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批西南联大培养出来的学术大师相继离去，表现着中国学术史上一个时代的结束。至于中国史学将来将进入一个什么样的时代，则无人知晓。这，也是何先生的去世留给我们的一点深思。

6月8日，忽然接到梁其姿教授的电邮，只有短短的一句话：何炳棣先生昨离世，并附有何公子可约（Sidney Ho）给友人们关于何先生辞世情况的信。读了来信，悲痛之余，许多往事也涌上了心头，在此谨将关于何先生的一些回忆写出，权作纪念。

我初次拜识何先生是在1986年，但在此之前就已从先父李埏先生那里得知何先生的大名。先父与何先生是西南联大时期的同学（先父是研究生，何先生是本科生），何先生在2000年出版的自传性回忆录《读史阅世六十年》中也提到他与先父的同窗之谊，并写道：当时他对“（北大）文科研究所只略有所知，对后来在文、史、哲、语言、校勘方面卓然有成的这批研究生，除李埏、汪篯、王永兴外，连姓名都不知道”。先父则说：何先生才气过人，同时也极富个性，在联大学生中十分活跃。当时有联大学生二十来人，有的是毕业不久的，有的是尚未毕业的；有的是学历史的，有的是学哲学或社会学的。大家相约组织了一个学会，闻一多、潘光旦等好几位教授也参加了。学会叫做“十一学会”，“十一”二字合起来是“士”字，意即“士子学会”。学会每两周聚会一次，轮流一个教授或学生作学术报告。学会的召集人是丁则良、王逊和何炳棣三人。后来何先生考取公费留美，音讯遂绝。1971年秋，何先生等一批海外学者访问大陆，先父从报端上见到报道后，方知何先生的行止。到了改革开放以后，何先生回大陆更经常了。1986年夏秋，在中国社会科学院和美国国家科学院合作和安排之下，何先生至中国社会科学院、云南大学和复旦大学作短期访问。直到此时，两位老友方有机会聚首。何先生在云南大学访问时，我恰好在昆明省亲，因此有幸拜识这位心仪已久的学术前辈。

初见何先生，即感受到他特有的风度。何先生身材高大，声音洪亮，说起话来滔滔不绝，爽朗的笑声或者直率的质问声，都远近可闻。在云南大学，他就中国农业的起源问题作了专题讲演。在讲演会后的答问中，云南社科院研究员夏光辅先生说：在云南某处山洞里发现了上古时期的稻谷，比河姆渡发现的稻谷更早。何先生听后大喜，当即请夏先生日后提供相关考古报告等材料。以后不知何故，夏先生未提供这些材料，而何先生一直在记挂着此事，见到我时还不止一次提及。

讲演会后，先父和家慈设便宴款待何先生伉俪。老友暌离四十年，一旦重逢，宾主都不禁感叹“人生不相见，动如参与商。今夕复何夕，共此灯烛光。少壮能几时？鬓发各已苍”。他们回忆起联大时代的生活和师友，都觉得那时尽管生活艰辛，仍然是他们一生中最美好的时光。他们谈到已故的同窗丁则良先生时，浩叹这位在反右运动中自杀身亡的才子的悲惨命运。先父提到：“当年丁则良曾对我说，留学考试并不怕何炳棣，就是怕他的英文。”何先生听了大笑，马上说：“这是我当时不知道的，他应该知道我何尝不怕他，特别是他中文下笔万言！事实上他学语文的能力比我强得多。”何先生后来在《读史阅世六十年》也记下了这件事，并写道：“此事虽小，却反映当时联大教员、助教、研究生之间彼此相敬相‘畏’，友谊竞争并存不悖，大的趋向总是互相砥砺力争上游。”以后，何先生还和他人多次提及此事，并以此深感自豪。

在席间，何师母邵景洛女士也与家母聊起了家常。她说：“我和炳棣有两个儿子，但无一人治史。虽然我们尊重孩子的选择，但是家学无传人，炳棣一直以为憾。如今看到令郎伯重治史，炳棣很高兴，也很羡慕，相信伯重一定能够光大家学，克绍箕裘。”

1988年，蒙黄宗智先生之邀，我到洛杉矶加州大学讲学半年。此时何先生已从芝加哥大学退休，到尔湾加州大学任历史社会科学杰出访问教授。虽然同在南加州，但是因为我不开车，只能靠电话向何先生请益。一日，友人王国斌教授开车从尔湾来洛杉矶，接我到他家做客。在尔湾期间，我造府拜见了何先生。何先生非常高兴，畅谈许久并留饭。何师母厨艺极富盛名，而何先生对美食的品位之高在海外华人学者圈中有口皆碑。因此，只有何师母的巧手才能满足何先生的美食之癖，也只有何先生的赞美才能给何师母的手艺恰如其分的评价。不过此时何师母身体不佳，因此我在何府一天，中午品味了何师母的手艺，晚上则随何先生去一家当地知名的中餐馆吃正餐。相比之下，何师母与餐馆大厨的烹调水平，高下立判。

