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源:选自《去政治化的政治——短20世纪的终结与90年代》三联，2008

摘要:“过渡”是当代中国社会讨论中的关键的、不言而喻的前提，它预设了现实的不平等过程与一个最终的理想之间的必然联系。因此，用国家干预的存在来拒绝承认新自由主义的霸权地位完全不得要领。中国新自由主义的霸权地位是在国家通过经济改革克服自身的合法性危机的过程中形成的。

关键词: 汪晖 新自由主义

二十世纪似乎提前在一九八九年那一年终结了，但历史依旧延续。这一年在北京发生的事件成为苏联和东欧解体的触发点，成为新自由主义主导全球经济和政治结构的开端。[1]中国社会没有发生苏联、东欧式的解体过程，从而社会的变迁采取了某种延续的形式。如果以简略的、因而也是不完备的方式概述这一过程的话，那么，我们可以说：中国社会在国家权力结构的延续形式之下推动了激进的市场化过程，并在这一国家的政策主导之下，成为全球经济体系的积极参与者。这一延续与非延续的双重特点形成了中国新自由主义思潮的特殊性。新自由主义有时以反政治的方式（或反历史的方式，或与传统的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相对立的方式）表达自己与国家的矛盾，但这一方式丝毫不能掩盖它与国家主导的经济政策之间的事实上的牢固联系。新自由主义依靠超国家的和国家的政策力量和经济力量、依靠以形式主义的经济学为中心的理论话语建立自己的话语霸权，它的非政治和反政治的特点是依靠与政治的内在的联系形成的。[2]没有这种政策或政治的前提，新自由主义就无法将失业、社会保障的丧失、贫困人口的扩大以及其它社会分化的现实掩盖在“过渡”的神话之中。“过渡”是当代中国社会讨论中的关键的、不言而喻的前提，它预设了现实的不平等过程与一个最终的理想之间的必然联系。因此，用国家干预的存在来拒绝承认新自由主义的霸权地位完全不得要领。中国新自由主义的霸权地位是在国家通过经济改革克服自身的合法性危机的过程中形成的。在理论的层面，一九八九年以降交替出现的“新权威主义”、“新保守主义”、“古典自由主义”、市场激进主义和国家现代化的理论叙述和历史叙述（包括各种民族主义叙述中与现代化论述最为接近的部分）都与新自由主义意识形态的形成存在密切的、这样的或那样的关系。这些名目的相互替换（甚至相互矛盾）显示了当代中国和当代世界的权力构架的转变。

新自由主义是一种强势的话语体系和意识形态，它渗透在国家政策、知识分子的思想实践和媒体的价值取向之中。这是一种乌托邦式的现实，它没有能力描绘实际的社会关系和经济关系，但又不是与实际的社会关系和经济关系无关。因此，我的目的是在新自由主义的理论话语（自由市场、发展、全球化、共同富裕、私有产权，等）与社会进程之间建立历史的联系，揭示它的内在矛盾，尤其是它的表述与实践之间的复杂关系。非常明显，在当代世界的不同区域，如北美、西欧、俄罗斯和中国，新自由主义各有其自身的历史根源和社会形态。历史条件的差异决定了：仅仅在抽象的层次上概括新自由主义的理论特点无法得出令人信服的结论，规范式的理论叙述难以洞悉新自由主义的真正内涵。本文的目的之一，就是通过历史分析，揭示中国新自由主义话语霸权得以建立的独特的国内条件和国际条件、国家政策基础、意识形态状况和国内外的舆论氛围，分析中国新自由主义的各种不同的形态及其内在的矛盾，以及围绕着新自由主义问题而展开的各种理论的探索和实践的批判。针对新自由主义的理论实践和社会运动包含了各种相互矛盾的要素－－激进的、温和的和保守的要素。在我看来，当代中国社会的进步力量的主要任务就是避免这些要素向保守的方向（包括那种试图回到旧体制的方向）发展，并努力促成这些要素的转化，使之成为在中国和世界范围内争取更为广泛的民主和自由的动力。

从1989年、特别是1992年以来，我一直致力于思考这一支配性的意识形态的社会基础，试图在一个广阔的图景中理解当代中国的现实，以及知识分子的角色演变。一九九四年初稿、一九九七年修订发表的长文《当代中国的思想状况与现代性问题》就是我的最初思考。[3]这篇文章主要记录的是我在一九八九年以后对于大陆知识界的相关讨论的一些记录、观察和思考，也是对我自己的思想进行一点反思和自我整理，说不上是一篇严密的理论文章。从一九九四年至今已经六、七年了，我在从事历史方面的研究的同时，也很想再写一点有关当代问题的文字，现在呈现在读者面前的文章就是我对相关问题的再思考。无论与我本人的观点是否相同，我对各种不同观点均抱有对话和讨论的意愿。我会在稍后的时期陆续修改本文，对所论及的问题、论点和资料，加以增补修订。尤其需要说明的是：一九七八至一九八九年的经济改革是一个范围广泛的变革过程，用“革命”一词来描述这场变动的深度并不为过。这篇短文无力全面概括中国改革的成就和内在危机，也无力全面叙述一九八九年社会运动的详细过程，这里涉及的每一个细节均需要专家的论证和详细的调查。我在这里所做的，仅仅是通过对于一九八九年社会运动的动因的初步考察，重构理解当代中国问题的历史视野。这一点必须声明在先。

1，一九八九社会运动的历史条件与“新自由主义”的反历史解释

一九八九年的社会运动不仅在中国、而且在世界范围内均影响深远。一九九0年代，大陆知识界发生了尖锐的思想分歧，在我看来，部分的根源，就产生于对于一九八九年社会运动的不同理解。这是一个未能充分展开却又挥之不去的主题。无论在国内，还是在国外，无论是官方媒体的宣传，还是到处流传的回忆和分析，绝大部分的讨论集中在学生运动和知识分子的思想运动，即使有关所谓公民社会的分析，也集中在四通公司这样的经济集团在运动过程中的作用。然而，一九八九年的社会运动是一场广泛的社会动员，它的自发性和广泛性表明这个运动有着较之直接的组织力量强大得多的社会动因。一九八0年代的思想解放运动和启蒙思潮在瓦解旧的意识形态、提供反叛性的思想资源方面的确起了重要的作用。但作为一个群体，知识分子既没有能力提供切实可行的社会目标，也没有理解这场动员的真正深度。这部分地是因为：作为一个针对国家的社会主义实践的批判思潮，一九八O年代的社会思想没有能力察觉和理解新的社会矛盾的特点，无法了解源自基层的社会动员所具有的社会主义倾向，无法超越冷战的意识形态所提供的思考框架。在这里，有必要区分两种社会主义概念：一种是作为旧的国家意识形态和以国家垄断为特征的制度安排的“社会主义”，而另一种则是在国家垄断和市场扩张中发展起来的社会保护运动，它以反对垄断和要求社会民主为特征。[4]在冷战结束的国际环境和反思“社会主义”实践的氛围中，这一深藏在社会矛盾内部的、以反对垄断、特权和争取民主为取向的社会保护运动没有得到充分的理解。因此，尽管已经有许多人对这场民主运动的意义及其在世界范围内的象征性作了多方面的探讨，但我仍然愿意简略地说明一点我对一九八九年社会运动的看法。我对一九八九年社会运动的理解是从这样几个问题出发的：

第一，一九八O年代中期至一九八九年，中国大陆曾经发生过多次学生运动（包括一九八六年年底导致胡耀邦下台的学生运动），但规模不大，也没有引起广泛的社会动员；那么，为什么一九八九年由胡耀邦去世而触发的学生运动却在全国范围内、社会的各阶层引起了如此广泛的动员和参与？为什么从一九八九年五月初开始，国家的新闻机构如中央电视台、《人民日报》、新华社、《光明日报》等等开始对运动进行大规模报道，以至出现中国现代史上罕见的在国家宣传机器中的“新闻自由时期”，从而为全国和全社会的动员提供了动力和条件？

第二，学生运动的诉求与其他各社会阶层的诉求的关系是什么？提出这一问题的原因是：一九八九年的社会运动不仅是一场学生运动，而且也是一场范围广泛的社会运动，参与者包括工人、个体工商业者、国家干部、教师和其他社会群体，甚至中共中央、国务院各部委、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全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的各机构（包括《人民日报》、《光明日报》、新华社等“喉舌”）均有官员参与。我们大致可以说，除了农民阶级没有直接参与这场运动之外，其他社会各阶层－－尤其是大中城市居民－－均卷入了这场运动。工人阶级、知识分子和其它社会阶层参与这场运动不难理解，但为什么同时也出现了国家反对国家的情况，或者更准确地说，国家行为的内在矛盾（即由于权力关系、利益冲突和价值取向的差异而发生的国家机器整体与局部的矛盾，国家机器局部与局部的矛盾）？

第三，为什么在社会各阶层普遍支持改革的过程中出现了对改革过程本身的批判？运动的批判对象是谁或怎样的社会条件？社会动员的意识形态是由哪些因素构成的？

要清楚地回答上述问题，需要简略地回顾一九七八年以来中国的改革进程。一九七八至一九八九年的社会改革可以区分为两个主要阶段，即一九七八至一九八四的农村改革阶段和一九八四至今的城市改革阶段。一九七八年至一九八四或一九八五年的改革成就集中在农村问题上，它的核心在于局部地改变城镇居民的社会地位普遍高于农村居民的“城乡分割”的二元社会体制。[5]这一改革的主要内容包括两个方面：一，解散人民公社，国家在农村重新均分土地，实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二，通过国家的政策调整，提高农产品的价格，鼓励农民多种经营，发展乡镇企业，缓解毛泽东时代为了城市工业化而被制度化了的城乡差别。因此，从一九七八年至一九八五年，城乡收入的差距逐渐缩小。上述两项改革的成就伴随着逐渐放松的小市场关系，但从基本的方面看，它是建立在传统中国分配土地的经验和平等原则的基础之上的。我们可以把它概括为以“小农社会主义”的形式对以公社制为内含的国家垄断的否定。农民积极性的提高主要来自生产的灵活性和城乡差别的缩小，而不是单纯地由于开放了市场。恰恰相反，农村改革政策为社区性的农贸小市场提供了保护，农产品价格调整即是重要的调节手段。农村社会暂时没有被组织到以城市为中心的市场经济关系之中。在生产力低下、剩余产品有限和城市商品经济尚不发达的环境中，农村社会的贫富分化并没有发展到极为严重的程度，同时价格调整及其对小市场的保护促成了城乡二元关系的缓解，从而乡村社会的分化趋势建立在城乡社会关系趋于平等的前提之上。上述因素构成了农村社会的初步分化没有产生急剧的社会动荡的前提。[6]市场仅仅是一九八O年代农村改革的一个要素，当时有一位经济学家用“发展农业主要靠政策”来概括农业改革的状况，是大致符合情况的。

农村改革的上述过程为我们理解一九八四年启动的城市改革阶段提供了一个基本背景，也构成了城市经济发展和困境的历史条件。城市改革包罗万象，人们通常将这一改革的核心概括为引入市场机制，但从实际的社会内容来看则是“放权让利”，即通过分散和转移原先由国家直接控制和支配的某些社会资源，重组社会的利益关系。[7]据研究，一九五三年至一九七八年的二十六年间，中国财政收入占国民收入分配的比重平均为34.2%（其中一九七八年为37.2%），从一九七九年起逐年下降，到一九八八年仅占19.3%。在中央财政缩减的情况下，预算外资金大幅度扩张，地方政府获得了更为独立的利益和支配权。[8]偷税漏税、摊派成风、地方政府控制银行贷款，以至大规模走私的发展，是上述过程的副产品。[9]城市改革的重点是国有企业的改革，即从扩大企业自主权的改革（即国家将一部分权利下放给企业）到对有些企业进行关、停、并、转或重新分配，最终从改变经营权转向改变产权关系。在失业和下岗压力之下，国家不得不在一段时期里采取多并、转，少关、停的策略，但基本的方向并没有改变。城市改革显然比农村改革复杂，这是因为：第一，工业资产的估算要比农村土地和其它生产资料的估算困难得多，如何对工业资产进行重新分配涉及极为复杂的技术和制度条件，也涉及行业、分工、地区的种种差异（以及由这些差异而产生的不平等）；第二，农村改革和城市工业改革的所有制前提完全不同。在原有的工业体制内，国家根据计划分配资源，但资源的占有与经济效益及集体和个人的实际收益完全脱节（如大型国营工厂在资源占有上具有垄断性的优势，但其员工的实际收益与其它集体小厂的员工收益差别不大），但是，当国家开始放弃在工业和商业领域的绝对支配权力，从计划制定者和执行者向调节者的角色转化时，原有资源占有上的不平等就立刻转化为收益上的不平等。因此，城市工业改革涉及的不仅是企业的所有制问题，而且是整个国家的经济体制问题。在如此复杂的条件下，如果没有相应的民主监督过程、没有培育出相应的经济体制，那么，重新分配资源和资产的过程就势必引起严重的社会不平等。上述多重因素解释了为什么城市改革没有如同初期农村改革那样落实平等的原则。在这一过程中，工人群体、甚至国家公务员阶层的地位和利益产生了多重的危机，按照社会学家们的研究，这主要表现在经济地位下降、内部层次分化、雇工利益的被动状态和老、弱、病、残、孕等职工的利益无法得到保障等各个方面。[10]

从一九八五年至一九八九年，中国经济学界一直在进行所谓改革（较为激进的产权改革）与调整（在国家干预之下调整经济结构）的争论，也一直在进行中国改革究竟是以价格改革为先导（即改革原先的计划价格体制以营造市场关系）还是以企业所有制改革为先导（即将国有企业大规模地私有化）的争论。[11]这场争论的原因之一是，从一九八五年开始，中国经济不断出现通货膨胀和经济混乱，如果没有适当的价格调节、培育相应的市场条件，那么，所有权改革势必引发大规模的社会不稳定。争论的结果是通过价格改革营造市场环境、同时推进企业改革（主要是承包制）的意见占据了上风。这一改革路线大体上获得了成功，这是因为价格调整的作用抑制了传统体制的垄断性，激活了市场机制。如果与俄罗斯的“自发私有化”方案作对比，这一成功的意义就应该得到充分的估计。

但这一过程同时潜伏着内在的危机，并随即引发了持续的社会问题。从市场环境方面看，这一改革是从形成所谓价格“双轨制”（即国家计划价格与市场价格的并存状态，前者主要集中在生产资料和生产原材料－－包括完成计划生产指标后剩余的生产资料和生产原材料－－的价格，后者主要集中在消费品的价格）开始，而这两种价格的同时运作恰好为腐败和官倒（即官员或官方机构利用价格体制进行的投机倒把活动）提供了契机；从企业改革方面看，承包制与政企分离相并而行，但后一方面在政治体制未动之前很难真正实施。实际的情况是：在政企分离的口号下，分离的不是政治与经济的关系，而是所有权与经营权。在这一含混的权力过渡中，大量国家资产“合法地”和非法地转化为少数人的经济利益。许多经济学家将一九八八年称之为“承包年”，因为承包制从企业承包扩展到外贸承包、部门承包、财政承包等等，这一“承包”过程使得企业、地方和部门获得了更为独立的利益，但也激化了由价格“双轨制”产生的矛盾：地方和利益群体通过权力的运作和各种其他途径将计划内的产品推向计划外（即市场），从而导致通货膨胀、社会分配方面的严重不均衡。[12]在承包过程中，常见的腐败形式是偷税漏税、收受回扣、滥用公款、以权换钱（如利用发包权收取贿赂）等。改革以来，集团购买力持续上升，奖金的增长数额不断扩大，造成总供给与总需求的失衡，而中央政府缺乏足够的用以调控的财政资源。一九八八年五、六月间，政府大张旗鼓地宣布要价格闯关，即逐渐取消计划价格，转向市场价格，但随即引起抢购风潮和社会不稳定。在随后的一段时期里，政府不得不转向此前已经开始的加强国家调控的政策，从而反过来引起了国家与它自己的创造物－－地方和部门利益群体－－之间的矛盾。[13]

这一阶段的改革在取得了一些成果的同时，产生了若干新的因素，它们从不同方面反映了新的不平等的社会条件。这些因素是一九八九年社会动员得以实现的基本动因：第一，“双轨制”和权力的市场化造成了分配上的不平等和谋取双重差价而暴富的“寻租”行为，据学者的研究，在一九八八年，这种双重体制下的双重价格差额（即“租金”）高达3569亿元，约占当年国民收入的百分之三十，[14]实质上是通过权钱交易将国民所有的资产转入“寻租者”的腰包。地方和部门利益集团的形成（这是一九九O年代制度性的腐败的主要根源）与这一过程密切相关，地方国家与中央国家之间的利益矛盾也因此尖锐化了。第二，城市各阶层的收入开始严重分化，工人阶级的“铁饭碗”面临危机，收入下降，下岗和失业虽未成为像今天这样严重的社会问题，但作为一种迹象已经为国有企业的工人所感知；第三，由于调整税收结构和权力市场化等因素的出现，经商阶层的结构正在发生变化，原有的城市个体工商业者的利益有所缩减，而官商或与权力密切相关的利益群体已经呈现为一个特定的社会阶层；第四，住房、医疗、工资和其他社会福利改革没有大幅度推进，通货膨胀危及社会安全感，这些因素不仅造成了工薪阶层的不满，而且也对许多国家公务员（官员）的日常生活产生了影响（尤其是普通国家公务员与其它阶层的收入差距、介入市场活动的国家公务员与其它国家公务员的收入差距急剧扩大）。[15]值得注意的是，一九八九年的社会运动基本上是一个以城市为基地的社会运动，它与一九八四年开始的被称之为“城市改革”阶段的市场扩张的历史有着内在的联系。但我们不应遗忘这一运动的另一背景条件：城市改革的推进与农村改革的裹足不前（集中表现在价格体制、户口体制、劳保体制、生态问题，以及基层社会组织问题等方面）导致了城乡差别的再度扩大。一九八五至一九八九年间，农民阶层收入开始下降，但农村社会尚未如九十年代那样卷入市场过程及其危机，城市社会中的流动人口也没有达到今天的规模。[16]这一阶层没有直接卷入当时的社会运动。

