非常高兴有机会到《中国国家历史》“大众历史写作研修班”和大家一起交流。我今天讲的题目是“大众历史写作的意义与方法”。这是主持人给我出的题目。之所以出这个题可能是因为我这几年确实写过几种“大众历史”小册子。我就先从我为什么写作这些作品开始讲起，不对的地方，大家批评。
引论
1986年我从复旦大学毕业就来到社科院工作，几十年一以贯之，没有一天离开研究岗位，也没有换过工作。在前面二十多年，我的研究、写作，为考评，为职称，为博导，为课题写作，基本上除了单位规划的，或受上级指派的，我从来不敢轻率地答应出版社写通俗历史。各位有机会可以查看我的作品目录，2011年之前，我的作品还是很学术化的。
2011年，是辛亥革命一百周年。前一年，就有出版社约我就这个主题写点东西，而我自己也觉得读书一辈子，应该为自己的兴趣而写作，说高一点的应该是，为人民而写作，为尽量多的读者而写作，所以从这开始，我才尝试着写一点不那么学院气的作品，让尽可能多的读者读懂。
我个人的经验是，即便自己有写大众历史读物的想法，也不必急于实现，不妨在学术化写作方面多积累一些，特别是我们目前这样的考评体制，更应该注意本职工作，注意积累。所以我一般不太主张我的学生过早做这些事情，职称没有评完之前，尽量不要写通俗作品。这是外部环境的制约。
当然，各地情况也不尽然相同，各人的情况也千差万别，如果确实喜欢，放弃职称，也没有什么不可以。条条大路通罗马。成功没有固定模式，性之所近能之所及就好，凭着自己的兴趣去做。
另一方面，不管大众历史写作，还是小众历史写作，其实最初都要好好去读书，好好去研究。这是历史研究与写作的一个很重要的前提。
大众历史写作比小众历史写作难度要大得多。我最初就是小众写作，纯粹为学术刊物发表而写作，不必考虑读者，只要有新资料、新看法，论证严密，逻辑清晰，总会有发表机会。后来当我为大众媒体开专栏，写连载时，我觉得大众写作比小众写作难，因为你要考虑非专业读者，你必须将史料化为非专业读者能理解的语言，你必须考虑文章结构、语言、内在张力，要想着让读者有阅读冲动、兴趣，爱不释手。这是专业写作不需要考虑的问题。
大众写作是给非专业读者看的，没有必要也不可能大段抄写史料，不必也不可能繁琐注释、引证、论证，必须直奔主题，以第三者、旁观者身份直接论述。读者信任写作者的专业身份，这是应该这样做，也可以这样不加注释，或稍加注释的前提。当然，这样的写作也必须面对专业研究者的责难。记得我那几本小册子出版后，一位同事有一次餐聚时喝了酒，实在忍不住心中久已积存的愤怒。他说：“老马，你那几本书，没有引文，也没有注释，很不严肃。我在书店里站在那看了一个多小时，最后还是没有买。”
由这件小事继续引申，我渐渐意识到，任何作品，都必须有清晰的读者群。一本书，究竟写给谁看，必须在写作前就清楚。我们都不能穷尽所有读者，不论我们是给大众写，给小众写，我们都不要想着把所有读者穷尽，就是诺贝尔奖获得者莫言也做不到，圣经影响力最大，也不是每一个人都有兴趣读。《毛主席语录》当年发行了多少万套，多少亿人读，那也不是人手一册，也不是每个人都要去读。一本书，只能解决一个问题，也只能有一个大小不一的读者群。
我们不可能在一个作品当中满足所有读者，这是做不到的。因此在这种状态下，我们确实需要一个预设读者对象。你的预设对象究竟是什么？是给历史研究、近代史研究、世界史研究、哲学研究投稿，还是给大学本科各专业读者都能阅读。这是写作前就应该想清楚的事情。
