成见与重读
1932年末鲁迅应上海天马书店之邀，编订《自选集》，在这部集子的《自序》里，他说，自己多年来的案头功夫中，可以称为“创作”的，是《呐喊》、《彷徨》、《野草》、《朝花夕拾》与《故事新编》五种。
鲁迅在今天，已经成为一种类似符号的东西，“弃医从文”、“国民性”、新文化运动的领军人物……这些，在普通读者的视域里，成为这位作家的关键词。他与批判性相关，与新旧世界的交替相关，甚至与国家民族相关。所有概念化的表述构筑成了一座颠扑不破的雕像，鲁迅高高在上，其作品也很难再像真正的文学本身一样，令读者以肉身凡胎抵达一个真实的心灵世界。
鲁迅曾表示，希望自己的文章“和光阴偕逝”，今天人们却偏爱他的诸种应时之作。一个颇有意味的现象是，往往是那些自以为具有强烈主体性的读者，更加容易与鲁迅发生热烈的感情。鲁迅于是常常被只言片语地“征用”，用以批评，或者表彰，他的话，也就往往变成喜提鲁迅者的“夫子自道”。真实的鲁迅，以及他创立的最为光辉的文学世界，就这样在世人的眼光中黯淡了。
《野草》表征了形而上化的鲁迅，杂文表征了批判性的鲁迅，而“新文学的实绩”则存在于《呐喊》、《彷徨》之中。这一套认知鲁迅的维度框架至今仍然未被完全打破。通常被认为难解的《故事新编》与温情的《朝花夕拾》则在纷纷攘攘各取所需的阅读史中被冷落了。而事实上，这两部作品也是理解鲁迅的重要材料。读者因其“难解”而放弃，在某种意义上说，也反过来证明了阅读路径的惯性依赖：人们只想看到自己希望看到的。
崇拜的前提并非全然通透的理解。这对于鲁迅本人来说，实在不算一场“费厄泼赖”。
《故事新编》在鲁迅自己定义的作品世界中，经历了最漫长的写作过程。从1920年代直到1930年代，鲁迅由北京，南下厦门，辗转广州，复又定居上海。《故事新编》囊括了这其中时间的蔓延与空间的转徙。假使“思想”真的存在于鲁迅的作品世界中的话，那么这本集子也许呈现了其一生思想更为整全的面貌。
《故事新编》是对八则“故事”的演绎，本事收集自神话传说与史实。从重述女娲的《补天》开始，到庄子“《起死》”道旁骷髅讫，由女娲造人到庄子招魂，使整个“故事”世界看起来像是一场关乎“生命”的轮回。但是进一步看，与生命相关的主题，从《补天》开始，经历了漫长的“新编”之后，其实质已经发生了某种变化。《补天》中，女娲创造生命是一种伟大的力，而在《起死》中，同样对生命起了积极作用的庄子，却被作者嘲讽为一出闹剧。《补天》中，无论女娲劳作的动机是出于一种自觉的使命感，还是出于一种要发泄力比多的无聊，作者的讥刺之笔，都是指向最终利用女娲的那些人的。而在《起死》里，作者则集中笔力嘲讽庄子，并且暗示庄子诡辩之术的空虚与无用。这意味着，到了《起死》，鲁迅虽然仍在用“油滑”的腔调讲着古人的故事，但其思想倾向已经发生了某种变化。因此，从造人之“生”到起死之“生”，这一看似循环的过程，实则暗藏了一种断裂。
“故事”
稍具一点中国现代文学常识的人都知道，鲁迅文学之路的起点，在于日本仙台时期著名的“弃医从文”事件。本来因为在父亲病重去世的过程中见识了中医的荒唐而决心致力于医学事业的鲁迅，在作为清政府支持的留学生来到日本以后，有感于一系列见闻，棘刺之下，转而向文。这一段，后人多是根据鲁迅本人的追述了解到的。“弃医从文”的果决与大义，是鲁迅离开日本多年、在北洋政府的教育部里谋了职位、在北京渐渐落稳脚跟后的追忆。那是《狂人日记》时期的鲁迅。
