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人阶级并不像太阳那样在预定的时间升起，它出现在它自身的形成中。

——E?汤普森

工人阶级，亦称无产阶级，历史可以追溯到14、15世纪欧洲的工场和手工业的产生，至18世纪的后半期，以蒸汽机和棉花加工机的发明为标志的产业革命，以及引发的市民社会的全面变革，为其发展壮大、步入政治舞台提供了契机。在现代的资本主义社会抑或社会主义社会，无论工人阶级是作为被统治阶级或统治阶级，都业已成为社会的组织结构和分层结构的重要成分，对社会的政治、经济、文化各个方面具有极大的影响力和感召力。所以，了解工人阶级共通的精神机理、行动逻辑和文化实践，不止是纯粹研究工人阶级课题的对象、内容，也是分析、探究阶级阶层理论的基础性前提。

一、 阶级意识

工业社会的前置条件不仅取决于科技的进步、财富的集中，还取决于人力资源的有效配给。产业革命及其后发展中的资本主义，社会结构系统中的分层主要是通过分配或分摊的形式诞生的，撇开少量中介性的管理阶级的话，工资、利润、地租的不同占有方式，主要对应着劳动力所有者、资本所有者和土地所有者三大集团。工资便是除了自己的劳动力之外一无所有的雇佣工人，所处的独特社会位置的收入来源，也是唯一来源。但自从生产第一次随着人口的增长而开始，生产过程及行为本身又是以个人之间的互动交往为前提的，这种交往形式，既是人与人之间建立社会关系的本质，也是通过生产资料与生产者的明显区隔，设定个人或集群身份、地位的动力之源。因之，社会关系和政治关系，首先是以一定的生产方式活动的一定的个人面目出现，没有具体的个人以及由此生发的各种社会网络结构，就无法解读作为不同阶段呈现的社会形态；但同时，像马克思所言，“个人不是他们自己或别人想象中的那种个人，而是现实中的个人，也就是说，这些个人是从事活动的，进行物质生产的，因而是在一定的物质的、不受他们任意支配的界限、前提和条件下能动地表现自己的”。[1]扎根于日常的生活形式之中，才能有效地理解包括工人阶级在内的集团利益的冲突的根源和背后隐匿的意识形态力量。

从社会的发展看，工人阶级的形成并非从自身固有的土壤里发育、生长出来，相反，倒是工业化道路的进程为其提供了捷径。自由资本主义的原始积累和制约下的人性的残酷性，恰恰为行将崩溃的等级化、封闭化的封建制度，制造了另一种不平等的形式；换句话说，作为实存的工人阶级群落，不是自发、自然的状态下的衍生物，反而是制度结构和社会重压有意识地人工合成的结果，这种为了部分人经济、政治利益的人为事件，不仅促成贫民、基督徒之类农奴身份的下层阶级职业的转变，而且直接创造并继续扩大了资产阶级自己的对立面，成为近代资本主义制度运行过程中的不可或缺的功能性要件。“无产阶级要否定私有财产，只不过是把社会已经提升为无产阶级的原则的东西，把未经无产阶级的协助、作为社会的否定结果而体现在它的身上，即无产阶级身上的东西提升为社会的原则”。[2]那么，对私有财产的否定，就不止是对财产本身的分享要求，更是一个集团性的群体对社会不公平的抵制，乃至对少数既得利益者统治地位和意识形态的否定。当这样否定积聚可观的能量，便形成某种阶级力量和阶级实践，以强烈的方式颠覆新兴的或业已完成的社会秩序。

“工人们最初企图联合时总是采取同盟的形式”。[3]然而，同盟的建立必须是一种较为理性化的有头脑的组织行为，否则，试图在巨大悬殊下的对抗，往往会无功而返。马克思注意到了能形成强大力量的阶级意识生成的复杂性，他说：

既然数百万家庭的经济条件使他们的生活方式、利益和教育程度与其他阶级的生活方式、利益和教育程度各不相同并互相敌对，所以他们就形成一个阶级。由于小农彼此间只有地域的联系，由于他们利益的同一性并不使他们彼此间形成任何的共同关系，形成任何的全国性的联系，形成任何一种政治组织，所以他们就没有形成一个阶级。[4]

