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6年10月I9日至22日，由中国史学会、华中师范大学中国近代史研究所联合主办的第四届全国青年史学工作者学米讨论会在武汉顺利举行。来自全国各高校、中国社科院及省市社科院等研究机构的80余名青年学者参与此次学术盛会，围绕“中国道路：历史的探索与比较”这一会议主题展开学术讨论。中国史学会原会长金冲及教授、现任会长李文海教授、副会长龚书铎教授、张海鹏教授、马敏教授均出席了本次会议。会议还特遨章开沅教授、冯天瑜教授、田居俭教授等著名学者与会和青年学者进行交流对话，就讨论主题、治学方法及学术规范等问题进行现场式指导。
作为中国史学会定期举办的青年学术例会，本次学术讨论会完全以青年学者为主体，他们来自26个省市，年龄基本都在40岁以下，平均年龄在35岁左右。本次会议不同于一般专题性的学术研讨会，而是涵括了中国古代史、近代史及当代史的各个研究领域，希望打破因分期、专题而形成科内畛域，使青年学者能够互通信息，取长补短，进一步拓展研究的视野与深度。与会青年学者都非常珍惜这样宝贵的学习抗会，在短短的三天时间内，不仅紧张有序地参与学术讨论，还主动积极地向前辈学者请教，与同辈交流，均感深有禆益。在“中国道路：历史的探索与比较”这一宏观主题之下，既有学者以长时段的大历史观对传统制度及文化思想进行纵向梳理，更多学者从较为具体、细化的专题研究对中国办前近代向近代转型的历史道路进行多角度透视。会议共提交77篇论文，不仅内容多样，问题广泛，风格互异，还涉及政治、经济、社会、文化史的多个方面；在时段上起于商周下至当代而以近代为主，展现了青年学者在史学研究中的问题取向及研究成果。
一、古代中国的政制、经济与社会
早期文明史、民族史研究随近年考古事业的发展和新史证的不断出现，其研究也呈现诸多热点，青年学者理应对此予以关注。陈朝云（郑州大学）讨论了商周中原文化对长江流域古代社会文明化进程的影响，认为商文化在二里岗时期曾大规模向长江流域扩张，直接促成了长江流域育铜文明的产生和发展，展示出中央王朝与边疆地区的文化及其政体性质及生活形态之间错综复杂的关系，也反映出长江流域的古代社会主要通过地方与中央的行政隶属关系被纳人文明社会的发展框架中。“肃慎族系”是对肃慎族群研究的一种传统观点，即认为肃慎是挹娄、勿吉、秣箱、女真、满族等族的祖先，各族虽名称各异，其实一也。王乐文（黑龙江大学）经考证对此观点提出质疑，认为挹娄和秣輯的人群构成都不是单一的，他们的传续发展也非是线性的，而应是多元的，进而指出现在被很多学者津津乐道的“肃慎族系”其实是后世人把唐代前后的史书记载“捏合”在了一起，从而掩盖了古代族群分化、融合的复杂性。
古代各朝代的政制体制虽有承继，但其治国策略及政制设置也有所不词。杜庆余（山东省社会科学院）对汉代的治国道路与先秦及秦进行了比较，认为汉统治者在推行分封制的同时，采纳黄老思想，以民为本，休养生息。黄老政治的实行，社会效果明显，但黄老政治无为放任的缺陷也日益表现出来。董仲舒改造过的儒家思想，符合专制主义中央集权的窬要，给西汉中后期以后的国家治理探索出一条新的道路。贾志刚（西北大学）对唐代地方长官的交接替代问题进行研究，认为自两汉而经魏晋南北朝，弊病丛生的官吏送故迎新之风虽逐渐衰落，但并未完全根除，唐政府对此既默认又规范，屈法随俗的背后隐藏着以法约俗的动机。冯金忠（河北省社会科学院）探讨了唐后期地方武官制度的变化，包括支郡刺史辟署权的获得、军镇武官设置和隶属关系的变化等方面，指出这些变化是唐宋之际社会巨变的一个缩影，对五代、宋官制以及中央与地方关系等都产生了直接而深远的影响。赵旭（辽宁大学）认为唐宋时期的家法与国法相比，呈现出相对的弱势，但国法与家法的整合、家法对国法的维护仍然是这一时期的社会特点，前者体现为相隐和连坐在国家法律制度中的确立，后者体现为弭讼、止盗等社会安定问题的处理。陈秀宏（辽宁大学）探讨了唐代乡贡取士问题，张兴成（上海师范大学）则从皇室血新集团的角度对晋朝及宋朝的政务决策机制进行了分析。