日后，鲁迅在各种追述中，只承认自己在日本做文艺运动的激进与努力，而强调在那场真正令他声名大噪的“文学革命”中，他的姿态其实一直是边缘的。
《狂人日记》是钱玄同向鲁迅约稿的产物，时值1918年，五·四运动的前夕。鲁迅在这场著名的谈话中提出了“铁屋”的比喻。“铁屋”表征了“启蒙”的伦理困境：是否要唤醒铁屋里熟睡的人们？鲁迅的态度是迟疑的。他说：“假如一间铁屋子，是绝无窗户而万难破毁的，里面有许多熟睡的人们，不久都要闷死了，然而是从昏睡入死灭，并不感到就死的悲哀。现在你大嚷起来，惊起了较为清醒的几个人，使这不行的少数者来受无可挽救的临终的苦楚，你倒以为对得起他们么？ ”这种踟蹰的态度其来有自，辛亥革命带来的幻灭感自然是缘由之一，但鲁迅在日本从事文艺运动的失败，恐怕给他造成了更为深刻的悲凉——鲁迅自幼就有对世情人心独特的敏感。
尽管踟蹰，鲁迅却不辍笔耕。《呐喊》即是他不愿抹杀“希望”，为“文学革命”摇旗的作品。写作于1922年的《补天》，原本是以《不周山》的名字，被收于《呐喊》之中的。1924年2月，《创造季刊》上发表了成仿吾《<呐喊>的评论》，文章认为《孔乙己》、《狂人日记》、《阿Q：正传》等都是“浅薄”、“庸俗”之作，唯独《不周山》倒算是唯一的文艺佳作。鲁迅对此说不以为然，但并未立时发作，成仿吾对于《不周山》的“谬赞”，某种程度上促使他重新考量了以这种笔法开创一种新文体的可能。1926年鲁迅南下，写作《铸剑》和《采薇》，正式开始了《故事新编》的规划。1930年《呐喊》第十三次印刷，鲁迅将《不周山》抽出，尔后，这篇讲述女娲补天的故事成为了鲁迅“故事”世界的开幕之作。
《故事新编》中有同情，比如对《补天》中的女娲、《奔月》中的羿，也有批判，比如对《采薇》中的伯夷和叔齐，也有讽刺，譬如对《理水》中“文化山”上的诸君。这些，一方面自然是鲁迅业已形成的价值体系的体现，另一方面也含有鲁迅在落笔之时对于自己所身处的环境的即时性的反应。假使不了解鲁迅如何身陷流言，被迫迁徙，以及与他的论敌们之间的一系列恩怨，恐怕都会有隔于感受小说的艺术性。而鲁迅自己的思想，也正是在宏观历史与微观语境的共同作用下，发生着变化。这种变化被隐微地记录在《故事新编》诸篇之中，至于末篇《起死》，终于以“颠覆”的形式完成了超越。
“新编”
《起死》作于1935年末，原典采自《庄子·至乐》，鲁迅以剧本的形式展开情节。开篇的布景，是“一片大荒地”，“没有树木”，“遍地都是杂乱的蓬草”。庄子继而出现，开口的第一句话，是“出门没有水喝，一下子就觉得口渴”。在这种最直接的生存体验下，最迫切的事就是找寻水源。因此在荒地中，水溜首先显现在庄子的视野里。于是，庄子发出了“跑到水溜旁边”、 “拨开浮萍”、 “用手掬起水来”、 “喝了十几口”等一连串动作，饱饮之后，才有了接下来的故事。“口渴”的场景作为故事开端，是不可以被忽视的。具备神技的庄子，也必须要面对人的生存境遇，在开始展示其超越于常人之上的能力之前，需要首先满足与常人无二的生理需求。而对比《故事新编》中的其他主人公，《补天》中的女娲是从梦里醒来的，《铸剑》的黑色人是忽然从人群中“挤进来”的，《奔月》中的后羿对于乌鸦炸酱面的无奈，是出于无法满足妻子，而非无法满足自己的欲望。等等。或许可以说，庄子作为整部小说集的最后一个主人公，在作者笔下突然被“降格”了。因为他获得了与普通人一样的生存体验与欲求：口渴，要喝水。而这一特质作为《起死》的开场白，也好像在代表整个故事暗示着一种“回到人间”的题旨。