社会阶级的出现，不仅有数量众多的一群人以近乎相同的方式生活着、劳作着，更为重要的是他们之间还必须留存一种范围广泛的、永久性的联系，并结成有效的同盟与利益不同的集团对立，这样的物质企望和精神诉求一致性的整体，才称得上阶级。无论是农业工人还是产业工人，如果没有意识到自身利益的同一性，还处于分离松散甚至自我分配收入相互竞争状态，那么就消弭了阶级对抗的力量和可能性。用雷蒙?阿隆的分析话语来概括，即工人阶级“只有当它发现它要对其他阶级进行斗争的时候，它才具有自我意识”。[5]实际的情况是，由于大工业把大批互不相识的人们集中在一起，同盟的孕育与建立相对而言，不止具有此在行动的可能性，也确实能建立起强大的、目的性的组织；英国的经济学家就曾吃惊地发现，工人阶级同盟与集团在面对压迫性的资本统治的时候，不只是维护了基本工资的必要的经济权益，还在抗议过程中逐渐凝聚着越来越多的政治因素。

马克思之外，经济关系对工人阶级意识的决定性的制约作用，还得到卢卡奇、霍布斯鲍姆等人的热烈响应和重新阐述。卢卡奇有关工人阶级的思想，与其说是社会学的，毋宁说是社会批判哲学的；他从马克思的商品拜物教理论里获得灵感，将历史的总体性的问题置于科学本体论的地位。资本主义的社会分工越来越精细，越来越专门化，但合理化和效率化的后果，却并不是人性的健康生长与人道主义的张扬，相反，工人一方面凭借个人或集体的能力创造了供资产阶级挥霍享乐的财富，另一方面作为劳动主体的工人却在生产和消费的流通过程中，不知不觉或者身不由己地变成商品，成为廉价拍卖的物件。最终导致的后果是，工人在严密的资本主义的社会结构系统中，“机械化也把个人改变成了孤立的抽象的原子，个人的工作不再把个人直接地和有机地联系起来；个人越发专门受到禁锢他们的抽象的机械规律的居中调解”。[6]被彻底地原子化的个人，不仅继续着前辈们所受的剥削行为和方式，而且主体的独立性完全沦陷了，人格呈现出分裂、异化的境况。工人自身的阶级意识，伴随商品对整个社会生活、伦理领域的无孔不入，丧失了先前的自然状态与积极姿态，对心灵的腐化和出卖劳力的现实只能在忍气吞声中默默承受。物化现象对阶级意识的腐蚀、渗融，构成卢卡奇工人理论的核心内容。

对技术发明的重视与采用，构成了产业革命的社会史，工厂组织亦渐渐地从人性的制度化步入“火和烟”的“机械”的世纪，主导社会变迁的是经济进步和效率政治，竞争代替了过往刻板的规章制度，这种转型对人们生活方式的影响甚至大于多数的政治革命。汤普森通过“动态过程”的研究，给我们提供了文化主义的思路。他的目标是，把英国社会底层的工人阶级历史，放在18世纪30年代前几十年工业资本主义社会形成的中心位置，试图勾勒18世纪留传下来的人民传统、工业革命时期不同工人集团的经历以及人民激进主义的历史。汤普森指出：“阶级是一种历史现象，它把一批各各相异、看来完全不相干的事结合在一起，它既包括在原始的经历中，又包括在思想觉悟里”。这里对“经历”、“觉悟”的先在强调，既突出了对“人与人的相互关系”的叙述的历史方法，又肯定了阶级意识中行动主体的自觉因素。“阶级觉悟是把阶级经历用文化的方式加以处理，它体现在传统习惯、价值体系、思想观念和组织形式中”。[7]如果说此前的马克思主义历史学家过于强调经济结构的决定性因素，而正统的经济史学家把工人看成劳动力，看成移民，看成一系列统计数据的原始资料，那么汤普森则“不惜贬低结构因素的作用，过分强调诸如人的经历和人的价值这些人的能动因素的重要性”[8]，在渐渐被遗忘的、隐秘的、富有争议的民间生活的钩沉中，为一群在创造历史过程中作出贡献却倍受诅咒的“历史牺牲品”建传立言。

