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电子化的今天，“劳动”一词似乎已经是一个过时的概念了。但我们还能有其他更合适的概念来概括人类形形色色的活动特性吗？阿伦特依据希腊奴隶劳动原型贬低劳动，这一原型被扩展为人类所有为谋生而重复的活动，特别是维持日常消费性吃喝拉撒的家务活动被称为劳动（Labor），它是无意义的消极受动行为。人类积极特质的行为则被称作“行动”（action）。行动是劳动之外的行为。这个概念令我们首先会联想到那些挺身而出打破局面的特立人物。但与这些行为相比，人类最大量的行为仍然是阿伦特蔑视的劳动。某些古典生活态度，如禅宗“运水搬柴，无非妙道”，则肯定那些平庸无奇的日常生活的意义。然而，禅宗因此却可能将生活一锅煮而将实在的差异性劳动一厢情愿地匀质化了。马克思清醒地判定劳动维持人类新陈代谢的永恒自然属性，但劳动的这一自然受动性在马克思自然王国逐渐缩小的理想远景中却意味着一种纯然消极的性质，这同他早年与斯密等论战的“美的规律”的劳动理想隐隐构成了两极对立。
《阐释并守护世界意义的人：人文知识分子的起源与使命》一书即是面对上述思想史问题的思考。它基于劳动二重性结构这一真实人类学形态，特别思考了迄今仍然为谋生赚钱而活动的人类绝大多数行为的意义。此书对从日常动作到专业技术、从无语沉默到逻辑概念思维乃至人工智能制造的人类行为进行了普遍阐释。由此提出的“劳动二重性”，并非《资本论》商品生产的具体劳动与抽象劳动的二重性，而是指劳动这一人类学行为具有永恒的谋生与自由双重性。贯彻全书的一对相反相成的核心概念是“意义”（significance）与“涵义”（meaning），他们是对人类基本生存形态的劳动的功能结构抽象。该书剖析了人类脱离猿群不断扩展文明的劳动机制中，有限而确定的操作性“涵义”在获取生存目标的同时，如何必须凭借最起码的“意义”超越性提升自身。劳动的谋生涵义与超越性意义如影相随、不可分离。人类无“涵义”无法生存，无“意义”则无法在区别于动物的人性向度上生存。但“意义”却需要对“涵义”进行超越性阐释才能显现。此种超越性阐释是每一个体本己的意向，但只有那些有能力将一己“意义”关怀扩展为公共话语者，才成为阐释并守护世界意义的人，亦即知识分子。人类第一批专职阐释“意义”者巫师即是知识分子的始祖原型，它特别突出了知识分子超越性的信仰背景。
此书的主题内容是人文知识分子，但知识分子这一社会学课题，被深度化为哲学人类学研究，而构成这一研究的核心却是远超出知识分子特定课题意义的劳动二重性理论，它已进入卢卡奇所说的社会存在本体论层面。由于劳动二重性涵盖了人类全部行为，而对最高尚行为意义的谋生涵义渊源与最卑俗谋生涵义的自由意义共有的劳动二重性结构的揭示，使劳动二重性理论成为一种挑战：它既非一个世界也非两个世界，而是既是一个世界又是两个世界的结构性本体。劳动二重性以对立统一矛盾体回应着柏拉图与基督教以来的西方两个分裂世界的紧张关系，以及西周以后中国以一个世界消弭两个世界所包含的紧张关系。这一理论甚至回应着全部思想史：劳动二重性使人摆脱了非神即兽的虚假选择，永恒而正当的劳动谋生性并不耻于自然受动性，但需要劳动自由意义的转化提升以保持人类的超越性。这一“原罪”式生存使劳动二重性既不沉浸于欲望涵义驱动的劳动占有—消费的各类世俗主义中，也不会自我超拔为工团主义或无产阶级名义下的劳动神圣意识形态；劳动自由意义的超越以转化谋生劳动涵义为依赖性前提，因而劳动二重性不会如奥古斯丁那样蔑视人生为客旅或道家与印度佛教那样以否弃现实社会关系实现自由（解脱）；劳动二重性又以其人类学根基行为形态的真实存在不同于抽象为各种名言概念的古今思辨哲学，即使黑格尔式的思辨体系很大程度上表述出劳动二重性的逻辑形式，但劳动二重性本身就“是”（“Being”）生存状态与历史运动的辩证法；甚至在劳动二重性看来，禅宗式“运水搬柴”，也因其未区别劳动的受动性与自由性的差异阶梯而将劳动匀质化浪漫化了。从这里也可以看出，作为世俗主义精神平衡消费品的“心灵鸡汤”，为何多要引用佛道类出世与处世名言，由于其精神超越并不基于对受动性劳动的“物性”对立统一关系，因而其主观超脱即使启迪个体调整私人态度，却无力介入与转化刚性严酷的生存真实对立面（从一项繁冗工程到社会制度变革），因而只是盆景小品。