内蒙古地区的都城考古及政制演变也在与会学者的考察之列。对于蒙古汗国最后都城林丹察罕浩特的确切地理位置方面，自清代始学界就进行了探讨并得出了不同的结论。那仁朝格图（内蒙古大学）综合地理因素、民间传说、故城遗址、文献记载等线索，并赴实地査勘，认为今赤峰市阿旗罕苏木境内阿巴嘎哈喇山麓的故城遗址就是林丹察罕浩特遗址。清朝初年以后，大量汉民流入蒙地，形成蒙汉杂居格局。为处理蒙民交涉事件，清政府在东部蒙旗境内派设四处理事司员。珠飒（内蒙古工业大学）认为，理事司员的设立并不是简单意义上管理蒙民交涉案件的问题，而是与地方官吏设置、蒙旗扎萨克制互相作用，形成完整的管系，其形成过程意味着内地行省制在蒙古的推广。
在基层乡治及宗法秩序的研究方面，谷更有（河北师范学院）认为皇权政治下大一统政权既要求建立攻防严密的政治秩序，更要求代表国家意志的政治秩序向民间社会强烈渗透，同財指出由于皇权专制和为之服务的官僚政治之间的矛盾，迫使官僚与下层社会势力相结合生成新的社会秩序，从而导致了乡治方式的变迁。易德生（湖北省社会科学院）通过对东汉中后期、魏晋南北朝时期、明中后期、清中后期这几个有代表意义的社会动乱或转折时期的宗法势力状况的分析，得出秦汉以降的传统社会，在社会黑暗、动乱和大的转折时期，也总是宗法势力强固的时期，尽管强固的表现方式各不相同。换言之，传统社会中，宗法势力的强固与社会危机有强烈的正相关性。黄志繁（南昌大学）在对美国、日本、中国大陆及台湾学界的农民运动研究范式进行系统评论后，认为“历史人类学”的研究范式不仅意味着对以往动乱研究的突破，也预示着未来动乱研究的方向。
古代南方五岭交通及两宋海外贸易是古代社会经济史研究的重要课题。刘新光（中国人民大学）充分利用文献记载、考古发现及自然地理学等方面的材料，从历史地理学研究的视角出发，对古代五岭交通格局的嬗变过程进行了梳理，指出古代五岭格局的变迁是五岭南北地区，特别是岭北的湘、赣江流域政治、经济、文化发展差异的重要根源之一。明清时期及近代中国对外贸易中的白银输人与输出，是史学界长期关注的重畢课题。近年来，这一问题更紧密地与东西方历史发展道路等重大理论问题联系在了一起。王文成（云南省社会科学院）将视野回溯，集中就两宋时期海外贸易中的白银流向进行了分期研究，认为两宋时期海外贸易中，白银的输人与输出始终并存，但以流出为主。南宋绍兴中叶以后，白银的输人进一步增加，输出明显减少，白银的流向开始发生逆转，总体上出现了以输人为主的迹象。
在思想文化方面，一些学者对士人治生、经世文编、今文绎学等问题进行讨论。“士”作为知识与智能的承载者，其治生类型大致可概括为“本业治生”与“异业治生”两种。前者是指其以自身的文化知识与智能同社会进行交换以获取物质生活资料的治生方式；后者是指“士，，并不主要以自身的文化知识与智能，而是以其他与之基本无关的方式同社会进行交换以获得物质生活资料的治生类型。刘晓东（东北师范大学）认为，明代士人的“异业治生”，主要包含耕读传家、医卜杂艺、工贾自食三种方式。本业治生途径的狭窄、收益低下与不稳定性，形成了中国传统社会士人“重异轻本”的治生理念。这在一定程度上提升了士人的生存能力，同时也加深了士人对“异业治生”的依赖程度，导致其经济人格的渐趋软弱与社会人格独立的相对有限性。杨艳秋（中国社会科学院）对明代“经世文”汇编进行研究，认为其反映出了明代后期史学重当代，追求实用的特点。这种特点的出现不是孤立存在的，与当时时代背景和学术思潮的变化有着密不可分的联系。