工人阶级不是贯穿在历史中的静态的给定，更是从物质实体世界被创生的意识；于是，经济决定论必然被扬弃，至少阶级意识就不再是静止的“东西”，而转变成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的交互关系中引发的独特的、流动的精神机理。普尔兹渥斯基同意汤普森的一些重要观点，认为作为自动组织的阶级不是一成不变的，但他将一种“选择的结构”引入自己的理论框架之内。他区别方法论上的个体主义与集体主义的不同，声称方法论上的集体主义是一种信仰，它相信聚集而成的统一体优先于个体因素，这个信仰牺牲了个体，并摆出了一种逻辑混乱的历史观；相反，方法论上的个体主义，并不假定阶级的地位，着重分析的是被给定状态的个体的选择结构。“个体能够选择成为一个工人，而且还能同资本家合作反对其他工人。阶级结构是建立在与政治、意识形态因素有联系的生产关系基础上的”。[9]这样，历史社会学家就必须有效地分析作为个体的工人成员的具体的选择结构，进而揣摩、洞悉背后一整套严格制度化的社会关系。

二、 权力秩序

社会关系的确立，首先需要一种权力秩序，然后才有政治和社会秩序；任何表面和谐或者潜伏着剧烈冲突的社会，都暗含着权力的试图平衡化和再分配的争夺。作为一种根深蒂固的社会属性，儒旺纳尔概括了一切权力的三种不同特征：广延性是指遵从掌权者命令的B（权力对象）数量很多；综合性是指A（掌权者）能够调动B所能采取的各种行动种类很多；最后，强度是指A的命令能够推行很远而不影响遵从。对此，丹尼斯?朗从历史的角度分析说，在君主和专制政体下，一人统治多数人；在贵族政治和寡头政治体制下，少数人统治多数人；在亚里士多德政体和民主政体下，社区的多数管理自己。[10]对于后者，古希腊的雅典广场民主便是经典的实验，多数享有投票权的公民经常通过表决的方式，覆盖了妇女、奴隶另类弱势人群的声音。工人阶级运动，目标就是要“消灭一切等级”，建立一个自由的联合体来代替压制性的资本主义社会，争取统治权便是实践中的紧迫任务。但同时，在理想社会来临之前，如何凭借组织结构消除资产阶级权力、使用革命胜利后过渡性的工业管理，不止是理论宣传策略，还是一个棘手的实际操作问题。

资产阶级最先利用商品、货币等经济手段，控制了整个的社会关系，所以经济学家就把资本称为“支配他人劳动的权力”。这就是说，有形的资本作为无生命的“物”的存在，蕴涵着支配个人行为、人伦标准的极大的能动意向。所以，马克思在著作里，从经济指标与制度运行出发，阐明了两种权力类型，即财产权力和政治权力，前者指所有者的权力，后者指国家的权力。本来，权力统治着财产，财产手中并没有政治权力，政治权力只是经由如任意税、没收、特权、官僚制度加于工商业等等办法捉弄财产；但是，在资产阶级已经取得政治权力的国家里，政治统治成为资产阶级对整个社会的统治，而不是个别资产者对自己的工人的统治，政治统治便直接属于财产；政治与财产的一体化，同时意味着财产的权力化。那么，无权力的工人阶级要想获得权力，就“必须成为权力，而且首先是革命的权力”[11]。因为无论哪个等级化的时代，单个的、集群的人与人之间社会的、公共的关系，总是可以简化为宽泛意义上的政治关系的放大和投影，像17、18世纪时要废除封建财产关系，财产问题就是资产阶级的生存利益问题和权力分享问题。

