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当下历史学的研究正在逐步走向碎片化，越来越多的历史学论文正在讨论一些琐碎的历史问题，并且这一有情况有不断蔓延的趋势，学术界对这个问题也展开了激烈的讨论。（1）笔者认为，赵鼎新老师的《社会与政治运动讲义》的学术视野与方法，对于改变历史学研究中的碎片化趋向具有重要借鉴作用，本文就赵鼎新老师在《社会与政治运动讲义》中展现出来的学术视野以及相应的学术关怀做个简单的分析介绍，并且结合国内历史社会学的研究状况，提出几点自己浅显的认识。
关键词：碎片化 历史研究 历史社会学 新社会史 新文化史
碎片化在历史学领域出现，最早是法国著名学者多斯《碎片化的历史》中提出，多斯主要从事思想史，结构主义史，年鉴学派发展史等方向的研究，其主要著作包括《结构主义史》（1991—1992）、《意义的帝国：人文科学的人文化》等。近几年，在我国历史研究领域，碎片化成为了不断被提起的词汇，就事实来讲，在相关的历史学论文中，的确出现了许多的碎片化现象，多数的历史学论文都处在一个“低水平重复”的状态。笔者检索中国知网，发现讨论史学碎片化的论文有几十篇，为此《近代史研究》专门召开一次学术会议来讨论这一重要的学术现象。多斯的名著《碎片化的历史》并没有对“碎片化”这一概念进行界定，就“碎片化概念本身来说，指的就是原本完整的东西破碎成零散的块妆，不再是一个完整的整体。郑师渠先生曾在《近代史研究中所谓“碎片化”问题之我见》一文中指出，在语义上，“碎片”是指整体瓦解的结果。但在实际生活中，“碎片化“的语义可有两层理解：一层是指将物体打破，使之化为碎片：二是指先将物体打碎，使之成为待铸新体必须的材料过程。前者是消极的，后者是积极的。（2）
个人认为，史学的碎片化与国内学者对于欧美学术界兴起的新文化史不太成熟的模仿有着极大的关系，另外就新文化史的发展内涵来说，在某种意义上来说，的确是新文化史的内在理路导致了史学研究的碎片化，上世纪80年代，人们对越来越小的事物知道得越来越多，又认为宏观而论的做法太过肤浅和简单，而且对史学进行综合的企图，看来是“注定失败”的“幻想“（3）“现在是微观史学，是主题无限丰富的专题著作大行其道的时候了”（4）正如彼得-伯克所言：“新史学志于拓展历史学的视野，以涵盖所有人类活动，这固然丰富了历史学的内涵，但也付出了加剧碎片化的代价，欧洲学者对于世界各地历史的兴趣日增，诚然是件好事，但也因为因为历史种类的繁多而加速了琐碎化的情形。（5）个人认为一些社会科学的理论和方法对于我们更好地解决史学碎片化将会提供巨大帮助，比如目前比较成熟的历史人类学，历史地理学，历史社会学，艺术史等等，都给史学的研究注入了新鲜的血液，尤其是在西方学术界日渐占据统治地位的历史社会学，对于我们更好地解释历史将提供巨大帮助，依托社会学的概念和理论，如国家，民族主义，阶层，国家与社会，冲突理论，中层理论，资源理论，结构理论等等，对于传统的史学以及史学的碎片化病态的改善将会有很大帮助。
本文打算介绍一下著名社会学家赵鼎新国家社会理论，以介绍他的国内代表作《社会与政治运动讲义》来分历史社合学的相关理论观点。希望对对大家认识与改变“碎片化”这一史学弊病提供有益的理论借鉴。
《社会与政治运动讲义》是著名社会学家赵鼎新教授出版的关于研究社会与政治运动著作，该书是清华社会学系列丛书之一，作者在清华大学社会学系列讲座的讲义中整理而成，汇聚了他多年的社会学研究心得，通过自己宽阔的学术视野介绍了西方社会运动的前沿学术成果，同时在吸收前人学术成果的基础上，提出了变迁，结构，话语等新颖的社会学研究视角。
