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提要」反全球化人士认为，世界上的不平等和贫困状况几十年来在不断加剧，一些国际组织有时也持这种观点。然而最新研究显示，从1950年代到1990年代末这段时期，情况并没有发生变化，或者还稍有好转。一项针对近两个世纪的长期研究可以使我们更好地理解不平等与贫困的演变，从而更准确地界定二者与全球化之间的关系。

「关键词」不平等/贫困/全球化

一、1820年以来个体之间的不平等

许多关于世界不平等现象的研究都忽视了存在于一国内部的不平等，而只关注每个国家的人均收入，根据人均收入的高低划分等级评估世界的不平等。这种方法使我们对两个世纪以来不平等的演变的看法产生了很大的偏差。目前确定世界不平等的主要依据是各国人均收入的差异，可是，假如我们兼顾存在于国家内部的不平等，而不仅仅考虑各国人均收入的差异，那么在1820年，一项类似基尼系数的不平等指标却要比目前的算法高出2倍。

既然考虑到存在于国家内部的不平等，让我们来谈谈“个体间的”不平等吧。这是一种近似法，它不是考虑每个个体，而是根据收入的多少，把每个国家的人口分为11个分位数组（quantiles ），先假定每一个分位数组的成员收入相同，再按平均收入将所有的分位数组进行排列，根据排列顺序和数据得出每一个分位数组的洛伦兹曲线、基尼系数及其他的不平等指标。

据此得到的表1显示了世界收入的分配情况。从该表可以看出两个最重要的结果：一是1820年到1950年间不平等的急剧上升；二是1950年以后的相对稳定。大部分关于世界不平等的文章所涉及的时期都只限于1950—2000年，一些文章只强调10年或20年间不平等的扩大或缩小。不过，最主要的结果是这些变化相互补偿，而且最新的评估结果显示，1990年代末的不平等状况与1950年大致相同。相反，从1820年到1950年期间，所有指标都大幅上升，上升幅度从1/3到1/2不等，而最贫困的40％的人口减少了一半。由于这种情况基本上延续到了19世纪，因而就显得更加引人注目。从1910年开始，最富有的10％的人口与1950年持平，不平等指标也与1950年相近。值得注意的是，不平等现象在19世纪初就已相当严重：5％的人口占有了全球1/3的收入。在此基础之上，19世纪不平等鸿沟又进一步加深。到1950年，不平等程度达到了一般情况下一国内部从未达到过的水平：超过半数的世界收入被10％的人口所拥有，而最贫困的20％的人口与最富有的10％的人口的平均收入之比达到了1∶43.最富有的5％人口的收入超过了最贫困的80％的人口。

1820—1950年间，世界平均收入增加了两倍，受益者主要是西欧人，即西欧国家的居民及拥有众多欧洲移民国家的居民。1950年，在世界最富有的10％的人口中，西欧人超过了80％。这一人数从18世纪起就处于上升状态，到1820年时已经位居世界前列了（当时最富有的10％人口中有半数是西欧人），而从19世纪令人瞩目的经济发展中获益的也主要是他们。

在1950年以来明显的稳定状态背后，发生了巨大的变化：最贫困的60％的人口的收入份额和最富有的10％人口的收入份额没有变，但个体的来源却不同了。在十分位数10中，超过18％的人来自日本、韩国和台湾（他们在1950年只占2％），于是，西欧人所占的比例也就相应地减少了。亚洲（上述三个地区除外）在世界中等收入国家中所占的百分比翻了一番，而非洲在最贫困的40％的人口中所占的比例则大大增加了。实际上，世界不平等的稳定状态是由相反的运动造成的：一些地区比西欧国家增长得快，而另一些地区比西欧国家增长得慢。稳定与巨大的不稳定并存，从这种不稳定中受益的是亚洲的所有国家，受损的则是非洲国家。

二、贫困状况的发展

表1是关于绝对贫困，即不能满足基本需要（食品、住房、衣服、医疗等）的数据。我们选择了两个最低限度：每人每天消费1美元（指“特别贫困人口”）和每人每天消费2美元（指“贫困人口”）。美元以1990年的价格为准，按平价购买力计算。以上数字具有任意性，世界银行在2000年关于世界贫困状况发展的报告中还引用了这些数字。此外，各国的统计部门用来评估绝对贫困最低限度的标准是这样确定的：由医生给出维持人体健康所需要的卡路里的最低消耗量，再根据满足这个最低消耗量的食品价格来计算。知道这个最低食品开支后，他们再根据家庭预算调查得出相应的总开支。统计部门经常得到的结果是每天的总开支接近2美元，因此我们可以认为，每天2美元的开支能够保证基本的需要。

