是二次大战结束以后由美国主导建立起来的，在新的秩序创立之前，全球的政治治理、经济贸易、金融安全的规则依然是美欧起主导作用的。
二、中国和资本主义世界之间存在着利益和理想的冲突
中国自身承载了对资本主义世界的两个重大矛盾：第一个是文明的冲突：按照亨廷顿教授的理论，中华文明存续至今，并且重新强大，与基督教文明的冲突将日益尖锐；第二个是意识形态的冲突：中国今天依然贴着共产主义的标签，并且中国共产党是唯一的执政党，虽然中国早已开始在理论和实践上全面探索“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道路，但在资本主义国家眼中，“社会主义”始终挥之不去。
但这依然不是根本。
人类以民族以及主要由民族组成的国家来进行划分，国家和民族才是利益竞争的基本单位。
中国人民经历了五千年的自我发展和近两百年的艰难探索，今天找到了一条基于中华文化的积淀和历史，并且适合当今全球化形势的发展道路：不分种族信仰，融入世界，兼容并蓄，和平共处，合作共赢的道路。这是一条不同于以往的道路，也是一条发扬了中国文化传统，突破了资本主义世界的狭隘的划分标准的发展之路。
如果以中国作为一个固定观察基点，审视中国与资本主义世界交往的历史关系可以看出：对资本主义社会来说，在事关国家和民族的利益面前，其哲学和宪法所倡导的正义精神被排挤到微不足道的位置。
从十九世纪中国与欧洲的关系来看：从公平贸易开始到矛盾战争，最后以割地赔款结束为第一阶段。英法等国在其对华贸易出现大量逆差，导致全世界的白银将要全部流入中国，他们受不了了，因而发动了鸦片战争，最后取得了惊人的赔款补偿和确立了资本主义各国在华不公平贸易特权。以后的甲午战争，八国联军侵华战争都是一样的结果。因为资本主义社会相信：战争本来就是人类的一条基本法则，“只有真正的权力才能保证持久的和平和安全，而战争则能让人们辨认真正的权力。”
中国懂得了：落后就要挨打。从此以后，中国历经了一百多年艰苦卓绝的探索：从君主立宪到民主共和，从实业救国到新农村运动，从资本主义到社会主义，从闭关锁国到改革开放。
今天，中国总算以全新的﹑强大的﹑不容藐视的姿态重新站立起来，而资本主义因停滞不前的现状已无法轻启战端，所以，只能以民主自由为旗号，以“人权高于主权”、“大国不能欺负小国”、“不能以实力改变现状”等口号试图约束中国的进一步发展，如他们以前的做法一样（只是没有了殖民），其实质依然是希望以不公平的规则阻碍中国凭借实力取得竞争优势。
避而不谈的一条从自然界延伸到人类社会的规律：个体之间互相争斗，其目的便是为了获得不平等的地位，这就是发展。
中国的继续发展非常有可能取得对资本主义的全面优势，从而取得事实上的不平等地位。所以能否接受中国不受打扰的继续发展，以和平方式竞争？这对世界来说都是个问题。
历史证明，资本主义建立至今，从没有容忍过非资本主义制度的大国平等的﹑和平的发展和共处。
近年来曾有过一个说法：今后地球上人类的生存：由美国负责全球的安全，由中国负责全球的生产，而生活方式则由我们欧洲来引领。这种说法虽然带有谐谑的意味，但似乎内涵丰富：首先至少这是欧美第一次提出的与“异类”和平共处的设想；其次更浓重的是欧美国家高高在上的优越感和高傲。
理论很复杂，现实很简单：无论是意识形态﹑宗教和文明﹑民主自由等等，各种不同的标准都是学者们所做的理论上的探究，而实际划分阵营的标准却是：如何确保自己国家的利益，以及如何在竞争中取得自己的优势。自身的发展和基于利益的联盟是国家竞争的两大基本手段。在此过程中，文明、宗教、政体、历史恩怨等等都不是首要标准。
纵观西方文明发展历史，自罗马帝国以后至大英帝国之前，欧洲大陆从未出现过一个统一的﹑疆域辽阔的﹑稳定的﹑能持续较长时间（200年以上）的基督教大帝国。欧洲大陆在蛮族入侵﹑教会与国王争权﹑伊斯兰教渗透﹑以及各王国互相之间的黑暗混战中过了一千多年，自身危机重重，根本没有能力顾及地球的远方。
