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提要：全球互联技术和多向沟通机制，正在型构着新的国家传播图景和语言交换经济，并在社交媒体话语的生产-消费循环结构链条中，获得表征性和实践性的双重赋权。一方面，传统主流媒体单一化、统合式的支配性叙事，正在被虚拟化、离散化的多模态叙事所融合；另一方面，传-受双方互动模式的变异，必然强化话语方式、修辞发明的对话性和策略化。面对社交媒体对以“国家”为主体的传播行为的强力介入，国家话语能力的建构不止是日常人际交流、交往的社会环境的适应性问题，还是蕴含文化政治逻辑的权力交换问题。话语技术的创新乃至话语范式的转换，是社交媒体时代国家话语能力建设的前提；对关系网络、符号意义的具身认知和语境理解，是提升国家话语能力的条件；通过有效话语沟通，建立积极的个人形象、机构形象以及国家形象，则是其实践旨归。

关 键 词：社交媒体/国家话语/国家话语能力/建构逻辑

作者简介：丁云亮(1967- )，男，安徽庐江人，安徽师范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主要研究方向为政治传播、媒介批评，安徽 芜湖 241002

基金项目：国家社会科学基金一般项目(19BXW052)。

随着全球政治、经济、文化的一体化，以及商业交往、公共外交的日趋频繁，国家话语能力逐渐成为一个国家重要的战略资源，国家话语能力建设也成为不同国家塑造族群形象、提升文化软实力、谋求话语权的社会性指标。国家话语能力的建构，既受制于国家自身的发展情势，还因传播技术的变革有一个不断重组、创新的过程。网络技术尤其是建基其上的社交媒体形态的大量涌现，不只改变了现实世界的人际交往、交流方式和知识习得行为，也在以“国家”为主体的话语传播层面，获得新的实践路径，并深刻影响着人们对本国的认同意识和对他国的认知逻辑。作为正在崛起的大国，中国的国家话语如何在日新月异的新技术浪潮中，通过多样化的传播路径，展示自身的政治理念、价值信仰及文化旨趣，不仅关系到多民族国家在竞争性世界格局中的地位，还直接影响到转型社会的稳定、和谐、安全。以社交媒体时代为视界，探讨国家话语能力的建构理念和实践方略，有助于新时代“中国形象”“中国道路”的全球性传播。

一、社交媒体时代国家话语能力建构的观念转换

“国家话语能力”是由“国家语言能力”演进、衍生而来。20世纪90年代，伴随冷战的结束，世界秩序发生重大变化，一些美国政界、学界人士，呼吁加强非通用语的课程建设和人才培训，以便应对全球格局的新挑战，继续保持美国的领导地位；“9·11”事件的惨痛经历，出于对国家安全的急迫考量，2006年美国正式出台“国家安全语言计划”，标志着“语言能力”被纳入非传统安全的视域[1]。最近10年，中国自身的国家安全战略，乃至跨文化交流和国际传播的热潮，也推动着国内学人对“国家语言能力”的研究，并业已形成具有本土特色的“理论雏形”。按照文秋芳的厘定，国家语言能力可分为“国家语言资源能力”和“国家话语能力”两个相互关联的层面，前者属于“内在能力”，后者标识“外在能力”。[2]也即是说，“国家话语能力”更多地体现为，通过言语、语言表达和理解“国家意识”的实际应用能力。社交媒体时代传播话语的多模态特性，必然导致国家话语生产、接受乃至国家话语观念的转换。

(一)多元化的话语主体

在传统政治哲学中，语词的发明被视为人的自我属性的一种确证；意味着人从自然状态下被解放出来，同时还直接推动了以“安全”为需求的契约化国家的出现。语言符号不止在个体意义上指向信息传递、情绪交流的目的，而且还从整体上获得区别于动物的三项重要能力，即推理、代表和联合能力。[3]182-183这些能力使人类超越了过往时间、空间的囿限，通过“国家”这一共同体走向对未来的想象和公共领域的斗争。“国家”既是一种权力机构，又是具有代表功能的话语主体。延续至现代社会，国家主体语言的国际影响力，甚至与一个国家的“国际竞争力”直接关联，包括“文化的吸引力和感召力、经济的竞争力和发展力、政治的操控力、科技的主导力和国际话语权等等”。[4]25国家话语的主体，主要指涉的是政党、政府、领导人、大型企业及国家媒体等具有“代表”能力的组织、机构或个人。国家话语能力，也即是这些组织、机构、个人的表达能力、传播能力，他们依凭官方公报、记者问答、新闻发布及品牌宣传，反映、传递管理者的决策、意志和执政倾向，集中呈现整一化的国家意志和话语表达体系。