赵鼎新，1953年生，上海人。1982年毕业于上海复旦大学生物学系，1984年获中国社科院上海昆虫生态学硕士，1990年在加拿大麦吉尔大学获昆虫生态学博士以后转攻社会学，并于1995年在麦吉尔大学获得社会学博士学位。自1996年开始执教于芝加哥大学社会学系，研究领域包括政治社会学，历史社会学，社会运动。在社会学领域的研究成果主要发表在《美国社会学杂志》，《美国社会学评论》，《社会学视野》，《中国研究季刊》以及国内出版的《社会学研究》等刊物上。专著《天安门的力量》于2001年芝加哥大学出版社出版，相继获得美国社会学界2001年亚洲研究最佳图书奖以及2002年集体行动和社会运动研究最佳图书奖。
1996—2003：美国芝加哥大学社会学助理教授，2003—2008：美国芝加哥大学社会学系副教授。2008年至今，美国芝加哥大学社会学系终身教授。2007—2012年：人民大学吴玉章讲座教授。2012年至今：浙江大学千人计划教授（短期），浙江大学人文高研院院长。
如赵老师在第二版序里面讲的：这本书是一本介绍社会运动的理论与社会学分析方法的著作，社会科学研究的关键在于问题意识的确立，而独到的并且对社会有现实意义的问题意识的产生又离不开对一个社会中有关现象的整体性把握。（6）这段话不仅对社会科学的研究具有重要意义，同时对于历史学也具有很好的借鉴意义
赵老师的学术转向：在他的成名作《天安门的力量》，赵老师说的比较清楚，1989年4月5日，作者回上海探亲，发现腐败横行，通货膨胀，犯罪猖獗，收入不均成为了人们的主要议题。1989年4月15日，胡耀邦猝死，北京几所著名大学的校园里立即贴出大字报，对此事作出反应。又过了两天，学生们纷纷走上街头，要求悼念这位被迫辞职的前任总理，八九学运从此发生，1989年5月13日，作者返回加拿大。从时间上来看，作者算事件的见证人之一（虽然没有见到运动的高潮）
作者的学术转型具有很强的现实目的，作者返回加拿大后，从电视上看到了天安门广场发生的悲剧，对自己内心产生了极大的冲击，另外赵老师自己也经历过文化大革命的，对于八九学潮和文革这样大规模的群众运动想要进行合理的解释，（7）于是转向了社会学，才有了后来《天安门的力量》的诞生。
在《讲义》中，作者这样界定集体行动，社会运动和革命：集体行动是指有多个个体参与的，有很大自发性的制度外政治行为；社会运动指，有多个个体参加的，高度组织化的，寻求或者反对特定社会变革的制度外政治行为：革命，有大规模人群参与的，高度组织化的，旨在夺取政权并按照某种意识形态对社会进行根本改造的的制度外政治行为，革命又可以进一步划分为政治革命和社会革命。政治革命旨在夺取政权并且改变政权性质，但不对社会结构进行重建：而社会革命的发动者在夺取政权之后，不但改变政权性质，也会对社会结构进行彻底改造。从内涵上来讲，集体行动，社会运动与革命具有以下不同点：一，三个概念对社会的变革诉求不同：二，在多数的情况下，参加集体行动，社会运动，革命是一个递增的趋势。比如在中国革命史领域，如五四运动，省港大罢工，北伐，一二九运动，国民革命，共产革命，三反五反，文化大革命等重要事件与现象，我们都可以从本书中相关的研究成果中找到相应的理论方法，从而对一些僵化历史结论重新解释，在本书里面赵老师有几个经典的案例分析，值得我们历史学界的工作者好好学习与借鉴。
一、80年代北京学潮兴起过程的分析。比如，我在对北京20世纪80年代学潮的研究中发现，北京校园有着特殊的空间环境：80年代时期，北京拥有67所高校，因为这些学校大部分集中在海淀区，各大学之间学生交流频繁。北京高校学生？？又大多数都在校园内，校园被分割为学生生活区，教学区，娱乐区，商业区等。在学生宿舍区内，每间宿舍通常住有6——8名本科生，每个宿舍楼里面住有好几百名本科生，则一片宿舍区则往往住有万人上下。