一九八O年代的政治稳定建立在国家对于社会的强大的控制能力之上，但这种控制能力不能简化为单纯由国家实施的强力控制。在这个时期，国家推动经济改革、知识分子阶层直接参与改革并提供改革的意识形态、社会基层（尤其是农民阶层）直接感受到了改革的好处，这三个方面的互动为一九八O年代的改革提供了合法性。但是，一九八九年前后出现了新情况：首先，国家内部出现了利益对抗，如不同部门、不同阶层、不同权力中心、中央与地方之间的利益矛盾；其次，国家的内部分化引发了知识分子的内部分化：一方面，直接参与改革政策制定过程和意识形态宣传的知识分子事实上一直是内在于国家体制的知识分子，他们对国家内部的分化有着高度的敏感，[17]另一方面，国家内部的分化也包含着国家职能的转变和社会分工体系的改变，相当部分的知识分子的就业取向和社会态度发生了重要改变；第三，城市社会阶层直接感受到了他们在改革过程中可能失去的利益，从而不再简单相信改革的神话（虽然对于改革仍持基本肯定的态度）；第四，由于城市改革的展开和城乡关系的再度改变，农村社会正在开始出现新的危机。上述这些方面构成了一种严重的合法性危机：不仅是保留着计划经济的若干因素的国家的合法性危机，而且是正在向市场社会过渡的国家的合法性危机。人们在这里质疑的并不是计划经济及其后果（这当然不是说人们赞成计划经济，而是因为现实问题是在制度转化过程中发展而来，从而质疑首先针对的是这一过程本身），而是在改革的名义下进行的利益分配的合法性（国家代表谁的利益进行再分配？）和分配过程的程序合法性（根据什么，以何种程序实施行政管理和监督，是否合法），等等。

上述情况是一九八九年社会运动和社会动员的基本社会条件。学生运动和知识分子的基本诉求是落实政治民主、新闻自由、言论自由、集社自由和实行法制（相对于所谓“人治”）等宪法权利，以及要求国家承认运动的合法性（作为爱国学生运动）；而社会各阶层支持这些诉求，但赋予这些诉求以更为具体的社会内含，即反对腐败、反对官倒、反对太子党（特权阶级）、稳定物价、还我洋浦（海南岛）、要求社会保障和社会公正，即要求以民主的方式对社会利益重组过程实行监督并保障改革过程的公正性。需要正视的问题是：一九八九年的社会动员批判了传统体制，但它面对的已经不是过去的国家，而是推动改革的国家，或者正在逐步向市场社会转变中的国家及其政策后果。我在这里作出这一区分（即过去的国家和推动改革的国家）并不是否定推动改革的国家与过去的国家之间的连续性，而是强调改革过程促成了国家职能及其社会条件的转变。实际的情况是：推动市场改革和社会转变的国家依赖着过去的国家的政治遗产和意识形态的统治方式。过去的国家在意识形态上和收益分配方面重视平等，但它以强制的和计划的方式保护了制度性的不平等，在改革条件下，这一制度性的不平等迅速转化为阶级和阶层的收入差别，从而促成了社会分化。因此，两个国家的实质性区分同时也意味着它们之间的内在联系。

作为一种社会的自我保护运动，一九八九社会运动包含了对于不平等的市场扩张的自发的反抗，包含了对于推动改革过程的国家的批判，而作为一种社会抗议运动，它承续了对于全能主义国家及其统治模式的批判。[18]然而，正如上述关于国家的区分并不意味实际上存在着两个国家一样，社会抗议运动也是一个包含着复杂成份的社会运动。在这里特别值得注意的复杂情况是：参与一九八九年社会运动的阶层也包括了一些利益群体，它们在一九八O年代以放权让利为特征的改革过程中获得了广泛的好处，出于对正在到来的调整政策的不满，这些利益群体试图通过将自己的诉求注入社会运动，推动国家进行更为激进的私有化改革。这一群体不仅是改革时代的产物，而且也是改革时代权力与市场的交换关系的直接表达，从而它们的诉求是在上层国家与社会运动之间展开的：它们利用注入资金、游说上层、在国家与运动之间递送消息，从而达到利用社会运动迫使国家内部的权力架构按照有利于自身阶层或自身集团利益的方向转变（我们不妨考虑康华公司、四通公司和其他一些集团在运动中的作用）。这一现象同样发生在与国家权力存在密切关系的某些知识分子方面。一九八九年国家的内部分化与国家本身的利益集团化存在着密切的关系。在中国的语境中，今天被称之为“新自由主义”的意识形态已经开始萌发，它的核心内容是将放权让利和承包制的改革激进化，在没有民主制度保障的前提下全面推进自发私有化进程，并通过立法程序将这一人为制造的阶级和利益分化过程合法化。

因此，“新自由主义”（亦即“新保守主义”）体现的主要是在国家的利益集团化过程中形成的社会集团的利益关系，它的若干原则已经经由行政权力的和经济权力的网络内化为国家的改革政策。这一市场激进主义在国家合法性出现危机的时刻表现为“新权威主义”和“新保守主义”（即利用国家权威和精英推动激进的市场扩张），在另一些人那里则又以“新自由主义”的方式出现。这里的确存在着某种转变或者说权力或权威的转移：在全球化浪潮中，“新自由主义”认为可以利用跨国资本和国内资本的力量重构中国的社会和市场，他们意识到了国家在全球化浪潮和国内市场扩张中扮演的某种保护、遏制和调节的角色，从而不再单纯地将市场扩张的动力寄托在国家身上，这就是“新权威主义”与“新自由主义”相互纠缠的历史秘密。在这个意义上，“新自由主义”与国家的某些矛盾完全不同于十九世纪和二十世纪前期的自由主义与国家的关系，它是新的利益关系的产物。在强大的社会压力之下，中央国家与地方和部门利益集团之间在有关改革道路问题上和利益关系上时有冲突（它也反映在有关改革与调整的从未停止的政策性辩论之中），加之全球化条件下中央国家、地方国家、利益集团与跨国资本之间的错综复杂的矛盾关系，“新自由主义”得以经常假借“民间”、“社会”和“市场”的名义，一方面能够影响国家的改革政策，另一方面却又在海外媒体（尤其是港台和美国媒体）中扮演反对“计划经济”、“共产主义”或“专制主义”国家的角色。“新自由主义”的中国版本与极端保守的意识形态国家机器的矛盾至多反映了国家实践的内在矛盾，它在各种场合把自己塑造成为“对抗者”的形象，但这并不证明这一市场意识形态与国家实践之间的关系是对立的关系，恰恰相反，它们之间存在着复杂的相互依存关系。这就是“新自由主义”意识形态作为一种全球性的统治意识形态在中国语境中的暧昧性和双重性。在这个意义上，对于“新自由主义”假借的名目的否定不应被理解为对于“民间”、“社会”和“市场”的否定，恰恰相反，毋宁是对反市场、反社会和反民间的垄断关系的否定。反思新自由主义的目的是在理论上提供有关市场的民主制度、社会的自我管理和民间力量的培育的可能性和现实基础。[19]

在上述意义上，传统的计划经济的危机正在转化为新的垄断性的市场关系的危机。一九八九年的社会矛盾不应被归结为国家推动改革而社会各阶层反对改革的情形，恰恰相反，在旧体制衰落的条件下，人们要求的是深化改革。问题的症结在于要什么样的改革。无论是学生、知识分子还是其他参与社会运动的各阶层均支持改革（包括政治改革和经济改革）和民主的诉求，但他们对于改革的期待和理解、他们在改革过程中的利益关系千差万别。从一个更为广泛的或综合的视野来观察，广大民众所期待的改革、所理想的民主和法制不仅是一套程序性的政治构架和法律条文，而且也是通过重构政治和法律构架保障社会公正和经济生活的民主化。人们要求的是在民主的和公正的基础上进行经济改革，而不是所谓绝对的平等诉求或道德理想主义。这一诉求与正在形成和扩大之中的利益集团的激进私有化改革诉求存在着根本性的冲突，虽然这一冲突在当时并没有充分地被理解。上述复杂的条件部分地解释了为什么改革过程中的有些受益阶层也参与了社会运动，为什么甚至连许多国家机构和国家官员也走上了长安街，参与了社会各阶层的示威和抗议。在这个意义上，用改革与反改革是难以说明一九八九年社会运动的特点的。

从上述分析，我们大致可以说，形成一九八九年社会动员的意识形态因素包括了民主和自由的价值，也包括了日常生活中的平等观念，传统的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在这一特定时刻转化为一种批判性的动员力量。就社会各阶层的广泛参与而言，后一方面构成了一个极易于忘却又极为重要的方面，它深入到我们的日常生活之中。因此，在我看来，一九八九年社会运动的意义是多重的，它是对旧时代的告别，也是对新时代的内在的社会矛盾的抗议；它是（学生和知识分子）对民主与自由的呼吁，也是（工人和其他市民阶层）对社会平等和公正的一种诉求。这一多重的姿态为运动的民主诉求作出了意义广泛的诠释。然而，由于冷战的意识形态，由于国家暴力及其引发的合法性危机，由于学生和知识分子运动对于上述历史过程缺乏深刻的理解，由于这一运动的最为保守的方面（即在私有化过程中凭借权力转移而产生的利益群体）与“新自由主义”的世界秩序之间的共谋关系，在世界范围内，对于一九八九年社会运动作出的解释，恰恰朝着有利于那些主张激进私有化的利益群体的方向发展，这个群体以真正的“激进改革者”的身份掩盖了它与国家权力、国内利益集团和跨国资本集团的错综复杂的关系，掩盖了在这一过程中的真实的利益关系，在全世界面前将自己展现为通向世界市场和民主的进步力量。

一九八九年六月四日发生了震动世界的天安门事件，并随之引发了东欧和苏联的瓦解。冷战结束，“历史终结”。一九八九年发生的动荡暴露了社会解体的征兆，而国家也正是在这一背景下将稳定作为自己的合法性前提，因为国家暴力机器被理解为维持稳定的唯一力量，最终掩盖了改革以来逐渐形成的国家的合法性危机。这里的基本历史事实或悖论是：国家主导的新自由主义经济政策导致了社会动荡，而动荡之后的稳定又成为政府权力向社会扩张的合法性依据。因此，新自由主义的“自我调节论”（及其对国家干预的排斥）最终变成了对于控制和干预的需求。在一九八九年的暴力之后，人们对社会运动的关注集中在“六·四”事件、苏东解体、冷战结束之上，这一社会运动得以产生的历史条件和基本诉求反而被放到了一边，从而这一运动内含的历史可能性也随着运动的失败而消失了。如前所述，一九八九年社会动员起源于社会各阶层对于放权让利的不平等过程的抗议，起源于地方和部门利益集团对于中央政府的调整政策的不满，起源于国家内部的分化，还起源于社会各阶层与国家机器之间的互动关系。以一九八九年的媒体为例，我们不妨追问：为什么各阶层的社会动员和民主诉求能够渗入国家控制的媒体？我认为下述三个条件构成了关键性的因素：首先，政治集团之间的分歧、中央国家与地方国家的分化，使得媒体无法以单一的取向报导运动过程；（这同时说明：对于放权让利过程的批评不是全盘性的批评，在传统计划体制失败的背景之下，放权是必然的和必要的，问题是如何通过民主的政策安排保障社会财产再分配的透明性和公正性，如何在社会民主的原则之下确保分权过程不致导向在另一层次发生的利益的重新集中）其次，社会动员的广度使得国家无法以传统方式对新闻进行控制；第三，运动的民主和平等诉求与国家的意识形态之间存在着微妙的重叠关系（否则我们很难解释学生运动竟然以要求国家承认其为“爱国运动”为条件），从而具有某种合法性。上述三个方面在社会运动与国家之间形成了某种不稳定的互动关系。换言之，一九八九年五月间出现的短暂的新闻自由和公开讨论是以国家、利益群体和社会各阶层的力量互动为基本条件的，它的瓦解也以上述社会力量的平衡的瓦解为前提。运动失败的直接原因产生于国家对于运动的暴力镇压，而间接的原因则在于社会运动本身没有能力建立民主的政治诉求与社会动员的平等诉求之间的桥梁，无法形成稳定的社会力量，从而未能将运动的直接目标与它的物质条件联系起来。在这一背景下，上述三个方面的互动条件过于脆弱，没有形成起码的制度保障。但那一短暂过程同时提醒我们：民主进程恰恰存在于上述条件之中，最为重要的是如何以及通过何种力量将上述脆弱的互动关系制度化。

如果把一九八九年社会运动置于国内市场和国际市场扩张的条件下进行观察，这一运动的许多诉求与一九九九年十一－十二月间在西雅图和二OOO年四－五月间在华盛顿发生的对于WTO和IMF的抗议具有内在的联系，因为它们针对的都是一整套关于人们的日常生活的政治安排（尽管以自由市场为名）。这类抗议运动的内容是纷杂的，包含各不相同的取向，但如果仅仅根据其中的个别因素而把这样的抗议视为对于改革或自由交往的否定就错了，因为它们的保护要求中内含着对于平等的、民主的改革和自由交往的渴望。这些运动是把民主、自由的价值与社会保护运动密切联系起来的历史例证。没有这种社会压力就不存在重建社会保障制度的动力，也就不存在创造有关市场的民主制度的构想。但是，一九八九年之后盛行一时的“历史终结论”为一九八九年社会运动提供了一个最为明确的解释，即西方社会体制的最终胜利，中国仅仅是一个尚未终结的历史的孤零零的例证。一九八九年社会运动的双重意义被作了单向的理解，而在我看来，一旦这一单向的理解成为世界范围内流传的故事，一旦这一单向的理解变成了对于现成制度的优越性的确证，一旦抗议变成了颂歌，它的真正意义、它的批判潜力、它的历史意味也就随之消失了。有人说这是过渡时代的必然，但这一必然性解释不但没有触及深藏在我们日常生活中的矛盾，而且也赋予了一个悲剧性的进程以道德的合理性。伴随着六月的枪声，社会抗议和社会运动转向了新的方向，人们也更愿意按照这一新的事态观察和理解一九八九年的社会运动。从无数的媒体有关运动的解释到这一运动在海外的新的发展方式，都表达了这一强大的趋向：它们把一九八九年在中国发生的社会运动理解为“历史的终结”过程中的一个例外，而从未意识到一九八九年在全球范围内发生的巨大转变同时意味着对于新的历史关系、新的垄断和强制的批判和抗议。

对于那些“新自由主义”的反历史诠释，我在这里不能不提及几个严酷的、有时也是颇有讽刺意味的事实：

第一，现代市场社会的形成不是自生自发的秩序，而是国家干预和暴力的结果。在一九八九年之后，国家继续进行经济调整和改革，由于暴力的威胁，社会对于上述危机的不满被压缩在极小的范围内，一九八O年代后期两次闯关不成的价格改革，恰恰在后一九八九的情境中完成了。我们可以将一九八八年至一九九一年的三年治理整顿时期，尤其是在一九八九年之后的经济变化，概括为如下一些方面：货币政策成为主要的调控手段；大幅度调整外汇牌价，汇率接近统一，从而促进了出口，对外贸易形成了竞争和自负盈亏的经营机制；“双轨制”的差价缩小；上海浦东地区全面开放，各地开发区纷纷上马，等等。在这个意义上，市场价格体系的形成和市场制度的相对完善化一方面是此前实行的一系列的改革措施的成果，但另一方面也是国家调控和暴力的结果。一九八九年的暴力遏止了这一过程引起的社会动荡，价格体制基本形成。值得注意的是，一九八八年下半年被迫中止的价格改革恰恰是在一九八九年九月，即“六·四”过后的三个月开始全面实施，当时的调整主要集中于价格、汇率和利率。换言之，新的市场制度及其关键性的价格机制绝非所谓“自生自发的秩序”，而是政治干预或政治安排的结果，从而政治权力结构与市场关系的互换关系不能不转化到新的经济体制内部。例如，在这一过程中，社会各阶层、群体和区域的收入差距全面扩大，新的贫困人口迅速增加。[20]这一历史转变使得国家的旧有意识形态（以平等为取向的社会主义意识形态）与它的实践处于自相矛盾的境地，从而无法行使其意识形态的职能。一九八九年社会运动的失败同时伴随着国家意识形态的失败，这是理解当代中国意识形态状况的关键环节。一九八九年以后国家实行的所谓“两手硬”策略实际上变成了专政手段（相对于以前的意识形态手段）与经济改革的结合，它标志着旧的国家意识形态的基本效能已经丧失。正是在这样的条件下，“新自由主义”才能取而代之成为一种新的统治意识形态，并为国家政策、国际关系和媒体的价值取向提供基本的方向和合理性，为某些新自由主义知识分子在国内和国外媒体中扮演双重角色（即国家政策的鼓吹者和所谓“民间知识分子”）提供了制度的和意识形态的前提。

第二，作为一套政治安排，市场社会的形成不但没有消解一九八九年社会运动所针对的那些历史条件，反而将这些条件合法化了。由于一九八九年之后知识界对于这场运动的反思已经汇入了上述“历史终结论”的大潮（当然不幸的是“历史”在大陆尚未终结），从而很少有人仔细地分析一九八九年社会运动的历史条件和基本诉求。当一九九二年邓小平南巡并重新推进市场改革的时候，得到地方利益群体、知识分子和海外舆论的普遍欢迎。在三年的经济疲软和政治压抑之后，这一反应是完全可以理解的。然而，值得注意的是，构成一九八九年社会动员的那些基本因素并没有得到任何真正的解决。因此，一九九O年代发生的主要社会危机是与一九八九年以前的社会条件密切相关的，我们只要观察一下腐败、走私、分配不公、利益集团在公共决策中的影响、过度开发（如上海、海南等地的房地产）以及由此引发的金融危机、社会福利体制的困境和环境危机等等社会问题，立刻可以看到这之间的内在联系，只不过规模更大、又由于“全球化”的影响而波及更为广阔的范围。如制度性腐败与“双轨制”没有彻底消除密切相关，逃汇、集团性走私与地方和部门利益集团、外贸系统的承包制有关，金融系统危机与房地产市场的投机及其它过度开发有关，国有企业状况的恶化与上述各种市场环境的恶化（而不是完善化）有关。新一轮的金融改革和其他配套措施所引发的问题，也和当年“双轨制”的问题极为相近，当然具体的内容和涉及的范围已经是完全不一样的了。换言之，一九八九年社会运动针对的那些基本社会条件并没有得到真正的缓解，相反，在许多方面，恰恰是深化了。有关失业、贫困、社会不公、通货紧缩、下岗、农民工和农村资源等问题，已经有许多学者作了探讨，我没有能力一一复述。我在这里提及这些问题，是为了说明一九九O年代中国大陆面临的主要问题及其与一九八O年代的改革政策的历史联系，也是为了说明不平等的市场扩张如何促成了社会的分化、破坏了社会稳定的基础，从而为再度集权和垄断提供了理由和条件。正是在这个意义上，这一私有化过程与国家的某些矛盾从未掩盖它与集权政治的共谋关系，也从未掩盖它与民主化的深刻矛盾。