如果说马克思相信以工人为主体的阶级斗争引导下的革命是自动的和不可避免的，它会突然发生，而且一定发生，那么汤普森凭着工人阶级会不断地从“自在”转化为“自为”，又不必然是一定发生的立场，将物质经济置换成了道德经济。列宁则反对革命的自发性和不可避免，倡导以职业的革命家作为先锋部队来培育软弱的革命的种子。在《怎么办？》一文里，列宁承认，19世纪中后期，工人自发性的罢工遍及全俄，清楚地证明了重新高涨的人民运动的深度，不过，这种“自发”正是自觉性的萌芽状态：工人已经不象历来那样相信压迫他们的那个制度是不可动摇的，而开始感觉到必须进行集体反抗、抛弃奴隶般的顺从长官的态度；虽然这种反抗行为还多半是挣扎和报复的表现，很难说是斗争。从整个工人运动性质来说，罢工本身具有工联主义色彩，还不是社会民主主义的斗争，工人当时没有而且也不可能意识到他们的利益同整个现代的政治制度和社会制度的不可调和的对立。如何使工人阶级摆脱运动的盲目性和自发性，获得真正的社会民主主义的意识，列宁认为，“这种意识只能从外面灌输进去。各国的历史都证明：工人阶级单靠自己本身的力量，只能形成工联主义的意识，即必须结成工会、必须同厂主斗争、必须向政府争取颁布工人所必要的某些法律等等的信念。而社会主义学说则是由有产阶级的有教养的人即知识分子创造的哲学、历史和经济的理论中成长起来的”。[12]那么，俄国当时要想纠正、改变工人运动的现状，也必须充分利用、发挥革命的社会主义知识分子尤其是其组织核心——政党的功能作用。

这种依照历史法则设计出宏大的政治计划、政治任务，将职业组织与政治组织的合一，而且“尽量帮助这种组织并在这种组织内积极工作”[13]，最终把前者置于后者的统率之下，推动进行经济斗争的工人“感到”政治问题，亦存在着巨大的权力分配的隐患和危险。随着阶级运动的过程的演进，无产者由革命的主体变成革命的工具的弊端越发凸显出来。克罗地亚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家霍尔瓦特对此有着精辟的阐述，他指出如果先锋队党的作用不仅仅是代表工人阶级进行统治，还要对工人灌输一种社会主义意识，教导工人了解自己的实际利益，那么社会主义的承担者就不是工人阶级而是党和党的领袖了。既然任何一种社会体制的承担者都是该体制的领导阶级，我们终于得到了一种与事实相符的理论，尽管不是一种社会主义过渡理论。经济集中加上政治极权，权力大大集中于统治阶级手中，这就是我们前面所说的国家主义。[14]

因为，工人阶级只有与另一种非劳动阶级即统治阶级对比才存在，如恩格斯所说的，工人阶级要想真正地拥有权力，第一个行动就是否定他自己作为工人阶级的行动。否则，“工人阶级权力”这一说法，“要么没有意义，要么被利用来隐蔽一个事实：工人阶级仍然存在，但权力却已经被他人所有”。[15]

马克思之后的西方社会学著作中，从韦伯、列宁、托洛斯基、杰拉斯到贝尔等人那里，工业社会转变中孕生的企业的科层化和技术白领新阶级之上升，一直成为关注的焦点。“社会生产力已成为工业的，但这是各种政治制度的共同情况；社会生产关系已成为官僚主义的，所有权在其中的地位缩小了”，乃至“官僚主义已经成为一切社会（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社会）的中心问题”。[16]当然，马克思在他的理论体系里，也有警惕性的说明：“‘官僚机构’是市民社会的‘国家形式主义’”。它作为特殊的同业公会，“是‘国家的意识’、‘国家的意志’、‘国家的威力’。因此官僚在国家中形成特殊的闭关自守的集团。……它的等级制是知识的等级制。上层在各种细小问题的知识方面依靠下层，下层则在有关普遍物的理解方面依赖上层，结果彼此都使对方陷入迷途”。[17]列宁在十月革命胜利后，一直持乐观的态度同官僚主义进行斗争，他认为旧的国家机器必须被打碎，工人代表要来对行政执行监督和监察的职能，所有人暂时变成“官僚”，任何人都不能成为“官僚”，这样，脱离、压制工人群众的实质官僚消解了。但托洛斯基则从人性论的立场出发，认为一个社会主义国家，即使在像美国那样最先进的资本主义基础上建立起来，鼓励发展个人的既得利益也是不可避免的，重要的是防止使党屈从于自己的官僚，完全削弱了普通工人群众发言、管理的权力。