从表1可以看出两个明显矛盾的现象：“贫困人口”越来越多，其总数从1950年的18亿增加到1992年的28亿：“特别贫困人口”减少了，而且世界人口差不多增加了一倍。两个世纪以来，贫困在不断地消退：1820年“贫困人口”占世界人口的94％，1992年降到了51％：“特别贫困人口”也从1820年的84％降到了1992年的24％。因此，西欧19世纪初的发展大大减少了贫困，然而这一成就在某种意义上被“贫困人口”绝对数量的增加掩盖了。

“贫困人口”的增加既是由于总人口的增加，也是由于不平等的加剧。如果我们假定1820年以来的收入分配是均匀分布，那么从1820年到1992年间，前6个十分位数的个体平均收入应当增长了6.6倍，与世界平均收入一样，而不是只有3倍，1992年的“贫困人口”应当只有6亿。假定1992年的人口与1950年一样多，那么“贫困人口”的数量应当减少5亿。

1992年，为了与前面提到的世界银行的报告取得一致，对表1的估算作了调整。但是最近的研究得出的有关贫困消退的结论更为乐观。印度一位专门研究贫困现象的经济学家S.巴拉（S.Bhalla ）对世界银行的方法论提出了批评。世界银行的最新估算是建立在对家庭预算调查的基础之上的。每个家庭所报的平均支出之和被视为总支出，而这个总支出显然远远低于国民账户的数字。由于申报不足的情况主要见于富有家庭和贫困家庭，贫困人口的消费支出就被低估了。巴拉根据国民账户纠正了调查所得的数字，指出“特别贫困人口”减少了12个百分点。相反，根据家庭预算调查来衡量消费的世界银行得到的结果是：人均消费下降了7％，“特别贫困人口”减少了4个百分点。巴拉对这两方面的不合逻辑提出了批评。从国民账户来看，人均消费不是下降而是大大增长了；另一方面，7％的下降幅度与贫困的减少是不相称的。

巴拉据此得出结论，“特别贫困人口”从1987年的11.4亿减少到了1999年的6.7亿。因此1999年“特别贫困人口”的总数应当比世界银行的估算（根据2000年世界发展报告，1998年的总数为12亿）少一倍。从这一差异中尤其可以看出，为什么从1987年到1999年“特别贫困人口”出现了大幅下降，而上述报告却显示1987年和1998年的数字并无不同。世界银行所说的贫困人口数量的稳定与以下两个事实相悖：一是1980年以来世界平均收入的增长，二是最贫困的20％（或40％）人口在世界收入中所占份额的微弱增加。其他一些有关世界收入分布的最新研究也证实了这种微弱增加。从1980年到1998年，泰尔指数下降了8％，基尼系数下降了5％，1990年代则下降得更快，由于表1的数据止于1992年，因此这一点没有体现出来。

巴拉和世界银行之间的这场论战存在着几大焦点。如果巴拉是对的，那么“贫困人口”与“特别贫困人口”的总数自1980年以来显然是减少了。巴拉认为，这一成就主要应归功于1980年代以来中国经济的增长以及1990年代以来印度经济的增长。因此他认为，世界贫困之所以出现了消退，是因为这两个国家选择了对外开放。

三、19世纪的全球化与收入不平衡

这一时期主要是从1850—1860年开始的，其特点是物资、人和资本的三重开放。关税的降低，尤其是长途运输价格的降低使各大洲之间同类物资的价差减少了80％。移民潮在这一时期并未停止，数以百万计的欧洲人移居北美和南美。在美国，移民所占比例从1850年到1910年增加了一半。同时，资本市场的一体化使资本的流动在20世纪初达到了前所未有的水平。

这次全球化并没有涉及所有地区，亚非各国基本上都没有参与，而主要是西欧、拉美和1852年后被迫开放的日本，俄罗斯在该时期行将结束时也参与了进来。最大的移民潮产生于西欧诸国和新兴国家之间，这些新兴国家也属于同一个西欧群体。全球化刺激了这些地区的增长，而亚非国家则处于停滞状态。在这个意义上，全球化大大增加了世界的不平衡，因为正是全球化造成了领先地区与亚非两洲经济增长率的差异（见表2）。但有人会提出异议，认为未参与全球化的地区的停滞状态不应归咎于全球化。拉美就是明证。拉美参与了这次全球化进程，且在1820年起步时的发展水平几乎不比亚非两洲高。像它们一样，拉美也专门出口初级产品、矿产品和农产品。可是，拉美的增长率却达到了世界平均水平。如果说两者之间可以比较的话（毕竟它们的政治条件是不同的，很多亚洲和非洲国家沦为殖民地，而拉美国家是独立的），那么拉美则是受益于开放的。如果我们只考虑参与了全球化的地区，那么1820年平均收入最高的领先地区就是增长速度最快的地区。因此，参与全球化的地区之间的不平衡就加剧了。