第三，一九八九年社会运动是一个城市社会运动，它暴露了城市经济改革的内在的矛盾和城市市场扩张过程造成的新的社会矛盾。人们通常将农村改革与城市改革作为两个相互独立的改革阶段加以探讨，却很少关注这两者之间的关系。在一九八九年，运动的参与者没有考虑过占据绝大多数人口的农民的处境问题。但是，无论在一九八九年，还是在今天，这都是理解当代中国不平等的市场扩张的先决条件。城市改革于一九八四年启动，而城乡差别则从一九八五年起开始扩大，一九八九至一九九一年农民收入基本停滞，城乡收入差距恢复到一九七八年以前的情况。[21]一九八O年代后期，农村人口外流速度大幅度上升，人们通常将这一现象归咎于中国人口与土地的严重矛盾，但问题并非如此简单。我在此简要地说明构成这一现象的几个制度性原因：第一，城市改革的发展促进了基础建设规模的扩大，开放政策吸引了大量外来投资，这两个方面产生了对于劳动力的大量需求；其次，在城市改革的过程中，乡村改革并未随之深化，相反，城乡两种体制的基本结构没有改变，从而导致城乡收入差距扩大，加快了将农业人口抛入迁徙过程的速度和规模；第三，户口制度的放松促进了迁徙的相对自由（农村劳动力的商品化过程），但并没有在变动的历史条件下形成新的制度和相应的劳动保护措施，因此，在通货紧缩、经济不景气的状况下，城市地区的地方政府大规模限制外来人口，再次形成身份性的歧视政策。农村劳动力的这种自由/不自由的暧昧状况保障了劳动力的供应，同时又限制了人口迁徙对城市社会的压力，这是当代中国“不平等的发展”的基本前提。下面这个例子典型地说明了塑造城乡关系的制度性条件：一九九三年，由于国家再度提高粮价，以及乡镇企业和外出务工人口增长等因素，农业收入有所增长，但一九九六至一九九九年间（尤其是金融风暴之后），乡镇企业效益递减，城市劳动力出现了大量剩余，外出务工人口和一些乡镇企业的工人出现回流现象。在许多地区，由于迁徙和过度开发，农村的原有结构已经难以恢复。这是一个极为严重的悖论和困境：一方面，在耕地面积缩减的情境中，农业人口较之一九七八年反而高出了七千八百余万人，另一方面，由于缺乏劳动保护及户口制度的限制，农民工不得不随城市经济的起落而制度性地来回迁徙。中国大陆目前有十分之一的庞大人口处于跨省流动之中，如果加上省内流动人口，这个数字还要更大。[22]我们需要在上述背景下理解一九九O年代农村劳动力的流动和新的贫困问题的动因。城市改革与农村改革的不同取向集中表现在平等问题上，用农村问题专家的话说，今日中国农村危机的主要症结就在“城乡分治，一国两策”。[23]这一制度性的不平等是以城市为中心的市场扩张和经济发展的前提，它对城乡社会结构的改变已经产生了并且还将继续产生极为重要的、难以预计的影响。

农村问题并不是一九八九年社会危机的直接动因。但是，当代农村危机是在“后一九八九”的条件下－－即城市市场扩张的条件下－－深化的。中国农村危机不仅说明了劳动自由契约与社会平等之间的内在的、相互依存的联系（而不是对立），而且也解释了许多农村地区面临的深刻危机：不平等的市场扩张通过将农民和土地转化为半自由的商品，从而瓦解了乡村社会的社会组织和自我修复能力。中国的乡村危机是不平等的发展的典型例证。[24]因此，有必要提出下述问题：第一，农村劳动力及其保障机制是理解市场制度与劳动契约自由之间关系的一个关键问题；第二，劳动力的自由流动不是放任自流，而是一种广泛的制度安排，它必须以努力消除不平等的制度结构（而不单是户口制度）为前提。劳动契约自由问题（我们可以移民自由为例）不仅是中国的问题，而且也被视为衡量当代世界的市场安排是否是一个真正的自由市场安排的主要标准之一。阿玛蒂亚·森曾经在“作为自由的发展”的理论框架中指出发展的两个重要方面，即一方面要将劳动从各种形式的束缚中解放出来，使其进入开放的劳动力市场，另一方面这一过程并不排斥对社会支持、公共管制或政府干预政策的利用。在生产和消费跨国化的时代，这一表述需要扩展发挥并加以反思：首先，劳动契约自由不仅需要在民族国家内部实现，而且需要在全球经济关系中实施；其次，资本主义市场扩张的关键动力之一是劳动力的自由与不自由的并存，从而需要研究的是这一自由/不自由的状况与社会发展的关系；再次，市场制度的扩张意味着交易活动及其价值渗入一切生活领域，它破坏了原有的社会结构（如社区及其价值），将其它社群（如少数民族）的生活方式贬低为低级的方式。在这个意义上，仅仅在劳动契约自由的意义上谈论发展而不是考虑发展与各社会条件的关系，就有可能导致社会解体。因此，必须在捍卫劳动契约自由与制度性的社会平等、尊重多元文化以及发展问题之间建立牢固的联系，也必须将农村问题的探讨与城市问题的探讨联系起来。劳动力的自由流动、公共管制或政府干预涉及了市场制度的必要条件，而如何限制这一制度扩展所导致的对于自然、传统、风俗、礼仪和其它生活方式和价值的破坏，则是今天研究发展问题的重大课题，也是将“自由”的价值从种种强制的关系中、尤其是从单一的经济关系中解放出来并置于更为广泛的视野内的必要步骤。从更为激进的视野来看，劳动契约自由（即以私人劳动合同形式出现的交换关系）以榨取私人创造的有效剩余价值来替代政治性依附或强制性的身份制度，这一历史进步本身并不能取代对于市场契约关系的再思考（试想在中国沿海出现的以契约形式出现的奴隶劳工的状况）。换言之，劳动自由契约是当代社会的众多课题之一，但不应被设定为社会的最终目标。

第四，中国当代改革呼应了国际社会的历史形势的变迁，更是国家积极调整对外政策的结果。改革与开放是一个铜币的两个方面。值得注意的是，开放概念可能导致一个重要误解，以为此前的中国大陆是一个完全闭关自守的社会。在这里，有必要对冷战的格局及其动因与清代曾经奉行的闭关政策作出基本的区分。首先，中国与西方、特别是美国的对抗关系与中国共产党的执政有着密切的关系，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形成的冷战局面和热战局面为中国大陆的对外政策提供了特别重要的背景：一九五O年代发生的朝鲜战争、第七舰队封锁台湾海峡、一九六O年代美国支持的印尼军事政变及随后出现的排华浪潮、越南和印度支那战争，等等－－所有这一切将亚洲地区分割为两个截然不同的世界。出于意识形态的原因和地缘政治的考虑，中国转向了苏联、东欧和其它亚洲国家寻求盟友。其次，直至一九五O年代末期中苏关系出现危机，中国与苏联、东欧存在着不同程度的同盟关系；在中苏分裂之后，中国继续奉行它在万隆会议之后形成的对外政策，着力发展它与第三世界国家及不结盟运动的广泛的政治、经济和文化关系。在一九七二年，中国大陆政府代表中国重返联合国，这一结果是在绝大多数第三世界小国的推动下完成的，从而表明万隆会议以后中国大陆的对外政策在国际上获得了重大的成功，也在国内赢得了民众的广泛的欢迎。开放政策开始于文化大革命期间，中国大陆与绝大多数国家建交也是在这一时期。面向西方的开放政策的主要动力是调整中国在东西方关系中的战略地位，以联合美国抗衡苏联的侵略威胁。

一九七八年以后，中国政府逐步放弃了联合第三世界和不结盟运动的外交路线，把外交的重心放在对美国、日本等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关系上。在这一时期，中国的对外开放有了长足的发展，尤其在经济领域和政治领域，中国与西方发达国家形成了日益深入的贸易交往关系。但是，这一关系的形成不是没有条件的。一九七九年二月至三月间发生了进攻越南的对外战争。这是一场与一九四九年以来发生的所有战争－－抗美援朝、抗美援越、中印战争及中苏战争－－截然不同的战争。战争的直接动因较为复杂，如越南在一九七五年统一后军事力量大增、一九七八年十一月带有军事同盟性质的《越苏友好互助同盟条约》签订、苏联与越南从南北两面对中国形成了战略威胁、一九七八年十二月二十五日越军发动“闪电战”侵占柬埔寨，等等。但还有一个极为重要的、更为关键性的因素，这就是以此为契机，中美关系发生了深刻的变化，两国在对抗苏联及其盟友方面的同盟性质开始出现。在中国政府宣布对越战争的同时，中美两国公布了即将建交的公报。战争本身成为中国融入以美国主导的经济秩序的真正开端，它从另外一个方面揭示了市场化与暴力之间的历史联系。从这一时刻开始，原先的社会主义国家奉行的国际路线逐渐地淡出历史舞台，中国对外开放政策从一种单向的开放转向了另一种单向的开放，即朝向西方（也包括日本和其它发达地区）的开放。没有什么比一九九九年五月八日北约（美国）飞机轰炸中国驻南斯拉夫使馆后的国际反应更能说明问题的了：在联合国讨论轰炸问题的紧急会议中，不仅西方联盟站在一边，而且第三世界和中国的传统盟友也不愿意作出基本的声援。

一九八O年代的开放政策具有从过去的束缚和文化大革命的后遗症中摆脱出来的解放作用，因而得到了全社会、特别是知识分子的广泛欢迎。对于中国的改革开放政策及其成就，我和许多知识分子一样持有积极的评价和欢迎态度。但是，作为一种历史分析，我们不能不注意这一过程留下的极为深刻和复杂的历史印记和后果，因为它暴露了国家意识形态创造的世界图景的片面性。对于文化大革命之后成长的一代人，主导的知识就是关于西方、尤其是美国的知识（而且正如过去一样，是另一种片面的知识）。亚洲、非洲、拉丁美洲，以及东欧、南欧，这些曾经为我们所熟知的社会及其文化现在几乎完全在流行知识的视野之外。在一九八O年代有关越南战争的思想反思和文学创作中，占据绝对支配地位的不是对于战争和新的国际关系的思考，而是对于“文化大革命”的反思，以至谴责“文革”成为这一反思的道德合理性的全部支柱。这是以否定“文革”为由捍卫支配性的意识形态和国家政策的一个明显例证，这一方式从此盛行不衰：一切针对当代的批评均可视为对“文革”的回归，因此不具有任何合理性。从一九八O年代至一九九O年代的前期，尽管已经经历了十年的改革开放，中国知识分子的讨论空间仍然束缚在民族国家现代化的框架之中，缺乏起码的国际性视野，从而民族主义、民族问题、全球化等问题均无法置于民主问题的范畴中进行思考。这一思想状况清楚地说明了为什么一九八九年运动失败后人们找不到任何批判性的资源来思考这一运动的动力和失败，为什么人们只是从美国、西欧、日本以及“东亚四小龙”（即发达资本主义地区）的历史经验出发来理解全球化和市场经验，而从未触及这一经验的另一面－－印度、中东、非洲、拉丁美洲的困境，为什么一九八九年的社会运动（尤其是学生运动和知识分子运动）在为戈尔巴乔夫的新思维、菲律宾的民主运动和韩国的学生运动而欢呼的时候却没有能力理解这些运动发生的各自不同的社会条件和具体目标。

正是在这一背景之下，一九九O年代以反思现代性为契机的研究和讨论展开了新的历史视野，从而具有极为广泛的影响和解放作用。关于这一点，我在文章的最后部分将展开论述。

2，一九九O年代的三个思想阶段及其主要问题

a. 1989-1993：关于“激进主义”的反思

如果将一九八九年社会运动与它得以发生的历史条件联系起来，我们可以清楚地观察到这一运动的民主自由的诉求为什么与社会平等诉求密切地联系在一起，也可以清晰地观察到这一社会运动本身提出的广泛的民主理解对于当代生活的尖锐的批判性。从这样的视野回过头来观察一九九O年代中国知识界的多次讨论，尤其是对于一九八九年社会运动的理解，我不能不感到有关运动的诠释远没有运动本身提供的内容丰富和深刻。为了分析的方便，我临时性地把一九八九年至今的讨论区分为三个相互联系的阶段。所以说是临时性的，是因为这一划分并不包含绝对的阶段论和目的论，它们之间存在密切的联系和相互渗透。

第一阶段是一九八九年至一九九三年，这一阶段主要是从各个不同方面总结一九八九年的社会运动，形成的共识是对激进主义的批评。一九八九年社会运动的失败引起了中国社会巨大的心理震动，知识界不得不面对严峻的历史局面，反思社会运动失败的原因。在这个反思过程中，知识分子与学生运动之间的分歧逐渐地呈现出来：许多知识分子认为运动的失败起源于学生运动的激进性质及其对于民主的肤浅理解。这一对“激进主义”的思考与一九八O年代“知识分子”的社会角色及其思想运动存在密切的关系。从前一方面看，一九八O年代的知识分子包含了许多阶层，其中的上层人物在改革过程中扮演了重要的角色，他们不但直接参与了改革的意识形态的塑造，而且也直接参与了各个层次的国家改革计划的制定，进而与国家内部的各种政治和利益集团具有密切的关系。在长期的共同工作中，这些知识分子认为只要国家内部的改革派获得了权力，一切问题将迎刃而解。因此，他们一方面将赌注押在国家内部矛盾向着有利于“改革”的方面发展，另一方面担心学生运动的激进化打破国家改革的渐进结构，从而导致保守力量的重登舞台。从后一方面看，许多知识分子把一九八O年代新启蒙思潮已经开始的对于中国现代历史的反思带入了对于一九八九年的思考，从而在近代革命运动与他们在道义上支持的新社会运动之间建立了联系。因此，这一对于激进主义的批评迅速发展成为对于整个现代中国历史中的革命和改革运动的思考：激进主义被视为近代社会主义运动、政治革命和文化革命的主要特征。有位著名的学者论证说，中国从辛亥革命起即走上了激进主义的道路，值得肯定的是戊戌变法和新政改革；另一位年轻的知识分子批评“五四”以降重视科学、民主，而忘却了根本的问题是自由和秩序。[25]如果将上述理论和历史思考视为对一九八九年社会运动的政治策略的反思，视为对于民主理论本身的探讨，即使在今天，我也认为是重要的论断。然而，这类分析建立在一种反历史的视野之中，它们没有触及社会运动的历史条件及其激进化的动因，甚至将对运动的策略性分析混同于历史思考，从而为新保守主义（亦即新自由主义）的历史叙述奠定了前提。在社会严重分化的情境中，“反思激进主义”成为一九九O年代前期部分知识分子的最为重要的、决定性的论题。到一九九八年，这一思想在一些人那里已经转化为对于戊戌以降的中国历史的更为系统的论证和当代民主的理论设计，其核心观点是：从戊戌时代的变法改革开始，康有为、梁启超就错误地选择了激进主义，只有那些地方大员推动的改革才是渐进的、卓有成效的改革；[26]在否定“直接民主”的名义下，反对基层社会的政治参与，试图通过间接的（精英的）方式奠定政治民主的基本前提。[27]意味深长的是，最近几年来，“新自由主义者”将一九八O年代政治改革的激进方案修改为以确立私有产权为中心的“修宪运动”，它的实质是通过立法过程将不合理的分配关系合法化，其中也包括将对公共资产的非法剥夺合法化。从这样的历史观点出发，对于社会平等与民主的关系的否定已经是必然的了。

“反思激进主义”并不是统一的潮流。例如，一九九O年代初期有关学术史的讨论主要针对的是一九八O年代的学术风气，并不具有一套完整的保守主义理论作为背景。因此，对于这一学术倾向的批评并不妨碍批评者转向政治哲学上的保守主义。[28]所谓“新自由主义”意识形态基本上是由激进市场主义、新保守主义以及新权威主义等各个方面共同构成的：在稳定条件下要求将放权让利的过程激进化、在动荡的条件下以权威保护市场过程、在全球化的浪潮中要求国家全面退出，这就是中国“新自由主义”的主要特点。一九八九年，亨廷顿的《变革社会中的政治秩序》一书译为中文，保守主义的政治理论与知识界对于激进主义的反思相互激荡，新权威主义也乘势而起，在这一背景下，尽管在心理上和意识形态上接受了福山的历史终结论，但由于在历史叙述上将一九八九年社会运动的基本问题归因于近代革命和改革的激进主义，从而实际上构成了对于一九八O年代思想启蒙运动所倡导的较为激进的和西方化的改革模式和思想模式的批判。以自由主义为名义，以保守主义（在有些人那里则直接体现为新权威主义）为内核，成为这一时期“自由主义”讨论的核心。一九八九年之后，苏格兰自由主义或者“古典自由主义”的中国版本实际上不过是新保守主义的中国版本而已，它对学生运动的策略、时机和道德水平进行抨击，热衷于解构激进主义的中国革命，批判社会运动的激进性质，却没有对构成一九八九年社会运动的根本动因和社会条件进行任何有深度的反思。在反思激进主义和保守主义的现代化理论的影响下，新自由主义意识形态宽宥了腐败等制度性的现象，放弃了通过社会运动、民主建设与制度改革的互动推进民主进程的机会，从而根本不可能对中国的民主以至世界范围内的民主作出贡献。

正由于此，在经过三年的经济调整时期之后，一九九二年，当邓小平南巡，重新启动改革之时，知识界除了欢迎这一新的动向之外没有作出任何新的建设性的分析。地方和部门利益集团欢迎这一动向，因为新的改革意味着放权让利，调整时期出现的中央调控与地方利益关系的矛盾可以得以缓解；知识分子欢迎这一动向，因为他们相信只要进行改革，形成市场经济，中国的民主化进程就会逐渐到来；海外舆论欢迎这一动向，因为中国重新走向“历史终结”这一既定目标。一九八九年社会运动提出的基本问题被搁置到了一边。一九九二年至一九九三年，由于价格问题随着三年调整时期和暴力过程而解决，也由于东南地区乡镇企业和非国有企业的发展，市场条件相对完善，经济增长迅速，但许多结构性的问题并未得到解决，如国有企业负担过重及其改革问题，农业发展问题，以及随之到来的失业和新的消费主义问题，等等。相反，一九九二年之后，价格机制的形成、地方自主性的增强等某些积极因素并没有伴随相应的民主监督机制的建立，也没有在国家企业的改造中引入真正的创新机制，因而这一过程成为制度性的腐败、大规模走私、金融环境恶化和制造贫困人口的温床。“南巡”的直接成果是大量开发区的出现和期货市场、证券股票市场和房地产市场的开放，这些因素构成了当代中国新富人阶级出现和制度性腐败的政策前提和市场条件，提供了不同层次的政治精英与经济精英（国内的和国际的）合二而一的历史条件。这是一个在不平等条件下重新制造社会分化和阶级分化的过程，并孕育着长远的社会危机。[29]然而，一九八九年至一九九二年中国知识界的相关讨论无法触及这类问题，在压抑的三年过后，人们终于从市场化过程中看到了一点希望。这一希望是太难得了，以至进行了三年的有关激进主义的讨论并没有考虑这一过程是否也包含了激进的问题，没有考虑一九八九年社会运动得以发生的那些社会条件是否在这一过程中深化和发展了。我想指出的是：正是这一类的讨论为一九九O年代后期的“新自由主义”提供了叙述的前提和历史的合理性。

