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汉末年那段历史，我们已经有了一部长篇小说《三国演义》，这部中国古典文学名著家喻户晓，妇孺皆知，它的影响已不限于国门之内。中国封建社会由乱而治的历史时期不限于汉魏之际，而汉魏时期的历史人物尤其被中国人所铭记和称道，即便野老村妇，也可娓娓道来，这得益于罗贯中先生天才的艺术创作。罗贯中是明朝人，《三国演义》固然也是一部历史小说（中国古典四大文学名著中，倒有三部写的是历史或发端于历史），它是中国小说传统的集大成者，无论结构、语言、用白描手法塑造人物的手段、雅俗共赏的追求都已经达到了十分完美的境界。和唐诗宋词等中国其他的文学形式一样，由勾栏瓦舍的说书人的“段子”而发展起来的中国章回体小说到罗贯中手上已经达到了炉火纯青的至境，终于由《三国演义》这部伟大作品画上了一个完满的句号。至清朝人曹雪芹的《红楼梦》，无论就选材、语言、作品的价值取向以及个性化的表达等诸多方面已经具有了现代小说的面貌。
罗贯中的《三国演义》是小说，而晋人陈寿的《三国志》则是历史。由于话剧《曹植》的写作，我有幸接触了这部卓越的历史著作。《三国志》和司马迁的《史记》、班固的《汉书》同被史界的学人称为“前三史”，有极高的历史地位和学术价值。应该说，我对历史产生浓厚的兴趣，并认真而系统地阅读史书是从《三国志》开始的。我是用一个作家的眼光来研读历史的，所以不仅对治乱兴亡、典章制度，纵横捭合的政治和军事斗争感兴趣，尤其关注的是历史人物的思想情感、命运遭际以及由此而产生的灵魂的震颤、人性的异化和扭曲。历史上的杰出人物——这里不包含道德的评价，仅就他对历史进程的作用而言——的喜怒哀乐或者偶发的灵感和奇思异想都关乎着千百万人的命运，推动或阻滞历史的发展。我在历史剧《1911年》的前言中曾写过这样一段话：“在历史隐秘的褶皱中，不为人知的某根神经说不定恰恰是使这巨人颤栗和剧痛的关键。但触摸和剖析这根隐秘的神经已是我们后人难以做到的了，它也只好永远消失在神秘而幽暗的往昔岁月里……”这是仅就历史研究而言，但就作家来说，用文学的手段触摸和剖析这根神经恰恰是他的天职。汉魏之际，不仅产生了曹操、诸葛亮等一大批杰出的政治家和军事家，还产生了曹氏父子和建安七子等一大批诗人和文学家，产生了辉煌的建安文学。由于社会动乱，人们流离失所，命运无常，死亡的阴影和人生的虚幻感罩在每一个人的头上，那是一个悲痛、沉郁而苍凉的时代，也是一个血污、沉重而辉煌的时代。在这个时代里，不仅有《三国演义》所表现的各个政治集团之间的政治和军事斗争，运筹帷幄的智者，忠肝义胆的壮士，叱咤风云的英雄……还有宫廷间的阴谋、萁豆相煎的悲剧，文人间的酬唱和龃龉，男女间的缠绵和怨离……以至于在动荡翻覆的大时代背景下众多的挣扎和幻灭，美善和丑恶。这些生死无常的命运，千差万别的性格，细微复杂的情感正是现代小说乐于和能够表现的。因此，我认为，汉魏之际的历史除了《三国演义》这部无可企及的历史名著之外，还应该有另外一部小说，一部现代的小说。
这就是我在创作了历史剧《曹植》后，萌生创作这部小说的缘由。
《曹植》这部历史话剧创作于1983年，1986年由哈尔滨话剧院搬上舞台，1987年春天赴上海演出，同年参加了首届中国艺术节，在首都人民艺术剧院演出后，在戏剧界引起了较大的反响，一些戏剧界的前辈和戏剧评论家纷纷撰文予以评介。这之后过了十年。十年间，我除了进行戏剧、小说、散文等各种艺术形式的创作外，又断断续续地涉猎了汉魏以及先秦的史籍和文学作品，真正下决心要写这部小说，已是《曹植》演出十年之后。
如今回顾这段写作的经历，仍有很多感慨。一部历史小说的诞生作家要倾注多少心血啊！他要用全部的生命体验感受他的人物，用全部的热能温暖并激活那些沉睡在冰冷的历史深处的生命，他要研究历史，熟悉并观察历史的每一个褶皱，从中发现使他怦然心动的东西，他要找到合适的结构和独特的语言，他要耐心呵护他不期而至的灵感并使之放射出创造的光华……在那些流逝的岁月里，在时间的海洋深处，只有那些背负着人类精神创造使命的人在耐心地打捞光明，打捞那些闪闪发光的金屑。
1996年8、9月间，我集中精力读《三国志》等史籍，日记里多有记载：
