同为亚洲国家，中日两国几乎同时面对西方压力，然两国采取完全不同的回应方式，结果只是短短几十年，不仅两国拉开一个很长的距离，而且在东北亚形成剧烈的利益冲突。

中日异途

在近代之前一千年，日本一直是中国文明最忠实的学生之一，他们虔诚地学习中国，并将中国文明在日本发扬光大，成就了日本的民族性格。甚至到了德川幕府时期，日本竟然也和中国一样，实行闭关锁国政策，不信任西洋文明，不愿接纳西洋文明，甚至对西洋文明持一种敌对立场。这一点与中国在十八世纪晚期非常相似。

进入十九世纪，工业革命造就了西方先发国家极度泛滥的产能过剩，资本的本性驱使西方先发国家必须打开东方市场，西方势力东来或者说东方遭遇西方，其实就是能否接纳西方资本及工业产品，就是能否将一个尚未开发的市场拿出来与西方共享。

面对西方的要求，中国先是拒绝，继则在力量不支的时候部分打开国门，部分满足西方资本的要求。然而，五口通商根本无法满足西方资本的巨大要求，中国在经过第二次鸦片战争后只好勉强同意扩大开放，同意变革，更由此想到通过学习西方追求富强。只是那时的中国人依然不愿坦然承认中西差异只是时代差异，只是农耕文明遇到了工业文明。于是，中国在向西方学习的时候显得扭扭捏捏，不够坦诚，既要学习西方，又防着西方；既认为西方有优长之处，又念念不忘中国文明的道德优越。

与中国的情形很不一样。日本在面对西方资本要求时看得很透，接纳也比较坦然。1853年，美国培理舰队叩关，日本人并没有像中国那样拒人于门外。翌年，日美达成和平通商友好条约，紧闭的日本国门向着西方渐渐打开。

西方近代文明的和平输入给日本社会带来巨大变化，一大批下层武士逐渐觉悟，商业资产者发生了，就连德川幕府时代的贵族也觉得日本应该变化了，不能固守原来那一套了。于是这几个阶层在“尊王攘夷”的旗帜下走到一起，掀起一场轰轰烈烈的“倒幕运动”。

在倒幕运动推动下，日本政治发生巨大变化。1867年，刚继位不久的明治天皇向“倒幕派”发布一道密诏，倒幕派据此发动政变，宣布“王政复古”，废除幕府制度，广开言路，酝酿改革。

1868年3月14日，明治天皇率领文武百官对天地神明发誓，宣布进行宪政改革，“广兴会议，万机决于公论”。历史上的所谓明治维新就这样波澜不惊地开始了。明治维新的价值导向，就是向西方学习，而且必须彻底。此时，中国的自强运动已经进行了八年，中国的原则是“中学为体，西学为用”，只学西方的科学技术，不学西方的体制与文明。

内敛与外向

中日两国一衣带水，交往频繁，即便在两国都奉行闭关锁国政策时，也没有影响两国之间往来。所以日本“转身向西”的明治维新，很快就传给了中国，并给各阶层以不同影响。

或许因为地缘关系，明治政府在向外积极开拓政治贸易联系，寻求与各国建立正常国家关系时，自然忘不了近邻中国。1868年，日本政府委托英国驻上海领事给中国政府带话，希望中日重建正常通商体制。两年后，日本政府专门委派外交人员来华，希望与中国政府进行外交谈判，仿照西方惯例与中国建立正常外交关系，进而使两国贸易往来体制化。

此时的中国，自强洋务新政已经走了十个年头，略具实力，且已经与西方国家陆续建构了比较正常的外交关系，特别是因为东邻日本从来都是中国的学生，既是岛国，又是小国，因此中国政府相当一部分人很不屑于与日本交往，更不愿将日本与西方诸强并列，重构近代国家关系。

狭隘的排斥日本当然不是中国政府的主导思想，恭亲王、曾国藩、李鸿章等人出于全球战略考虑，以为中国即便不能引日本为外援，增加与西方国家交往筹码，也不应该将日本推向敌对，给自己制造麻烦。对日交涉的正确选择应该是，与日本稍事联络，增进感情，维持友情，尽量不要让日本完全倒向西方诸强，成为中国对手。

基于这样的战略考虑，中日两国政府于1871年9月签订“修好条规”，中国终于实事求是放弃了名义上视日本为藩属的想象，承认日本与中国一样，具有相同地位的国家实体。

此时，中国的自强洋务新政已有十多年了，日本的维新不过三五年时间，但是敏锐的李鸿章在与日本使臣会晤时很快发现了维新的意义，他在写给恭亲王的信中，对日本人发奋为雄、不耻下问追求卓越的精神高度赞佩，对明治维新的价值有充分估计，以为变化后的日本对中国未来可能具有不可测的影响。为了避免最坏局面，李鸿章建议中国应该像日本一样，坚定不移地走上西方化道路，有以自立，中国只有与西方成为同等性质的国家，方才有可能继续约束日本，使之附丽于我。否则，中国不思进取，不去西方化，一旦日本完成了西方化，那么必然与西洋诸强为伍，成为瓜分中国、遏制中国的急先锋。