一旦学潮兴起，这种校园环境为学生动员至少提供了以下五种不同的便利：1，这种环境在学潮开始前方便了不满情绪的传播，在学潮开始以后又保证了谣言和小道消息的扩散：2，它增强了以宿舍为基础的学生网络，这些学生相互影响，在一些场合下有的学生甚至对其他学生采取强制手段，这保证了北京校园内学生运动的高参与率：它在校园内造就了许多特殊活动场所，大多数学生每天都会经过或者流连于此，这些场所在学潮时往往成为学生动员活动的中心地带：4，高校的集中分布便利了不同学校学生之间的相互模仿和较劲，这也会促成学潮的发展：5，校园环境也有利于许多特殊的集群行动策略的形成，比如说它决定了学生们将会把大字报和标语贴在什么地方，在什么时间游行，以及学潮形成后的基本动员策略（如通过大叫大喊和在宿舍，教学楼与图书馆之间的转悠来吸引学生，以及通过高校联络的方法来迅速扩大学潮规模）。以上这些现象有些可以归因于学生之间的网络关系，有些则直接是由北京特殊的校园环境造成的。（8）显然赵老师这对校园环境的分析非常精到，对于我们研究民国时期的学运，工运，妇女运动，农民运动提供了很好的理论视野。假如没有一个社会学宽阔的视野和逻辑，我们对于一些重大的社会事件以及现象往往会流于表象，不能够有一个深刻的分析，我们翻看现在的大量的历史学论文，陷入单线思维以及过度诠释的到处比比皆是。
二、作者对中国“文化大革命”运动的起源和发展，同时也非常精炼：学者们一般会把“文化大革命”归结为国际政治，国内发展和党内斗争种种因素的综合的产物，（9）但是如果采用瑟威尔和傅勒的分析方法，我们就可以说，“文化大革命”起源于毛泽东的继续革命学说。其逻辑是：革命的对象总是当权者。由此在共产党执政的情况下，一旦我们相信了毛泽东的继续革命学说，其逻辑结论只能是“走资派”就在党内”。正是由于“继续革命学说”和“走资派就在党内”这两个话语的互动，导致“文化大革命”的发生并且塑造了“文化大革命”为主轴的发展形态。经历过“文化大革命”的人肯定会对这种对“文化大革命”的起源和发展的解释嗤之以鼻。但是我想再过100年，当所有经历过“文化大革命”的人统统过世，研究“文化大革命”成了一个纯粹的学术问题，并且容易的解释方式及其组合都穷尽时候，我想我以上的分析不但会兴起，还可能在一定时空内成为占有支配地位的理论。（10）
在分析文化是如何与具体的社会运动进行互动时候，赵老师同样提出了自己精辟的分析：从文化到文化的分析方法所必须面对的问题，也是任何一个社会运动都不可能表现出一个社会的全部文化，由此在指明某些文化因子在社会运动中的作用时候，我们必须要首先指出，为什么是这一些而不是同一社会中的其他文化因子成了这一社会运动发展的主导力量。这就回到了问题的核心：文化或话语在社会运动和革命中的作用，或者说我们应该怎么研究文化或话语在社会运动或革命中的作用，乃至文化或话语对社会运动者行为的普遍作用。[赵鼎新，《社会与政治运动讲义》，北京：清华大学出版社，2011年版，第220页。]（11）比如目前学术界对一二九运动的研究，一个公认的结论是：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加剧了中国的民族危机，同时也塑造和强化了当时民众的民族主义思潮。对于这样的解释，我们还需要进一步的深挖，在当时的中国除了民族主义，还有共产主义，三民主义，国家主义等思潮，为什么是民族主义成为了一二九运动爆发的动因，除了从宽泛的文化史角度来分析，对于运动的组织方——中共及其的组织模式，以及被动员方——青年学生，以及学生的出身学生团体内部的组织形式，都有很多的地方需要开拓。
除了以上几个经典的案例分析，本书对于中国政府的合法性论述和中国集体行动展望，对于中国政府的执政也非常具有启发性。
