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历史不止悠久，历史范围也极其广大，自古就已人口众多。就一部中国史而论，其变化、发展的内容，大约已超过一部欧洲史。今天的欧洲各国，以英、法、德、西班牙、意大利等国家规模来看，相对于中国，其实都算是小国寡民，或说如同中国的一省。
中国社会的广大复杂，人事、思想的繁赜，即使拿今天的世界各国来看，也多不足以相比，更何况远古的埃及、亚述、巴比伦、波斯、古希腊和古罗马了。
从神农、黄帝、尧、舜以降，迄夏、商、周三代，国家、社会与天下的缔造，也已有数千年。而天下、国家的规模，即使由夏禹、商汤、文武至周公来论，也有了二千年的时间。
西周初年，在周公精心的经营创建下，中国已是一个封建制的大一统的国家了。而这封建制度的天下乃是依照周文王的天命、天德观，达成“生”、“生生”的生命理想，进而以天下之“共生”、“共有”、“共存”、“共荣”作为天下共同发展的理想目标，并以礼乐作为国家行政的机制。
(诗大雅文王)“皇矣上帝！临下有赫。监观四方，求民之莫”
“殷之未丧师，克配上帝。宜鉴于殷，骏命不易”。
(逸诗) “我无所监，夏后及商。用乱之故，民卒流亡”。 “维此文王，小心翼翼，昭事上帝，聿怀多福。厥德不回，以受方国。”
“文王在上，于昭于天。周虽旧邦，其命维新。”
“维天之命，于穆不已。于乎不显，文王之德之纯。”
(毛公鼎铭文) “王若曰：丕显文王，皇天弘厌厥德，配我有周，膺受大命。”
(尚书召诰) “惟王其疾敬德？王其德之用，祈天永命。”
西周并以此为封建制度的最高原理、原则，以达成保民、爱民及天下和谐的结果。
(尚书周书多方) “天惟时求民主”。
(尚书泰誓) “天视自我民视，天听自我民听”。
“民之所欲，天必从之”。
(尚书梓材) “欲至于万年，惟王子子孙孙永保民”。
(诗大雅‧荡之什) “天生烝民，有物有则﹔民之秉彝，好是懿德”。
一切以天下人类之共生为政治之最高准则。
春秋时，周平王东迁，王纲隳弛。继起的齐桓、晋文仍是在这大理想、大一统的前提下举出“尊王攘夷”、“内诸夏、外夷狄”的大文化政策。是以孔子论夷狄时还说：“夷狄之有君，不如诸夏之无也”，其所强调，民族的界线不在血缘，不在宗族，不在种族，而在生命理想的共同价值所结合的生命共同体。
如此，在动荡、变化的春秋时代，重新确立原本西周以来的“生生”大传统。而后孔子继承此生命理想，建立了“人学”，以人的自我德性觉醒来上接天德。他在《论语》中总括尧、舜、禹、汤、文、武、周公而来的历史、文化大传统。
(论语尧曰) “尧曰：‘咨！尔舜！天之历数在尔躬。允执其中。四海困穷，天禄永终。’”；“舜亦以命禹”。
(汤)曰：“予小子履，敢用玄牡，敢昭告于皇皇后帝：有罪不敢赦。帝臣不蔽，简在帝心。朕躬有罪，无以万方；万方有罪，罪在朕躬。”
“周有大赉，善人是富。「虽有周亲，不如仁人。百姓有过，在予一人。”
(孔子曰) “谨权量，审法度，修废官，四方之政行焉。兴灭国，继绝世，举逸民，天下之民归心焉。”
“所重：民、食、丧、祭。宽则得众，信则民任焉，敏则有功，公则说”。
后来的墨子、杨朱、孟子、阴阳家、庄子、老子、荀子、韩非都在不同程度上继承孔子观点。他们在思想上虽各有主张，但皆在“天下定乎一”的观点下，从全人类、全社会的立场上处理人类思想问题。随先秦思想相激相荡的发展后，共同归宿并建立“天下一统”的大观念，认为唯有天下走向大一统──让思想、文化、生命价值展现共同性，让经济发展能有互助合作性，让政治理想不以权力的占有、而以达成合作共生为共同的取向。如此，人民以至于人类才能避免战争，走向和平，拥有和平。
而后至汉初《春秋公羊传》成书，在鲁隐公元年“春王正月”经文的解释中提出：
“元年者何？君之始年也。
春者何？岁之始也。
王者孰谓？谓文王也。
曷为先言王而后言正月？王正月也。
何言乎王正月？大一统也。”
因此确立大一统的观念。
至汉董仲舒再进一步提出“存三统”、“张三世”，阐明夏、商、周三王之道虽因时各有不同，但皆为救弊扶衰，顺从天命、完成生生之天德而已。
这大一统的重点，是以人类“和平”为首的生命向往。文王所代表的，乃是象征以“和平”为首的“文明世界之王”。这至今也是人类“人文精神”统合了形而上之“道”、以及形而下“具体人生”的观点。是以东汉《说文解字》解“王”字：“王”者，往也，天下之所归往也。
此后“大一统”思想乃成为中华文化的核心，反映出孔子成仁之道的根本精神，也是达成孔子所谓“仁者爱人”的最有效的精神与方法之一。
由此，中国历史上即使在纷乱、分裂的时代，人们以至于有历史意识及民族精神意识的知识分子，仍都是时刻刻以天下民族的、国家的大一统为念。即使谚语中有“天下合久必分，分久必合”的说法，但这重点还是放在后面“分久必合”上。“大一统”是中国人们在生命中追求的理想。
中国历史以“合”、以“和”为尚。而“分裂”只是历史中的转折或一时之变相而已。这是中国能久、能大，民族抟合的根本因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