古代社会之生态环境、灾荒救济、医学咒术等主题也在会议上引起热烈讨论，反映出古代史领域对于民间社会的关注度亦在提升。卜凤贤（西北农林科技大学）对比研究了中国和古代欧洲国家之间灾荒的发生演变情况，认为中西方灾荒的发生具有显著的原因差别：中国的灾荒主要是由于社会救助不力造成的，在原因层面属于弹性灾荒；欧洲的灾荒主要是因为生产技术水平和灾害的强度导致的，属于刚性灾荒的范畴。张惠芝（太原师范学院）以黄河第二大支流汾河为例，对这—时期流域生态环境演变与民间控制行为进行研究。认为在生态环境的变迁过程中，人类社会能否采取及时、有效的控制措施是解决问题的关键，其中民间控制措施不容忽视。中国早期传统医学中、医、巫不分的现象十分突出，自汉至唐，医学体系中的科学内容与咒禁疗法呈行发展之势。不过，于赓哲（陕西师范大学）认为，从总体上看，咒禁术在操用人群、适用范围上仍是逐步退缩的，医巫分离是既定趋势，巫术疗法的价值日益被主流医界否定。
二、近代中国的发展道路及社会变迁
在近代史方面，集中了绝大多数的会议论文，其讨论不仅涉及近代中国向近代的转型，也对近代化的道路问题进行了专题性研究，在政治、经济、文化及社会层面上都有不同角度的阐释。综述总结虽以专题划分，但并不意味着相关议题仅在单向维度上展开。事实上，一些学者已重视从纵横两个方面对有关主题进行宽视野的比较性研究。
在政治性议题方面，研究取向的多元化及客观化倾向已十分明显，在扩展讨论主题的同时，学者们更为重视以客观中立之立场对政治事件及人物进行实证式研究，如关于汪精卫、国民党与非基督教、劳资纠纷、基层乡治演进等方面的研究都体现出这种特点。金以林（中国社会科学院）运用蒋介石密档，对1930年初汪精卫的政治抉择及其内在动因进行了生动解析。李斌（湖南省社会科学院）认为以苏俄对华宣言为契机，废除不平等条约运动成为马克思主义在中国传播和发展的重要促进因素。基督教作为来自西方列强国度的宗教，在20世纪多次成为中国民族主义冲击的对象，在20年代髙扬“打倒列强除军阀”旗帜的届民大革命中，基督教更是成为革命政权的打击目标。陈海军（山东大学）外为1925年成立的广州国民政府髙扬反对帝国主义的旗帜，对在华基督教会及其事业采取限制、排斥的政策，从而对这个时期非基督教运动的发展产生了巨大的影响。魏文享（华中师范大学）对抗战时期的浙江省农会进行了讨论，认为浙江省西部地区的农会组织在国民党省党部及省级农会的.督导下得到了较大程度的发展，成为沦陷区在基层政权散迁弱化后的重要组织动员基础，不过乡村的保、甲长等地方实力人物掌握了农会的领导权。汪巧红（华中师范大学）以1944-1949年湖北乡镇保、甲长被控案为切人点，考察了新县制下基层社会的统治，认为频繁出现诉案的原因在于国民政府的用人供给不足，同时缺乏监督和惩罚机制，因此，尽管国民政府推行的地方自治在一定程度上启发了良智，但政府对于被控诉人员采取的放任态度又削弱了民众的信任度。
劳资关系是近代中国史研究的传统课题，但过去多从劳工运动的角度对此加以解释。近年不少学者关注于从国民党的角度及工人群体内部际分等方面对此进行讨论。田彤（华中师范大学）从国际劳工组织与南京国民政府的关系角度论析了政府在劳资关系中的地位问题，指出国民政府加强与国际劳工组织合作的目的有二：一为争取国际道义的援助，提高国际声望，二是调整劳资关系，实现劳资合作。不过，国民政府本意上并不愿因加盟劳工组织而引起资方的反感，政府政策制定仍偏向于资方利益。黎霞（华中师范大学）讨论了武汉的码头劳资纠纷对武汉经济社会之影响，认为频繁发生的劳资纠纷影响了码头工人的生活，也阻碍了武汉工商业的发展。不仅如此，劳资双方为保证在纠纷解决中之有利地位，刻意拉拢党、政、军、警及机关人员，导致腐败政治与劳资纠纷紧密相联。