如96年8月23日日记云：“下午读《三国志·魏武纪》，这篇东西以前不知读过几遍了，展卷再读，仍有新鲜感。”
8月24日日记：“读《三国志》，都在小公园。清静，无尘嚣之扰，且有花香树荫。人生此境，亦复何求。”
8月25日三弟树林来家，26日日记云：“今昨两日陪树林，不能读书。谈及的事情，不外政治与写作。关于写作的话题，我谈了自己‘大部头’的创作计划，即目下要写的历史小说。先则他不以为然，我讲了理由，他表首肯。理由是：A、（写）现实题材的小说，名家如林，且大多较我年轻，我忝列其下，实所不甘，且不易出成果。再像业余投稿者那样，东投西投，实不宜也。每年现实题材长篇写作出版很多，除了名家之作，余则无声无臭；B、我认识的本省作家，没有人从事历史长篇的写作，且少有人能驾驭这种题材。我认为自己有这个条件；C、国内历史长篇，多写宫廷阴谋和政治斗争，从文人入手的不多。文人心灵丰富，才子、佳人、政治、爱情、出世、入世……视角既新，可以驰骋才华而写得高贵典雅，酣畅淋漓；D、此类题材可以写若干部。眼下要做的事：1、读《三国志》等搜集素材；2、读汉以前的典籍丰富学识；3、读《三国演义》、《红楼梦》和《源氏物语》等以培养语言风格。”
以后的日记多记读书和构思之事。
1996年8月间，把《生为王侯》的写作真正列入了自己的写作计划。一个多月后的10月8日正式开始了这部长篇小说的写作。至1997年2月间，历时四个月，完成了全书的二分之一。
这之后，由于其他的创作任务插进来，这部书的写作暂时被搁置起来。对于已完成的部分，我虽然充满自信，但仍需得到社会和读者的肯定，才能坚定我继续写下去并最终把它完成的决心。这期间，我曾经把完成的部分给一个出版社的编辑看过，也曾把小说中的两章作为两个短篇小说投寄到一个文学刊物上发表。小说发表之后，得到了读者的好评，其中的《曹冲之死》这一章作为短篇小说还被《小说月报》选载。百花文艺出版社的谢大光先生对这部书的写作始终给予了热情的关注和鼓励。
这部小说的前半部分尽管得到了一些朋友的赞扬和鼓励，但全书的完成尚需努力。如同一个婴儿耽于母腹，他只有半条命，一个完整生命的诞生仍需艰难的时日。
这一搁置竟是三年半的时间。这段日子里，尽管我也发表了一些戏剧、小说、散文等作品，但这个“半截子工程”始终令我寝食难安。为了梳理我的思路，加深对历史的理解，我写作并发表了《建安文坛札记》等若干篇文学随笔，连同以前发表过的此类文章，共有十几篇，全都收入了我的第二本散文集《私人火焰》中。这是我对那段历史的一些理性思考，它们是我读史和小说创作的副产品，也是这部小说创作的必要的思想和情感准备。
2000年9月间，我开始继续写作这部小说。这年9月16日的日记写道：“摒除干扰，专心将此长篇完成。”这是我的决心，也是我的宣言。是的，这“半条命”未免太受到忽略和轻视了，他已经急于冲出母腹，发出嘹亮的一啼，我必须给他注入新的血液和灵魂，使之成为一个完整的鲜活的生命。在此后将近一年的时间里，尽管仍有一些其他的创作和社会活动，但我始终把这部长篇小说的写作作为我工作的重点，终于在2001年8月完成了初稿，10月改定杀青，正式告竣。
这部小说取材于历史，但我们毕竟不是处在罗贯中和施耐庵的时代。上个世纪结束的时候，有些人文论者面对网络和信息时代对世界的整合和全球化进程的加快，曾断言历史已经终结。不，历史并没有终结，没有任何一种文明能够主宰并统一世界，各种文明之间的冲突和消长融合仍然在导演着一幕幕血色斑斓生死相搏的历史活剧，本世纪初，在美国发生的“9·11”事件就是人类历史仍将在血泊中前行的证明。但是，人类发展到今天，我们毕竟可以借助于现代科技扩大自己的眼界和洞察历史深处的星云。在这部小说的开头我写道：“历史总是深埋于地下。一切前人留下的典籍，都是坟地的磷火，而历史的尸骸正在地下腐烂。”利用DNA技术和其他的科技手段，现代考古学可以对腐烂尸骸的奥秘进行破解，这是科学的成果。但是，对那些已经化为尘埃的历史人物心灵的破解呢？DNA技术就毫无用处了，它要借助于文学和想象。今天的文学和小说写作和以往不同了，在罗贯中的时代，没有弗洛伊德，没有普鲁斯特、乔伊斯和卡夫卡，也没有把一段波澜壮阔的历史和一个传奇人物的一生浓缩成一颗小小的璀璨的珍珠的博尔赫斯。不是说，这些现代派文学大师比罗贯中更高明，不，文学不能做这样的比较。