吃饱了水的庄子，满足了最基本的生存条件之后，才有精力去“起死”汉子。被他召唤出的司命大神也接连说出“喝够了水，不安分起来了吗？”与“你是肚子还没饱就找闲事做”等语，提示了温饱作为管“闲事”的前提与必要。庄子唤醒汉子以后，为了探知其生活的年代，询问他“先前活着的时候，村子里出了什么故事”，而汉子的回答，从“杨二嫂就和七太婆吵嘴”，到“杨小三旌表了孝子”，最后才说出“孩子们的魂灵，要摄去垫鹿台脚了”。这些，都明白地道出了人真实的生存状况，也就是从温饱的欲求开始，从身边的小事开始。不同的是，汉子的生命停留在了这些“还欠大”的事情上，而庄子则迅速地离开了基本欲求，扩升着自己的本质。
启蒙者往往诱导我们关注被启蒙者的蒙昧状态，而隐藏在其后的却是启蒙者自身居高临下的仲裁者的姿态。在启蒙的话语和逻辑下，启蒙者自己作为血肉之躯的生存境况总是被忽略的。仿佛《补天》里的女娲、《铸剑》中的黑色人，从天而降，且身怀不知其何所由来的绝技，即使是在被交待了“前史”的后羿（射猛兽、射日的雄壮）、大禹（鲧治水的失败）身上，我们也并未看到任何“烟火气”。这样的形象很容易令人联想到新文化运动之初的启蒙者，让人看到离开仙台、转往东京、力办《新生》杂志、译介域外小说的鲁迅。相较于究竟要如何启蒙，更值得追问的，大概是启蒙本身的合法性。寻找这个问题的答案，自然不能停滞在如启蒙者自己所言的动机上，而是要探求启蒙者这一“施教主体”的生活经验与存在状态。评定启蒙者的资格当先于启蒙内容，名不正，则言不顺。启蒙者固然在智识上是优越的，但需要警惕的是这样一套逻辑背后，所暗藏的“权威主义”式的心理，打倒旧的，树立新的，不过是更换了一种信仰的领袖而已。于是，在启蒙主义的叙事中，启蒙者自觉或不自觉地成为了神，从而逐渐脱离了常人的存在状况。然而当我们的目光稍一落在他们的真实生活上时，那种类似偶像的东西也就或多或少地崩塌了。
庄子面对骷髅，首先对其死因发出了一番揣想，从“贪生怕死、倒行逆施”，到“失掉地盘，吃着板刀”，再到“一塌糊涂，对不起父母妻子”，几乎全是“不惮以最大的恶意”，将素未平生的人假想为失败者或道德沦丧者：“自杀是弱者的行为”。将自己置于高位， “俯瞰”式地揣想，自觉地将自己视作“施救者”，未经踌躇就决定要召唤司命大神替骷髅回魂。这样看来，庄子对骷髅的“起死”，正是“启蒙”的一种隐喻。
《起死》正是在这个意义上制造出了一种断裂。庄子的“神技”令他在智能方面高居常人之上，而其“常人化”的表现却又令他分离于《故事新编》中的其他角色（女娲、羿、黑色人等），分离的同时，也获得了某种颠覆的意味与解构的色彩。具备神技的人物也是首先要满足与常人无异的生存欲望和需求的。而更重要的是，当满足了基本的生存欲望之后，其他的问题还成之为问题吗？