今天在这里我想集中讲这样几个问题，第一，什么是“大众历史”。大众历史与学者有什么关联，和社会有什么关系？第二，大众历史的文学性及其限度。第三，大众历史的可读性。这是写作方法问题。大众历史的写作肯定不同于学术作品的写作，其叙事方式也不同于学术作品，学术作品是描述跟着史料走，有一份史料说一分话，没有史料就不说话。但大众史学的写作必须注意读者的阅读心理，要注意历史的真实、历史的逻辑，要将历史的真实与历史的逻辑最大限度的一致，因而大众历史的写作要注意篇章布局，注意结构，注意叙事，注意营造内在紧张，注意起承转合，让读者在阅读中找到愉悦，有自然的阅读兴趣。简言之，在不违背历史真实前提下，要适当增加可读性，要让读者发自内心爱不释手。
什么叫大众历史
根据我们在前面的描写，所谓大众历史，是相对于小众历史而言。而小众历史，就是专业研究，是学术圈子里的学问，不需要读者，不需要别人懂或不懂，其要旨就是能否推动学术进步，能否解决历史上一些悬而未决的问题。这样的学问就是专家之学，可能只有一个读者，即责任编辑。而很可能这个责任编辑也没有读懂，只是在履行编辑的技术责任。比如钱钟书先生《管锥篇》的责任编辑周振甫先生，其学问也非常不错，写过有关严复思想研究的学术专著，但其编辑《管锥篇》，据说并不是都懂，因为这部书涉及的语言太多，东西方典籍太多，除了钱先生自己，好像还没有一个人读过钱先生这部书中引证过的全部资料。小众史学当然也有自己的评估标准，比如规范化、新资料、新思想，但更主要的，小众史学的评估在真诚的学术追求，要经得起良心和学术史的双重考验。作品完成后，起码良心是安宁的，不能有学术规范问题，更不能有抄袭，要问心无愧，知道哪些是自己的独创，哪些是在前人基础上的推进。
不论大众还是小众，学术研究都必须经得起学术史的检验。“文章千古事，得失寸心知。”你的作品一发表就成为人类文明的一部分，因而任何写作都要怀有一颗敬畏的心，敬畏文字，敬畏立论。作者可以欺负人们一时不读书，一时没有看破书中的问题，但要相信学术史不会永远便宜投机取巧的人，更不会宽容偷鸡摸狗的行为。中国学术史上许多抄袭大案，真正案发并被揭穿确实需要很多年，要遇到一个对同一问题有兴趣的人，但是只要遇到，都会被揭穿。这样的例子学术史上很多，我就不细举了。简而言之，我的看法是，不论大众还是小众，都必须经得起这样两个考验：
一个是良心的考验。
一个就是学术史的考验。
举一个我自己的例子。我在《汉代春秋学研究》中提出许多新看法，也有系统的论证。不过在书出版的时候，只有很少研究同类问题的研究者读过，我也看到过一些引证、评论。我自信对于相关问题的研究，还是力所能及往前推进，比如《左传》作者的研究，在过去两千年里，学术史上有很多讨论，像猜谜一样，从汉代刘向歆父子一直到近代章太炎，当代杨伯峻，对《左传》作者，都有不同的推论、论证。
从学术史的观点看，大众历史实际上是中国历史学的主流。在中国史学史上，严格意义上讲，真正构成原创性，并带有理论色彩的，大概就是刘知几的《史通》，章学诚的《文史通义》以及章太炎的《訄书》，梁启超的几本书。这就是胡适讲的，中国历史上有这种主观诉求要建构体系的作品很少，大众历史学始终为中国历史学的主流。
大众历史学写作为中国历史学的主流，不惟传统社会如此，即便在新史学传入中国，史学革命发生后，中国历史学主流依然没有偏离大众历史的轨道。我们今天回望民国时期主要的历史学著作，其形式可能是大众历史的，但其内容、内涵，却又蕴含着浓郁的学术气息。比如梁启超的《清代学术概论》，钱穆的《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国史大纲》，钱玄同的《重论经今古文学问题》，周予同先生的《经今古文学》，顾颉刚的《古史辨》长篇序言，以及其《秦汉的方士与儒生》，张荫麟的《中国史纲》，蒋廷黻的《中国近代史》，范文澜的《中国通史简编》，胡绳的《帝国主义与中国政治》，这些作品均具有极高的学术价值，同时又具有广泛的读者群，作者在写作时，就已经设定了这样的读者群。这才是我们值得期待也值得奋斗的大众历史写作。
