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言：
这篇剖析外国之间关系的文章《莫为积怨遮望眼——客观全面看待外国之间的关系》写于2010年，后来以“《莫让恩怨遮望眼》”为题刊发于《环球财经》2010年第6期。其主题是认为我们现在的国力已经使得我们可以走出历史恩怨，客观看待外国之间的关系，而不是片面认定谁与我们有历史纠葛的昔日列强为敌，谁就是我们的朋友。文章中提出这个看法：
“在‘救亡’和‘赶超’压倒一切之际，我们迫切需要联合一切可以联合的力量，对抗对我国威胁最大的国家，无暇顾及外国之间恩恩怨怨的是是非非；时至今日，我们已经夺回并有效保卫了独立主权，在‘赶超’方面的辉煌成就也有目共睹，我们与一些昔日敌国之间的实力对比已经发生重大变化，有条件更客观地看待外国之间的关系。如果我们希望在国际政治经济体系中更上一层楼，希望对国际治理发挥更大作用，希望能够为国际社会提出一套秩序，我们就更需要做到这一点。作为一个满怀自信奔向未来的大国，我们不会忘记自己昔日的苦难，但我们不必也不会因此与历史上侵害过我们的国家成天剑拔弩张，而是要在直面历史的基础上结束过去，开辟未来，更无须因此而盲目追捧美化与昔日敌国对抗的国家，以至于损害对我们更加至关重要的睦邻关系。”
后来，我在《环球时报》上发表一篇关于客观看待中俄历史关系的文章，轮子某运势力以此文为由把我评上他们搞的“中国年度百大人渣榜”，呵呵！
去年，我读完英国海洋历史学家布赖恩·莱弗里写的英国海军史《海洋帝国：英国海军如何改变现代世界》这本书，上述看法进一步加强。马克思等经典导师都正面评价奴隶制、血腥的资本原始积累在当时对历史进步的正面作用，作为中国共产党人，我们应该正视西方列强在历史上曾经发挥过的正面作用；现在中国国力与鸦片战争后百年屈辱时期和建国前期已经不可同日而语，给我们正视这一点提供了足够的底气。读到拿破仑战争后、鸦片战争前英国海军执行打击奴隶贸易任务时的死亡率数据，应该承认这是他们对人类文明进步的奉献；较之构成奴隶贸易主体的各伊斯兰政权、黑人酋长们，高下判若云泥。与此类似，俄罗斯帝国征服中亚诸汗国，一个相当重要的理由也是消灭这些伊斯兰国家盛行的奴隶贸易，解救被掠卖的俄罗斯奴隶。
而且，西方主流社会不乏能够正视历史上对我国的不义之举。如布赖恩·莱弗里无疑是英国社会主流人士，他这本书中提及鸦片战争时评价如下：“从道德层面上说，1840年到1860年间的鸦片战争应该算是皇家海军行动中最为人诟病的。”而且，即使在发动鸦片战争的当时，英国议会也有人谴责：“在人类历史中，我从未见过如此不正义，并故意要使国家蒙受永久耻辱的战争。”对比现在有的人表现，不难理解这些西方人士上述品质的可贵。
2017.5.11
莫为积怨遮望眼——客观全面看待外国之间的关系
自从1840年鸦片战争以来，压倒一切的“救亡”和“赶超”压力在一定程度上扭曲了中国社会对外国之间关系的观察，出于同病相怜和激励自己奋发图强的心态，出于在国际斗争中纵横捭阖的需要，中国社会往往自觉不自觉地美化这一时期内某些虚弱国家的形象，特别是那些与当时的中国敌对国家交锋而处于下风的国家，常常能在中国社会赢得广泛同情，至于该国与当时中国敌国之间恩怨的由来，往往知者寥寥，甚或干脆无人深究，俄罗斯与波兰之间的关系就是如此。
中俄直接交往从清初起步直至苏联解体，俄罗斯/苏联几乎一直保持攻击态势，在近代史上，沙皇俄国更是攫夺中国领土最多的国家。相反，当中国被列强强行拖入他们主导的国际体系时，波兰人早已是亡国之民。在这种情况下，中国社会本能地对波兰产生了广泛的同情之心，“波兰”成为激励国民挽救危亡的符号，新派京剧《瓜种兰因》1904年一公演便风靡沪上，全因此剧描写的是波兰在土耳其侵略下战败割地求和，虽然剧情与史实未尽相符。其实，倘若深究俄罗斯-波兰之间四百年恩怨，我们不难发现，波兰扮演的并不总是无辜受害者角色，而是被打败的侵略者。
