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转自微信号“ 灌茶家”。

今年夏季是亚洲金融风暴爆发的整整20周年，纪念这场危机的研讨会已陆续在亚太地区登场。人们对它至今不忘，首先是因为这场金融风暴是亚洲二战后所经历的历次危机中，波及面最广的深层次震撼，它所引发的政治、安全、军事、国际关系、社会和文化的连锁反应，远远超出受灾国家的金融和实体经济的范围;更要紧的是，这场金融风暴教训中的多个要素，至今仍具有现实警示意义。本篇评论限于篇幅，只能勾勒少数几点。

没有大战，却有滚滚硝烟

当时笔者已经从香港跳槽到澳大利亚国立大学工作，本身所在的亚太研究院的重点研究对象就是东南亚和东北亚，也即那场金融危机冲击最烈的区域。目击耳闻这个一度被称为“亚洲发展奇迹、全球增长引擎”的大板块，在短短几周之内就“兵败如山倒”的实例，真是胆战心惊！好几种货币的兑换率呈现高台跳水式的直落，瞬息间贬值三分之一乃至一半；马上就是银行挤兑；接着就是大批负债过重的厂商倒闭；紧跟着是破产人士自杀或失踪；街头出现打砸抢商店的贫民和乘机浑水摸鱼的暴徒，伤人死人强暴妇女连串发生；政局动乱，军警戒严，富人转移资产，白领移民逃亡。虽然没有大战爆发，却是多处硝烟滚滚。

笔者老是记得印尼、泰国、马来西亚这些受冲击最厉害的国家，商界政界一片惨叫声：“我们辛辛苦苦拼搏几十年的发展成果，一夜之间灰飞烟灭！本来以为咱们这个区域很快整体上就要跨进次级发达经济的台阶了。”当然，风暴之中也有个别挺感人的群体事件：韩国的女士们纷纷拿出自己的金首饰，捐给国家银行偿还外债，以避免本国货币跌落谷底。周边包括新加坡等立马就有政界传媒界人士以此大肆为“亚洲价值观”鼓吹，说这样的民风民气，只有在深受儒家集体主义道德观浸染的社会，方有可能；在个人主义至上的西方，断断见不着。

“亚洲价值观”的鼓吹方及其争辩方

学界于是又激起一番东西方文化谁优谁劣的辩论，其中的一派（既有亚洲人士也有西方学者）尖锐直言：请不要只讲“亚洲价值观”好的一面，这场金融风暴同时也暴露了亚洲政商文化一个根深蒂固的弊病，就是猫腻关系盖过透明度并且压倒法治，令金融体系里埋藏着太多的溃烂和隐患。它们就像连环地雷，遇上一个有力的撞击，便可能引发止不住的爆炸，损毁实体经济的根基（参阅相关的优秀经验研究：Joe Studwell, How Asia Works: Success and Failure in the World’s Most Dynamic Region, London: Grove Press，2014）。

从学术研究和政策分析的角度看，20年前的那场金融风暴最重要的贡献，也就是坏事变好事，是把贪污腐败一类问题引进了主流经济学的视野，而在这之前，此类问题都被主流经济学视为不相干的因素，至多只是边缘性的麻烦现象。可是亚洲金融风暴的病源，大多数都是与此盘根错节连在一起。若是排除了对贪污腐败问题的解剖，你是无法讲清楚为什么在很长时间里——印尼是长达30年——保持了高速度增长的经济体，咋能如此经不起金融市场上的一波撞击？自此以后，研究贪污腐败的经济学著述越来越多，对发展中国家的政策制定和制度改革的启发越来越丰富。

富有现实警示意义的分析

在金融风暴劲吹的1997-1998年间，笔者参加的多场研讨会中，以在新西兰召开的那场所学到的内容最扎实。由总部在纽约的“美亚协会“（The Asia Society）和新西兰外交和贸易部合办的这场大型研讨会，邀请了亚太区域21个经济体参加，每一方派出的代表至少要有两名，一名是高层财经官员，一名是立场客观的学者。中国的官员代表是周小川，笔者是学者身份的代表。受灾最厉害的经济体派出的代表更多、级别更高包括副总理，所以我们听到的都是来自第一线的回顾、反省、检讨、对策和展望（Asia Society:“The Williamsburg Conference”，Queenstown，New Zealand，20-22 March 1998）。在涉及宏观政策的焦点上，以下几条是当时最有针对性的，目前也是富有现实警示意义的。