此书一九九六年初版迄今二十年，历经两岸四个出版社不断被要求修订出版，其持续影响力主要源于其劳动二重性理论。但此书直接的影响力仍然缘自知识分子主题在当代中国的思想史地位。导论“当代中国知识分子自我定位的困境”一节叙述了这段思想史。一九七八年中国现代化转型以消极（弱化）意识形态与积极经济变革相结合为特色，务实治国的新意识形态不再关注精神意义。然而，后“文革”的中国精神状态却不仅是意识形态危机，而且是全社会的精神意义危机。八十年代前期的马克思主义人道主义与异化理论讨论承担了革命意识形态变革重建的工作，与之呼应的“美学热”以及文化讨论，均以人文主义的精神思潮承载了后“文革”的信仰诉求。这一潮流在八十年代中期被遏制，对马克思主义人道主义性质的否定使意识形态继“文革”之后进一步失去精神感召中心地位。与之形成对比，中西文化学术的大规模传播启蒙至八十年代后期，现代化的知识系统与现代性的人文科学价值公理已构成中国新的广义意识形态，它超出了执政党的经济改革定位及其意义解释，由此势必从实践角度呼唤承担这一新意识形态的知识阶层。“知识分子”观念从而在全新意义上被关注与讨论。一九八八年成为中国“知识分子年”。后“文革”知识精英的精神信仰追求已趋向定位于“人文知识分子”，这一身份感透露出浓郁的信仰性乃至教团气质。以知识分子为主体的八十年代末叶反腐败运动，从而成为规范中国现代化转型的知识分子介入实践。九十年代初开始强化的产权改革，在将新中国的全民资产主权分化为社会学涵义的等级阶层的同时，在人文科学层面则形成了以金钱为象征的唯利益驱动机制。由此形成了现当代中国人以“文革”为界限的不同精神偏向：此前被鼓动的仇恨与此后被张扬的贪婪。这一格局使知识分子对以经济行为为代表的人的谋生意义的人文阐释与结合法学政治学的社会科学实践介入均空前严重了。二十一世纪以来大学这一知识分子基地的体制化强化，则使知识分子自身严重分化与被限定，从而发生了知识分子生存样态多样化的正当性乃至关于“犬儒”的思想史争论。
上述社会史及其思想史所包含的问题至今横亘为真实且关键的问题。贴近并依托上述社会与思想问题史的《阐释并守护世界意义的人》一书的生命力庶几在此。
基于劳动二重性及其涵义与意义的学理一直置身于当代深度学术对话中。此书初版的阐释背景指向中国唯经济发展的新意识形态，因而以人文立场批评将动作与意识分裂的马克思主义第二国际学派与国内李泽厚—赵宋光实践哲学、将皮亚杰建构认识论行为主义操作主义化、工具本体与情本体的分裂，以及偏向认知规律的康德马堡学派到分析哲学及其当代科技主义的偏向。十年前增订版时的时代背景却是权贵资本主义对改革的利益主宰，二十年前初版时的人文阐释中心遂移向社会科学的政治学法学批判，由此突出了此书后三章即人文知识分子与权力、意识形态、公共团体的关系。此次修订版注意到了阿伦特复兴古希腊“Praxis”与“poiesis”相区别的新实践哲学，指出其基于希腊城邦制的奴隶与自由民经验以“action”（行动）贬抑“labor”（劳动）的基础狭隘性，以及追随其后的当代新实践哲学以“实践”伦理吞没“劳动”自然本体的问题。同样指出了阿伦特到哈贝马斯将康德反思判断与审美共通感政治学化并想象为对话共同体的浪漫主义。而与此相反的关注方向却是：精神信仰与法制保护双重缺失条件下的生存竞争如何使劳动的谋生一维原始化，并激发出笼罩中国的悍戾之气。与此相关，修订新版批评将社会科学范畴的现代化平等移用于人文科学精神领域的民粹主义与启蒙主义的混合意识形态，指出在平庸化乃至世俗堕落与升华人格两极之间的精神品级差异存在；形成有别于权威意识形态的现代性精神品级的提升示范结构，将是现代化转型中国精神重建的重大课题，并从这一角度结合劳动二重性审视了百年中国民众革命的社会学构成及其派别分野的精神意义背景。
这些思想辩论，实质使劳动二重性理论进入了正在生成中的动荡的当代中国思想史，从而使这一理论与思想史双方都增加了激活的能量。
（《阐释并守护世界意义的人：人文知识分子的起源与使命》，尤西林著，河南人民出版社一九九六年初版，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二〇一七年修订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