在历史上，农奴制波兰曾经统治乌克兰、白俄罗斯、立陶宛等广大地区，并乘俄罗斯内乱之机入侵，占领莫斯科，扶植伪沙皇，后于1612年被米宁和波扎尔斯基率领俄罗斯人民起义军推翻。莫斯科解放后建立的俄罗斯罗曼诺夫王朝连年奋战，不仅从波兰占领下收复了失地，还与别国三次瓜分波兰，沙俄所得实际上绝大多数是与其同宗的乌克兰、白俄罗斯土地。斯大林在1931年2月14日全苏社会主义工业工作人员第一次代表会议上的发言被概括为“落后就要挨打”而成为历史名言，在这段发言中，波兰被当作俄罗斯历史最大敌人之一而与蒙古、英国、法国、土耳其相提并论：“延缓速度就是落后，而落后者是要挨打的。但是我们不愿意挨打。不，我们绝对不愿意！旧俄罗斯历史的特征之一就是它因为落后而不断挨打。蒙古的可汗打过它。土耳其的贵族打过它。瑞典的封建主打过它。波兰和立陶宛的地主打过它。英国和法国的资本家打过它。日本的贵族打过它。”[①]
一战后，波兰复国，但新生的波兰共和国马上就走上了对内压迫、对外侵略扩张的道路。由于统治阶层目光短浅而又贪婪成性，不自量力，波兰对内对外政策分外暴虐；毕苏茨基建立军事独裁政权后，上述特点越发突出。对内，这个地主和资产阶级统治的波兰第二共和国对工人运动、非波兰民族和政治反对派实行赤裸裸的压迫政策。波兰共产党于1938年被解散，主要领导人被害；政府和教会全面推行明目张胆的反犹太人政策，且反犹主义与反共紧密结合。当时，半官方报纸《波兰日报》编辑公然写道：“我很喜欢丹麦人，但如果这里有300万丹麦人，我将祈求上帝把他们赶走。假如这里只有5万犹太人，或许我就很喜欢他们了。”[②]经过纳粹屠杀，二战结束后，第二共和国反犹政策的流风余韵仍然迫使波兰犹太人幸存者为免遭排挤和屠杀而纷纷出走。一战后波兰曾是世界第二大犹太人聚居地，二战前夕波兰犹太人约350万，占波兰总人口10%；[③]今天波兰犹太人仅存1万，却仍然要面对苏东剧变后反犹主义政党沉渣泛起的威胁。[④]
对外，波兰复国伊始就向立陶宛、捷克、德国等几乎所有邻国开战，直至末日将临之际仍念念不忘侵略弱小邻国，以至于为虎作伥，将自己推向被纳粹德国三面包围无险可守的境地，苏维埃俄罗斯则是波兰对外侵略的最大受害者。1919年4月，趁红军忙于应对白俄武装东西对进之机，复国仅5个月的波兰开始东侵，1920年4月全面进攻苏维埃俄罗斯，明斯克、基辅次第沦陷。反击的红军虽然收复了大片国土，但兵败华沙城下，1921年3月签订的《里加条约》将西乌克兰、西白俄罗斯和立陶宛部分地区割让波兰，450万乌克兰人和150万白俄罗斯人沦入波兰压迫之下，数以万计红军战俘、波占区平民遭到波兰政权肆意虐杀，战俘营被波兰军官自己称作“死亡营”，甚至派驻华沙的苏俄外交官也在开战时尽遭杀害。二战时期，苏联同在伦敦的波兰流亡政府签署协议，对方同意从旅苏波兰人中组织一支军队对德作战，苏联为此拨付了3亿卢布经费用作给养。到1941年12月，这支军队已有73415人，连同辅助人员等等已有17万。但这样一支坐享苏联人民血汗供养的大军不但不肯按照协议参战，而且在斯大林格勒战役的危急关头离开苏联，取道伊朗投奔英美势力。[⑤]二战末期华沙起义期间，波兰国家军仍不忘大肆逮捕和处决同时起义抗击德军的波兰共产党方面军人，枪杀全城乌克兰人和犹太幸存者，[⑥]更充分暴露了这个政权何其缺乏理智，何其残忍。