表2中各地区内部不平衡的变化具体包括两个方面：同一地区不同国家间的收入差异以及各国内部的不平衡。前者很容易从人均国内生产总值的系列数据中得出。西欧地区内部在1870年以前是各自为政的，此后有一段稳定时期，1890年后形成了统一。由于从1880—1890年开始加快了进程，因此不能把影响西欧各国收入差异的不平衡因素归结到全球化身上。

根据斯托普尔-萨缪尔森（Stolper-Samuelson ）定理，在商品市场上，全球化会增加富余要素所有者的收入而减少稀缺要素所有者的收入。当地主属于最富有人群而无技能工人总是属于最贫困人群时，R/W （R 表示每公顷地租，W 表示无技能工人的工资）之比就是一个很能说明问题的不平衡指标。在美国、加拿大、澳大利亚等土地充足的国家或拉美国家，R/W 之比在1870年到1910年间有所上升。相反，在那些土地不是富余要素并且参与了自由贸易的国家，如丹麦、瑞典、英国，R/W 之比却明显地下降了。在英国，《谷物法》的废除使工人受益而使地主受损。在保护农业的国家（如德国和法国），R/W 之比下降的幅度比较小。在这种情况下，由于小土地所有制的影响，R/W 比与不平衡的关系要复杂一些。因此，在很多国家，农业自由化更加重要，它在欧洲国家起了一种平衡作用，而在新兴国家则起了相反的作用。但林德特和威廉姆森认为，在西欧，这种平衡作用在总体上占了上风，因为欧洲的大地主在收入等级排列中排在最前面，而无技能工人则排在最后面。

1870年到1910年的移民潮使阿根廷的就业人口增加了84％，加拿大增加了44％，美国增加了24％。移民潮使西欧的就业人口减少了13％，而使新兴国家的就业人口增加了40％。大量移民涌入对新兴国家的直接影响是工资的大幅减少和工资差异的拉大。相反，对西欧国家的影响则是工资提高了9％。但对人均国内生产总值的影响较小，因为劳动力（往往是青年人）的流失对于西欧的人均生产带来了负面影响。因此我们认为，30年移民潮使新兴国家的人均国内生产总值降低了5.3％，而使西欧提高了2.3％。这样，移民潮就缩小了西欧地区内部的收入差异。此外，对于6000万移居国外的欧洲人（在他们定居的国家，实际的平均工资要高一倍）来说，劳动力流动的自由化使地区内部获得了巨大利益，并且有助于减少不平衡。

相反，林德特和威廉姆森认为，资本的大量流动产生了不平衡作用。事实上，这些资本是流向了自然资源丰富、拥有众多年轻技术劳动力的国家，即流向了新兴国家，那里的劳动生产率和人均国内生产总值得到了提高，而在西欧，资本的流失产生了相反的作用。

林德特和威廉姆森在他们的分析中对各国内部的不平衡和国家之间的收入差异作了区分。物资和劳动力的自由化加剧了新兴国家的不平衡，却缩小了西欧国家的不平衡。此外，移民潮和自由贸易缩小了国家间的收入差异，而资本的流动又扩大了这一差异。

上面的讨论所涉及的都仅仅是西欧地区内部的不平衡（把国家间的不平衡和各国内部的不平衡相加）。然而，根据表2显示，各地区内部的不平衡在1820年到1910年间世界不平衡的加剧中所起的作用则是次要的。世界不平衡的加剧主要是由于亚洲和非洲与其他地区，特别是与增长率最高的领先地区脱离联系造成的。收入的不平衡化更应当归因于参与全球化的地区与未参与全球化的地区之间的巨大差异，而不是西欧地区此前对其伙伴国造成的不平衡影响。总之，这一现象不应归因于西欧地区内部不平衡的增长，因为该地区的内部不平衡在1870年到1910年间仅带来了轻微的负面影响，而全球化是行之有效的。

四、1950年以来的第二次全球化

第二次全球化分为两个阶段：从1950年到1960年，全球化仅限于经合组织成员国内部，经合组织与世界其他国家并无交流。贸易保护论以及反全球化的意识形态在各发展中国家处于主导地位，社会主义国家就更不必说了，因为它们是这种意识形态的倡导者。不过，从1960年代开始，韩国、台湾等选择了出口导向型的增长战略。从1980年代起，形势发生了彻底的变化，众多发展中国家（尤其是中国）转向了这一战略，实行贸易自由化，向外国投资敞开大门。如今这些国家与经合组织成员国之间的关税壁垒比1913年西欧地区国家之间还要低。相反，20年来发展迅速的资本流动却仍低于1913年的水平。