我们从罗贯中那里学来了讲故事的本领，我们从这些现代派文学大师那里学习的是如何触摸人物的灵魂，在那些隐秘的脆弱的心灵之弦上弹奏现代的文学乐章。一个闪耀着温暖光芒的灵魂如何渐渐变得黯淡最后堕入永劫不复的漫漫长夜？一个从“人之初”的澄明之境唱着歌蹦蹦跳跳地走来的真纯得通体透明的孩子如何在经历了遍野的荆棘和砾石的磨蚀后痛苦地寻觅他最后的归宿？一双双阴性的绵软而雪白的手如何触摸这个血污而粗砺的时代？一个叱咤风云高居于权力颠峰之上的大人物注视着缓缓移来的命运的阴影如何悚然而惊在恐惧和绝望中踏入命运预设的陷阱……天子和王侯，文人和政客，婢女和公主，云泥之殊的社会地位，无上的权力和无穷的财富都不能终结心灵的希冀和苦难，这一切，正是现代小说所要特别关注的。和《三国演义》取材于同一历史时代的这部小说所以有存在的理由，不仅在于不同的人物和故事，不同的视角和风格，更在于它是一部心灵史。本书的责任编辑，比较文学硕士庄伟来信说：“当年读书时，我专攻的方向是中西小说比较，看过的小说不可胜数，本以为已很难再有小说能打动我，每每看小说时，总以学术的眼光去肢解。你的小说，我是一口气读完的，为其中人物心灵的激宕而兴奋而痛苦。我一向是个很心灵化的编辑，喜欢性情文字，也沉醉于心理小说，所以看到你的小说自是不能释卷的。”我很感谢她理解了我在这部小说中的追求。
关于这部小说的语言，我也做过很多努力。小说是语言的艺术，没有好的语言，就没有好的小说。作家在写作技巧上的修养主要表现在具有鲜明特色的文学语言的熟练运用。所谓作品的风格，主要就是语言的风格。上个世纪初，新文化运动的先贤对中国古文进行了猛烈地声讨，提倡白话文扩大了书面语言在大众中的传播，同时也增强了和世界其他民族文化交流的便利。通过翻译引进的大量外国文学作品使我们学习并吸收了其他语言的长处。但是中国古汉语中有很多富有生命力的东西，我们是从祖先那里走来的，没有人能够切断历史。汉语如同源远流长的奔涌的大河，用汉语写作的人无法拒绝从诗经、楚辞、汉赋、唐诗、宋词延续下来的语言传统，没有一个中国作家没有受到孔子、孟子、庄子、屈原、李白、杜甫、苏轼……这些中国古代作家的影响。即便我们放弃了毛笔砚台坐在这里击打电脑的键盘，我们也无法切断语言的根；脐带切断了，但母体的血液和因子留在我们的身上。《生为王侯》表现的是中古时期的历史，对于我们今天的人，年代是过于久远了。小说是写给今天的读者的，它要使现代的读者能读得懂，同时也应有历史的神韵，因此在语言上就应有融会古今的追求。我既注重现代一般读者的接受能力，努力做到流畅自然，气韵生动，同时也学习古汉语富丽典雅、节奏铿锵，琅琅上口，极富美感和表现力的优长。在这部小说里活动的人，除了王侯贵族，就是历史上有名的作家和诗人，即便是婢女下人也活动在上流社会里，所以即使是口语，也绝少粗鄙的俚语。为了情节和人物塑造的需要，我还代人物拟写了一些诗，如曹植少年时即席所赋的《宝鼎诗》，蔡文姬的《陶偶诗》，甄春梓的《破城诗》，文人相互攻讦的《驽马诗》以及洛神之歌等等总有十几首之多，这些诗的写作既要模拟人物的声口，符合人物的身份和性格，同时也要契合古代的文学风范和语言特点。语言是作家的工具，也是作家本身；语言是作品的躯壳，也是作品的灵魂。如同一朵美丽芳香的花朵会引来翩飞的蜂蝶，一部作品吸引读者的首要条件是要有好的语言。
在这篇谈创作体会的文章行将结束的时候，我愿意引用博尔赫斯的一首诗：“要留下一首诗，为了那个在白昼尽头︱等待着我们的悲凉时刻，︱要把你的名字与它那黄金和暗影的︱痛苦日期连在一起。这就是你的渴望。︱怀着一腔激情，在白昼消褪之际，︱你要苦织出这奇异的诗篇︱它将永远——直到宇宙崩溃—︱ 证明那弥漫着奇异蔚蓝的时刻！”（《致1899年的一位小诗人》）我不知我这本微薄的小书是否证明了公元三世纪初古中国那“奇异蔚蓝的时刻”，这些“苦织出的诗篇”是否再现了那早已消失了的古老的黎明和黄昏，我只知道，痛苦的日期已经变得十分遥远，人性的“黄金和暗影”若隐若现地诱惑着以写作为生的人，我在白昼消褪之前完成了它，把它交给了读者和时间。
2002年8月25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