我对一九九O年代初期有关激进主义的反思并不持全面否定的态度。一九八九年学生运动和知识分子群体没有提出切实可行的行动方案，也没有能够针对上述复杂的历史过程进行自觉的理论批判和政治实践。这一文化状况解释了为什么一九八九年社会运动内含的平等诉求与民主诉求的内在联系始终束缚在自发的范畴内，也解释了为什么无论在当时还是其后知识界的讨论从未将学生的政治诉求与广泛的社会动员在理论上关联起来。这里隐含的最大问题在于：激进主义和保守主义概念均掩盖了一九八九年社会运动的真正性质和社会条件。在一九八九年运动失败之后的历史情境之中，许多青年知识分子展开了有关近代中国历史的研究和思考，他们对于中国学术传统和思想传统的整理和研究，为稍后展开的反思现代性的思想实践提供了一定的资源。[30]但是，由于受到前述思想逻辑的极大影响，这一探索未能对于现代中国社会的内在矛盾给出全面广泛的分析。在我看来，一九九四年以降逐渐展开的知识界的分化正是直接参与了这一过程的知识分子进行自我反思的结果。[31]

b. 1993-1997：市场主义、私有化方案及其批判

第二阶段主要是从一九九三年至一九九七年，它的起点是邓小平在一九九二年的南巡，而终点则是一九九七年发生的、被称为亚洲金融风暴的经济危机，这一阶段出现了多种知识界的讨论，很难说达成了明确的共识。知识界的分歧尖锐化。为了理解这一时期的思想状况，我在此扼要地说明一九九三年至一九九七年发生的一些重要事件及其相关争论。第一，邓小平南巡之后，经济发展和对外开放的步伐迅速加快，城市商业文化（特别是消费文化）得到了长足发展。以北京电视台和中央电视台及一些地方台为主，先后推出了许多消费性的电视连续剧，出名的“王朔现象”和其它知识和艺术生产推动了所谓大众文化的发展；第二，随着经商大潮的涌起，部分知识分子、学者也转入市场（称之为“下海”），制度内收入与制度外收入的差额急剧膨胀，从而导致了知识分子社会地位的危机；第三，乡镇企业的发展、国有企业的危机和国家税收的困难并存，以及东亚经济模式的广受重视，激发起了人们从不同方面探讨中国社会和经济发展道路的可能性的兴趣；第四，一九九三年在国际范围内还有一些重要事件对于中国社会的心理、尤其是知识分子的心理产生了微妙的影响。就在这一年，中国政府为了摆脱一九八九年之后的国际困境，由北京市政府出面申办二OOO年奥林匹克运动会。由于此前的亚运会引起过严重的腐败，知识分子大多对此持批评态度。但是，西方国家、尤其是美国政府对于申请过程的政治干预，导致中国失去承办奥运的机会，这一事件表现出的西方中心主义对于中国社会心理产生了刺激作用；也在这一年十月，俄国总统叶利钦命令武装部队轰击和镇压选举产生的合法的国会，这一在反对前共产主义分子的名义下的暴力和违宪行为不但暴露了俄罗斯改革、特别是在美国和其它西方国家支持下进行的所谓“自发私有化过程”的极大危机，而且也反映了西方国家、尤其是美国的国家政策在民主、人权等问题上的前后矛盾、极端自私和反民主的实质。美国对于这一暴力的支持与一九八九年对于中国的暴力的谴责形成了对比，对于那些以理想主义的目光看待西方社会的人、对于那些相信历史已经终结、冷战已成过去的人而言，俄罗斯十月事件的后果是意味深长的。几乎与此同时，一九八九年之后在中国知识界颇有影响的亨廷顿在美国外交季刊发表了《文明的冲突？》的长文，迅速在香港的《二十一世纪》和北京的《参考消息》翻译转载，引发社会的广泛关注和思想界的讨论。[32]上述几项国际事件对于正在用儒家理想的大同观念、启蒙主义的“永久和平”或所谓“三百年来的共同道路”来解释全球化的中国学者而言，不啻是一连串深沉的思想震荡。

在上述背景之下，中国知识界先后和并行展开了一系列的讨论，其中最为重要的讨论包括如下几个方面：

第一，关于市场与市民社会的讨论。[33]这一讨论明显地承续了前一时期有关激进主义的反思，它包含两个意义：在政治改革明显受挫的情况下，只要市场改革能够顺利发展，国家机制就会相应地发生变化，从而自发地导致民主；民主的真正基础在于市民社会的形成，一旦市民社会形成，社会的分权形式也就产生了。我在这里不能仔细地分析这一讨论的理论背景，但值得指出的是：这一讨论是一九八O年代有关政治变革讨论的转向，即从通过激进地改变政治架构来建立民主，到依赖市场过程、地方及部门利益集团的形成，以及宗族等传统资源的开掘，最终获得政治民主。有关市民社会的讨论在发掘民间资源方面的工作并非一无足取，但作为对于激进主义反思的延伸，这一讨论没有仔细分析中国的市场与市民社会以及他们所期待的中产阶级的形成机制，没有分析新的利益群体在社会生活中扮演的角色，没有分析这一经济力量与国家的极为复杂的关系，也没有分析国家的内在的分化（中央与地方、国家的利益集团化、社会对于国家的渗透等等），从而无从预见这一过程内含的严重危机，也无从分析一九八O年代逐渐累积的社会矛盾。

这里的真正问题在于：在反思激进主义的前提下，有关市民社会的讨论恰恰放过了国家与利益群体之间为对付社会运动而达成的新的联盟。通过将“社会”置于国家范畴之外，这一概念及其想象将市场的自我运动看作是通向民主的自然过程，从而阻止了有关普遍民主的政治思考。从激进主义的反思，到市民社会的讨论，知识界未能对运动过程及其民主因素进行总结。市民社会概念最初是以探讨民主的可能性及其条件为目的的，但由于没有清楚地区分规范式叙述与历史进程之间的关系，这一讨论极易滑入一个理论的陷井，即将理论的诉求与实际的历史进程等同起来，以至把不平等的市场过程视为通达民主的自然进程。邓小平一九九二年的南巡缓解了一九八八年至一九九一年经济调整时期中央与地方（及部门利益集团）的紧张关系，并通过利益的分化瓦解了普遍社会动员的可能性。因此，我将一九九O年代民主进程的顿足不前归因于下述几个方面：一，一九八九年刚刚出现的社会运动与制度改革之间的互动条件彻底瓦解了，社会各阶层无法形成政治力量迫使国家调整利益关系；二，国家以暴力形式解除了社会动员的压力，但也无法以此为动力推动民主改革，形成对于地方和部门利益集团的民主监督机制；三，地方国家与中央国家通过市场过程达成了更为广泛的联盟，地方和部门利益集团不再需要社会压力迫使中央国家进一步放权让利，相反，它能够以利益关系为纽带影响国家的公共决策。[34]在垄断性的市场关系中，普通劳动者反抗垄断的价格和利益关系，他们要求国家对于价格进行调节并对市场竞争给予保护，但国家却再一次地成为垄断的保护者。在这个意义上，一种有关政治民主的理论必须在保障公民基本权利的前提下，以制度化的方式阻止国家与利益集团的二元联盟，这是形成公平的市场的基本前提。因此，以普通公民的参与为核心的混合制度（即国家、精英与大众的三层结构）的构想是一个值得思考的民主方案。[35]“三层结构”的构想强调的是如何通过将民众的诉求转化为国家的政策，从而抑制新的贵族制度以及国家与利益集团的二元联盟。这一政治构想与市民社会理论恰好形成了对照。我认为这一探讨值得我们注意并进一步讨论。在这里，特别需要探讨的是如何通过社会运动和制度创新之间的互动关系形成民主的监督机制，从而不是一般地依赖国家监督新贵阶层，而是通过各个不同层次的民主机制阻止国家擅权和地方集团的腐败。在这个意义上，通过何种力量和何种方式在各个不同层次形成公共空间是极为重要的。在我看来，这一混合制度必须建立在一个基本前提之上，即普通公民通过社会运动、公共讨论等形式在不同层次推进关于公共决策的公开讨论。在这里，社会运动与不同层次的公共空间的形成是一个特别重要的中间环节，即公共讨论和社会运动不仅发生在全国性的公共空间之中，而且也发生在各种地方性的公共空间之中，从而使得普通公民能够在公共范畴中发现与他们日常生活安排密切相关的社会议题。[36]这是民主和自由的诉求获得其具体内容的途径，也是避免将民主和自由转变为激进却没有实在内容的口号的重要方式。这一针对中国具体情境产生的构想与以扩大国家与市民之间的距离为预设的市民社会概念恰好相反，后者将社会民主理解为一个非政治化的自发过程，从而瓦解了社会动员与制度创新之间的积极的互动关系。

第二，人文精神与后现代的讨论。一九九四年，上海的一些年轻知识分子在《读书》杂志发表系列对话，讨论“人文精神”的失落问题。这是对于新的商业文化和市场过程的一个直觉的反应，它试图在肯定这一过程的前提下探讨现代化过程的道德和精神面向，捍卫知识分子的人文自觉。人文精神讨论的参与者取向各不相同，从这一讨论的主要发起者（如王晓明、张汝伦等人）的表述来看，我认为，一九九四年－一九九五年间的“人文精神”讨论的部分内容是对市场扩张运动的一次本能的反抗，它重新提醒知识界在市场条件下不应放弃自己的批判使命。[37]但与有关市民社会和激进主义的讨论一样，人文精神的讨论没有深入分析一九八O年代以来的社会变迁，基本承续了一九八O年代新启蒙思想的那些基本预设。与这一讨论相互呼应的，是作家韩少功、张承志等人对于市场意识形态的批判和反抗，他们的若干洞见为人文精神的讨论深入到大众文化层面提供了一个重要的桥梁。这一讨论受到了几乎在同一时期（或稍早一点）崛起的后现代批评的抨击。[38]后现代批评同样不是一个统一的理论群体，其中一些人通过解构现代性叙事把批判的矛头指向了当代社会进程自身，[39]但在一九九三－一九九五年间，后现代思潮的主流是把人文精神的讨论视为精英主义的叙事，他们用解构的策略为商业和消费主义文化提供论证，显示出全面拥抱市场的取向。在这个意义上，后现代的这一方面与一九八O年代新启蒙运动的批判目标并无二致，即产生于革命与动荡之中的国家。后现代批评与人文精神讨论中都有部分知识分子触及了中国改革过程的深刻危机，但这两种不同的讨论中也都包含了与市场主义者相似的乐观主义。[40]值得顺便一提的是后现代批评家以及年岁稍长一些的论者对张承志作品《心灵史》的抨击：没有人关注这一著作涉及的内部民族关系的历史，却将这一著作作为“文化大革命”的遗产、特别是红卫兵精神的象征加以讨伐。[41]这一例子深刻地暴露了中国知识分子的最为严重的思想危机：在如此关系重大的问题上，批评者不仅没有展开起码的讨论，甚至连问题究竟是什么都完全忘却了－－一切一切均存在于他们所理解的“文革”与“反文革”、“精英”与“反精英”、“世俗”与“反世俗”的关系之中。“人文精神”的讨论最终转变为有关理想主义的辩论，从而放弃了对当代社会转变及其内在矛盾的分析，这一点不能不说是论辩双方共享的方式。

第三，后殖民主义、民族主义和全球化的讨论。一九九四至一九九六年间，《读书》杂志及《天涯》杂志先后发表了数篇文章介绍萨伊德的《东方主义》及美国的后殖民主义批评，对于西方中心主义和文化新殖民的现实性和可能性给予尖锐的批评。[42]这一时期也出现了一些从依附理论、全球体系理论出发来解释全球关系和文化理论的文章，为后一阶段对于全球资本主义的检讨提供了线索。[43]这一人文思潮恰恰发生在亨廷顿的《文明的冲突？》一文激发的有关民族主义和全球化的讨论之时，势必搅合在一道形成激烈的辩论。对于那些坚信全球化和市场主义的人们而言，任何对于西方中心论的批评都是民族主义的，而对于西方中心主义的批评也的确在现实中呼应了由于上述各种事件激发起的各不相同的民族主义视野和大众文化层面的民族主义（《中国可以说不》、《妖魔化中国的背后》等书的出版）。[44]这些讨论与重新考虑传统、本土资源和对现代性问题的理论反思相互激荡，构成了对于一九八O年代以降主导性的启蒙主义知识构架的系统质疑。[45]大多数有关后殖民主义的讨论限于西方学术著作的介绍和发挥，讨论本身没有深入探讨中国在殖民主义历史中的位置、中国现代化过程与全球化之间的复杂的历史关系。更为重要的是，无论是后殖民主义对于民族主义的解构，还是文明冲突论及其它历史事件激发起的民族主义和全球化研究，均未能对“民族主义”作为一种多样的历史现象（如殖民主义的民族主义、反殖民主义的民族主义、文化的民族主义和军事的民族主义、国家的民族主义和大众的民族主义，等等）及其各不相同的历史动力作出分析，没有对全球化过程与民族主义的关系给出清晰的解释。讨论在不同类型的“政治正确”之下宣告中止。但这一时期的相关讨论对于中国知识界摆脱西方中心主义的历史观和批判地理解民族主义问题有着积极的意义。

第四，关于制度创新、理论创新和国家能力问题的讨论。一九九三－一九九七年间，中国知识界的一些具有批判倾向的知识分子开始考虑社会公正问题，他们在俄国、东欧改革以及东南亚和中国乡镇企业的经验背景下，从不同的方向展开问题。[46]这一讨论与稍早（一九九二年）开始的有关国家能力的研究存在着某种呼应的关系（我不是说取向一致），但在理论框架上有着重要的区别。国家能力问题涉及了一九九O年代社会不平等的一个结构性动因，即中央国家与地方及部门利益集团的关系问题。在一九九一至一九九三年间的讨论中，“国家能力”问题的讨论普遍地被视为带有国家主义倾向的政策研究，从而大部分知识分子对于这一影响广泛、具有重要价值的研究没有作出正面的回应。[47]一九九七年世界性的经济危机促使人们思考金融资本的跨国流动对于社会和经济的破坏性，从而激发了从跨国主义的破坏性与内部社会保障机制的必要性的角度重新讨论“国家”的含义、思考民主与国家之间的关系、讨论国家的多重性、资本与国家的二元论的内在矛盾，等等。[48]国家问题的提出具有双重背景：在一九九一年，国家或国家能力问题的提出主要指中央国家的能力，它针对的是以“放权让利”为取向的改革政策及其后果，而在一九九七年以后，国家问题的核心转向了全球化过程中国家的作用和地位问题。但这两者显然具有内在的连续性，并以发展和社会保障问题作为中心。当代中国的国家问题是一个最为敏感和复杂的理论问题：国家能力的衰落与国家对基层社会和市场活动的过度干预（包括对于市场的行政分割）并存，自由市场、跨国运动等看似反国家的力量恰恰为国家的必要性提供了前提。在这一悖论式的历史条件下探讨国家问题，任何民主的诉求均无法将对国家的批判与对市场社会的运动的批判分割开来。民主问题在这一语境中的意义包含了两个主要的方向：一方面，建立有关市场的民主制度，扼制资本流动对于人们的日常生活的破坏；另一方面，建立民主的制度框架，扼制反市场的力量转化为国族中心主义、国家主义和极权主义。我认为在一九九三－一九九六年间发生的各项讨论中，有关制度创新、理论创新的讨论是较为深入的部分，因为它从理论和实践的层面触及了一九八O年代以来中国改革进程的真正危机，并积极地提出更为民主的改革方案。[49]这场讨论的实质是反对“新自由主义”的制度拜物教，反对将权威主义的或外来强加的制度视为一个民族不可避免的命运，探讨民主化的市场经济方式。在这一讨论中，现代社会的经济和民主经验被理解成是多元的，从而为按照特定的历史需要进行选择和创新提供了理论上的可能性。最为重要的是，它明确地批判了俄罗斯已经实行、中国正在推进的在权力控制下的自发私有化进程，揭露了这一市场经济模式的反民主特征，证明了目前实行的各种私有化方案与民主制之间的内在的矛盾，进而为普通民众的直接参与、技术先进与技术后进者的联盟，以及企业和政治制度的改革提供了新的方向。这一理论思考把政治民主与经济进程的民主化联系起来，不仅是对一九八O年代、甚至更早时期中国的历史经验的总结，而且也在理论的层面为民主改革找到了现实的动力，为深化而不是神话民主提供了一种新的视野。然而，这些重要的洞见没有引起真正的讨论，几乎刚刚开头就被知识界自身给压抑了，它的意义要到稍后的阶段才能被逐渐理解。

一九九三至一九九七年的讨论开始把论述的重心从传统的宏伟叙事转移到当代中国和世界正在发生的转变本身，为后一阶段对于新自由主义更为系统的批判提供了思想视野和现实资源。对西方中心主义的批判是一九九O年代的重要思想解放力量，它把人们从历史目的论和有关西方的幻觉中解放出来。一九九七年，当代资本主义的系统危机席卷亚洲地区，它被奇怪地命名为亚洲金融危机。一九九三－一九九七年正是中国经济发展最快的时期，经济学家和有些文化论者陶醉于儒教资本主义和东亚模式，对于这一危机的到来及其严重性完全缺乏反应的能力。全球性的危机本身对“新自由主义”的意识形态构成了尖锐的挑战。如果说“人文精神”的讨论是对这一进程的本能反抗，从而没有真正解释市场主义时代的内在矛盾，那么，中国后现代主义思潮同样在这一短暂的时期兴起，又在这一短暂的时期丧失活力，它们没有能够提供人们认识和理解当代资本主义的内在危机的基本视野，却与那些倡导激进私有化方案的人们一样，将市场主义看作是解构旧时代的最佳良方，而从未意识到这一市场主义是一个更为巨大的宏伟叙事。后现代思潮分享了新自由主义的若干预设，它的解构主义姿态和某些解放作用与它所内含的保守性相互并存。我认为这一时期的最为重要的思想发展是在批评西方中心主义的思潮中产生的有关现代性问题的理论思考，以及对于制度创新和理论创新的思想探索。

c. 1997至今：关于新自由主义的辩论

第三阶段是一九九七年至今的时期，这一时期的争论被有些人不恰当地称之为“自由主义与新左派”的论战，从上述分析来看，我以为这场论争的核心是有关“新自由主义”的论战。“新自由主义”以自由市场为名对社会进行有计划的分割，从而也激发了一些知识分子以自由主义理念揭示这一进程的强制性和虚伪性的努力。[50]有人将《当代中国的思想状况与现代性问题》一文在《天涯》杂志的发表作为这一论争的触发点，但在我看来，它不过是以明确的和系统的方式将先前的讨论扩展为对于现代中国历史的重新理解，从而产生了某种程度的历史观上的震动。一九八九年以来，“新自由主义”、新保守主义和新权威主义（这几者之间虽有矛盾，但在理论上却分享了若干共同的前提，以至它们以批判“激进主义”和他们指控的“新左派”为前提达成联盟）共同扭曲了一九八O年代的新启蒙思潮的丰富而复杂的思想遗产，并声称“新自由主义”的意识形态才是一九八O年代思想解放运动的合法继承者。在这一情境中，那些对“新自由主义”进行批评的知识分子不得不首先对一九八O年代的思想遗产进行批判性的总结。[51]今天被“新自由主义者”视为敌人的批判的知识分子其实正是一九八O年代思想遗产的批判的继承者或继承的批判者，他们力图将一九八O年代的解放力量和另类思想从“新自由主义”的意识形态中重新解放出来。通过对于各种各样的社会和历史问题的探讨，批判的知识分子群体极大地拓展了思想和言论的空间，他们深信：没有宪法保障的公共空间，没有对于言论自由和公共讨论的追求和奋斗，也就没有批判思想的生存空间和民主的可能性。在我看来，无论从哪种理论出发，任何将政治自由贬低为次要的或者虚假的论题的方式，都必须加以拒绝；与此同时，社会专制本身并不仅仅来源于国家权力，而且也来源于某些社会群体和知识群体及其运作机制。在这样的复杂的历史条件下，批判的知识分子需要在更为广阔的范围内展开对于不同形式又相互配合文化专制主义的持久斗争。一九九七年以降的讨论还有一个值得提出的特点，这就是一种新的批评空间的出现：来自韩国、日本、美国、欧洲的学者和知识分子，以及台湾、香港的学者都在中国大陆的刊物上直接发表文章，参与了讨论，而中国大陆的学者也参加了其它地区的讨论。在这一空间中，有关中国问题的国际性的视野逐渐展现出来。