在商人及商人组织方面，有学者对于地区性商人群体及绅商问题做延续性研究，也有学者对歇家牙行、商会等组织进行探讨。陈亚平（太原师范学院）通过巴县档案中咸丰、同治时斯绅商活动的案例，说明巴县的绅商群体是一个以“八省绅商”为主体，他们是巴县上层绅商的代表，以保甲团练总局为中心，控制了巴县保甲团练总局、夫马局、抽厘局、八省公所、各善堂等地方机构，在城市公共经费的征取开支等方面居于控制地位，对城市公共领域的活动具有决定性的影响。宋丽莉（山西省社会科学院）对晋商的经营行业、地域性特色进行归纳，肯定了晋商群体对山西社会崇商、重商风气的影响。王静（天津市社会科学院）认为鲁商自开埠以来，在西方先进技术和观念的冲击下，为争取民族工业的复兴，在产业管理上已经开始-走向现代化的发展道路，但由于受到时局以及商人天生“软弱性”的影响，其发展总会遇到“瓶颈”的制约，追求独立发展与官方、外方制约的两难处境是近代商人发展的一个显著特点。周石峰（贵州师范大学）对“九一八”事变后天津商人的经济绝交运动进行研究，认为天：津商人不如上海等地的商人激进彻底，诸多举措的出台与实施往往是因为其他社会力量乃至政治力量的压力，呈现出较大的被动性，整个运动期间一直贯穿着商人关于“国权”与“私利”的双重考量。胡铁球（宁夏大学）论述了明清时期“歇家牙行”型的经营模式，认为它上承“邸店”、“塌房”，下承“字号、坐庄”及其他商业经营模式，成为明中叶至清初期商业市场的主导力量，且后来的“会馆公所”、“十三行”的“夷馆”等商业模式，都是由它演化而来，甚至后来许多“字号”模式依然保留该模式的胚胎。该文引起不少学者兴趣，但在歇家牙行的形态演变、性质地位等方面则存在明显争议。付海晏（华中师范大学）根据无锡地方报刊《锡报》的连续记载，以1935年上海市国货推行协会在无锡举办国货流动展览会而导致之纷争为中心，对国货流动展览会中的国货与地方之争以及商会在其间的作用进行了研巧。
晚清及民国时期的财政、贸易及经济统制问题也受到不少学者的关注。刘增合（暨南大学）认为光绪前期20余年财政经制大略和具体做法在整顿过程中呈现新旧杂糅、因革并存的特点，指出户部为整顿和扩张财政，在清理州县官员职务积亏、加强钱粮奏销考成等方面，均采取空前严厉的整饬措施，频繁动用处分则例，严劾违纪官员，使长年积亏的财政出现转机，钱粮奏销考成也在相当程度上恢复了原来的奏销制度，并使其成效有所提高，清理积亏也形成新的运行制度。张珊珊（复旦大学）对1864-1899年汉口与上海的贸昜关系进行了分析，认为对于上海的强烈依赖是汉口作为长江口岸的一个特点。汉口与上海的贸易关系中又以汉口土货出口到上海和从上海进口洋货为主导，体现了上海在汉口及其所连接的腹地外向化中的巨大作用。在这一时段内，汉口也有背离上海，独自发展出口贸易的倾向，但始终没有取得大的进展。刘志英（浙江财经学院）通过对近代中国股份制经济的演进历程及其筹融资结构变迁、华股市场宁上市公司产业分布及其特征的研究，认为近代中国的股份制经济在近代中国新式公司的发展演进历程中占据着主流的地位，但是产业证券却在1922年到1937年的相当长的时间里失去了这个主体地位，让位给了政府债券，从而导致企业的融资受到极大的限制。肖自力（华南师范大学）对国民政府的钨砂统制政策进行了研究，认为从1930年开始农矿部、实业部也先后进行了钨砂统制的早期尝试，到1934年蒋介石开始直.接介人钨砂统制问题，并于1936年初促成钨砂统制在江西、湖南两省的率先确立，并最终实现了对全国钨砂的统制。李永胜（南开大学）对清末中外修订商约交涉的历史地位进行再研究，李强（广州大学）则考察了鸦片战争前中国开埠通商的三次契机问题。
