特约记者　林默

江晓原说自己有个毛病——“不务正业”。这或许可以解释他为什么有如此五花八门的头衔：科学史学者、大学教授、影评家、专栏作家，以及普通公众最好奇的——性学家。

在接受环球人物杂志记者采访时，江晓原笑道：“很少有人了解科学史，而性始终是个引人关注的话题，所以很多人都是因为性知道我的。但它其实从来都不是我的主业。”虽然只是“副业”，但江晓原在性学研究上著作颇丰。近日，他出版了自选集《性学五章》，收录了他近30年间发表的有关性的学术论文和文章。江晓原说，通过编这本书，他对30年来中国性学研究有所回顾，“也重新思考了一些问题”。

中等生的80分理论

对江晓原来说，不仅研究性学这项“副业”是缘于偶然，他从事科学史研究的“主业”也是出于一系列的机缘巧合。

1955年，江晓原出生在上海一个干部家庭，因为“文革”，初中毕业便被分配到一家纺织厂当了电工。他自幼喜欢读书，工作之余便想办法找书读。

1977年，这位已有5年多工龄、并开始带徒弟的“老电工”迎来了一个好消息：恢复高考。临报志愿时，报纸上刊登了大学招生的专业，江晓原拿着报纸，看哪个顺眼就勾上，就这样“胡乱填了三个专业”：南京大学的天体物理专业、华东师范大学的电工物理专业和青岛海洋学院（今中国海洋大学）的海洋物理专业。

“当时纯粹是出于一种浪漫主义的想法”，江晓原笑道：“我一直幻想要成为一个文理兼通的人，文科的知识可以自学，而理科自学起来更困难，所以我想要去学一个纯粹理科的专业。”最后，他成了南京大学天文系那年招进的19名学生之一。

大学里，江晓原只能算个中等生，但他的“不务正业”却是出了名的：下棋、练字、沉迷于古典文学。“吟诵着《西厢记》的旖旎词句，那些枯燥的天体物理学公式早就被忘到脑后去了！”多年后，他曾如此调侃。

对于自己的“不务正业”，江晓原有一套独特的理论。“学一门课，你修到80分左右需要100小时，但要修到95分的时候，就需要200小时。越到后面，花的精力越大。我修到80分就满意了，有200个小时的话，我愿意再修一门课。”

江晓原本来想报考复旦大学中文系古典文学专业的研究生，不料报名那天，他心仪的导师却因病取消了招生。这时，一个同学告诉他，中国科学院有一个“奇怪的专业”很适合他。

此时的江晓原，对科学史一无所知，不知道导师席泽宗院士是中国科学史界的泰斗人物，更不知道席先生已经招了3年研究生，却一直没有人考得上。他只知道这个专业的三门考试简直像是为他量身定做的：中国通史、古代汉语和天文学导论。考试很顺利，“据说我当时是招生以来古代汉语考试得分最高的”，江晓原告诉记者。

出于游戏心态，开始性学研究

在中科院读研时，他的同学都是早已成婚的文革前老大学生。“一群男人在一起肯定免不了讲性啊，女人啊。他们经常倚老卖老，说你们不懂，我们是过来人。我就想要震一震这些师兄，怎么震呢？就要写一篇文章发表出来，完全是出于一种游戏的心态。”

于是，江晓原开始“闭门造车”，写出了《中国十世纪前的性学初探》，其中探讨了古代房中术的一些科学成分。没想到文章一发表，不光震了师兄，还引起了很大轰动——在“文革”结束后，这还是第一篇正面研究古代房中术的论文。很快，性学界的人就开始约江晓原写文章。