在何府与何先生的畅谈，主要是学术。何先生读过我的一些文章，提出了中肯的意见。他强调：你治中国史，一定要多读西洋史，否则就会不识庐山真面目，或者夜郎自大。譬如说，你有一篇文章谈明清江南的建筑业，你应当去欧洲看看欧洲从罗马帝国时代到近代早期的建筑。在这方面，中国落后于西欧。一些中国学者对欧洲的历史缺乏深入的了解，把中世纪欧洲看得十分贫穷，但是如果你看看欧洲许多地方乡村中的建筑（特别是教堂），你就会发现情况可能并不如你先前所想。因此，不仅要多读西方好的学术著作，而且要到欧洲亲眼看看。古人说：读万卷书，行万里路。到了今天，要做第一流的学问，非如此不可。后来我到了欧洲，跑了不少国家，特别留心看古代建筑，深感何先生所言确实有理。

2000年夏，应刘石吉、梁其姿两先生邀请，我到了台北，在“中央研究院”人文社科所做为期一个月的学术访问。此时何先生恰好来“中研院”参加院士会议，会后还留些日子做研究。我们都住在“中研院”学术中心，因此见面机会颇多，除了谈学问外，也谈些往事。何先生虽然行踪遍及大洋两岸，但是他最怀念的仍然是在昆明求学的岁月，对昆明也充满感情。我是昆明人，因此何先生特别喜欢和我谈昆明。他说：“抗战期间最幸运的，是住在昆明。昆明真不愧‘春城’的美誉，夏日与南京、南昌、武汉、重庆等‘火炉’比，昆明真是天堂了。”他还以一位历史学家和美食家的眼光，对昆明地方美食加以品判，并对我进行了“考试”，看看我对昆明风土民情的了解。由于时代变迁，诸多昆明的传统美食自1950年代就已绝迹，因此我每每一问三不知。何先生一方面笑我无知，另一方面也感到这是一个严重的问题，说：

今夏在台北中央研究院和在昆明长大的著名经济史家李伯重（云大李埏教授哲嗣，现为北京清华大学人文社会科学院教授）谈到昆明的常食和特食，很惊讶，他居然有很多东西都不知道。我本以为讲吃太琐碎，但从和他谈话中感觉到我所想谈的，可能具有些微社会文化史料价值；此刻不讲，真会逐渐湮没无闻了。

这些谈话的内容，我后来都忘却了，但何先生却清楚地记得，并写进了《读史阅世六十年》中。《读史阅世六十年》出版后，我读到这一节，方才猛然记起，回味起当时和何先生聊天的情况。此刻，其情其景犹在眼前，而斯人已去，心里不禁充满悲凉和惆怅。

2003年和2008年，我应加州理工学院之聘，到该校任客座教授，又到了南加州。由于我不开车，依然是通过电话向何先生请教。2003年时，何师母因健康不佳搬到温哥华和次子住，2006年不幸仙逝。在这段时间里，何先生只身住在尔湾，每日要做饭，打扫卫生。对于从小就没有做过饭的何先生来说，这是十分艰难的时候，但是他依然情绪振奋，在电话中谈起学问就不能自已，往往一谈就是半小时、一小时。

何先生对清华感情极深。他对我说：他很羡慕杨振宁先生晚年回到北京，将终老于清华。何先生自己也很想叶落归根，在清华传道授徒，将自己一生的学问贡献给清华。清华历史系曾积极努力请何先生回清华短期讲学，但是由于经费等原因，事终未成。一直到2010年，蒙何先生老友杨振宁先生主持的清华大学高等研究院资助，何先生回母校访问的心愿方得实现。何先生在清华作了两次学术报告，一次是在高等研究院的《国史上的“大事因缘”解谜》，另一次则是在历史系的《夏商周断代的方法问题》。何先生做讲演之事在学校内外引起轰动，年轻学子们都抓紧这个机会，力图一睹这位学术大师的风采。因此虽然何先生的讲演极为专业，但是讲演场所依然人满为患，许多学生只能站在门外倾听。在讲演中，何先生虽然耳朵有些重听，但是神采依旧，讲起话来声如洪钟，观点鲜明，完全看不出已是93岁高龄。

得到何先生仙逝的噩耗后，我即转告一些友人，大家都同感悲痛不已。龙登高、黄纯艳教授在给我的电邮中说：“这几年，李埏先生、吴承明先生、何炳棣先生等老一辈大师相继仙逝，不胜悲痛，也不禁为经济史学的发展慨叹”；“那些令人景仰的前辈一个个离去，就像一个时代在拉上大幕，令人伤感”。是的，这批西南联大培养出来的学术大师相继离去，表现着中国学术史上一个时代的结束。至于中国史学将来将进入一个什么样的时代，则无人知晓。这，也是何先生的去世留给我们的一点深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