近代工业化道路是会议讨论的中心议题之一。王三义（山西大学）对土耳其的近代化特征与近代中国相比较，有助于认识近代化道路的多样性。有关中国近代工业化的发生问题，学界一直存在着“内因论”和“外因论”之间的根本对立，而中国近代工业化的起步进程也就同时扼有“内发”与“外源”两副面相。朱浒（中国社会科学院）认为中国近代工业化发生问题上的“内发”，与“外源”之争，其实都存在着偏颇之处。就“外源论”而言，它显然忽视了从内部视角观察中国怎样接受这种新生产力及其地区发展不平衡的一面。就“内发论”而言，它又过度拘泥于内部视角，在一个新陈代谢的过程中仅仅强调了“渐变”和似乎“不变”的一面。这两个方面的综合才是中国近代工业化的起步进程所遵循的实践逻辑，才是该进程中内因与外因之间的实践辩证关系。孙宏云（中山大学）以《申报月刊》的现代化问题讨论为中心，对现代化观念进行溯源，认为《申报月刊》的“中国现代化问题”讨论基本上不以中西文化问题作为出发点，而以中国在个人主义/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两条现代化道路之间如何选择的问题作为讨论的焦点。
在思想文化的议题方面，一些学者对罢废科举、礼乐伦理等主題的研究带有总结性意义。刘佰合（淮北煤炭师范学院）认为罢废科举对近代中国社会的转型与变迁产生了巨大而深远的影响，主要表现在社会流动的变异、社会整合的弱化、社会结构的转变等方面。科举罢废堵塞了传统的精英向上垂直流动的通道，其后多元多向而又无序混乱的流动，使知识者在城乡之间的水平流动中断，致使城乡疏离和对立的情形更为加剧。科举罢废在解除旧体系功能的同时，未能及时进行新价值的重建，致使中国没有能力整合社会力量在近代化的道路上更有力地迈进。李伟中（广西玉林师范学院）则对科举家族进行了讨论，认为自晚清以降，高山牟氏“耕读传家”的传统科举发展模式发生了显著的变化。一些家庭靠经商所得捐纳了功名官职，还有一些具有低级科举功名者以军功的方式获得了官职。这些变化的动因主要来自该家族自身的发展历程。范铁权（河北大学）从晚清时期西方科学的传人，到以中国科学社为首的民间科学社团的陆续建立，再到中央研究院等官办研究机构的诞生，中国科学的体制化逐渐形成。中国科学的体制化是包括广大留学生在内的新知识群体“扩散和移植”的结果，因此与欧美诸国有着相似的一面，又有着自己的特征。
不少青年学者也注意从观念史的角度来对近代精英思想及社会思潮进行解读。发源于19世纪的黄祸论，是西方种族观念经历由生物学意义向社会学意义转换下的结果，其中进化论和社会达尔文主义等理论起了关键性的作用。许小青（华中师范大学）认为随着西方种族论和进化论传入中国，中国人对黄祸论也进行了人种学上的系列回应，其主要内容包括：种战的不可避免、与白人通种不失为一种强种的手段、种族的自我改良、黄种人的联合（日俄战争前后尤盛行）来对付“白祸”。这些集中地反映出清季民初中国人的种族与政治观念深受西方黄祸论的影响，并不时作出自我的调整。赵利栋（中国社会科学院）讨论了专制与专制主义一词的翻译问题及近代中国的知识人从民权的角度、从权力结构的角度、从文化根源上对中国专制与专制的解释历程。洪振强（华中师范大学）讨论了晚清时期对博览会的观念认知问题，指出这些观念从“炫奇斗异”发展到联交睦谊、奖材励能、兴发商利、开展商战，层层深入，相互叠加，具有很强的实用主义目的和“自省”倾向，进而认为这些认知的背后有很明显的民族主义情感。
在社会史的议题方面，内容更加丰富多彩，涉及近代公共卫生观念、人力车夫、阶层变动、城市管理、文化娱乐方面的论文都在会议上引起了热烈讨论，显示青年学者对民众及下层社会历史的浓厚兴趣。万鲁健（天津社会科学院）肯定租界行政管理机构在城市环境、治安以及公共设施的规划和管理等对地方政府及绅商的示范效应。余新忠（南开大学）以粪秽处置方式为中心，探讨了近代的公共卫生观念问题，认为在前近代的中国都市中，粪秽的处置主要由社会与市场来主导，国家基本缺乏制度性的介人和规定，而且也多被视为与农业生产和生计相关的问题。鸦片战争以后，以租界等卫生实践为主的作为卫生事务的粪秽处置方法和理念开始逐步传人中国，其不同之处主要在于在卫生事务的框架内设立专门的管理人员和机构基础上的行政的全面介人以及严格而全面合理的监督、管理。在民族危机日益深重的背景下，粪秽处置等卫生事务转化成了政治和民族问题，从而直接触动了中国近代国家卫生行政的建立。马陵合（安徽师范大学）以上海人力车夫为例，研究了近代人力车夫的救助机制，指出上海人力车夫互助会无疑是针对城市贫民阶层的新型社会救助组织的典型，在一定程度上代表了社会保障制度的发展趋势，显现出政权力量的主体地位，并产生相当大的示范效应。但是，因人力车夫群体的特殊性，使得对他们的救助与人力车行业的存废问题联结在一起，面临两难的困境。