一九九七年以来进行的思想论战事实上是由当代社会矛盾的尖锐化触发的，以“亚洲”命名的金融风暴为此提供了一个广阔的世界性的背景。在风暴过程中，韩国、香港和东南亚国家的经济遭到严重挫伤，也几乎与此同时，中国乡镇企业明显衰退，中国经济－－尤其是它的金融系统－－的内在矛盾暴露无遗。但究竟是哪些因素使得中国没有立刻遭到重创？在这一背景下，人们不得不严肃地面对当代资本主义体系的内在矛盾，不得不认真地思考长期被奉为楷模的市场模式在中国当代进程中的意义，不得不冷静地观察在立法改革的民主化要求的表象下隐藏的将既定利益关系合法化的尝试－－所有这一切构成了对于一九八O年代以来逐渐形成的那些思想前提的必要反思。正是在这一历史视野中，“历史终结论”的实际含义得到了彻底的揭露，民主命题的当代意义得到了理论的扩展。[52]一九九八年发生的科索沃战争、中国驻南斯拉夫使馆被炸、WTO问题的争执，以及在改革过程中进一步深化的失业、下岗、制度性的和日益国际化的腐败（从走私到洗钱，从个别人的见利忘义到集团性的行为）、贫富分化、环境危机和其它社会矛盾，击破了任何关于现代社会的天真幻想和理论幻觉。这一进程本身充分证明：全球化不再是一个外在于中国社会的问题，不再是我们要不要加入的问题，而是一个社会的内在的问题。政治权力与市场安排的关系，新的社会贫困和不公的制造，旧的权力网络与新的市场扩张的内在联系，在这里触发了重新思考近代和现代历史的机会，触发了重新创造性地理解社会主义遗产的讨论。一九八九年深藏在社会运动内部的那些潜在的、不自觉的要素，现在逐渐地明朗化了。因此，一方面，以《读书》杂志和《天涯》杂志为中心，出现了大量的有关经济危机、发展主义、政治民主、全球化、社会平等、妇女问题、教育问题、战争与革命、“新自由主义”、殖民主义等观点各异的公共讨论和论辩；另一方面，随着某些被视为“新自由主义”（有时也被直接表述为古典自由主义）经典的著作的翻译和出版，以及一些自由主义者的著作和文章在朝向保守主义方向上的激进化，“新自由主义”显然进入了一个对自己的意识形态进行系统阐释和宣传的时期。

“新自由主义”是一种以经济理论为中心的范围广泛的意识形态，它渗透到当代社会各个方面，并具有相当强大的支配力量。因此，对于“新自由主义”/新保守主义的批评展现为各个相互区别的方面。在过去二十年的历史中，中国大陆的社会思想从未出现过如此错综复杂的局面，在我看来，这一现象表明了当代世界的那些支配关系本身的裂痕和危机。也因为如此，在介绍这些批评之前，有必要作出几点说明：首先，这些批评针对的论题极为广泛，并不都是直接针对“新自由主义”的理论批判，但它们涉及的社会关系本身与“新自由主义”存在着这样或那样的联系。其次，这些批评并没有统一的、一贯的逻辑，它们相互之间经常存在着重要歧异和矛盾，其中既有批判的自由主义的因素，也有传统的马克思主义的因素，既有国际主义的因素，也有民族主义的因素，既有传统学术和文化的因素，也有后现代的因素，等等。因此，我们不能将对“新自由主义”的批评视为统一的思想运动。第三，我的概述不可避免地集中于一些明确的讨论和交锋，无法深入说明在许多学科领域正在展开的学术研究，但这绝不意味着这类研究与此无关。最后，我在此扼要地分析这类讨论与“新自由主义”/市场激进主义的关系方面，但这并不意味着我本人认同所有这些讨论以及所有作者提出的论点。我提供的是一个历史分析。

一九九七年以降的讨论集中在如下几个方面：

第一，关于自由主义传统及其当代问题的讨论。“新自由主义”以自由主义为名，但其核心是保守主义的政治理论和市场激进主义。在当代中国的语境中，“新自由主义”不仅以专断的方式排斥各种批判理论，而且对于自由主义内部的其它传统如罗尔斯、德沃金等人的平等主义取向、社群主义和共和主义的有关讨论也毫不宽容。在权力市场化的时代、在以私有化的名义瓜分公共资产的过程中，那种明确地将自由与平等、自由与民主、个人与社会对立起来、反对“民主妨碍自由”的理论方式和论调是意味深长的。[53]即使对于哈耶克的理论，“新自由主义”也只是用之于“自由市场”的合法性论证，他们将解构一切社会传统的激进的市场计划等同于“自由”的观念，从而绝不关心哈耶克理论内部有关历史性的讨论。“新自由主义”的理论特点之一是否定市场过程与政治过程之间的密切关系，以解构国家为名放弃对于市场化条件下民主问题的探索。正是在这一背景下，从一九九七年起，一些学者对自由主义传统进行重新疏理，从自由主义内部揭示新自由主义的反民主的实质。这类讨论遍及托克维尔、柏林、阿伦特、哈耶克、哈贝马斯、罗尔斯、泰勒等思想家，对于近代欧洲自由主义政治传统及当代自由主义理论进行再诠释，在分析其内在的困境的同时，从不同的层面和角度恢复和发展了自由主义内含的平等主义取向。是贵族的自由主义，还是平民的自由主义？是政治自由主义，还是保守主义的现代化理论？是真的尊重传统，还是破坏一切社会关系的市场激进主义？是自生自发的秩序，还是将社会人为地、有计划地、强制性地分化为阶级？对这类问题的追问将批判性的自由主义从“新自由主义”/新保守主义的喧嚣中解放出来。这一方式从自由主义传统内部颠覆了“新自由主义”的合理性，并在自由主义讨论中注入了一些新的因素。[54]中国的自由主义不是一个统一的群体，某些自由主义者通过揭露和分析现实的市场化过程与腐败、垄断的内在关系，吁求社会公正，力图将他们与“新自由主义”区别开来，以至在不同的情境中，这些学者偶尔也被命名为“新左派”或“民粹主义”。[55]这一语境推动了有关自由主义的理论思考和反思，某些较为温和的自由主义者相应地调整自己的立场，试图在自由主义理论与其它理论之间进行积极的对话。[56]我认为有必要击破当代自由主义的神话，即“新自由主义”创造的“自由主义”与“新左派”的二元论；“新自由主义”是一种右翼思潮，它不仅与各种批判理论相对立，而且也与自由主义自身的许多诉求相对立，在这个意义上，自由主义内部可以区分出左与右。另一方面，对腐败和专制的抗议并不自明地表明可以在自由主义与新自由主义之间划出鲜明的界线，我们仍然必须检验针对腐败和专制的替代性方案。在这个意义上，从批判性的视野重新阐发、探讨和反省自由主义不仅具有特殊的解构作用，而且也是构思中国的民主方案的必要步骤。

第二，对于历史资本主义的理论探讨和历史分析。新自由主义把市场制度视为“自生自发秩序”、将自由贸易看成是市场经济的天然法则、把利益最大化看作是市场时代唯一的伦理准则，这一理论的视野与日益严重的贫富分化、不断深化的经济危机、从未中止的腐败和权力市场化过程构成了尖锐的对比。新自由主义用抽象的“市场”概念掩盖了中国社会和当代世界的严重的社会不平等，掩盖了改革过程中的急剧的社会分化，掩盖了这一社会经济过程与政治的内在的、不可分割的联系。这种“新自由主义”的特点是用普遍而抽象的市场主义拜物教阉割平等的价值，在抽象的竞争和效率为幌子下，放弃对一个社会内部和全球范围内形成的巨大的贫富差别、在自由贸易的名号下实行的对落后地区的掠夺性开发和贸易等现实进行批判性分析，从而掩盖了这种不平等的结构本身正是政治性安排的一部分。在中国的改革过程中，这一主义拒绝考虑市场规则的形成与普遍的民主参与和起码的平等诉求之间的关系，从而与通过权力瓜分国有资产、通过垄断获取超额利润、通过权力与跨国资本或国内资本联手霸占市场资源的利益群体形成了一种共谋关系。“新自由主义”自觉和不自觉地加强了垄断和反市场的趋向。然而，仅仅在道德的层面谴责“新自由主义”是无力的，这也是自由主义经济学家以科学的名义拒绝这类道德批评的主要理由。[57]在这一情境中，超越道德批评，从理论、历史和现实层面回答“新自由主义”的基本理论预设成为迫切的要求。延续着前一时期关于全球关系和现代性问题的反思，从一九九八年起，《读书》杂志、《天涯》杂志和其它一些刊物陆续发表了若干有关历史资本主义的理论和历史探讨，从理论、历史和现实（尤其是金融危机）等方面极为有力地回击了新自由主义的市场神话。在这一讨论中，卡尔·波拉尼、布罗代尔的理论和马克思的政治经济学传统提供了重要的思想资源，在一种政治经济学的或经济史的批判视野中，批判的知识分子试图重新检讨历史资本主义的主要特点及其与当代经济危机的联系，分析新自由主义有关政治与经济、国家与市场、自然与社会、国家与社会的二元论，这些理论预设被展示为一种历史的虚构和意识形态。这类研究为更为现实、也更为直接的对于新自由主义的批评铺平了道路。[58]上述讨论突出了资本主义市场与权力、暴力、干预、垄断之间的内在的联系，揭示了政治、经济和文化之间从未中止的连带关系，并对市场与资本主义在理论上作了必要的区分，不仅为设想一种平等的、共同参与的市场关系和民主的政治架构提供了历史的视野，而且也为反思传统社会主义的历史实践提供了新的可能性。

第三，与对历史资本主义的分析直接相关的是有关WTO和发展主义的讨论。这一讨论最为集中地暴露了“新自由主义”与国家、利益集团和跨国资本之间的内在联系。国家及其指导下的媒体对WTO谈判进行了长时期的、一边倒的宣传，恰好与美国媒体的有关报道相互呼应。一些知识分子利用网络和学术刊物对WTO问题进行了认真地研究，但几乎所有对于WTO的批评意见均无法在公开的媒体出现，也从未有过真正的有关WTO的公开论辩。“新自由主义”把WTO视为“自由市场”计划的伟大发展，认为这一计划为中国铺平了通向民主的道路。然而，这是涉及上亿人的日常生活然而却没有任何公共讨论的政治安排，甚至在中美谈判之后，有关的信息也没有公开。[59]然而，很少有人将这一问题与言论自由和公开讨论问题联系起来，这是为什么？据我的阅读，大多数批评WTO协议的学者都没有在原则上反对中国加入WTO，也不是无条件地、抽象地反对全球化，他们的诸多具体分析提出的是两个主要问题：第一，中国应该在何种条件下加入WTO；第二，是否存在公开的讨论、具体的分析以及对于WTO所代表的世界秩序的批评。在这里，真正的问题在于民主问题：是否存在公开的、民主的讨论，是否存在制定国际规则的民主程序。我们要问：WTO规则的制定是否公开和民主，我们还要问：中国加入WTO和如何加入WTO的问题是否遵循了民主的和共同参与的原则。没有这样的公开的、民主的参与，大谈全球化与民主的关系无非是用民主的外衣将一套专制的规则合法化而已。从一些影响不大的专门刊物（如《国际经济评论》）、Internet及有些海外报刊的讨论来看，对于WTO的理论批评和具体探讨，连同其它少数经济学家和政治学者对于相关问题的尖锐分析，构成了对“新自由主义”及其国内和国际秩序的尖锐挑战，揭示了激进市场主义与民主之间的对立关系。

上述讨论与人文学者和社会学家关于发展主义的讨论相互呼应，它们共同揭示出“发展”的幻象和“过渡”神话如何掩盖了政治自由和社会民主问题的迫切性。[60]对于发展主义的批评不是对于发展的批评，而是要重建发展与自由之间的内在的联系，重申民主和多元性在这一过程之中的重要性。“新自由主义”将发展理解为狭隘的经济增长，而不关心这一增长与政治自由、社会福利之间的关系，从而有意无意地忽略了经济增长的政治前提。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有关发展主义的讨论涉及的不是单纯的经济增长及其模式问题，而是政治与经济的关系问题。发展主义不仅是国家政策的核心，而且也是WTO、IMF等国际组织对当代世界进行规划的依据，它的理论支柱就是“新自由主义”或市场激进主义。发展主义通过将成功的发展模式当作普遍的发展模式，掩盖了这些发展模式本身产生于不平等的中心/边缘的依附关系之中，从而切断了自由选择与发展的内在联系。这一“自由市场”计划在创造生态危机、贫富分化的同时，还在民族国家内部和世界范围内构筑各式各样的殖民关系，拒绝民主地控制社会。[61]有关WTO的论辩深刻地反映了言论自由和公共讨论的必要性。WTO以及其它重大社会问题的出现同时对知识分子争取言论权利的斗争提出新的要求：在当代社会的极为复杂的情境中，争取言论自由和新闻自由的斗争必须置于更为广泛的民主视野内，从而将上述宪法权利与社会各阶层的权利诉求和社会运动密切地联系起来。这里的关键问题是：防止利益集团对于这类权利的垄断，防止公共领域的重新封建化，实质性地扩展我们的社会空间。[62]

第四，关于民族主义问题的讨论。这是一九九三年关于民族主义和全球化问题的讨论的继续，但在科索沃战争和中国使馆被炸事件中重新激化了。一九九九年是一个戏剧性的年头，远在中欧的南斯拉夫在发生了一系列分裂之后，科索沃危机再次爆发，以美国为首的北约绕过联合国、以人道主义为名进行武力干预。五月八日中国使馆惨案发生，引发北京和其它城市的大学生和市民阶层抗议游行，并向美国等北约国家使馆投掷石块。从一九八O年代以降有关“五四”启蒙传统的讨论就曾经引发“救亡压倒启蒙”的感叹，几乎与此完全一致，一九九九年开始有人将近代中国历史的两大病灶归结为“民族主义”和“民粹主义”，但同样对社会运动的复杂成分和历史成因未作任何历史分析。针对新的事态，也针对海内外有关中国民族主义的批评和鼓动，若干知识分子发表了他们的看法。首先是北约干预的性质：是人道主义干预，还是地缘政治利益关系的体现、超帝国主义的圣战？北约在战争中动用的高科技武器、媒体动员及不同以往的战争目标似乎与常规帝国主义有所不同，但所有这一切都无法掩盖其超帝国主义的实质，无法遮蔽这一军事行动与传统帝国主义之间的理论的和历史的联系。[63]第二是民族自决权与人权问题。从一九四五至一九六O年代，西方国家对于联合国宪章中的民族自决权条款一向反应冷淡，但当民族独立和解放成为世界潮流之时，西方国家转而赋予“自决权”理论以“对内自决权”的新意义，从而将民族自决权理论与人权和民主选举权联系起来。一九九O年代初期，斯洛文尼亚、克罗地亚通过投票公决等方式宣布独立。克罗地亚独立后，造成了事实上的种族清洗（强迫人口转移），但在德国承认公决结果的影响下，西方国家先后承认了他们的独立。因此，在多民族混居的地区以公决形式实行“对内自决”，必然逻辑上导致种族清洗，在这个意义上，民主选举只能决定既定政治体内部的事务，而不能用于决定政治体的边界。南斯拉夫解体除了与内部政治架构和关系的变化之外（一九七四年宪法赋予各共和国对联邦政策的否决权），还与该国接受“国际货币经济组织”紧缩经济的“休克疗法”有关，该政策造成大量失业和经济衰退，从而激化了分离主义倾向。为了保障南斯拉夫的还债能力，“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在“结构改革方案”期间要求经济权力高度集中，这是南斯拉夫取消科索沃自治省地位的直接原因之一。南斯拉夫危机不能仅仅在民族主义的范畴中进行分析，而必须置于该国和国际的政治经济关系中考察。以狂轰滥炸为形式的“人道主义援助”与人权诉求之间的脆弱联系在这一分析中完全解体。[64]我们不能不问：为什么在冷战结束之后，西方国家开始转变其反对民族自决的长期政策，转而鼓励许多国家内部的民族自决？西方国家在殖民扩展时代反对第三世界国家的民族自决（他们要求的是开放市场），而在经济全球化时期，则鼓励、甚至策动这些国家内部的民族自决，前者是资源、市场和劳动力的直接占有，而后者则利用区域自治或民族自决解构这些民族国家，从而使得这些地区和国家在更大程度上依附于以美国和西方国家主导的全球化秩序。在对内自决过程中产生的民族冲突和种族清洗为西方国家的全面干预提供了（人权和人道主义）借口。因此，在反思南斯拉夫政治危机的过程中，我们不可能将对该国的国内政策的批评与国际条件分离开来理解。