曼德尔注意到十月革命胜利后在工厂组织中的新危机，专制主义的中央计划和与价值规律局部起作用的混合，一度出现工人阶级自我组织的高潮，但是经济系统的失调却无法通过这种方式自发地得到克服。特别是官僚集团专政的巩固，工会权利丧失殆尽，野蛮的“生产主义”，实际上就是不顾经济和社会成本盲目追求实物产量，成了工会和工厂中的党组织必须为之贡献身心的目标。罢工和其他形式的工人阶级的反抗，都被视为“破坏”而遭到禁止。同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相比，它的特殊性在于，由于对工人的剩余劳动的攫取不是与微观经济中的利益最大化相联系，所以这种攫取在程度上较差，工人也比在资本主义下少受压迫。虽然苏联工人较之同期的北美和西欧的伙伴不得不在工厂里呆上更长的时间、拿更少的工资，但正如官僚主义的经理不受竞争的威胁一样，工人头上也没有悬着失业的鞭子，个人的实际劳动时间少得多。“在这种情况下，普遍缺乏责任心和对工厂表现漠不关心就成了这一制度的典型特征”。撇开制度的优越性的人为划分的话，“从工人阶级的角度看，二者都是压迫性的。二者在配备物质资源和保护劳动与自然不受损害方面，都是浪费性的制度”，[18]尽管运行时有特殊之处。

三、 文化实践

威廉斯从观察文化的视角出发，将文化总括为三种定义，即理想的、文献的和社会的。理想的定义把文化提高到“人类完善的一种状态或过程”；文献的定义把文化看成是“知性和想象作品的整体，这些作品以不同的方式详细地记录了人类的思想和经验”；社会的定义，则不仅包括分析知性和想像的作品与特定的传统和社会联系起来的历史批评的努力，还包括对生产组织、家庭结构、表现或制约社会关系的制度结构、成员交往形式等生活方式诸要素的分析。根据这个定义，文化就是“对一种特殊生活方式的描述”，这种描述既“表现艺术和学问中的某些价值和意义，而且也表现制度和日常行为中的某些意义和价值”。[19]在人与人之间必然结成一定关系的网络社会，每个个体的文化实践是独一无二的，可是我们一旦透过社会分层视域考察它，“生活方式”的灿烂辉煌的多样性，就变得“意料之中”了。譬如艺术符号的所指、消费行为的品位、生命质量的寻求、成就感的认定、政治参与的热情，都或隐或显地标识着社会权力或统治设施驱动的“文化实体”的系统性变化。虽然从理论的严密性来讲，“文化的分层和使用文化去确认个体的区隔，已经远远超越了一种阶级和文化分析所能了解的一切”，但“阶级是文化重要的决定因素”，[20]又是毋庸置疑的。

工人阶级的文化实践形态，是工业革命以降，社会结构框架进行根本性重组的有力表征，呈现于生活质量、道德状况、公共领域及其精神生态里。参照菲力浦?盖斯凯尔牧师的作品，恩格斯曾写下著名的《英国工人阶级状况》，将工业主义引发的人口迁徙、商业贪婪以及工人阶级的失业、贫穷和不幸等恶果，归咎于新技术的发明和机器设备的改进，他认为，近代资本主义社会普遍流行的目光短浅的利己主义，导致了极端可怕的冷淡、不近人情的孤僻，每个人都把别人仅仅看做可以利用的东西，每个人都在剥削别人，结果强者把弱者踏在脚下，因之， “一切人反对一切人”的竞争性的社会战争成为整个市民社会舞台的醒目标志。拥挤的贫民窟和小宅子、肮脏的街道和臭水洼、一想到就令人发抖的卫生状况和肆意传播的疾病，不止环绕着低工资的工人、朝不保夕的妇女儿童，还搀杂着小偷、骗子和娼妓制度的牺牲品，更为触目惊心的是，下层人群道德水准的普遍沦丧：

这个社会使他们的情绪剧烈地波动，使他们忽而感到很恐慌，忽而又觉得有希望，像追逐野兽一样地追逐他们，不让他们安心，不让他们过平静的生活。除了纵欲和酗酒，他们的一切享乐都被剥夺了，可是他们每天都在工作中弄得筋疲力尽，这就经常刺激他们去毫无节制地沉湎于他们唯一能办到的这两种享乐。[21]