近30年间，江晓原以学术的视角研究中国古代的性观念发展史，先后出版过四部性学专著。其中出版于1995年的《性张力下的中国人》不仅得到了许多性学研究者的认可，也意外地成了盗版书商“青睐”的畅销书。在这部书中，他提出了“性张力”的概念，认为在中国传统文化中，对性的观念存在对立的两极：一极是重生殖、重人欲；另一极则是礼教、禁欲。他还观察到，在宋代以前，礼教的力量不够强大，古人的性观念是相当开放的，甚至比今天的人还要开放得多。而宋之后，礼教兴盛，上述两极之间的张力不断加剧。而盛行于明清的色情文学、娼妓文化，这正是这种张力的产物。此外，他还致力于发掘正统历史叙事中被忽略、被贬斥的艳情诗、色情歌谣、春宫图，考察古代与性有关的法律制度，发表了大量兼具学术性和趣味性的文章。

对于这项“副业”，江晓原向来态度坦率，从无遮掩。“我从来没有因为研究性学受到过什么压力，我的老师、朋友、同事都很宽容，我太太也没有意见。”在江晓原的住宅里，4万多册图书、6000多部电影，色情文艺作品也赫然在列，不隔离、不保密。女儿小时候常会到他书房里翻看书，但他从未特别叮嘱她不要看这一类书。“我持一种听其自然的态度，她如果没有兴趣，我也不去唤起她的这些兴趣；但如果她有兴趣看，我也不会反对。我女儿现在已经结婚了，她的成长也没遇到过什么困扰。”

生活中，江晓原几乎保持着一种“反现代”的生活方式：十多年来，他不看电视，也很少上网。他喜欢宅在家里读书、看影碟、写作，用他的话说，就是“读高雅书籍，看低俗影片，写雅俗共赏文章”。

社会已经很宽容很开放

环球人物杂志：同样是研究性，您和李银河、潘绥铭相比，视角有什么不同？

江晓原：李银河、潘绥铭做的是社会学研究，会和现实社会有更多衔接。我的研究不是直接针对现实，更多的是文化史。比如说，李银河主张卖淫非罪化，我则是从古代文献出发来研究这个问题。在古代，不同的地方官颁布的地方法规不一样，有的地方官辖境里卖淫非法，有的地方官辖境里卖淫合法。这些史料对今天也可能有参考意义，但我的本意不是为了解决现实问题。我很少介入现实事件，总是让自己钻在故纸堆里。

环球人物杂志：您认为中国人的性观念是什么样的？

江晓原：中国人的性观念很难用简单的话去概括，因为经历了很大的变化，而且不同社会层次的人性观念也不一样。中国古代曾经有过非常开放的性观念，现在，我们的性观念实际是一个重新开放的过程。这个过程也充满波折：20世纪上半叶一度非常开放，然后禁锢起来，再到改革开放30年，又重新走向开放。

环球人物杂志：那您认为我们现在的性观念有所进步吗？

江晓原：具体某个事情、某个时间上，谁更进步、更开放，那很难说，但总体上是不断走向开放。比如说，中国性学会的成立整整等了10年，一直到1994年才正式成立。之前的10年里，中国性学会都是一个筹委会，举办的所有活动都要注明是“中国性协会（筹）”，因为有人认为这个事怎么能成立国家一级学会呢？

但现在，很多曾经被视为禁区的东西，都可以来公开讨论了。几年前，我在上海教育电视台做过一档深夜节目，主要面对在性方面有困扰的人，节目里可以谈非常大尺度的事情。那段时间，我家附近的超市营业员、小区门卫经常能认出我来，他们很大方地承认看过我的节目，也没觉得有什么困扰。我把这个事情解读为我们社会已经很宽容很开放了，大家不觉得谈性有什么奇怪的。

环球人物杂志：现在很多焦点事件总会与性产生关系，比如官员的腐败，还有些恶性案件，您对这个怎么看？

江晓原：性这个事情相对来说比较隐私，再怎么开放，它总比别的事情隐私。而要揭露贪腐，必然就包括揭露隐私；再者，有性的因素总会更引人注目。但有些人觉得性和这些案件之间有必然的联系，我觉得是过度解读了，我想更多案件还是跟经济有关的。不能因为性引人关注，就去过度解读。

载《环球人物》杂志2013年第29期（11月6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