科索沃战争激发起的抗议运动与各种各样的民族主义纠缠在一起，为了避免这一抗议运动落入支配性的政治力量预定的轨道，有必要对社会抗议运动与国族中心主义在理论上和实践上加以区别。因此，必须追问：在国家媒体和西方媒体片面报道之下，是否存在着将对霸权的抗议与对国家的民族主义动员的批判区分开来的理论必要性？国家动用媒体对轰炸事件进行了广泛的报道，试图利用社会舆论与美国和西方国家进行讨价还价，但在抗议运动呈现蔓延之势时，立刻采取了组织、限制和劝导的方法；与此同时，西方媒体掩盖轰炸的真相和战争造成的更大规模的“人道主义灾难”，却同时将普通民众对于暴力抗议勾画成为排外主义和民族主义的狂热。因此，就抗议运动而言，必须在理论上说明对霸权和暴力的抗议与排外主义的区别，必须说明民众的政治参与和社会运动在中国民主运动中的意义。只有在理论上区分了对暴力的抗议与民族主义，才能对于社会运动的多重可能性进行积极的支持和批判。我认为没有任何理由将社会运动理想化或浪漫化，而应该对各种社会思想或社会运动得以发生的条件进行分析，这是在理论上和实践上对社会运动进行判断的基本根据。在这个意义上，把民众对于社会进程的参与和要求、把对于霸权的抗议统统作为“民粹主义”、“民族主义”或者“激进主义”而排除在制度改革之外，这一观点看似与国家的民族主义宣传相互对立，但基本逻辑却是一致的。这两种不同的政治取向从不同的方向上瓦解了社会运动内部孕育着的民主潜能和平等诉求。如果要谈论作为一种历史现象的民族主义，就不能仅仅将之作为一种思潮，而应作为居于支配地位的世界关系进行分析。那些假借全球主义的名目席卷全球的力量正是最大的民族主义。因此，如何区别各种不同的民族主义、如何分析民族主义的历史条件、如何在特定的情境中批判并超越狭隘的民族主义、如何在全球化条件下重构国际主义的历史传统，成为迫切的理论课题。[65]

在有关民族主义的讨论中，性别问题与女性主义的讨论提供了一个独特的视角，它们在当代理论的视野内揭示了市场社会规划的强制和潜在的暴力。“新自由主义”的世界秩序不仅创造了贫富的巨大分化，而且也重新扩展了性别之间的鸿沟，并在各种宏大叙事中将这种关系合法化。[66]正是在这一背景条件下，一九九九年，《读书》杂志发表了若干有关女性主义的讨论，它们以印度、巴基斯坦、南斯拉夫以及晚清时代有关性别与民族主义的关系为题，对于那种将当代问题置于激进民族主义框架中的理论努力和社会反应给予尖锐批判。上述讨论没有直接分析当代中国的性别问题，也没有来得及分析“民族主义”的多样的历史条件和各不相同的内含。但是，性别视野提供了一个不可或缺的反思视角，促使人们在当代中国的动荡和激越的情绪中重新思考自己是否已经陷入了新的支配和暴力。在我看来，中国知识界有关民族主义的讨论在总体上构成了一种积极的对话关系，它将超帝国主义与全球化的论题、民族主义与国际主义的论题、民族自决权与新自由主义的世界规划问题、性别与女性主义问题综合在一起，形成了理解民族主义问题的多重视野，为摆脱承认霸权与极端民族主义的二元论提供了思想的资源。[67]

第五，关于亚洲问题与中国革命的讨论。这一问题不仅为理解近代和现代中国的历史提供了视角，也明显地突破了一九八O年代创造的现代化历史观和以西方为中心的世界图景。在一九九六－二OOO年间，《读书》杂志发表了来自中国、日本和韩国的多位学者和知识分子有关亚洲问题的讨论，并与台湾、香港的一些相关讨论相互对话。这一有关亚洲问题的讨论在一九九七年金融风暴之后获得了新的含义，即有关抵抗全球资本主义的压力而形成更为密切的区域关系的思考。在全球化和中国朝向西方的开放过程中，亚洲问题的提出尽管含混，但却包含了一种知识和兴趣上的变化和调整。[68]我认为在亚洲问题的讨论中，最值得注意的不仅是有关“亚洲”文化的讨论，而且是关于战争、殖民、革命以及民族主义等问题的辩论。作为一种知识的对象、作为一个具有内在联系的整体的观念，“亚洲”是殖民、战争、侵略、革命和交往的产物，任何对于这一问题的讨论都无法离开上述具体的历史关系，从而也无法离开观察这一历史关系的不同视角及其相互对话。这一讨论为亚洲、特别是东亚地区的未来发展提供了一种历史的视野。日本学者对于战争责任的反省从另一个方向上提出了在现代化理论之外重新理解中国现代历史和现代革命的必要性，他们力图将这一过程放置在亚洲和世界的具体历史关系之中，追问这一过程的发生条件和历史含义。

在当代中国的语境中，亚洲、全球化和中国革命问题的提出似乎是一种历史的循环，但它已经是一种批判的发展，而绝不是革命世界观的翻版。如何重新理解中国革命，重新理解社会主义遗产，重新理解这一遗产中的成就和悲剧，是当代中国知识界迫切需要回答却未能回答的重大课题，这是因为新自由主义意识形态的合法性就是建立在对于这一遗产的彻底否定和道德谴责之上的。从一九七O年代末期到一九九O年代，中国知识界对于社会主义历史进行了长时期的反思和总结，对于这一进程中的各种悲剧作出了检讨。在当代中国关于革命的反思中，一个基本的趋势是以对革命的后果（即新的不不平等和社会专制）的批判替代对于革命的历史条件的分析。在这里，根本的问题，绝不是如何为这一革命历史中的悲剧辩护，而是如何理解这一悲剧，如何理解这一悲剧与殖民主义、资本主义市场扩张和中国社会的历史条件的联系。无论是社会革命，还是民族革命，它们在实现自己的平等诉求的过程中都在不同程度上将不平等关系带入到新的制度之中。因此有人把过去半个世纪中的历史教训归结为平等问题，从而为当代现实中的不平等条件提供合法性。然而，他们怎样面对即使是毛泽东本人也承认的三大差别？为了工业化或者现代化的国家目标，城乡差别被制度化了，这是平等么？“文革”开始前后，人们关心官僚制和新的社会等级制问题，社会动员的部分动力也来自于此，那样的社会现实是社会平等么？遇罗克批判的血统论是“文革”的遗产之一，它所造成的悲剧有目共睹，那么，血统论是社会平等的诉求还是等级制的意识形态？中国社会主义存在深刻的教训，但这种教训不是因为它实现了平等，而是因为它的平等目标没有能够真正实现。换言之，应该批评的不是社会主义运动在平等方面获得的成就，而是它在这一过程中造成的新的等级制和身份论，并探讨平等诉求与其他诉求之间的复杂关系。分析革命的产生条件并不等同于呼唤革命，对于社会平等的诉求并不等同于革命的诉求。在这个意义上，核心的问题是：通过对于革命得以产生的具体条件的探讨，思考民主的、平等的因而也是自由的社会的可能性及其历史条件。因此，真正的问题不是简单地否定平等的价值和社会实践，而是：为什么一个以平等为目标的社会运动自身也产生出新的等级制？它的历史的机制是什么？只要对于殖民主义时代以来中国和世界所经历的残酷历史经验有所了解，只要对于中国社会主义运动曾经具有的那种解放作用有所了解，只要不是以冷战的意识形态看待社会主义的经验和教训，我们就不会对于这一运动的失败抱着幸灾乐祸的心态，也不会一边谴责社会主义的历史，另一边却对殖民主义时代的战争、屠杀、种族清洗和各种暴行轻易地忘却，更不会放弃对于中国社会主义历史与这一过程之间的关系进行认真的观察。

在给文集《死火重温》所写的序言中，我曾经将有关“新自由主义”论战的焦点归结为社会平等和社会公正问题，它既包括国内的平等，也包括国际的平等，既包括经济关系的平等，也包括其它社会关系（如性别关系，民族关系，政治关系，城乡关系、自然与人的关系等等）的平等。这就是为什么有关女性主义、民族主义、后殖民主义、亚洲问题、生态问题、发展问题的各种讨论都可以视为对于“新自由主义”的广泛批评。正是基于这一观察，我把批判的知识群体视为一个范围广泛、内部差异极大、讨论范围也不尽一致的批判性的思想运动，而不仅仅是经济学或政治学的讨论。批判的思想群体的共同特点是致力于揭示经济与政治之间的关系，揭示知识分子群体所习惯的思想方式和观念与这个不平等的发展进程的内在的关系，把民主的政治诉求扩展到经济和其它社会领域，寻找更为公平的、民主的和人道的变革道路。我在这里所指的平等不是理论上的先验设定，而是针对一种历史关系和权力关系所产生的等级结构的批评，也是对于国家和某些利益群体所奉行的“新自由主义”理论和政策的批评。如果说对平等的诉求包含着极为复杂的社会因素，那么，从理论和实践的层面来看，当今中国的左与右的根本分歧还是在于民主问题。批判的知识分子强调市场和市民社会的运动从来没有也不可能离开特定的政治结构，从而社会变革的任务是创造一种民主参与的机制，而新右翼则在理论上强调市场和市民社会的自我运动，强调这两个领域的非政治性，从而将自由诉求放置在民主诉求之上。在我看来，问题的核心在于必须赋予政治自由以实质性的内容，而不是抛弃政治自由的基本诉求。在当代语境中，以自由反对民主、以个人权利批判平等不能简单地视为对于自由主义理论问题的探讨，它与正在进行的不平等的市场扩张过程（少数人自由地和合法地剥夺社会财产的过程）密切相关：这一过程是政治的，还是非政治的？如果把政治自由仅仅看作是一个独立的过程，或者，认为政治改革仅仅是为了保障经济改革的成果，而不去关注政治与经济的关系，不去考虑政治、经济领域的新的发展与其它各种社会领域的关系，那么，这实际上是说经济和其它社会方面的安排是一个超越于政治的领域，它只能交给“自生自发的市场秩序”来自我调节。在这样的视野中，一九八0年代以降的众多理论和实践问题也就无从着手讨论了。

从一九八九年之后有关激进主义的反思，到一九九七年之后关于“新自由主义”的辩论，中国大陆知识界对于当代现实的理解明显地深化了。但是，在一九八九年之后，知识分子的思考是从对于激进的社会运动的反思开始的，又由于这一反思在若干情况下分享了保守主义的和“新自由主义”的一些前提，从而社会运动与制度改革的互动关系在理论上没有得到应有的重视。工人、农民、妇女和其它社会群体的利益问题在各种知识讨论中逐渐浮现，但这些社会群体的自我保护运动及其与制度改革的关系并没有在理论上得到说明。一九七八年以来的改革运动在一定程度上是社会分工的专门化过程，也是社会阶层的重新分化过程。作为一个改革时代的获利阶层，知识分子逐渐被完整地组织在与国家、教育机构、科研机构、商业活动、高技术领域、媒体等行业的内在关联之中，这一阶层与工人和农民阶级的历史联系似乎已经完全断绝。它关注思想自由、言论自由和结社自由等宪法权利的落实，但没有能够将这一诉求与其它社会阶层争取生存和发展权利的诉求密切地关联起来。即使是那些关心社会保护运动的批判的知识分子也没有找到一种有效的方式，建立理论实践、制度创新与社会运动之间的互动关系。我认为，正是由于这一点，有关制度创新和理论创新、有关建立普遍参与的经济和政治架构的思考，就仍然停留在较为抽象的阶段，而当代的社会矛盾已经达到了相当尖锐化的程度。我在这里提及这一点，绝不是否定理论工作的重要性，也不是无条件地支持社会运动（如同一九八九年的经验告诉我们的，运动本身包含了及其复杂的成份和取向），恰恰相反，我认为正是由于没有能够将社会运动与制度改革的关系理论化，从而也就使得我们看不到衔接理论与实践之间的内在联系的真正契机，建立不了对于社会变迁和社会运动的历史理解，找不到通过民主进程避免社会分化和解体的真正道路。[69]

3. 为什么从现代性问题出发

在一九九O年代中国大陆的语境中，对于新自由主义的批评与对现代性问题的反思密切地联系在一起。正如新自由主义在当代中国是一种思潮而不是完整的理论一样，对于新自由主义的批评也不是一种系统的理论批评，而是通过重新思考现代性问题而逐渐展开的。现代性是一个广泛、复杂和多少有些含混的概念，那么，为什么反思会从这一抽象的理论概念出发呢？在理解这一问题时，我以为需要考虑如下几点：

第一，一九八O年代对于中国社会主义的反思是在传统/现代的二元论中展开的，从而它对社会主义问题的批判无法延伸到对于改革过程及其奉为楷模的西方现代性模式的反思，相反，对于社会主义的批判变成了对于后冷战时代的自我确证。在反思现代性的视野内，社会主义及其危机被理解为现代性危机的一个部分，当代进程并不能自外于我们的反思和批评。因此，恰好是在现代性问题的视野中，社会主义与当代危机之间的密切联系才得以呈现出来。中国社会主义运动是一种反抗运动，也是一种通过建国运动和工业化过程而展开的现代化运动，它的历史经验和教训都密切地联系着现代化过程本身。对于这一运动的平等和自由的诉求如何落入制度性的不平等和等级制的过程的探讨，离不开对于现代化过程（建国运动与工业化）的再思考。尽管我们以否定这一运动作为当代现代化历史（“新时期”）的开端，但在某种意义上，我们仍然置身于同一历史进程之中。因此，我们无法一边批判和拒绝社会主义历史，另一边却将这一批判和拒绝当作对于当代现代化进程的自我确证。

第二，一九八O年代以至“五·四”以降，中国知识界对于中国社会问题的思考是在中国/西方的二元论中展开的，从而它对中国问题的批判无法延伸到对于殖民主义历史和启蒙运动所提供的那些知识和真理的反思之中，相反，对于中国传统的批判变成了对于西方现代性模式和现代历史的自我确证。在反思现代性的视野内，中国现代问题被理解为现代性危机的一个部分，欧洲资本主义及其在全球扩展的历史不但不能自明地成为衡量中国的准则，而且也必须成为反思和批评的对象。因此，恰好是在现代性问题的视野中，中国问题与历史资本主义之间的密切联系才得以呈现出来，中国的历史遗产和现代经验及其当代意义也才能获得尊重和理解。因此，现代性的反思不仅是一个批判性的过程，而且也是一个重新发掘历史的意义和新的可能性的过程。

第三，在上述意义上，对现代性的反思不是对于现代经验的全面的否定，相反，它首先是一种解放运动，一种从历史目的论和历史决定论的思想方式中解放出来的运动，一种从各种各样的制度拜物教中解放出来的运动，一种把中国和其它社会的历史经验作为理论创新和制度创新源泉的努力。从知识的角度看，对现代性的反思首先是对各种各样的理论模式的反思，并要求将实质性的历史过程作为历史理解的对象。例如，十九世纪以来，古典经济学家为了研究资本和市场的运动而建构了许多理论的概念和模式，用以论证价格体系、自由贸易和利益最大化等原则。在漫长的历史过程中，这些理论不仅为殖民主义提供了理论的根据，而且也为其它地区的现代化运动提供了范本。但是，这些概念提供的完全是一套理论的和目的论的叙述，而不是真实的历史关系，所谓市场主义的论述掩盖的恰恰是反市场的历史关系。正是在这个意义上，对于“新自由主义”的批评首先是一种历史批评，一种从实质性的历史过程出发批判现代化叙事的过程。

第四，现代性问题的提出意味着对于现代化理论的一种批判，对于现代化模式的一种较为复杂的思考，对于晚清以降中国社会和中国知识分子的各种努力的一种反思态度（绝不是简单的否定态度）。如果没有这一理论的视野，当代中国知识界就无法在理论上对于发展主义、民族主义等问题作出更为深入的分析。以批判的知识分子对于发展主义的尖锐批评为例，他们在中国和全球范围内展示出这一发展主义逻辑内含的强权、暴力和反民主的实质，并把对生态、环境、发展和人的自由的思考与在当代条件下探讨更为广泛的民主联系起来。发展问题不是孤立的经济问题，也不是孤立的社会问题，而是必须在具体社会和全球范围内同时展开的问题。正是在这个意义上，对于现代性的反思非常自然地与一种全球主义的视野存在内在的关系，而绝不会囿限在民族国家的总体论框架之中。在这一广泛的视野内，对民族主义及民族自决权、民主化、市场关系、发展、个人权利，以及文化多元性的思考必须被置于一种广泛的关系网络和历史脉络中才能充分地呈现出来，对任何一方面的思考都将连带着对于另一方面的思考。我认为，在当代条件下，没有这样一种广泛的视野，就无法呈现问题的复杂性和相关性，就可能落入另一种中心主义而毫无自知。

现代性问题在这里构成了讨论的出发点，它必将展开为各种各样的更为具体的讨论，而这些讨论本身同时成为对于现代性问题的反思。问题的具体性和历史性本身对这一概念的含混性产生质疑，并将之作为反思的对象之一。一旦问题在一个更为具体也更为广阔的范围内展开，这一视野本身的解放作用也就终结了，我们将面对更为广阔的历史本身。当历史的具体性和复杂性终于从目的论的、决定论的和冷战时代的历史偏见中解放出来的时刻，这一概念的意义也就消失了。这是我的期待：一种超越形式主义的理论而展开实质的历史关系的期待，一种超越理论与实践的鸿沟的期待，一种跨越各种各样的偏见的期待。但正如我对历史的态度一样，我对理论、反思、甚至交流本身也从来没有怀旧的和浪漫化的态度。历史、经验和知识是我们不断超越自己的源泉，但也是我们难以逾越的限度。

这就是我们的自由和自由的限度。

2000年5月初稿于西雅图

2000年8月改定于北京

[1]新自由主义不仅是一种政治纲领，而且还经常是一种以反政治的形式出现的政治纲领，它的话语形式包裹在“经济”的范畴－－如自由市场、自由贸易、解除金融管制、效率优先、利润最大化、反对国家干预、私有化，以及WTO、IMF等新经济秩序的中介组织的功能，等等－－之内。用一位学者的话说，它“在一个有各种强力关系构成的世界中完全站在强力者一边”，“对任何可能对纯粹的市场法则构成障碍的集体结构提出质疑。这些集体结构包括：民族国家、工作团体、捍卫工人权利的集体组织、工会、协会和合作机构，甚至还有家庭。” 新自由主义所称道的市场关系从来都是一种理论的－－或者更准确地说意识形态的－－抽象，其实质是通过这一抽象将经济与政治－－或者更准确地说，经济过程与社会过程－－彻底分离开来，进而把民主及其制度性的实践排除在当代世界的社会生活、特别是经济生活之外。在这个意义上，对于新自由主义的斗争主要地是一种在广泛的范围内争取民主的斗争，一种建立有关市场条件下的民主制度的努力。新自由主义对于国家干预的批判、对于政治性的排斥丝毫不能掩盖这一意识形态与利益集团和政治权力及其政策的内在的联系，例如，在战争和新的国际经济和政治秩序的形成等问题上，新自由主义几乎从来没有掩饰它的政治性，虽然这种政治性经常包裹在诸如“主流文明”之类的伟大神话之中。值得注意的是，新经济秩序的制定者不仅是跨国公司和国内经济集团，而且常常是民族国家本身。因此，对于新自由主义的批评并不能等同于赞成国家的过度干预或反市场，关于这一点，我将通过历史分析加以展开。引文见皮埃尔·布迪厄：《无止境剥削的乌托邦－－新自由主义的本质》，引自何增科编写《法国学者布迪厄谈新自由主义的本质》，《国外理论动态》，1999年第4期。