案例分析之外，作者对于西方的社会运动理论的阐述也非常到位。作者在第二章先是宏观上分析了西方社会运动与革命理论发展。第三章分析了集体行为理论以及情感在社会运动中的作用。在第四至第7章从社合变迁，社会结构，国家等三个角度，论述了其与社会运动的关系。第八章从搭便车理论与博弈论两个角度介绍了形式社合学方法。第九至第十二章介绍了资源动员理论及政治过程理论，社会运动的动员结构，以及话语，符号与社会运动之间的关系。
在马克思的生产关系理论，涂尔干的变迁理论，韦伯的观念决定论，以及亨廷顿的现代化理论等理论的基础上，赵老师提出了变迁，结构，话语三个分析社会运动以及革命的视角。大致可以说，变迁这一视角主要来源于涂尔干，亨廷顿等：结构这一视角主要来源于马克思：“话语“主要来源于韦伯，瑟威尔等。赵老师同时也提出了“国家的性质以及国家与社会关系”这一逻辑，这一分析维度主要来源于斯考切波和摩尔。
在书中，赵老师这样解读国家的性质以及国家与社会的关系，国家的性质：民主，极权，寡头，君主立宪，后极权等。国家与社会的关系；可以从政治，经济和价值观以及国家合法性来分析。（12）
变迁，结构，话语，以及国家与社会关系，是赵老师在社会学理论上的重要贡献，按照这一思路，对于我们分析历史学，社会学，以及历史学都有很大的帮助。就学术的发展这一角度来说，学术的发展在某种意义上就是新的学术概念以及新的方法的提出，当一个概念抑或理论提出来时候，或许我们觉得非常简单甚至是非常熟悉，但是如果我们不能给从纷繁复杂的社会中抽取一些重要的概念来进一步分析复杂的社会现象，我们个体的对于社会的整合能力，往往得不到提高。比如在中国儒学发展史上：如尊德性，三纲五常，天理，人欲，新道学，心学，新儒家，理学，新理学等等，这些概念在多数情况下，指涉的都是相同的事情——如何成为君子这一儒学的终极命题，如果没有这些概念的出现，儒学这一古老的学问必然会僵化，最终可能会消失在历史的长河里面，对于中国十大夫的修身以及十大夫的社会实践都将是一个巨大的损失。就像历史学研究一样，尤其是在中国近代史领域，带动学科发展的往往是一些以美国为代表的西方学者，如费正清的冲击——回应范式，佩克的帝国主义范式，列文森的现代化范式，柯文的中国中心观，以及余英时老师的断裂理论等等，在具体的场域里面，如在中国革命史领域，范力沛，韦思谛，台湾学者陈耀煌提出的“地方精英论”等等，这些学者的研究并不是绝对完美，但是他们的研究往往都开风气之先，并且引领一个时代的学术研究趋势。从本质上来说，是因为这些人丰富了一个学科的研究理论，对整个学科的视野以及方法的扩展，作出了巨大的贡献。我们可以做一个假设，如果没有这些史学研究理论以及相关的范式出现的话，对于历史的把握，无论是从宏观上还是微观上，都无法得到很好的突破。
另外赵老师在书中提到了摩尔的《民主与专制的社会起源》，这本书的主要观点就是，世界现代化的有四条道路，第一条是英法美的民主道路：第二条是日本和德国的法西斯道路：俄国和中国的自下而上的革命道路：第四条是没有经过革命走上现代化的道路。同样，著名的思想家梁《东西方文化及其哲学》也提出了世界三条路向说，第一条是西方世界的竞争向前的方式：第二条是印度的反身向后：第三条是中国的意欲自为的道路，并且提出未来世界的发展就是沿着第三条道路也即中国的道路来走，从历史经验来看，世界历史的发展并没有沿着《东西文化及其哲学》的预测，反而在现代化的大潮下，整个世界都在朝着西方世界的道路上发展。从学理上来说。两本书都是对世界发展方向的展望，但是我们到底应该如何比较和分析这两本书的理论和观点呢？