为了避免时时笼罩在头顶的失业的危机，劳动活动成为劳动主体的手段，也成为劳动主体的目的；“纵欲和酗酒”分裂式享乐的极端追求，便成了对“勤奋”的怀疑。

事实上，恩格斯在回顾产业革命造成家庭作坊工人不得不流入城市、转换生产方式，激烈地抨击了革命后工人的机器化，被剥夺了剩下的一点独立活动的自由的同时，并未一概地否定历史变迁的意义，相反，他同样批评了封闭的宗法关系约束下的乡村工人的智力道德水平的平庸低下，指出这种生活很理想、很舒适，但到底不是人应该过的。尽管如此，后代的历史学家还是指责工业主义的激进反对者们，受到文学领域浪漫主义复兴的影响，混淆甚至漠视历史史实与经济统计的数据，依凭某一先验价值的思想倾向的指引，夸大了自由放任政策被放弃之前的工厂制度的罪恶。面对见诸于报刊和传说中的下层民众文化素质下滑的说辞，有这样的解释：

对于这些人提出的技工道德败坏的指责，工厂主最常见的回答是，如果说这种指控有一点合乎实情的地方的话，那么，其原因也是由于那些技工疏离宗教，道德败坏不过是其结果而已。其实，这是各个阵营一致的看法。盖斯凯尔就痛惜，经常有人不再相信“来世有一个进行奖惩的天国……他们抛弃了人的精神中最高贵的特征，怎能不给人一种虚度光阴的感觉？”[22]

说法虽有一定的道理，但如果我们将工人生活事件置入更大的历史语境下考察，道德堕落完全推给劳动者的宗教情结的淡薄，进而从荒芜的精神世界走向市侩的世俗世界，居高临下地把工人结社也看成是一种道德败坏，还是有明显的歪曲历史、推卸责任之嫌，忽略了资本统治下工厂保护措施的软弱，以及原始积累时期的残酷性、欺诈性和人性固有的弱点。

生活道德水平的歧义，并不意味着工人阶级本身的无所作为，或者是一个应该被否定的群体；相反，机器大工业提供了他们进行历史文化实践的场景。对两百多年来工人的激进主义政治，当然可以从角色承担、行动结果去看待，同时还可以从主观认知上的变迁过程来追究。在社会生活中，工作场所、居住社区、工业组织和政治制度，是制造和繁衍激进意识中心的主要机制，行动者于此的社会化过程形塑了自身社群的过往与现状。娜詹通过对法夫郡矿工的调查，检视了时间凝结的集体记忆在当下的萌生以及对阶级文化的形塑。1984-1985年费时13个月的罢工，是在矿坑不再成为社区生活的重心、工会不再成为日常生活的中心的情况下开始的，行动中经历了任务的困难、物资的艰辛以及失望的时刻，同时又是伟大的一年。不论是激进的还是温和的工人，当他们在失败来临时刻和来临之后，回顾这一历史瞬间时，都自觉不自觉地联系起先辈们曾经创造的政治激进主义那份历史遗产。因为激进政治可以说是法夫郡矿工客观历史中不可或缺的一环，并通过地方矿业所扮演的重要角色，成为法夫郡工人文化的主要成分。后辈工人“借助家庭史和传记故事，这项遗产融入到个人经验之中，并塑造了个人的身份认同。地区历史与个人历史的内在联系，成为个人认知及行动的主要源泉”。[23]所以，当罢工活动重现时，他们能够团结一致，体现献身精神，换句话说，历史遗产提供给他们文化演出的剧目。

不过，李普塞特还看到工人阶级的另一面性征，引起政治社会学界广泛的争议。“宽容性”随社会地位层次的上升而提高，“低阶层的社会状况，特别是在比较穷的低教育水平的国家，使这个阶层往往倾向于把政治看作非黑即白、非善即恶”，因之，“在集权主义与下层阶级地位之间存在一种对应关系”。来自一些国家民意测验资料显示，下层阶级对民主作为一种政治的信奉，远不如城市的中产阶级和上层阶级，社会系统中不时出没的极端主义宗教，大都是持集权主义政治态度那部分社会势力的产物，像开明的新教教派以中产阶级成员为主。贫穷阶层与富裕阶层在经济和非经济标准上的明显悖反，牵涉到许多相关因素，其中重要的是低教育、对政治或民间组织的低参与、绝少阅读、封闭性职业、经济上的不安全感和集权主义的家庭模式，它们助长了工人阶级亲近极端政治运动。从整体上看，工人阶级的生活偏重于具体的和直接的方面，阶级成员很可能从童年就面对处罚、缺少爱、环境充满紧张和敌视，这一切体验使其产生根深蒂固的敌意，并借种族偏见、政治狂热和基督教千年福音说的变价信仰加以宣泄。英国记者霍加特在《读写能力的价值》一书中，详细地阐述道：“由于缺乏智力或文化的内在素质，由于绝少受过用理性和现存判断来检验相反观点的训练，他们作出判断，通常是凭着首先出现在脑子中的那些组织箴言的刺激……这样一种头脑特别容易接受永远保持生活现状的诱惑”。[24]而与工人阶级的认知能力的具体性相区别的中产阶级，更容易接触抽象的和一般化的问题。