[2]关于这一形式主义经济学的分析，请参见汪晖：《经济史，还是政治经济学？－－「反市场的资本主义」导论》，《天涯》2000年5期。《反市场的资本主义》一书将由编译出版社初版。

[3]这篇文章的初稿发表于韩国的《创作与批评》（总86期，1994），后经修改，于一九九七年分别发表于《天涯》（1997年5期）和《香港社会科学学报》。一九九八年，美国的Social Text(55)、日本的《世界》杂志（10、11、12）和东北的《文艺争鸣》（6）分别刊出了该文的英文本、日文本和更为完整的中文本。今年，韩国的《当代批评》（2000年10－11期）又重新翻译发表了这个完整的文本。台湾的《台湾社会研究季刊》（2000年夏季号）在重刊这篇文章时一并刊登了钱永祥、瞿宛文和赵刚的批评和回应，对此我表示感谢，也将寻找其它的机会对他们的回应文章作出回应。

[4]我在这里所指的社会主义倾向不是指以计划经济为特点的国家经济模式，而是指在新的市场扩张过程中社会的自我保护运动，它很自然地倾向于社会平等和公正的的诉求，并从这一角度对社会民主提出要求。在后社会主义的情境中，这一运动的动员也受到了社会主义价值观的影响。

[5]按照社会学者的研究，这一“城乡分割”体制主要表现为四个方面：第一，政治权力的差异，即农民在政治、经济和文化等各个领域接受政府的全面领导，而代表政府的各级官员以及办事人员全部属于非农业人口。第二，经济地位的差异，即对工农业产品实行“剪刀差”价格制度，为发展城市工业积累资金，同时垄断经济资源和发展机会，限制农村兴办工业。第三，经济收入的差异，即城乡收入比例高达三比一到六比一。第四，福利待遇的差异，即城镇居民的主体（全民或集体所有制职工或国家干部）享受终生免费医疗和领取退休养老金待遇，以及粮、油、肉类的稳定供应，而农民则不享受这类福利待遇。第五，社会地位的差异，即城市居民的社会地位远高于农民。参见王汉生、张新祥：《解放以来中国的社会层次分化》，《社会学研究》，1993年第6期；李强：《当代中国社会分层结构变迁报告》，见李培林主编《中国新时期阶级阶层报告》，沈阳：辽宁人民出版社，1995，页65－67；张宛丽的综述和评论《中国社会阶级阶层研究二十年》，《社会学研究》，2000年第1期，页26。

[6]陆学艺将农民群体划分为八个阶层，即农业劳动者阶层、农民工人阶层、雇佣工人阶层、智力型职业者阶层、个体工商户和个体劳动者阶层、私营企业主阶层、集体企业管理者阶层、农村社会管理者阶层等。陆学艺：《重新认识农民问题》，《社会学研究》，1999年第6期。??

[7]张宛丽将之概括为两个方面：一是在原有制度结构之外新生出新的地位群体，且他们占有的资源大幅度上升，如个体经营者、自由职业者、私营企业主、合资、外资或私营企业中的高级雇员、非公有制的企业家等；二是原有制度结构中的地位群体的地位状况开始变化，如农民、干部、专业人员和工人等群体的地位发生了变化和分化。张宛丽：《中国社会阶级阶层研究二十年》，《社会学研究》，2000年第1期，页28－29。

[8]王绍光：《建立一个强有力的民主国家－－兼论“政权形式”与“国家能力”的区别》，《当代中国研究中心论文》，一九九一年，第四期，页15－17。

[9]王绍光得出的结论是：“‘放权让利’的改革方针并没有缩小公共权力机构（各级政府及其分支）在国民收入分配中的作用，只是缩小了中央政府在国民收入分配中的作用。……随着地方政府财权的扩大，他们以行政手段对经济生活进行干预的能力不是减弱了，而是加强了；而且这种干预比以往中央政府的干预更为直接。‘放权让利’的改革方针并没有导致传统命令经济体制的消亡，而是造成了传统体制小型化。”同上，页20。

[10]经济收入的差距首先表现在个体经营者的收入与国营企业职工收入的比例失调（赵人伟：《中国转型期中收入分配的一些特殊现象》，见作者主编《中国居民收入分配研究》，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4）；内部分化则表现在管理人员、技术人员和工人之间的差距扩大（冯同庆等：《中国职工状况、内部结构及相互关系》，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3）；雇工阶层的地位利益包括劳动时间、劳动保护和劳动契约无法得到保障；劳动能力弱化阶层的初期劳动价值无法得到正当的补偿。均参见张宛丽：《中国社会阶级阶层研究二十年》，《社会学研究》，2000年第1期，页29－30。

[11]人们通常将吴敬琏视为主张价格改革与企业改革协调进行的代表，而厉以宁在1980年代则以主张股份化的主张为人所知。1988年，吴敬琏曾主持中期改革规划总报告（《中国改革大思路》，沈阳出版社，1988），其它相关的资料见《中国经济改革总体规划集》（中央党校出版社，1987）、《中国经济改革的整体设计》（中国展望出版社，1990）、《价格改革和体制转轨的成功保证》（《改革》杂志，1988年6期）。

[12]郭树清：《经济体制转轨与宏观调控》，天津：天津人民出版社，1992，页181。

[13]关于“治理整顿”政策的主要目标，请参见1989年11月9日发表的《中共中央关于进一步治理整顿和深化改革的决定》（《中国金融年鉴（1990）》），《十年计划体制改革概览》（中国计划出版社，1989）。

[14]胡和元：《1988年中国租金价值的估算》，《经济体制比较》，1989年第7期。

[15]关于干部阶层在改革前后的变化，参见李强：《当代中国社会分层与流动》，北京：中国经济出版社，1993。

[16] 按统计数据，１９７９至１９８４年，全国农民人均收入平均每年提高15.1%， １９８５至１９８８年增长幅度为5.1%， 到１９８９至１９９１年增长率仅为1.7%。在１９９２年国家提高粮价、农民收入有所回升之后，１９９７年以降，农产品总量基本稳定，而市场价格却下降了30%。陆学艺：《“农民真苦，农村真穷”？》，《读书》２０００年１期，页３。

[17]在人们通常称之为“新时期”（1978－1988）的历史时期中扮演了重要角色的中、老年知识分子（包括经济学家、政治学家、哲学家、历史学家和文学批评家）大多是大学和研究体制中的领导者。如经济学界的一些争议，起源于有关国家政策的内部争论。在这一历史时期，中国思想领域的“左”与“右”实质上起源于国家体制内部的争论和派别。由于这些人位尊权重，他们之间的分歧经常被理解为整个知识界的“左”与“右”的分野。时至今日，有些人也是以党内斗争的模式来理解中国社会分化过程中的“左”与“右”的。

[18]中国政府和执政党始终以1949年确立的政治制度作为自己的合法性前提，因此，人们习惯于从连续性的角度观察毛时代与邓时代的关系。这也是人们把对现实的不满归结于毛时代及其计划体制的主要原因之一。然而，改革时代的国家及其主导政策与毛时代的国家及其主导政策存在着重要的差异。正由于此，当国家意识形态机器坚持意识形态的连续性时，它与国家改革政策和实践的内在矛盾也就暴露无遗。国家意识形态机器以及执政党的双重合法性（马克思主义政党与推动市场经济改革的政党）使得针对国家的批判运动也具有含混的特点，即它经常在反对旧制度的名义下批判现实的国家政策及其实践。就1989年而言，在反对“官倒”、反对“腐败”和反对“太子党”等口号下动员起来的批判运动不能简单归结为对传统的社会主义国家的批判，而是对改革中的国家的批判，或者说是一种双重批判。

[19]在这里，我需要特别声明：我所谓“新自由主义”是指一种意识形态。即使本文涉及的个别学者的观点与这一意识形态存在许多重叠，我在这里的分析也不是着眼于个别人的观点。此外，意识形态这一概念指称一种支配性的统治思想，它能够转化为人们判断问题的方式。例如，中美WTO协议签订以后，几乎所有媒体均作了一边倒的报道，同时也赢得了广大社会的反响。然而，普通民众、甚至知识分子对于这一协议的内容一无所知，为什么他们为此兴高采烈？如果没有市场主义和发展主义的意识形态，我们很难理解这一现象。1989年以后，中国的意识形态国家机器继续运作，但如果与毛泽东时代相比，这些意识形态国家机器已经不能有效地行使其意识形态的职能，毋宁是通过行政手段和强制手段对“违规”现象进行处理。至少我们可以说，国家的意识形态包含了双重的面向，即市场主义和发展主义的面向与传统的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面向。后一方面已经蜕变为没有任何说服力的、极端僵硬的宣传。

[20]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收入分配”课题组（赵人伟等）将从事种植业的农民收入与其它农村人口的收入差距作了如下概述：从事种植业的农民与乡镇企业职工的收入差距为1－2倍，与商业、服务业人员的收入差距为2－5倍，与个体运输和建筑业农工的收入差距为5－8倍。1980年全国农民人均收入为191.33元，东、中、西部地区农民收入之比（以西部为1）为1.39：1.11：1， 而到1993年，全国农民人均收入上升至921元，但同时东、中、西部收入的比例扩大到2.25: 1.75: 1，分别是1380元、786元和604元。雇工与雇主收入差距则按照雇工人数的多少而情况不同，但差距急剧扩大。城市居民收入差距也全面扩大，主要表现为如下几个方面：1，区域间的差距扩大，如1983年西部和中部城镇居民的生活费收入与东部差距分别为80和50元（分别为458元、493元和543元），而到1994年，这三个地区的人均生活费收入分别扩大到2402元、2805元和4018元，收入差额上升到1616元和1213元，差额比原来分别扩大了14.2倍和32.3倍。2，不同行业的职工收入差距扩大，如金融、保险等行业的收入超出了原来居于高收入地位的电力、煤气和水的生产等行业，高出农、林、牧、渔业约2.4倍，二者收入的绝对值差额更大。第三，不同所有制职工收入差距扩大，如1986年三资企业的人均工资为1527元，是该年全国职工人均工资的1.14倍，两者的绝对值相差200元。到1994年1月至2月，三资企业等经济类型职工的人均收入继续上升，当时中国职工工资增长的平均速度是26.3%，而三资企业的增长速度竟高达92.2%，比其上年同期增幅高出41.7个百分点。到2000年，三资企业、乡镇企业等职工的人均收入已经达到党政机关、科研单位等职工平均收入的2到3倍乃至更多。第四，企业内部不同群体间收入差距扩大。这又分为两种情况：一种是私营企业和三资企业中的雇主与雇工的收入差距，另一种是公有制企业中的厂长、经理和职工的收入差距。中国的外资企业的中方管理人员的年平均收入已达6600美元，是普通职工的10倍左右，而公有制企业中的经营管理者与职工的收入差距已相当大，企业经营管理者从工资外获得多种利益已经是普遍现象。第五，新贫困阶层的出现，这主要指企业改革中的下岗人员、隐性失业人员、停产半停产企业的人员、退休人员、部分吃财政饭的工薪人员及在城镇中流动的非城镇贫困人口等。截至1994年，全国职工中生活困难者的比例已由5%上升到8%，1亿居民处于贫困状态，占中国大陆人口的8%。以上研究成果源自赵人伟等《中国居民收入分配研究》，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4。张宛丽《中国社会阶级阶层研究二十年》对此作了综述，均见《社会学研究》2000年第1期，页36。

[21]卢迈：《始终不能忘记农村的发展》，见罗峪平的访问报道，见《三联生活周刊》，1998年14期（1998年7月31日，总68期），页26。

[22]最近几年来，越来越多的学者关心“城市化”和“非农化”等课题，原因之一是经济不景气的状况使得农村劳动力剩余成为巨大的社会问题。在这一背景之下，1980年代以“小城镇大问题”（费孝通）为取向的讨论逐渐为城市化讨论所取代。参见王颖：《城市发展研究的回顾与前瞻》，《社会学研究》，2000年1期，页65－75。

[23]陆学艺：《走出“城乡分治，一国两策”的困境》，《读书》，2000年5期，页3－9。

[24]中国农村改革和农村危机始终是为数不多的经济学家和改革试验者关注的问题，但直到一九九七年金融风暴后，中国经济增长速度放慢、通货紧缩现象持续出现，农民问题才得到广泛关注。然而，相当一部分关注农民问题的学者是从刺激经济发展、缓解城市压力等视野出发触及这一问题的，他们既不是从农民的自由权利的角度、也不是从社会关系的平等的角度，而是从经济增长、特别是城市经济增长的角度提出农村和农民问题。换言之，农民的劳动契约自由和社会平等仅仅是在经济增长受阻的情况下才得到重视。

[25]1988年9月余英时在香港中文大学作《中国近代思想史中的激进与保守》的演讲，为1989年后有关激进主义与保守主义的论战提供了论题。甘阳：《扬弃“民主与科学”，奠定“自由”与“秩序”》(《二十一世纪》，总3期，页7－10)是另一篇影响广泛的论文。1990年代初期有关激进主义的讨论主要见于《二十一世纪》，请参见林岗《激进主义在中国》（3期，页17－27），余英时《中国知识分子的边缘化》（6期，页15－25），姜义华：《激进与保守：与余英时先生商榷》（10期，页134－142），余英时：《再论中国现代思想中的激进与保守－－答姜义华先生》（10期，页143－149），汪荣祖：《激进与保守赘言》（11期，页133－136），许纪霖：《激进与保守的迷惑》（11期，页137－140），李良玉《激进、保守与知识分子的责任》（12期，页132－134），王绍光《“保守”与“保守主义”》（12期，页135－138），胡成：《激进主义抑或是暴力主义》（13期，页139－145），刘述先《对于激进主义的反思》（31期，页40－42）等等。

[26]引自王焱1998年在《读书》杂志与天则经济研究所联合召开的纪念戊戌变法100周年讨论会上的发言。关于戊戌变法的历史研究历来重视以康、梁为中心的改革派的研究，较少关注地方性的变化或中央与地方的关系的变化。因此，就历史研究而言，注重地方层面的变化对于清代社会改革的意义是必要的。但是，1990年代的类似研究和取向并不局限于对戊戌改革的看法，而是以更为广泛的政治观为前提的。

[27]见刘军宁1998年发表于中国国务院体制改革委员会编辑出版的《中国改革报》上的系列文章。

[28]例如，朱学勤在1995年出版的《道德理想国的覆灭》一书中批判了法国大革命的激进民主，但在一九九六年他转而批评余英时教授有关中国近代史中激进与保守的讨论和一九九O年代少数学者从事的学术史研究。他说，余英时教授有关中国近代史中激进与保守的讨论进入大陆的情形有点象“五四”以后马克思主义进入中国一样，而在历史事实和治史方法上均有问题。（《五四思潮、八十年代与九十年代》，《现代与传统》1995年1期；《问答录：对一种反省的反省》，日本《中国研究》月刊1996年9期）但这一批评并不意味着他从保守主义的政治理论立场的后退，相反，在稍后的时期他重申政治哲学上的保守主义，因为“激进主义不是不可以批判，不过，与之相对的保守主义，理论形态上有其严格的学理要求，”他所批评的主要是“保守主义尚未获得其严格的学理形态，即已流变为竞相追逐的时髦标签……”

[29]在开放上述三大市场的同时，金融系统没有完全开放、农村社会没有发生结构性的变动，因此，这类社会分化暂时没有导致大规模的社会动荡和冲突。这也部分地解释了为什么一九九七年中国能够安然渡过金融风暴（但同时暴露了中国金融系统的严重危机）。这里的问题仍然不是反对开放市场或主张国家保护的问题，而是如何开放市场、在何种条件下开放市场的问题，以及在多大程度上要求国家对市场的调节的问题，即如何形成一种市场条件下的民主制度的问题。放权让利的激进化有可能导致国家调节能力全面丧失，从而也导致社会福利体制的基础条件的丧失。如果没有足够的税收，国家不仅无法有效地对市场进行调节，而且也不可能在原有的社会保障体制瓦解的前提下重建新的社会保障体制（如住房、医疗和养老金体系），不可能通过重建社会保障体制为国营企业改革提供制度的基础（国营企业改革的困境之一是这些企业承担了过多的社会负担）。

[30]1991年《学人》创刊标志着这一进程的反思和研究过程的开始。《学人》并没有统一的学术取向，它的出现代表了一批从事学术工作的年轻学者的意愿，即无论在何种条件下，坚持严肃认真的学术探讨都是必要的。伴随各种社会危机的出现，1990年代的后期知识界的论战重新开始，但仍然有相当一批学者在关心社会问题的同时，拒绝将个人的学术研究化约成为有关实际问题的直接回答。我认为，这一数量极为有限的群体的存在的意义需要经过很长时间才能被理解。我并不赞成将这一类研究统统归入所谓“保守主义”范畴。

[31]然而，问题不应到此为止。我们需要追问如下几个问题：第一，如果学生运动和运动中的知识分子没有能力提出明确的改革目标，无法触及这场自发的、广泛的社会运动得以发生的基本动因，那么，究竟是怎样的思想力量和意识形态限制了他们？第二，如果学生运动及其民主诉求没有能够回应1980年代改革过程的内在矛盾，没有在广泛的社会动员及其诉求与运动的直接目标之间建立起内在的联系，那么，学生运动自身的动员力量究竟是什么？我在1993年至1997年间写作、发表的《当代中国的思想状况与现代性问题》就是对这两个问题的分析。在写作和思考的过程中，我开始发现：1980年代思想解放运动的内在限制不仅与运动的失败具有直接的关系，而且也解释了1990年代中国知识界对于市场扩张、制度性垄断和全球化过程缺乏批判性的和创造性的回应能力的思想原因。

[32]亨廷顿：《文明的冲突？》，《二十一世纪》总19期，页5－21。同期刊有金观涛《西方中心论的破灭－－评全球文化冲突论》（页22－25），刘小枫《利益重于文化》（页26－27），陈方正《论中国民族主义与世界意识》（页28－35）。

[33]主要见于《中国社会科学季刊》和其它刊物的相关讨论。参见拙文《当代中国的思想状况与现代性问题》的有关讨论及注释。

[34]我们很难设想没有中央国家的某种默许和姑息，地方国家和利益群体的走私活动会达到如此猖獗的程度，这一制度性的走私活动严重地恶化了国内市场、尤其是国有企业的运转，从而间接地损害了广大工人阶级的利益。