尽管自己的学术功底有限，但是还是想根据自己简单的积累谈一下个人对于本书的几点看法：在书中，赵老师对于社会科学的两种研究方法——解读传统与解读传统做了较为详细的介绍，依笔者愚见，似乎存在一些问题，我们先看一下赵老师对于两个概念的定义，解读传统的目的不在于寻找事务内在的逻辑关系，而在于理解和厘清特定人类活动在特定文化条件下的内在含义或意义：而解释传统的目的则是寻找具体事物或事件的内在机制以及与之相应的因果，辩证，对话型或历史性关系。（13）这个概念界定没有问题，但是作者说：中国在“五四”以前可以说就没有解释传统”这一论断似乎有点武断，就以中国传统儒学的主体——经学来说，今文经学从诞生初始，就是为了解释中国历史的演变规律以及中国王朝的合法性来源，从董仲舒的“天人感应”，何休的“公羊三世说”，韩愈的“道学”，宋儒的“理学”，王阳明的“心学”，康有为的“托古改制”等，甚至孙中山的“三民主义”都是解释传统的经典理论，这些理论与观点的共同目的都是为了更好的解释历史，当然如果从严格意义上的事实层面来说，的确存在歪曲历史的地方。
米歇尔在《政党》中指出：由于组织的领导有资源，信息及权力方面的优势，即使是一个正在为民主而斗争的政治组织本身也具有专制倾向，也就是说，这些正在为民主而斗争的政治组织，实际上只是在一个大专制环境下造就的小专制环境而已。托克维尔著的《旧制度与大革命》的结论也是符合中共建政后的民主化程度，如果按照这样的逻辑，革命成功以前是专制，革命成功以后也是专制，大家认同不？简单来说，当一个革命政党为了一个国家的民主法治奋斗时候，这个政党只有对内实现专制才可以调动更多的社会资源，组织成员的活动的成功率才会更高，当这个标榜民主意识形态的政党夺取政权后，国家会变得更加专制，如果这个逻辑完全成立的话，我们甚至可以这样说革命并不可以实现民主宪政，美国式的宪政民主从历史经验上也佐证了这一结论，美国式的宪政不是美国革命的结果，是美国建国后围绕政党政治和宪法调适的结果。可是就目前的中国革命史研究领域来说，众多的研究者并没有在这一问题意识上展开相关的课题研究。从某种意义上，我们中国史学界对欧美国家革命史的界定是很有问题的，按照斯考切波老师对革命的界定：一个社会的国家和阶级结构快速而根本的改变，伴随其中并部分是以自下而上的阶级反抗的形式来实现的。（14）我们可以说中国的国民革命、共产革命、法国的法国革命、俄国的十月革命是真正意义上的革命，但是美国革命就不在此列，美国的变化仅仅是在“驱逐”英国后开展的一系列改革，英国自始至终对美国都是形式意义上的统治。
在赵老师的成名作《国家-社会关系与八九北京学运》这样分析学运爆发的社会背景：经济改革滋生了大规模的官员腐败，激起了广大民众以及知识精英的不满：高等院校学生控制系统的崩溃：大规模的高校扩招导致学历贬值以及大学生社会地位的骤降：还有就是胡耀邦去世这一突发事件以及由胡耀邦逝世引发的一系列的谣言等，与当下的中国相比，中国政府对于舆论的控制以及对于学生的控制能力都要比80年代强的多，尽管中国政府一直在大力反腐，但是中国民众仍然怨声载道，民众对于政府的欲望有增无减，这里有两方面的原因：中国政府的合法性来源——绩效合法性从学理上就存在一些缺点：另外一个原因是中国改革开放对中国的基层政治生态造成了巨大的冲击，一个典型的现象就是乡村政治土匪化以及县城政治家族化，（15）这一现象是由多种因素造成的。
限于学力所及，赵老师书中还有其他的理论线索，暂时没有很好的梳理起来。简单来说，《社会与政治运动讲义》是一本经典探讨社会学研究方法的著作，该书梳理了关于研究社会运动的经典著作，并且提出了一些经典的论断，最终提出了在国家社会关系下的变迁、结构、话语这一研究社会运动的一般范式。我们再重新审视一下赵老师提出的变迁、结构、话语这一范式，变迁与结构是从宏观的角度来审视，话语则是从微观的角度分析，如赵老师对公共舆论、新闻媒体、互联网的简单分析。我们这里把变迁与结构定性为宏观，也是一个相对的处理方法，我们把一个国家的现代化建设、改革、革命、大规模的社会运动称作宏观，当然很好理解，“结构”可以指一个国家的分层、也可以是具体的社会组织、也可以指不同的群体之间的关系，也可以是一个村落上级地方政权的互动等，总之，变迁与结构在具体的技术处理时候，往往可大可小，是一个相当宽泛意义上的分类框架。