工人阶级的这些社会性的制约因素，就不止要求未来得继续葆有传统遗存的吃苦耐劳和反抗压制的独立自主精神，还要求能自觉地改善、提高自身的道德素质尤其是文化技术水平，培养适应历史发展必然遭遇的信息革命和政治文化的认知能力。不同国别的工人阶级，无论就经济利益和阶级实践而言，差异和可变因素实在太多；历史传统与当下意识的交汇，既是固有意识形态的延伸，又在重构着新语境下的日常社会关系。社会学家具海根总结了20世纪60-90年代韩国快速工业化转型过程中，工人阶级社会文化运动的向度及其承担的使命，究明了经由阶级任务的经济动力、法律和制度诉求直至成为人口中不同部分的代表者，捍卫工作职位应有保障、雇佣关系应保持公平等人们普遍持有的价值观的历史演进图景，这里既蕴涵着社会形态实际的变迁路线，又意味着作为历史叙述的文化表象的生成规律；特别是在世界范围内的民主化和全球化力量的塑造下，随着表面阶层界限的模糊，必须重新找到超越固有的、孩提阶段的阶级“共同体生活和文化模式”，形成“一个更有内聚力、阶级觉悟更高的工人阶级”，[25]乃至找到新的社会结构的替代性方案，是面临的更具挑战性的任务。

【注释】

[1][2][3][4][11]《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一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29-30、15、159、693、171页；

[5]雷蒙?阿隆《阶级斗争——工业社会新讲》，译林出版社2003年版，第17页；

[6]格奥尔格?卢卡奇《历史和阶级意识》，华夏出版社1989年版，第90页；

[7]E?汤普森《英国工人阶级的形成》，译林出版社2001年版，第1-2页；

[8]约翰?斯道雷《文化理论与通俗文化导论》，南京大学出版社2001年版，第83页；

[9]李宏图选编《表象的叙述——新社会文化史》，上海三联书店2003年版，第61页；

[10]丹尼斯?朗《权力论》，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1年版，第15页；

[12][13]《列宁斯大林论工会》，工人出版社1981年版，第24、57页；

[14][15] 勃朗科?霍尔瓦特《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一种马克思主义的社会理论》，吉林人民出版社2001年版，第482、481页；

[16]丹尼尔?贝尔《后工业社会的来临》，新华出版社1997年版，第87页；

[17]《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一卷，人民出版社1956年版，第300-302页；

[18]厄内斯特?曼德尔《权力与货币：马克思主义的官僚理论》，中央编译出版社2002年版，第51-52页；

[19]罗钢 刘象愚主编《文化研究读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0年版，第125页；

[20]约翰?霍尔等《文化：社会学的视野》，商务印书馆2002年版，第214-215页；

[21]《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二卷，人民出版社1957年版，第382页；

[22]F?哈耶克编《资本主义与历史学家》，吉林人民出版社2003年版，第116页；

[23]S?肯德里克等编《解释过去 了解现在——历史社会学》，上海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180页；

[24]西摩?李普塞特《政治人——政治的社会基础》，上海人民出版社1997年版，第75-100页；安德鲁?利维森在《工人阶级多数》一书中，批评李普塞特研究方法上存在大量的主观因素，不止主题有偏颇，更多地“暴露了著者们本人的偏见”，商务印书馆1976年版，第125页；

[25]具海根《韩国工人——阶级形成的文化与政治》，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4年版，第2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