第一条是针对“裙带资本主义”发生和发威诸要素的制度分析和纠正建议，中国大陆对这方面的资料翻译和讨论已经很多，特别是吴敬琏的多次报告，比较经济学的内容丰富，读者可查阅公开的文档。笔者自己也有长篇的归纳（参阅：“对印度尼西亚经济危机（1997-1998）的政治社会学观察”，《中国经济再崛起》第三章，北京大学出版社，2007年），所以这里就不再重复。

第二条是亚洲后发展国家常有搞“炫耀性大项目”的冲动，做这样的决策时，对大笔投资的回报率甚少考量，经济理性起不到应有的作用。最突出的例子是马来西亚投资做了一个国产车的大项目，叫Proton，志在赶上“日本车打遍天下、韩国车紧随其后”的洪流，在国际市场上展现光彩。其实该车的核心部件都是进口的，本国只是做了很次要的部分，套上一个国产车的牌子，耗资极多（笔者按：至今也没有成为国际汽车市场的竞争者）。印尼看在眼里，有了更大的冲动，要上马制造国产飞机，时任总统苏哈托的儿子邦邦是该项目的峰层推手。有些专家给这帮推手算了一笔账，说现在全球的飞机市场只有欧美两家，连苏联-俄罗斯都没有那么多的资源投进去。我们印尼的技术实力差得太远，也没有那么多的钱。可是推手们不听，硬是要上。假如不是很快来了那场金融风暴，这个大项目不知会吞进去多少资源，而同时期印尼的地面公共交通系统也还没有现代化。

第三条是亚洲有些政府借助多种方法，使得本国金融市场上的资金和信用成本太低，刺激了投资方的轻率和狂热。投资方的行为从个体（不管是个人、是公司、还是机构）角度来说，是非常理性的：借款的利息是那么低，到期不还款的周转办法也很多，不借白不借！这样的个体理性行为导致的整体后果，却是一个经济体的总负债率持续走高。另一种可能是导致非正式金融渠道——既有境内的、也有境内境外联手的——暗中运作，以更接近于供求规律的高利息吸引存款并放贷，这些基本上不受中央银行等国家部门的监控。日本政府过去一直压低本国金融系统的存款利息，以便压低贷款平均利率，主观目的是以低成本扶持制造业等实体经济。可是正打歪着，却使得金融系统不甘心低利息贷款给实体经济，而是把资金大量投向房地产寻求更高回报，抬高了巨型泡沫。韩国政府一直是以有形无形的手法迫使金融系统提供低成本贷款给特别关照的大厂商，后者得意忘形，作盲目扩张，负债累累。所以，亚洲金融风暴的病灶并不是单一的，也不是短期内一两次失误酿成的。

第四条和第五条事关经济全球化和民族主义的多种表现形式，笔者当时接受的任务就是在新西兰会议上对此作发言，因为在印尼暴乱中，华人又一次成为苏哈托政权长期腐败和严重失策的替罪羊，这属于笔者专业的政治社会学范畴。这方面的内容对当今动荡不安的国际经贸关系也有警示意义，以后再专文介绍。

那场亚洲金融风暴给世人提供的教训是既多样又深刻的，笔者以为深受它打击的国家和地区，绝不会忘却这个二战后亚洲最广泛的危机带来的有泪有血的后果。可是两三年后，读到的几篇基于实验心理学方法对投资冒险行为的研究报告——这种把经济学和实验室方法结合起来的研究分支极有发展和应用前景——，却吃惊不小！

众多案例表明，主动的或被误导而作出吃大亏投资决定的人，或者自己当初没有作出这种决定而是认真了解他人怎么吃大亏的，通常记住教训的时段是7年（平均分布率），不会老是教训在心。这就是为什么过了若干年，类似的冒险行为或愚蠢决定又重新浮现，尽管细节有点差别。

阁下若是对此有疑问，不妨翻出20年前全球广为阅读的那些报道和分析，看看那场金融风暴期间暴露出的病灶（本文只提及了其中的三类），再看看近几年亚洲和其它区域的金融经济态势，也许就能参悟，为什么现在多位著名经济学家不断发出警告：亚洲的金融体系可能酝酿着一场规模不小的危机。如果阁下读英文无障碍，不妨先阅读前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首席经济学家、哈佛大学经济学教授罗格夫(Kenneth Rogoff)的新近评论，即便你不完全同意他的尖锐言辞，也不可视其为无中生有、杞人忧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