除此之外，赵老师对国家社会关系这一研究路径做了较为详细的论述，正如书中所言：既往的国家社会关系研究，多数都是在这一社会学概念下的泛泛而谈，没有对这一概念的内涵作精要的界定，多数的概念都事为相关概念辩护，史料的堆砌比较严重。因此，赵老师从国家的性质、社会的性质、国家与社会的互动等角度对国家社会关系作了扼要的分析，值得我们大家深刻领悟。
晚近民国以来，以傅斯年为代表的史料学派逐步在史学界确立了自己的学术地位，傅斯年曾言，史学就是史料学，可见傅斯年老师对史料的重视程度。史料学派的代表陈寅恪在史学上取得了重要成就，我们通读陈老留下的《柳如是别传记》、《隋唐制度渊源略论稿》、《唐代政治史论稿》等著作，我们会发现一个现象，陈老不管是在讲那一个问题，都会先罗列各种史料、包括一些稀有史料，史料可能要占三分之二以上，史料罗列完之后，陈老才最后告诉大家对象和结论。我们可以看到史料学派具有比较强烈的考据特色。
比傅斯年稍微一辈的何炳棣老师、在社会史、思想史、制度史都取得了重要成就。何炳棣早年求学于清华大学，受业于中国近代史的第一代史学家蒋廷黻先生，后留学于美国哥伦比亚大学，我们通读何老师的著作，我们会发现何老师的研究受社会学、统计学等社会科学影响很大，几乎每一本著作都是为了回答一个重要的学术命题，带有强烈的问题意识和现实关怀。《明清社会史论》是为了探讨科举对中国社会阶层流动所起的作用，而明清社会史论的成书也与20世纪五六十年代欧美学界对大学教育争论和研究密切相关，该书也具有重大的现实意义。《黄土与农业的起源》则是为了论证中华文化的起源问题，中国文化的起源问题又回到了中国农业起源这一重要学术课题，作者利用大量的工具和翔实的资料，扎实考证中国农业的起源于黄土区域。《明初以降人口及相关问题1368—1953》则是为了探讨新中国前6个世纪的人口、地方政权的具体运作、人口与土地的关系等重要学术命题，该书依据丰富的史料，扎实的考证，在中国人口史、中国经济史上具有里程碑地位。我们看到与史料学派相比，何老师的书带有浓厚的问题意识，并且方法论意识比较强。
客观来说，这是史学研究的两条路径。但是在目前史学研究碎片化大行其道的情况下，作为史学的参与者，我们有必要借鉴一下社会学和统计学的研究方法和成果，尤其是历史社会学的研究方法与成果。赵鼎新老师提出的变迁、结构、话语范式对于我们研究中国革命史具有重要的启发意义。
太史公曾言：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作为史学的参与者，虽然我们打不倒太史公的史学高度，但是我们在开展具体的学术研究时候，也需要适当关注一下社会现实，以学术关怀社会。作为一名史学研究生，个人认为目前的中国社会还是十分危险的，尽管中国的经济一直在高速发展，但是却积压着许多社会矛盾，比如高企的房价、乡村老人养老问题、乡村留守儿童的自杀问题，乡村的基础教育问题，以及飞速上涨的物价，一直无法解决的看病难看病贵问题等等，都无时无刻困扰着中国的底层民众。当下中国底层民众，主要指底层农民工和刚刚毕业的大学生，我个人认为“底层”这个词具有歧视意味，如果当下的社会让底层的人一直看不到希望，只要有突发性事件，经济崩溃，中国政府对于青年学生以及舆论的控制能力失效，当下的青椒群体与他们结成同盟，青椒负责塑造意识形态和组织，大学生负责联络和串联，底层工人一呼百应，走吧，既然看不到希望，咱们重建吧，重新造个社会，坦白的说，我思考这个问题思考了很久，这是中国传统革命文化的当代版，中共也只不过把传统文化作为工具利用了一番，中共可以利用，其他群体自然可以利用。如果按照中共对于历史的解释，历史选择了中共，也就是天命观的变种，一旦经济出现急剧滑坡，就是革命爆发的时候。