清末上海的公共领域是与社会阶层结构的变动紧密相关的。方平（华东师范大学）的研究表明，公共领域依靠民间社会自身的凝聚力和自治特性，在官方政治权力架构之外建构起相对独立的整合机制，并从舆论氛围、组织联结、心理意识以及思想情感等方面促进了社会成员之间的沟通和整合，一些新兴的社会群体和社会阶层因之开始整体性崛起，于是而有所谓的“中等社会”。这些群体逐渐建立城市地域身份认同和“国民”身份认同，但这两种认同呈现出某种程度的“错位”，只是随着清末民族国家重建和地方自治运动的推进，二者又渐趋合辙。傅才武（华中师范大学）的研究从近代汉口的文化娱乐业展开，认为近代大众文化娱乐的崛起，使得文化传播、公共批评从特权阶层中解放出来，使得中国近代都市在国家“公权”之外形成了一个相对独立的公共舆论空间，进而指出近代大众文化娱乐的成长对于近代都市公共空间的形成、新的公共交往结构的产生和定型都起到了积极的促进作用。姜良芹（南京大学）从空间的角度考察在近代上海社会变迁下的咖啡馆历史、经济活动和来自政府的管理，对潜藏于它身后的社会进行细致分析，认为在咖啡馆的演化过程中包含着社会转型过程中的现代性元素。
值得注意的是，近代西北开发、边疆近代化模式、民族考古、边疆城市近代化等主题的研究在本次会议中亦占有较大分量。潘先林（云南大学）提出了“边疆民族型”近代化模式的概念，认为应将地域的“边疆型”和族群的“少数民族型”近代化进行区分。地域的“边疆型”是指中国近代化的区域研究，可以将其界定为“沿边型”近代化模式，作为中国近代化的第四种类型；族群的“少数民族型”，是指各少数民族如何被卷入中国近代化的大潮之中并承担了什么样的角色，及就该民族而言向近代化努力的结果如何。谢亮（中国人民大学）认为南京国民政府时期的西北开发是近代整个中国在文明世界被边缘化的趋势中，为使自身的多样性得以延续和向现代民族国家转型的过程中，必须重建内部关系的结果，但由于转型的艰难，尤其是中心与边缘地区联系的弱化和中央威权的削弱，朝野上下西北开发中的各种举措是与政治建设同步进行的，却又不得不在传统和现代间徘徊。谭刚（西南大学）认为抗战时期的人口内迁为西部的现代化发展注人了强大动力，在经济、文化教育、社会生活习俗等方面都推动了后方的发展。
乌鲁木齐自1884年成为新疆的政治中心和商业中心，19世纪90年代又开埠通商后，该城的经济发生巨变，内外贸易迅速发展。贾秀惠（新邐社会科学院）认为乌鲁木齐城市的近代化主要表现在经济方面的商业化、城市建设方面的近代化、思想文化生活领域内的新变迁、城市人口的增长等方面。虽然乌鲁木齐城市建设的近代化与发达的内地如上海、天津等无法媲美，但代表近代城市文明的市政工程、公用设施、文化娱乐设施等次第产生，使人们的传统生活方式向近代化演进。姚勇（新疆社会科学院）对新中国建国后新疆生产建设兵团进行了研究，认为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对开发新疆、建设新疆、稳定边疆发挥着巨大作用。在历史的考验下、在实践的检验中，新疆生产建设兵团模式已成为新中国建设道路探索的成功典范。这或许有助于我们加强对新疆地区现代化模式多样性的认识。乌云格日勒（内蒙古大学）选择了内蒙古中部的多伦诺尔和西部的包头对内蒙城镇的近代化进行探讨，认为多伦诺尔是以宗教中心、商业中心得以发展，包头则深受交通条件影响，这两大城市在发展过程中以蒙古地域社会为共同的地理、社会背景，但二者的发展道路却有很大不同。