两个重大问题引发了关于全球化影响的辩论：发展中国家的贸易自由化是否加速了这些国家的增长并使之与发达经济融合？我们能否把实行了自由化的发展中国家或者1980年以后富起来的一些国家中出现的工资与收入不平衡加剧的现象归因于全球化？

如果说自由化促进了经济融合，那么国家间人均收入的差异缩小了，世界不平衡也缩小了（这是世界银行一项针对全球化的研究提出的论点）。在这项研究中，世行把国家分成三组：24个发展中国家，共计30亿人（包括巴西、中国、印度、墨西哥等），这些国家的外贸率或国内生产总值自1980年以来翻了一番；未实行自由化且外贸率有所下降的其他国家（计20亿人）；最后是发达国家。在1990年代的10年间，上述三组国家人均国内生产总值的增长率分别是5％、-1％和2％。从1987年到1997年，与富有国家相比，中国人均国内生产总值的增长率高出3倍，印度高出1.5倍，这使数亿人脱离了贫困。因此，在参与了全球化进程的所有国家（包括印度等人均低收入国家）内出现了融合以及不平衡的缩小，而这些国家与未参与全球化进程的发展中国家之间的差异拉大了，前者贫困人口数量减少，而后者贫困人口数量仍在增加。

当然，贸易自由化与较高的增长率之间的关联并不表明二者一定存在着因果关系。有研究表明，实行贸易保护主义的国家在1914年以前增长较快。一项针对1950—1960年代的研究表明，自由化并不具有无可辩驳的积极作用，贸易自由化往往与其他改革并行，因而很难单独对贸易政策的作用作出评估。不过林德特和威廉姆森指出，即便有的国家在减少了贸易量并对资本流动实行开放后，反而获得了高于平均水平的增长。他们进而认为，如果我们不考虑1950年以前的经验，那么贸易自由化对于发展中国家的增长是起了促进作用的。

反全球化人士会反驳说，全球化大大增加了发展中国家内部的不平衡。实际上，在很多实行了自由化的国家，收入的分布并没有发生变化，在某些情况下甚至还使不平衡略有下降，如马来西亚、菲律宾、摩洛哥、突尼斯。但是，在一些拉美国家和中国，不平衡的确有了明显的扩大。例如，1985年到1990年，在墨西哥，与贸易自由化并行的还有工资差异的拉大。在中国，收入不平衡自1984年起大大加剧，但贸易自由化并不是主要原因。只有沿海地区参与了全球化并从中受益，在这些省份，收入的不平衡几乎没有扩大。相反，由于内地省份没有参与全球化，内地与沿海地区的平均收入差异骤然形成，这表明，中国不平衡加剧的原因就在于此。

那么，全球化是否应加大发达国家的不平衡呢？最受关注的最终是工资的分配问题。诚然，20年来，工资的不平衡在美国和英国明显加剧。在一些欧洲国家，全日工作的工资差异并没有变，但失业增加了，从事半日工作的人增多了。因此，就业人口收入的分配变得更加不平衡，这说明了经合组织大多数国家家庭收入（转移支付和纳税前）不平衡之所以加剧的原因。

这种变化引发了一场论战。一些人认为全球化造成了收入的不平等，由于进口产品的竞争，发达国家中对低技术工人的需求减少了；另一些人则认为，造成这一现象的原因是技术进步，因为技术进步使收入向高技术工人倾斜。在这种情况下，全球化对于不平衡加剧的影响只能处于第三位或第四位。但林德特和威廉姆森认为，导致收入倾斜的技术进步的根源也许就是全球化。由此他们认为，1980年以来，全球化对于国内收入分配的影响比1950—1960年代更大，因为发达国家需要专门从事对劳动力技术要求很高的尖端生产。在这种情况下，全球化加大了发达国家国内的不平衡，同时却缩小了参与全球化的国家间的不平衡。但是发达国家都拥有相当或十分有效的再分配机制，可以部分地补偿无技能工人或低技能工人的损失。所以，家庭间可支配收入的不平衡20年来几乎没有扩大，原因是转移和纳税的再分配作用增大了。直到今天，全球化仍然没有对这一社会保障措施提出质疑，它在一些最开放的国家（如荷兰或斯堪的纳维亚国家）甚至比在一些开放程度较差的国家还要重要。不过，为了避免使这种保障变成援助，必须改进对低技能工人的培训，增加职业流动。

克里斯蒂昂·莫里森（Christian Morrisson ），[法]巴黎一大教授。

译者简介：王新霞，北京城市学院国际语言文化学部法语系讲师。

来源：《经济社会体制比较》2005年第6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