骷髅是肉身，在肉身上唤醒了灵魂，是为庄子的“起死”，这很容易令人联想到“铁屋”里沉睡的人们，对他们的“唤醒”，自然也是指向其灵魂。庄子费尽唇舌地决然地要唤醒那具骷髅，这给了“铁屋”困境一个形象具体而又十分轻松的答案。“铁屋”的沉重的悖论就这样被玩笑一样的闹剧消解掉了。
庄子要对骷髅“复他的形，生他的肉”，是把在铁屋中叫醒昏睡者的譬喻推向了更为极端的地方：不但是昏睡者，即使是死了五百年的人，也要让他活转回来。但是庄子并没有任何形而上的考虑，纠缠了启蒙先行者们很久的伦理问题（启蒙势必会令被启蒙者感到“无可挽救的苦楚”），在这里忽然被置换成了一个简单的技术问题：问题不在于应不应该起死骷髅，而是有没有能力起死骷髅。或者说，应不应该起死骷髅，根本就不是一个问题。剧本中特别展现的，是庄子说服司命大神的如簧巧舌，而非庄子在决定“起死”之前，对“起死”本身的定位与判断。这样的一种“理所当然”，与后面活转回来的汉子经过一场令人啼笑皆非的闹剧之后，要求庄子“你还我一个死罢”之间的矛盾与割裂，引导人们重新考察“启蒙”的合法性。到这里，作者对启蒙问题的思考，不再停留在形而上的层面了。他的叙述仍然围绕着生命的元素，这是他在《故事新编》的篇首就关切的。但他对于生命的看法，已经与《补天》有了根本性的断裂，换言之，他在《起死》的故事里，完成了对自己前面创造出的故事世界的一种“超克”。
此外，《起死》的特殊意义，还在于形式上的反讽。庄子“为古人招魂”这一行为所产生的荒谬结果，又在另一重意味上造成了对“故事”这种题材本身的解构：对“故事”的大加书写，不正是“为古人招魂”吗。《起死》作毕，鲁迅已临生命尽头了。《故事新编》这一场有预谋的写作，虽在形式上终于保持了连贯性，甚至制造了某种具有美学意味的观照（两个字的篇名，生命元素在《补天》与《起死》中的呼应），但经历十三年，作者最初的题旨，已经隐然改变了。
结语
鲁迅的世代渐行渐远，而纠缠过他的问题仍然在一些人心头焦灼。谈论“启蒙”者，仍然以义不容辞的姿态，自比“游勇”，实则布成了大阵。舆论的声音此起彼伏，其众矢之的，左右还是不出如何将骷髅回魂成汉子，而不是那个挥着魔法棒居高临下不由分说的庄子。“启蒙”志士们之“反诸己”的自省力，距离他们的偶像鲁迅，似乎还是太远了一些。而真正细思起来，在学科分工愈发细化的今天，人文领域内的知识人究竟能够直接承担多少社会责任，一时之间恐怕也难以回答。
对于鲁迅，细读其作品也许比形而上化其思想重要，体贴他写作时的微观语境，也许比观念性地认知宏大历史重要。从这个意义上说，今天的鲁迅，能够为各个立场与阵营提供话语资源，或许恰恰是件令人遗憾的事。因为这抹杀了鲁迅作为文学家的价值，也抹杀了支持其文学性的那一层热烈的生活者的面向。被符号化了的鲁迅，成为诸人“六经注我”的材料。如此，无论如何重提或者纪念，也只是不断加强读者自己的观点与立场——他们的观点与立场往往以一种去意识形态化的形式假象声张着意识形态，所以那些享受着自我主体性迷狂的读者也许只是某种集体无意识的参与者——并无益于接近鲁迅真正的灵魂。这里展示的鲁迅对于“启蒙”问题一重又一重的反思，正是一个例子，提示我们由文本出发，寻求鲁迅真意的路径。这大抵也是我们面对自己，面对历史，面对当下的最大诚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