三、新中国建国后的改造进程及改革开放道路
在当代史方面，一些青年学者从新的角度对政府体制建设、改造中的资本家心态、农业合作化等主题加以研究，也取得了新的创获。
华北人民政府以其与中央人民政府的特殊关系而独具特色，并被誉为“共和国雏形”，这—观点在学界已有共识。刘健民（首都师范大学）在此基础上，对二者之关系的前后因果作进一步探讨，认为在华北人民政府内，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制度、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已初步形成，并确立了政府运作的组织原则、基本模式和运行体制。叶青（福建师范大学）对社会主义时期群众运动与现代化道路的关系进行分析，认为为加快社会主义现代化的进程，在经济领域，毛泽东、党中央力图打破常规，通过轰轰烈烈的群众运动的方法组织经济建设。在政治领域，希望通过发动一场又一场群众性的政治批判运动来完成政治变革的历史任务，但事与愿违，其结果造成我国现代化进程的严重受挫。
在社会主义改造过程中，资本家阶级实际经历了一个“疑惧——不满——较量——服从”的思想变动过程。陆和健（扬州大学）认为上海资本家阶级对过渡时期总路线是表面上拥护而实际上不满，这种矛盾的思想动态反映到企业管理与生产中便是各种对抗改造的消极表现。资本家经过无奈的挣扎，是在不太情愿的状况下走向社会主义的。资本家的改造实际上是与工商组织的改造相配合的，郑成林（华中师范大学）对1950年代中国共产党对工商团体的改造进行了讨论，认为通过建立工商联及对工商同业公会的合并改组，中共重新架构了商会体系，并凸显出强烈的政治倾向。王玉贵（苏州大学）认为大跃进运动在发动时起就带有浓厚的“左”倾色彩，是中共党内关于社会主义建设方略不同意见激烈争论的结果。叶扬兵（江苏省社会科学院）对农业合作化高潮前毛泽东反复提出注意质量和进行整顿的主张进行了研究，毛泽东的这一思想在过去的研究中多被忽视。
关于新中国现代化道路的探索问题，王巧荣（中国社会科学院）认为，新中国对现代目标的认识经历了一个从“工业现代化”到“四个现代化”，到“富强、民主、文明”的三位一体的现代化，再到政治、经济、文化和社会整体现代化这样一个不断深化的过程；对新中国现代化发展战略和战略步骤的设想经历了“两步走”、“三步走”和新“三步走〃的发破，设想越来越细，可操作性越来越强；对中国现代化发展模式的探索经历了从苏联模式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模式的转变。张金才（中国社会科学院）对十一届三中全会进行了再研究，认为十一届三中全会形成了以邓小平为核心的第二代中央领导集体，重新确立了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制定了把党的工作中心转移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上来的政治路线，开辟了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新时期。刘宝成（南开大学）分析了一百五十多年来中国的传统工业化的发展历程，进步论证新型工业化道路是中国今后的发展方向，也是中国迈进现代化、走向后工业化、跨入发达国家行列的必然抉择。
四、小结
全国青年史学工作者学术讨论会自1991年开始举办，每五年举行一届，已被证明是促进青年学杳相互交流、促进青年史学人才成长的重要平台。本次会议禀持一贯宗旨，力图在此方面作出新的贡献。就会议实际情况而言，这一目的基本达到了。来自全国各省市研究机构的青年学者共聚一堂，介绍研究所得，相互评品解析；老一辈学者与会聆听指导，均持开放扶持态度，鼓励青年学者大胆提出问题，迈向学术前沿。