直至十七世纪，英国首先进入工业社会，深刻而根本性地改造了经济发展和社会的结构，伟大的资产阶级革命，历史性地创造和改造了全部的旧制度，并影响了法国美国等今天的大国。失败的欧洲封建社会被资本主义荡涤冲刷了一遍，呈现出焕然一新的面貌。基督教借助资本主义的嫁接，欧洲（连带后来的北美）从此走向资本主义，再历经几百年的发展成为了今天全球的统治力量。
资本主义确实是迄今人类文明上最伟大的进步：它使人类总体摆脱了贫穷落后﹑野蛮血腥﹑封闭无望的状况。但资本主义社会的理想就是白人的、信仰基督教世界的、等级制的目标体系，其内容是民主自由富裕平等，实现这些进步的途径依然是战争侵略和殖民主义，实现进步的范围依然仅限于部分欧洲和北美的资本主义国家，虽然方式上相比奴隶社会和封建社会有所进步，不再谋占别国领土，但从政治上进行殖民统治；不再实行奴隶制用役人口，但最大限度地剥削其劳动；掠夺全球资源为己所用始终不变。
资本主义世界的奋斗目标与更早的历史一样，始终专注于以种族和宗教所“挑选”的人群的幸福，依然充满着不平等﹑不民主﹑不公平﹑不正义。资本主义的发展历史就是以战争为基本手段，而且是更多的战争，战争的规模更大了，战争的效率更高了。
所以，当一个习惯于颐指气使地领导全球、一个执着于倚靠武力解决争端、一个固执于资本主义是最优越的社会制度的、几百年傲慢的资本主义世界，与今天正在越来越强大的中国如何相处？无论在意愿还是战略上都存在着极大的不确定性。虽然和平崛起、互利双赢是我们的美好愿望，但这些愿望与成为全球普遍接受的共同愿景之间还有漫长而复杂的过程。
我们提倡的全人类共同富裕与资本主义提倡的民主自由，本质上是两个具有不同内涵的目标体系。这不同于冷战的意识形态之争，而是直接的利益之争以及利益实现的主导权之争。两者如果不能糅合，长远看必有冲突。
人类历史至今还没有发生过两种自认为真理的文明之间通过谈判达成和平共处的规则的先例。
三、中华文明的复兴进入历史性的新阶段
1.鸦片战争只是开始，还未结束
历史的视角回溯177年：1840年开始的鸦片战争只是东西方文明的第一次较量，是基督教文明和中华文明冲突的序幕，这场竞争周期非常长，竞争形态非常复杂，至今还没有结束，仍在过程当中。
虽然当时中国失败了，但中国没有被消灭，中华文明依然存在。尤其是：中国人民在此后历经一百多年，数代人的艰苦卓绝，百折不回的摸索、学习、实践，排除了外族入侵，尝试了各种社会发展模式，恢复了国家和民族的独立自主，并按照自己对国家和人民、对幸福和正义的理解和设想，中国今天取得的成就是前所未有的伟大实践。中华文明的生命力是其他任何文明难以比拟的。
从晚期的大清帝国再到中华民国到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国与东西方的资本主义国家交往经过了从（短暂的）居高临下、漫不经心、失败屈辱、跟从、敌对甚至战争的过程，直到今天，我们第一次和全世界其他国家平等地、面对面地站在一起。
但是，这种状态并不能肯定地持续下去，在目前美国主导的规则体系中，一个重新崛起的中国及其经济和军事力量的强大，在资本主义世界眼中，更多的是对衰落的现有体系的挑战。规则的改变一般只有革命和改革两种途径：革命就是冲突与战争，改革则是和平与协商。
2.中国正在经济和军事等全面崛起，但还不具备领导全球的实力和号召力
（1）经济结构不同
中国经济实力已居全球第二，并且仍然以高速增长，但经济的结构和增长的模式远未达到理想。
中国的人口总数（人口既是生产力也是消费市场）和国土面积，以及国有企业为主体的经济结构和高度统一的中央领导体制而言，虽是大国，但是不同于其他的独特的力量，是一种完全不同于资本主义自由市场经济的体制。我们在取得数字化、网络化、部分的高科技领域、基础设施建设等能力的全球领先地位的同时，也要看到在经济结构、体制创新能力、在自然资源和资源利用效率、在资本品的生产能力等方面还存在着较大的隐忧。
另外，作为国民经济主力军的央企国企，以根植于行政权力的垄断，优势地位，时到如今仍在摸索与市场化以及创新体制和谐对接的方法。
（2）语言，思维方式和文化不同
中华文明是当今世界唯一延续的古代文明，自有其独特的文化特质和生命力。既然我们在一百多年前，在枪炮强权下都没打算改换门庭，这就说明我们文化传统的力量，以后也不必再改了。当然，我们的文化和传统并不会阻碍我们学习新的外来文化。