真正经得起历史考验的大众历史读物，一定是研究后的产物，不是简单地东拼西凑。是一种大众可以接受的通俗表达，但一定要具有足够的学术含量。这样的作品并不影响作者的学术品位、学术贡献。这是我们讨论什么是大众历史的时候，一定要格外谨记的。
大众历史的文学性及其限度
在这些作品中，作者的描写都很注意生动、传神，注意适度的文学性。比如我们去读顾颉刚的《古史辨》长篇序言，我们丝毫不觉得枯燥无味，不觉得是一篇所谓学术论文，作者用流畅的文学笔调，像说话一样叙说着自己的心得，几万字的文章，会让读者在不知不觉中爱不释手一气读完。读这篇序言，犹如读一个中篇小说，没有什么阅读障碍。这个特点存在于顾颉刚大部分作品中，只有非常专门化的《尚书》，一般读者就读不懂了，因为这需要知识门槛，没有足够的经学知识储备，就没有办法阅读这类作品。
从这个意义上说，顾颉刚的历史写作，大部分时候就是大众历史写作，就是为具有一定知识储备的中等读书人写作，并不都是对着专业研究者，因而可以看到他比较注意描写，注意适度的文学手法。
大众历史写作，一定要具有学术的根基，要有研究。没有研究的写作，是没有生命力的抄写，不可能获得读者的认同，更不可能传之久远。这是我们讲大众历史写作时需要格外强调的。
另一方面，大众历史写作毕竟是为专业研究者之外的人写作，主要不是给专业研究者看的，因而一定要适度注意其文学性，要有适度的想象力，要有相当的文学素养、文字功夫。范文澜曾经说过，他写的历史没有一字没来历，但我们看到范老的作品并不会大段征引史料，更没有那些欧化语言，连自己都分析不清的句式，范老的文字简洁明白流畅。
其实，就中国历史学传统而言，范老的做法本来就是中国历史学的正宗，中国历史学本来就是文史不分。孔子说：“质胜文则野，文胜质则史。”最好的历史作品应该有文有质，“文质彬彬，然后君子”。这是中国历史学的最高境界，我的理解，就是历史与逻辑的一致。我们现在很多研究者写论文时只注意到史料证据，而忽略了历史本身的逻辑。
大众历史写作应该注意文质彬彬，注重文字表达，注意历史的逻辑性，另外要有适度想象和文学性。我们去看中国最好的历史学作品，一定有它的文学色彩和想象。我们去读司马迁描写的鸿门宴，惊险、刺激，对话极富个性，画面感超强，我们从来不会去怀疑司马迁的描述，但是我们也一定感到疑惑，司马迁的依据何在，档案在哪里？
再比如司马迁在《项羽本纪》中写“霸王别姬”：“项王军壁垓下，兵少食尽，汉军及诸侯兵围之数重。夜闻汉军四面皆楚歌，项王乃大惊，曰汉皆已得楚乎，是何楚人之多也？项王则夜起，饮帐中。有美人名虞，常幸从；骏马名骓，常骑之。于是项王乃悲歌慷慨，自为诗，曰力拔山兮气盖世，时不利兮骓不逝。骓不逝兮可奈何，虞兮虞兮奈若何。歌数阕，美人和之。项王泣数行下，左右皆泣，莫能仰视。”如此栩栩如生的描述，我们今天的历史学家在自己的作品中有几个人敢这样写。如果这样写，批评者一定会问：依据何在，档案何在？所以我们现在很多历史学读物不是没有人读，而实在是不堪卒读，枯燥乏味，没有一点生活气息，离开档案不能说话。熟不知历史上的重大事件一般都不会留下档案；能够留下档案的事件，一般都是承平时期，无关紧要。何况承平时期的档案，也会有许多修饰，并不一定反映历史真实。
叙事方式与可读性