此次学术会议的代表地域各异、研究方向各异，这对于当代史学分科化、专门化日益严重的现象来说是一个突破。较为遗憾的是，本次会议还缺乏世界史研究领域的学者，也使许多中西比较的议题丧失了交锋的机会。但不论是“从中国看世界”还是“在世界看中国”，中国的发展道路显然不能封闭自视，妄谈“特色”。而对于历史学科内的二级、三级学科来说，各该领域的“专家”也不能自说自话，“自娱自乐”，兼容并蓄、通才通识当然有难度，但能别留慧眼也是好的。
在学术评论及批评方面，不少青年学者的表现中肯到位，颇显力度，于不明处直点瑕疵，并无保留；受者也能虚心以待，据理相论，双双受益。这应是值得提倡的批评风气，情面式的、浮掠式的学术评论无疑是浪费时间。以论文总体情况而言，大多具有较强的问题意识，遵守了基本学术规范，也注意资料的发掘与利用，在一些原有主题的进一步深化及新的研究
领域的开拓方面都有所进步，体现出青年一代史学工作者的史学研究能力和基本素质。但是也有相当一部分论文的学术价值不大，倡言推陈出新，实际上“布新如旧”，反映出在学术史归纳及问题的勘探方面尚缺乏识见力。在论证方面，有的完全被动铺陈史料，有的则偏执宁理论，其结论均有可疑。此外，不少青年学者抽取博士论文或个人专著中之某章某节，画头画尾后提交会议，其内容并非不可取，但从技术形式上则有欠妥。因提交的并非完整论文，论述之中有不少无因之果或无果之因，评论之中爾有无的放矢或不知所问之困，相当于隔窗问话，难见真章。这实际上也是一个规范问题，值得青年学者注意。
与会学者除对文章的具体观点、史料基础、论钲逻辑进行讨论外，还就许多重大的学术问题和规范认识进行讨论。综其大端，主要有三：其一是问题意识，学术研究首先需要提出问题，提出什么样的问题，具有何种学术价值，是青年学者治学不可回避的难题。经过讨论及前辈学者的提点，大多学者认为对学术史的总结、对史料的理解把握、对现实问题的思考、对历史语境的实情体验等是提高问题意识、发掘有价值的学术主题的重要途径。其二是关于社会科学理论与方法的运用，近代以来的史学是在分科化及科学化的趋向下不断发展的，因此，如何处理社会科学理论与史学研究的关系一直是理而难顺的重要问题，初入门的史学工作者对此疑惑尤深。讨论会上，一些青年学者认为理论不可生硬运用，尤其不可预设理论。但历史研究的首要目标在于追寻真相，理论的作用在于可以提供新的视角，深化论证分析。其三是研究范式的问题，关于革命史范式、现代化范式、公共领域的范式等问题在不少论文中得到批评性应用，但范式究应如何理解，是否互相取代等也引起与会学者的讨论。会议的讨论未必能够解决相关问题中存在的疑惑和分歧，但是经过争论，使青年学者们有意识地明确问题所在，无疑有利于研究水平的提髙。
本次会议也有效地促进了新老学者间的代际交流，有利于青年学者学习前辈学者的治学经验，传承优秀的史学传统及专业精神。在会议期间，10余位特邀著名学者不仅在开、闭幕式上畅谈治学经验，引导青年学者的发展，还与青年学者进行专门座谈，了解青年学者对于学术研究、课题申报、学术规范等方面的看法，释疑解惑，受到青年学者的普遍欢迎。例如，有的专家指出青年学者在学术方向上，要不断增强史学社会功能的自觉性，要养成好的学风和文风。有的则介绍了自己的研究心得，希望青年学者能够有良好的问题意识，有广阔的视野。尤其令青年学者们非常感动的是，老一辈学者不辞辛劳，坚持全程参与分组报告和讨论，认真阅读所有报告论文，巨细靡遗，认真点评，令青年学者们受益良多。
本文刊于《近代史学刊》2007年，感谢感谢华中师范大学近代史研究所硕士张莉同学提供稿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