中华文明是古今中外最优秀的文明。首先，它存活至今就是历史的证明。它从未被消灭过，主体内涵从未被其他文明改造，只有它自身在数千年的历史长河中，历尽磨难，自愈自强。其次，中华文明自诞生之日起，就摆脱了宗教的侵扰，以先秦的百家争鸣创立的繁荣哲学为其根基，以自然为至尊，取天道（规律）为法则，内容涵盖了自然、天下、国、家、人这些主体及其规律，并探索人的内圣外王（世俗生活和精神世界）。基督教曾经给信徒带来过宗教裁判所，带来过十字军东征，带来过中世纪的黑暗，而中华文明内核是宽厚、包容、自由、人道、平和。中华大地随处可见的儒释道三庙合一是最好的证明，不一而足。
所以，我们取得今天这样的成就依靠的是“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的说法，对其他国家而言，如何理解是有难度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具体内容也是完全不同于当今现存理论体系，即使我们在推进我们的发展理念过程中强调了不同国家、不同制度、不同利益之间可以兼容并蓄，不强求统一的立场，但如何使之明确、清晰地被世界各国理解和接受是一大难题。
今天，如果我们需要保持我们的生活方式不被侵扰，并且愿意输出我们的精神文化和生活方式，我们首先需要改变“己所不欲，勿施于人”的传统观念以适应当今。真正提高文化自信，并以合适的方式，持续地输出我们思想理念的内容，从而让世界了解中国理念、中国文化、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特色”的含义。仅仅依靠利益纽带，缺乏原则和理念的共同点是比较脆弱的。
3.关于民族主义
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强大的领导和正确的政策是首要的基本保障。
面临世界重心的交替之际，面临全球唯一的霸主美国，我们希望能绕过“修昔底德陷阱”，以目前的实力对比，我们不是玩不起，而是输不起。
制定正确的政策是领导力强大的基础。中国的领导者是共产党，党章总纲提出党的“最高理想和最终目标是实现共产主义”。
“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是全民族历史性的重任，是中国共产党历史性的机遇。要完成如此壮举必须团结一切可能团结的力量，而最可以依靠的首先是全中国人民。
国家主要依民族而生，以民族而立。历史地看，民族会比任何主义存活的更久长。中华民族是56个民族，13亿人民的国家，其中有近一亿人信仰共产主义，而信仰中国的有13亿。
当下的中国能承载、并代表中华民族利益的只有中国共产党，这是现实。因为在中国不存在一个中国民族党。能力决定责任。共产主义在诞生之初就被视为洪水猛兽，但民族主义虽有争议也属天经地义。民族主义大旗，是团结全国最大力量，凝聚全国最大向心力的最有效武器。如果把民族主义放在突出的最高的中心位置，并唤醒全国人民的民族意识，才能得到更多忠诚更多支持。唯有如此，我们才能以积蓄换实力，才有可能为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做好准备。
按照人类认识实践的规律：从理论到战略，从战略到实践。我们能否在今天多种多样的全球理论体系中架构起新的、有鲜明中国标签的理论是必不可少的一环。客观而言，原有的共产主义理论已没有广泛的吸引力，而中华文明的传统又因其古老的形态、独特的审美观、自成一体的理论体系而难以快速、简明阐述自己，并被全世界广泛接受。不过，它亟需现代化、世俗化。
我们的经济已经开始走向全球，我们的文化也开始逐渐被世界了解，但要在此过程中形成我们所希望建立的新的规则，并被国际大家庭接受，“中国特色”的内容的确定更需要顶层设计，而不能是摸着石头过河了。
张龚，华东政法大学法律硕士，原兴业银行上海市西支行行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