研究是大众历史写作的前提，文学性是大众历史写作的方法。文学性当然也必须有个限度，不好无限度的想象发挥。好的历史学作品，应该具有可读性，应该有文有质，应该文史不分，有可信的史料依据，有生动的文学描写，甚至抒情。大众历史写作者一定要注意向文学家学习，向小说家学习，学习他们处理故事的能力、技巧、语言、结构，通过阅读小说家的小说，熟悉自己无法熟悉的生活，历史学家只有丰富的人生经历，才能戡破历史，才能明白纸质史料背后的东西。生命个体的生活经历都不可能复杂，长命不过百岁，凭借自己的经历，能知道的事情不可能很多，只有通过二手资料，通过阅读，才能丰富自己的知识。历史学研究强调第一手的资料，但历史学家的人生知识，百分之八十均来自二手，来自阅读。我们去写晚清的历史，写汉代的历史，我们怎么可能有那时的经历，我们只能通过阅读。
历史学作品的表达方式，不论小众史学，还是大众史学，我个人比较倾向于一种美的文字。尽管我做得很不够，文字并不美，但我内心确实在追求美文。我在读书时，老师就反复告诫，最好的表达是让读者最快最容易明白你的意思，如果旧有概念、词汇足以说明问题，就应该将自己生造的词汇替换为旧的词句，而不是将旧词句替换成让人费思的新词。文学的价值不在文字的艰深，而在形象、真实，栩栩如生，犹如亲临其境，最好的史学作品评价是：你说得像真的，好像你在现场。这就是大众写作的文学性，明白流畅的表达，稍有修饰的文辞，并具有一定的意境。
大众历史写作还应该注意文章、作品的结构，要注意吸引力，要想方设法让读者有爱不释手的内在冲动，结构、内在紧张、悬念、逻辑，都是写作时应该考虑的。在结构上，要注意阅读的间歇，如果一定要写思想，那么在下一章一定不要再写思想，不妨写写人生，写写八卦，写写其政治的、生活的经历，已与沉闷的思想描述对冲。
我一直主张在学术已经分化为历史与文学的今天，历史学一定要借鉴文学家的描写方式，他的紧张、节奏、语言，这是我们历史学写作应该借鉴的。
当然借鉴应给有一个限度，后者文学描写应该有个限度。它的限度是什么呢？它的限度是我们作者不能写史料中没有的。历史作品写作，一定要注意历史氛围，最好用第三者立场叙事，不要生造人物对话，一定要保持历史学的品质，不要去编造人物对话。如果要给电视、电影写剧本，另当别论，那已经不是历史写作，而是文学创造了。人物对话只有一种情况是可以的，就是有史料依据。比如我们写1898年中国政治变革，不论是康有为、梁启超、毕永年的记录，还是袁世凯后来追记的日记，都包含有不少对话，这些对话，如果用得恰当，极有意思。
另外一个限度就是“想象的节制”。大众历史写作不能没有想象，没有想象就没法去写，比如前面说过的“霸王别姬”，没有想象，那一段就无法下笔，但想象要有一个节制。就是说，想象不能是无限的。
举一个例子。这些年晚清史有一大疑案被重提，就是光绪之死。光绪皇帝怎么死的？我曾经排比过全部传世文献，但依然不敢动笔写，因为我尽管不能认同之前所有的谋杀假说，慈禧、袁世凯、李莲英等，都不能成立，但我还没有办法完整解释光绪遗物上的剧毒及其来源。我们可以想象，但这个想象无法证明的时候，就是假说，就不是事实，就没有办法写。想象、假说，必须经得起论证，这是一种比较稳妥的立场，大众历史写作不论在什么情况下都不能信口开河。
研究是大众历史写作的基础，各位一定要在研究上下功夫，没有弄清的东西不要写不能写，弄清之后也要注意表达方式，注意谋篇布局。在写作之前，一定要从阅读史料中形成一个完整的表达思路，全局了然在胸，对于完成后的作品，有一个想象的蓝图。
至于叙事，我个人始终倾向于平实、平和，简洁明快，干净利索，不要拖泥带水，绕来绕去，注意学术性，注意深刻性，但不能故作深刻，卖弄聪明。大众写作一定要尊重读者，想象着与读者促膝谈心，秉烛夜话，就一定能找到最适合的语言，最适合的方式，就一定能引起读者的阅读兴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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