[35]在这个意义上，以中央政府、地方精英与普通百姓三者关系为中心，重新构思在上述三者之间形成有机互动的“混合宪法”和“混合制度”的可能性，仍然是一个值得思考的民主方案。崔之元在《读书》1996年9期发表《“二元联邦主义”的消亡》，又在《战略与管理》1998年第3期发表《“混合宪法”与对中国政治的三层分析》，试图从政治理论上构想一种混合性的宪法和制度，建立“上”（中央国家）、“中”（地方政府及资本大户）、“下”（普通民众）三层互动的良性循环。他强调的是如何通过将民众的诉求转化为国家的意志，从而抑制新的贵族制度。这一政治构想与市民社会理论恰好形成了对照。我认为他的这一探讨值得我们注意并进一步讨论。这一构想自然不是一种激进的构想，但是，若将这一问题的提出放置在1989年以降中国大陆社会的社会分层的角度看，我认为具有积极的批判意义。

[36]参见查尔斯·泰勒《公民与国家之间的距离》一文及汪晖《「文化与公共性」导论》的相关论述，见汪晖、陈燕谷主编《文化与公共性》，北京：三联书店，1998，页199－220，38－47。

[37]参看张汝伦、王晓明、朱学勤、陈思和：《人文精神寻思录之一   人文精神：是否可能和如何可能》，《读书》杂志1994年3期，以及4－7期上的其它后续讨论。与当代中国的其它讨论一样，这一讨论的参与者并不是一个统一的思想群体，他们之间甚至存在着理论立场的基本差别。

[38]张颐武、陈晓明从后现代的角度对人文精神进行了批评，而王蒙则从世俗与精英或世俗与理想等角度对之给予批评。参见：张颐武《人文精神：最后的神话》，人大复印报刊资料，文艺理论卷，1995年7卷；王蒙：《人文精神问题偶感》（《东方》杂志1994年5期）、《想起了日丹诺夫》（《读书》1995年4期）、《绝对的价值与残酷》（《读书》1999年1期）、《革命、世俗与精英诉求》（《读书》1999年4期）。王晓明后来将有关的讨论编辑成册，题为《人文精神寻思录》，上海：文汇出版社，1996。

[39]戴锦华、张旭东均可以被看作后现代批评的重要代表，但他们的取向与张颐武、陈晓明有着重要区别。他们对全球化和市场过程本身持有程度不同的批评态度。

[40]对这一市场主义、尤其是消费主义意识形态进行了有力批评的，是一些社会学者和新的文化研究的实践者。李陀：《“开心果女郎”》（《读书》1995年2期）、戴锦华的《镜城突围》等作品，以及黄平有关消费主义的研究，从不同层面对市场意识形态进行了批评。

[41]触及这一类问题的文章还有张承志：《刘介廉的五更月》，《读书》1999年4期；伍贻业：《世界不会大“同”》，《读书》1999年6期。

[42]刘禾发表于《读书》杂志1992年10期的文章《黑色的雅典》是最早涉及后殖民主义批评的文字，但当时并未引起重视；盛洪发表于《读书》1992年12期的文字《东方世界的兴起》则是从经济史角度重新审视西方中心主义的文章。这类文字表明在1993年有关萨伊德东方主义的介绍开始之前，中国知识界已经开始探讨西方中心主义问题。《读书》1993年9月号同时刊出张宽《欧美人眼中的非我族类》及钱俊《谈萨伊德谈文化》、潘少梅《一种新的批评倾向》等文章，杂志执行主编还以《他们文明吗？》为题发表了一篇后记。此后，张宽在《读书》1994年10月号发表《再谈萨伊德》、《天涯》1996年2期发表《文化新殖民的可能》等文，对此前的观点加以补充论证。稍后一点，李陀在《天涯》杂志1996年4期发表了《差异性问题笔记》，刘禾在《读书》1996年8月号发表了《理论与历史、东方与西方》。

[43]汪晖：《秩序还是失序？－－阿明与他对全球化的看法》，《读书》，1995年7期；陈燕谷：《文化多元主义与马克思主义》，《原道》第3期。

[44]相关讨论参见李慎之《数量优势下的恐惧》、张旭东《民族主义与当代中国》，均见《读书》，1997年6期；盛洪则在《北京青年报》等报刊发表了批评社会达尔文主义和西方中心主义的文章。在这一时期发生的有关民族主义的讨论中，我没有发现闭关锁国的论调，没有发现回到“文革”时代的言论，也没有发现所谓义和团式的排外主义。

[45]参见汪晖《汪晖自选集》、朱苏力《法律的本土资源》和梁治平《清代习惯法》等著作。这类研究关注中国自身的历史资源及其现代意义，从而力图从内部的和外部的视野的互动关系出发解释近代中国历史的转变，要求在现代变革过程中考虑和尊重历史的和民间的资源。这类研究本身并不都以当代问题作为对象，但在市场扩张的语境中，这类研究关注内在的历史资源和民间传统，显然与主流的研究有所区别。

[46]甘阳：《乡土中国重建与中国文化前景》，《二十一世纪》，总16，页4；甘阳：《反民主的自由主义还是民主的自由主义？》，《二十一世纪》，总39，页4－17；崔之元：《制度创新与第二次思想解放》，《二十一世纪》，总24，页5－16；王绍光：《效率·公平·民主》，《二十一世纪》，总26，页21－33；秦晖：《离土不离乡？－－也谈乡土中国重建问题》，《东方》，1994年1期；苏文：《山重水复应有路》，《东方》，1996年第1期，等等。秦晖与崔之元的理论观点存在很大差别，但他们同样注意到在当代中国社会生活或经济生活中重申公正平等的重要性。

[47]“国家能力”问题的最初提出是在1991年，见王绍光：《建立一个强有力的民主国家：兼论“政权形式”与“国家能力”的区别》，《当代中国研究中心论文》，第4期，1991年2月("Building a Strong Democractic State: On Regime Type and State Capacity", Papers of The Center for Modern China, No.4 , Feb., 1991)。另见 王绍光、胡鞍钢：《中国政府汲取能力的下降及其后果》，《二十一世纪》，总21，页5－14；崔之元：《“国家能力”辩证观》，《二十一世纪》，总21，页19－21。1990年代有关中国经济和东亚发展的讨论也涉及了相关的问题，如张曙光《经济增长和国家兴衰》（《读书》1996年9期）评述林毅夫及国外经济理论时，即涉及了国家与利益集团的关系问题。

[48]王瑾：《“国家”三议》，《读书》，2000年4期。（该文发表时作了删节，我本人阅读的是完整的文本。）对于这一问题的更为有力的阐释，是瞿宛文的《全球化与后进国之经济发展》一文，她明确指出：在全球化的条件下，“后进国要追赶先进国，必须以民族国家为单位，用产业政策等工具，来策划产业发展策略，以补贴与奖惩并用的方式培植幼稚工业，扶植本地企业、尽快学习先进技术，如此才有可能在竞争日益激烈、先进后进差距日益扩大的情况下，不单在国际市场上争得一席之地，并且在国际分工的阶梯上逐步晋级，转换并提升本国的比较利益，如此才可能使经济持续发展、生产力得以进步。”见《台湾社会研究季刊》，第三十七期，２０００年３月，页９１—１１７。

[49]昂格、崔之元：《以俄为鉴看中国》，《二十一世纪》，总24，页17－25。关于中国社会的改革道路的探讨，还可参见后来发表的若干文章如林春的《社会主义与消灭贫穷》（《读书》1999年9期）和《教条突破与制度创新》（《读书》1999年11期）。

[50]何清涟的《现代化的陷阱》（北京：今日中国出版社，1998）及秦晖的系列文章就在此列。另参见何清涟：《经济学理论和“屠龙术”》（《读书》1997年3期）、《金融危机挑战经济奇迹》（《读书》1997年12期）、《“适者生存”与“有闲阶级”》（《读书》1998年10期），卞悟（秦晖）《拒绝原始积累》（《读书》1998年1期）、《有了真问题才有真学问》（《读书》1998年6期）。

[51]对于1980年代的思想和文化遗产的批评和反思并不是对于这一遗产的拒绝，因此，根本不存在有人指控的那样，批判的知识分子正在对1980年代进行总体的否定。实际的情况是，有关1980年代的批评性讨论大多是由当年的参与者作出的，他们以同情而又批评的态度，从不同的角度力图对这一时代的思想遗产进行分析、研究和反思，例如李陀发表于《今天》杂志的《一九八五》和《一九八七》、张旭东的论文集《幻想的秩序》（香港：牛津大学出版社，1998）及《重访八十年代》（《读书》1998年2期）等等，都是对1980年代文学和文化现象的重新整理。

[52]汪晖：《当代中国的思想状况与现代性问题》，《天涯》1997年5期；P. 安德森：《文明及其内涵》，《读书》，1997年11－12期；陈燕谷《历史终结还是全面民主？》，《读书》1998年12期。

[53]关于保守主义的自由主义的讨论，请参见刘军宁《当民主妨碍自由的时候》（1993年11期）、《保守的柏克自由的柏克》（《读书》1995年3期）、《毋忘我》（《读书》1995年11期）、《善恶：两种政治观与国家能力》（《读书》1994年5期）等文。1990年代的后期，新权威主义的主要阐释者之一萧功勤公开表示他与当代中国的“自由主义者”观点接近，中国的最大危险是“新左派”，云云。在权力市场化的过程中，在中国的特定政治条件下，谈论民主对自由的“妨碍”实在是一种重大的发现，作者自然不会问：谁的自由？哪里的民主？

[54]甘阳：《反民主的自由主义还是民主的自由主义？》，《二十一世纪》总39，页4－17；甘阳：《柏林与后自由主义》，《读书》1998年4期；甘阳：《自由主义：贵族的还是平民的？》，《读书》1999年1期；汪晖：《「文化与公共性」导论》；钱永祥：《“我总是活在表层上”》，《读书》，1999年4期；1998年；赵刚：《杜威对自由主义的批判与重建》，《学术思想评论》第三辑，辽宁大学出版社，1998年3月；石元康：《道德、法律与社群－－哈特与德弗林的论辩》，《学术思想评论》第4辑，1998年11月；罗永生：《经济学还是自由主义？》，《读书》，1998年9期；万俊人：《全球化的另一面》，《读书》，2000年1期，等等。海耶克在1990年代成为热门的话题，但新自由主义者似乎从未思考过他们的激进市场主义主张与海耶克对历史性的态度的内在矛盾，也没有思考过他们的保守主义政治态度和自由市场的激进计划与哈耶克对“计划”的批判的内在矛盾。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我对“新自由主义”的批评并不意味着简单否定对于自由主义理论的探讨，恰恰相反，我认为越是对这类理论进行系统的、深入的探讨，就越有可能揭示“新自由主义”的理论上的脆弱性。

[55]在一度时期里，何清涟尽管明确地将自己视为自由主义者，但她仍不免因为揭露腐败等问题而被称为“新左派”（见她于1998年在《中国图书商报·书评周刊》发表的访谈录）；秦晖对于俄国民粹主义给予激烈批判，但他也时常被冠以“民粹主义”的名目。这种情况的改变在他们不断地“批评”“新左派”的情况下才有所扭转。事实上，何、秦对于腐败和农民问题的关注与所谓“新左派”之间存在许多交叉之处，这一点新自由主义者对他们的指控并非毫无根据。当然，在如何估计全球化进程、如何理解西方的市场、如何理解民主等问题上，许多学者之间存在重要的分歧。让人遗憾的是，中国社会的批判力量没有能够形成建设性的对话关系。自由主义与新左派的二元论限制了人们对于各自理论和视野的认真思考和理解，从而也没有能够产生积极的争鸣。在这里，我们看到了话语的力量，看到了缺乏一种良性的政治文化对于中国知识分子的讨论有多大的损害。

[56]参与讨论的某些作者不断地调整自己的看法，我们可以看到他们试图在几者之间建立平衡而作出的努力。这种调整、平衡和摆动还将持续下去。参见许纪霖：《上半个世纪的自由主义》，《读书》，2000年1期；汪丁丁：《中国九十年代改革的政治经济学问题》（我看到的版本是发表在Intenet上的文本）；汪丁丁：《社会选择，市场经济与自由》，《读书》1999年1期。

[57]樊纲：《“不道德”的经济学》，《读书》1998年6期；张曙光：《批评规则、交往理性和自由精神》之一、之二，《读书》1999年10期、2000年3期。

[58]沃勒斯坦：《进退两难的社会科学》，《读书》1998年2－3期；许宝强：《危中之机》，《读书》1998年4期；B. 安德生：《“奇迹”背后的幽灵》，《读书》1998年8－9期；汪晖：《科学主义与社会理论的几个问题》，《天涯》1998年6期；卢荻：《东亚经验与历史资本主义》，《读书》，1998年9期；韩毓海：《在“自由主义”姿态的背后》，《天涯》1998年5期；卢荻：《重读孙冶方的帝国主义论》，《读书》1999年6期。

[59]1999年11月16日中美达成关于中国加入WTO的协议，同日，《多维新闻》刊出刘军宁的专稿《中国加入WTO的政治意义》对中美协议表示支持；《金融时报》(Finanial Times)发表了James Kynge and Mark Suzman的题为"Chian to Enter WTO after Signing US Deal"的报道，称引中国学者话说，这是1978年以来开放政策的第二阶段；次日，《华盛顿邮报》(Washington Post)刊登了John Pomfret and Michael Laris的报道，题为《中国改革者欢迎WTO协议》("WTO Deal Welcomed by China's Reformers")，内中引用了王山、李克、茅于轼、徐友渔等人欢迎WTO的谈话，主要内容为WTO有助于中国的民主和法制。这类意见与国家及其媒体的声音并无差别，也得到了美国媒体的欢迎。在这类问题上，也无法区分出所谓“经济自由主义”与“人文自由主义”。

[60]崔之元：《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之我见》，《联合早报》，1999年7月4日；温铁军：《“三农问题”：世纪末的反思》，《读书》，1999年12期；《国际经济评论》1999年7－8月号（该年度第4期）发表专题“WTO与中国”，对中国加入WTO的具体条件进行了讨论，文章分别为宋泓《工业优势、比较优势和竞争优势－－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的收益与代价》、孙振远《加入世界贸易组织的中国农业及对策思考》、王松奇《加入世界贸易组织会影响中国的金融安全吗？》、贺力平《银行业的竞争主要是非价格竞争－－加入世界贸易组织与完善中国银行机构的支付服务体系》、张燕生《中国应如何走进世界贸易组织》、汪晓亚、许国平《进入世界贸易组织对中国银行业的影响》。

[61]汪晖：《现代性问题答问》，《天涯》，1999年1期；许宝强：《知识、权力与“现代化”发展论述》，《读书》1999年2期；许宝强：《发展主义的迷思》，《读书》1999年7期；黄平：《关于“发展主义”的笔记》，《天涯》2000年1期。1999年10月下旬，由海南省作家协会、南方航空公司海南分公司协办的“生态与文学”国际研讨会在海南省召开，会议期间，部分与会者就环境、生态和发展等问题进行座谈。《天涯》2000年1期发表了根据这次座谈记录整理的纪要《南山纪要》，从生态问题出发，对发展主义给予系统的批评。参与者包括黄平、李陀、陈燕谷、戴锦华、王晓明、陈思和、南帆、王鸿生、耿占春和韩少功等。

[62]公共空间的拓展不一定直接表现为对言论自由的呼吁，而经常表现为在各个重要领域开展积极的讨论，触及各种各样的社会问题。在这个意义上，尽管存在多重限制，但经过多年的努力，知识界的讨论已经触及了社会问题的各个方面，在复杂的条件下争得了一定的讨论空间。在知识界讨论中有一种倾向，即将思想能力的匮乏归咎于外在的条件（我绝非说外在条件不重要）。在我看来，这实际上是一种推卸责任的方式。关于言论自由和新闻问题的直接讨论，请参见吕新雨：《当代中国的电视纪录片运动》，《读书》1999年5期；林旭东、陈虻：《「生活空间」：一种记录/媒体实践》，《读书》1999年5期；卜卫《V-chip与美国的言论自由》，《读书》1999年5期；王华之《媒体与今日之现实》，《读书》1999年8期，等等。

[63]陈燕谷：《超帝国主义时代的圣战》，《天涯》1999年4期；乐钢：《解构科索沃》，《读书》，1999年11期；张汝伦：《哈贝马斯和帝国主义》，《读书》，1999年9期；王希：《民主的非民主化》，《读书》，1999年10期，等等。

[64]崔之元：《民族自决权，人权与主权》，《读书》，1999年8期。

[65]汪晖：《死火重温·自序》，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0年1月；韩少功：《国境的这边和那边》，《天涯》1999年6期。

[66]有人将对女性的评论与对革命的激进主义的批判联系起来，认为“女性往往伴随着……病态的狂热”，又将这一时代视为“阿谀女人的时代，是按照女性口味设计的时代，从男人的发型到汽车的造型，连革命史都有阴火虚热的谀辞。”这类修辞本身暴露出对于革命的批判在日常生活层面正在落入怎样的泥沼。朱学勤：《平静的坏心情》，《天涯》，1996年3期。

[67]夏晓虹：《从父母专婚到父母主婚》，《读书》1999年1期；《读书》1999年3期刊出“女性主义与民族主义”的专题讨论，分别为刘健芝的《恐惧、暴力、 国家、女人》、戴锦华的《见证与见证人》、陈顺馨的《强暴、战争与民族主义》、孙歌的《理想家的黄昏》。

[68]有关亚洲问题的讨论开始于1996年孙歌为《读书》撰写的几篇关于日本学者的系列学术文集《在亚洲思考》的述评。更为系统深入的讨论见孙歌：《亚洲意味着什么？》，《学术思想评论》，第5辑，沈阳：辽宁大学出版社，1999；白永瑞（韩）：《世纪之交再思东亚》，《读书》，1999年8期；小岛洁（日）：《思考的前提》，《读书》，2000年3期；沟口雄三（日）：《“战争与革命”之于日本人》，《读书》，2000年3期，崔元植（韩）：《第三种答案》，《天涯》1999年3期；旷新年：《在亚洲的天空下思考》，《天涯》1999年3期。

[69]社会矛盾和危机迫使人们关注实际的社会问题，并促使理论工作者更为直接地参与社会的和思想的论战。这一过程与媒体时代的商业化取向相互配合，最容易导致对于理论工作本身的排斥。然而，社会问题越是迫切，越是需要在广阔的视野和范围内进行理论的探讨，重新建立我们看待历史与现实的视野。没有理论层面的认真对话和研究，也就不可能对现实进行深刻的把握。对于学者而言，思想自由的命题必须落实在这种理论工作自身的严谨性上。在这个意义上，必须拒绝那些对于理论工作的似是而非的责难，拒绝那些假借问题的现实性来否定理论创新的态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