正由于波兰历史上曾长期侵略压迫俄罗斯，苏波战争一起，连本来敌视苏维埃政权的沙俄旧军官也纷纷参加红军抗击波军，前俄军总司令布鲁西洛夫骑兵上将在波军发动“基辅攻势”时发表《告各地所有旧军官书》，呼吁“值此我国人民生死存亡的历史危急关头，……恳请你们捐弃前嫌，积极主动参加红军，……坚决捍卫我们珍爱的俄罗斯……”。卡廷事件确实是悲剧，但倘若不提此前波兰对更多红军战俘和波占区平民更加凶残的杀戮，至少是不公正的。抗战期间和抗战胜利后，都有些在华日本人被杀，有些死者未必亲手犯下了该死的罪孽；[⑦]我们赞美聂荣臻元帅在战火中救护收养日本小姑娘美穗子的高贵行为，我们为毛泽东亲手创建的这支人民军队的高贵举动而自豪，但难道我们就该因为某些日本平民遭到中国军民报复而否定整个抗日战争？我们对广岛、长崎丧生的日本市民和苟活的原爆受害者深怀同情，但我们是否就该如同日本极右翼一样以此为由声称日本才是二战受害者？
在“救亡”和“赶超”压倒一切之际，我们迫切需要联合一切可以联合的力量，对抗对我国威胁最大的国家，无暇顾及外国之间恩恩怨怨的是是非非；时至今日，我们已经夺回并有效保卫了独立主权，在“赶超”方面的辉煌成就也有目共睹，我们与一些昔日敌国之间的实力对比已经发生重大变化，有条件更客观地看待外国之间的关系。如果我们希望在国际政治经济体系中更上一层楼，希望对国际治理发挥更大作用，希望能够为国际社会提出一套秩序，我们就更需要做到这一点。作为一个满怀自信奔向未来的大国，我们不会忘记自己昔日的苦难，但我们不必也不会因此与历史上侵害过我们的国家成天剑拔弩张，而是要在直面历史的基础上结束过去，开辟未来，更无须因此而盲目追捧美化与昔日敌国对抗的国家，以至于损害对我们更加至关重要的睦邻关系。就俄波关系而言，我们需要时刻牢记，对于中国来说，波兰的重要性根本不可能与俄罗斯相提并论。
当年日本发动九一八事变一手炮制伪满洲国之后，即使希特勒也惮于国际舆论而没有承认，波兰则很快承认伪满，并与日本打得火热。在近几年的西藏等问题上，波兰高层政客和政府机构又不止一次支持损害中国领土主权和尊严，包括4月份斯摩棱斯克空难的逝者。我们无意纠缠别国以往对我国的无礼举动，对死者的过失（包括由他自己过失造成空难）更以“善意忽视”为佳，但我们国内某些人不应出于某种政治目的借突发事故大做文章，以至于无视事实，乃至捏造新闻，那样不仅对死者是一种困扰，而且发展下去后果可能始料不及。
（初稿2010.4.12，修订2010.5.19，仅代表个人意见）
[①]斯大林：《1931年2月14日在全苏社会主义工业工作人员第一次代表会议上的演说》，载于《列宁主义问题》第400页，人民出版社，1964年。
[②]沃尔特·拉克：《犹太复国主义史》，第541—542页，三联书店上海分店，1992年。
[③]泓文：《波兰的犹太人问题》，《中国民族》，2005年第3期。
[④]王震：《欧洲反犹主义的历史透析和近期回潮》，《国际观察》，2003年第5期。
[⑤]【英】伊恩·格雷：《斯大林——历史人物》，第475页，新华出版社，1981年。
[⑥]见《苏军情报员奥列格关于华沙局势的报告》，《苏联历史档案选编（第二十一卷）》，第284～286页，社科文献出版社，2002年8月。
[⑦]在通州伪保安队起义时对待日本侨民就过分了。1937年7月27日，日军突然袭击驻通州附近的中国部队二十九军，埋伏在通州旧城南门外的伪军保安队没有执行日军部署，按兵不动。日军轰炸了保安队驻地，激怒了本不甘心事敌、早有起义准备的保安队，在张庆余等领导下于1937年7月29日起义。他们捣毁了日伪机关，逮捕了殷汝耕（起义部队转移时殷逃跑）等一批汉奸，处死500多个日本顾问、官兵和日韩浪人。日本士兵被杀后肢解，日本侨民妇女被先奸后杀，有的被肢解。下午，起义部队在指挥部驻地北关吕祖祠集结，向京西转移。这次起义不仅沉重打击了侵略者，也宣告了伪“冀东防共自治政府”彻底垮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