正如赵老师在书中的第二版序中讲：只有温故才能知新，才能更好地把握中国未来的发展方向，为中国社会的持续发展，为避免某些社会悲剧的重演作出努力。
注释：
（1）、代表论文有罗志田：《非碎无以立通：简论以碎片为基础的史学》，《近代史研究》，2012年第4期：李金铮：《整体史：历史研究的“三位一体”》，《近代史研究》，2012年第5期：龚留柱：《避免史学“碎片化”：“会通”之义大矣哉》，《史学月刊》，2011年第5期。
（2）、孙雨萌，《史学研究“碎片化”的中西比较》，《黑龙江史志》，2014年，总第330期。
（3）、张仲民：《理论，边界与碎片化检讨—新文化史研究的再思考》，《复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6年第5期。
（4）、安托万-普鲁斯特著，王春华译《历史学十二讲》，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2年，第4页。
（5）、彼得-伯克访谈，见陈建守编《史家的诞生：探访西方史学殿堂的十扇窗》，第194页。
（6）、赵鼎新，《社会与政治运动讲义》，第二版序，北京：清华大学出版社，2011年版。
（7）、参见赵鼎新，《天安门的力量》，台湾：《中央大学出版社》。1998年版。
（8）、赵鼎新，《社会与政治运动讲义》，北京：清华大学出版社，2011年版，第250—第251页。
（9）、参见金观涛，《中国现代思想的起源》，北京：《法律出版社》，2010年版。
（10）、赵鼎新，《社会与政治运动讲义》，北京：清华大学出版社，2011年版，第219页。
（11）、赵鼎新，《社会与政治运动讲义》，北京：清华大学出版社，2011年版，第220页。
（12）、赵鼎新，《社会与政治运动讲义》，北京：清华大学出版社，2011年版，第306页。
（13）、赵鼎新，《社会与政治运动讲义》，北京：清华大学出版社，2011年版，第7页。
（14）、斯考切波：《国家与社会革命：对法国、俄国和中国的比较分析》，2015年7月第3版，第5页。
（15）、参见冯军旗博士论文《中县干部》，虽然是河南一个县城的个案研究，但是在中国2500多个县城的政治生态里面具有相当的代表性。
参考文献：
赵鼎新：《社会与政治运动讲义》，北京：清华大学出版社，2011年。
金观涛：《中国现代思想的起源》，北京：法律出版社，2010年半。
孙雨萌：《史学研究“碎片化”的中西比较》，《黑龙江史志》，2014年，总第330期。
张仲民：《理论，边界与碎片化检讨—新文化史研究的再思考》，《复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6年第5期。
安托万-普鲁斯特著，王春华译《历史学十二讲》，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2年，第4页。
彼得-伯克访谈，见陈建守编《史家的诞生：探访西方史学殿堂的十扇窗》，第194页。
罗志田：《非碎无以立通：简论以碎片为基础的史学》，《近代史研究》，2012年第4期。
李金铮：《整体史：历史研究的“三位一体”》，《近代史研究》，2012年第5期。
龚留柱：《避免史学“碎片化”：“会通”之义大矣哉》，《史学月刊》，2011年第5期。
斯考切波：《国家与社会革命：对法国、俄国和中国的比较分析》，上海人民出版社2015年7月第3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