李鸿章的认识是深刻的，他充分意识到了中日在发展取向上的不同，也似乎清楚这种不同必然导致中日关系的未来紧张，因为日本转身向西追慕西方，走的是一条外向的开拓道路，而中国自1860年开始的洋务新政只是“自强”，只是自己埋头发展闷头赚钱，忽视了正义忽视了王道，忽视了与西方先发国家不仅要做生意，而且要有基本价值理念的认同。这是李鸿章的高明之处，因为后来的历史就被李鸿章这样不幸而言中。

中国内敛收缩的“自强运动”确实在短期内获得巨大成功，其效率比日本外向型发展高。但内敛收缩使中国付出极大代价，南部边陲诸藩国相继丢失，且相继在丢失之后成为中国的敌人，或者成为西方诸强的依附，这对中国未来发展而言显然不是什么好事情。孤立主义促成了中国快速发展，但是孤立主义的代价最终也一定非常惨痛。

追慕西方外向开拓型发展模式应该是明治维新的时代特征，这个特征给日本带来了不一样的精神气质，使这个岛国、小国、资源贫乏的国家并没有觉得不可发展，他们通过充分世界化找到了自己发展的方向。

充分世界化就是充分西方化，就是充分紧跟世界潮流，至少在十九世纪晚期这是不必怀疑的道理。因而经过短短十几年时间，日本经过官制改革，奉还版籍、废藩置县、土地租税改革等措施，扫清了发展障碍，在殖产兴业、富国强兵、文明开化三大政策引导下，日本的工商实业、文化教育、科学技术等在不知不觉中脱胎换骨，为日本雄起奠定了扎实基础。

半岛危机

早在明治维新之初，福泽谕吉就鼓励日本人自觉认同“丛林法则”，相信历史从来不会嘲笑胜利者，吞噬他国者为文明国，被人吞噬者就是失败者。胜利者不会受到历史的审判，因此福泽谕吉鼓励日本一定要在远东创建一个西方式的新国家。

明治维新激活了日本民族的活力和能量，使日本的发展速度远超西方老牌资本主义国家。实力增长激发了日本外向拓展的力量和信心。1884年，也就是中国丢失越南那一年，福泽谕吉预言再过十五年，也就是到二十世纪初年，不思进取的中国极有可能被西洋诸强所瓜分。福泽谕吉告诫日本，要把握时机，不要错过西洋诸强瓜分中国这个契机，日本应该在这个过程中获得台湾和福建。

日本的战略意图越来越明显，中国如果在那个时候调整政策，调整发展方向，充分世界化，向西方靠拢，即便日本真的强大起来了，中日之间并不必然发生冲突。退而求其次，中国如果在那个时候抓紧在东亚构筑一个抵制日本急剧扩张的屏障，或许也能抵消日本的威胁。然而，由于中国依然在陈旧的王朝政治统治下，即便有人认识到了这些，但朝廷依然陷入无休止的战略争论中，而日本则在这个时候急剧扩张，图谋朝鲜，其意图就是要通过朝鲜这块跳板踏上亚洲大陆，进而欧亚大陆，进而全世界。我们不能由此说日本有称霸世界的野心，但我们应该承认明治维新给日本插上了极富想象力的翅膀，这个翅膀就是要带领日本飞向世界。

假如中日之间真有竞争，并不必然就是零和游戏，广袤的欧亚大陆有足够空间供两国利用甚至开拓。然而，由于发展思路根本不一样，日本的每一个动作给人的感觉似乎都在侵犯中国的利益。

1872年，日本强制册封琉球群岛国王为藩王，试图改变琉球的宗藩关系。只是日本的做法并没有得逞，琉球国王更倾向于与更强大的中原王朝维持旧有宗藩，毕竟那已有几百年的历史了。

琉球的拒绝并没有使日本完全丧失信心。1879年，日本用武力迫使琉球国王交出政权，“废琉置县”，日本竟然明目张胆将琉球王国变成了“冲绳县”。

日本的做法激起了琉球士绅阶层的反抗，琉球派员前往中国，请求宗主国仗义执言，率有道伐无道，帮助琉球尽逐日本人出境，恢复琉球国家地位。

在常态体制下，琉球的要求就是宗主国的义务。然而此时中国的南部藩邦安南及西北边陲相继出现问题，中国政府虽然通过外交渠道劝说过日本，但显然力度不够、决心不够，更没有下决心履行宗主国责任，率有道伐无道，维护琉球利益和尊严，主持正义与公道。自为一国的琉球就这样被日本灭了社稷，吞并了江山。这不仅极大损害了大清王朝作为宗主国的信誉、尊严，而且使诸藩邦感到心寒、失望，茫然不知前途何在，与宗主国渐渐离心离德，貌合神离。

日本的意图当然不是一个琉球，日本的目标就是要踏上大陆。1875年，日本准备用武力敲开朝鲜的大门，专门派员征询中国的意见。中国此时继续奉行孤立主义外交，不愿多管闲事，于是告诉日本人说，朝鲜只是中国藩属，其内政、外交从来悉听其便。这种答复当然与宗主国地位极不相称，所以等到甲午日本真的要动手时，当东北亚危机爆发时，中国不仅措手不及，而且在道义上显得很被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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