互联网和社交媒体的出现，改写了国家话语的传播、组织和交往的方式；以报刊、广播、电视为载体的传统主流媒介主导的单一化、支配性叙事逐渐被终结，一种多渠道、多主体的话语传播方式正在融通甚至重构既有的传播系统，不止话语空间渐次向多维度延展，话语主体也从集体性走向个体性。自1994年曙光BBS站的建立，经由博客、即时通信、社交网站(SNS)、微博、微信，乃至人工智能技术在移动媒体、新闻报道中的普遍应用，中国的网络话语空间正以前所未有的速度铺陈、延展，“国家”与“个人”之间的公私联结关系越发紧密，任何社会性话题都可能被公开地交流、讨论和争讼，形成“人人都是麦克风”的话语态势。社交媒体的个人化及匿名性，意味着话语主体的模糊性和不确定性，使得国家话语内容亦从狭义的政治、经济、军事题材扩散至日常生活的方方面面，呈现出繁复和驳杂的性征，它们与主流话语形成共生共振关系，合力塑造了中国的国家政治、国家文化和国家形象。

(二)发散式的话语权力

话语主体及话语代表功能的裂变，引发了国家传播背后话语权力的“播撒”和位移。在传统媒体主导的时代，大众传播主要承担的是传递、解释和宣传政府的政策信息和国家意志的功能，以便在执政者与民众之间、不同国家之间搭建一座教化或沟通的“桥梁”，国家话语是经过精心设计、论证进而固化的修辞政治，具有封闭性、统合性的叙事逻辑。虽然伴随改革开放、市场经济和消费主义的洗礼，我国的新闻传播已经在话语方式、修辞策略等渐次改变了纯粹的说教、外宣模式，但国家传播始终作为政治意识形态和权力博弈的话语场域，属于社会治理和公共外交的重要组成部分。国家话语在此“作为一种政治实践”，致力于“建立、维持和改变权力关系，并且改变权力关系在其间得以获得的集合性实体”[5]62；换句话说，新闻发布及大众传播致力于通过“一致性”话语逻辑，型构某种阶级、集团乃至国家的共同体意象，有效地赢得治理、外交的权力效应和话语空间。

而在社交媒体时代，媒介技术的创新拓展，改变了传播话语的生产机制，使得公共领域和私人领域之间界限日益模糊；全球现代性的沟通、认知模式，不断重塑着大众对国家认同、世界意义的理解。一国(尤其是大国)事务也可能是国际性事务，一个地域性的社会问题也可能成为影响一个国家形象的重要变量，一个分散的网络虚拟群体的舆情也可能被看作一个国家的集体性意愿，因之，国家话语能力不止体现在政府和管理部门的解释能力，还体现在众多网民的言说能力。在当下中国，“全媒体”“自媒体”平台的跨越式发展，已形成众声喧哗的话语场域；论坛、社区、微博、微信等社交媒体的多样化形态，不断推动着话语权力的流转和扩散，政府机构、主流媒体对“三网合一”“三微一端”的践行，进一步强化了网络媒体的社会传播效应。国家话语传播，已经由垂直性话语传递转向网络状的话语表达，并形成既连缀转合又具有张力的官方、民间舆论场，如何在维护网民表达权、参与权情况下，多元舆论场和不同传媒取长补短，深度融合，打造鲜活的“中国舆论场”，是提升国家话语能力的应有之义。

(三)互动性的话语交换

作为一种“会说话的动物”，人类的一切话语传播都是利用言语、声音、图像等符号系统，完成对共享性意义的传递；“共享性”不止意味着交流双方使用的话语符号的可理解性，还隐含着对话语符号建构的意义的认知和承认。这种显性的交流关系和隐性的支配关系，被布尔迪厄称为“象征性交换”或“象征性权力关系”。在布尔迪厄看来，每一次言语行动甚至每一次行动，都是“一种事件的结合，即彼此独立的因果系列之间的一种遭遇”，这种符号交换经济，一方面受制于被社会业已建构的语言惯习的固有配置，“它暗示着一种言说或者讲述确定事物的特定倾向(表达性利益)和一定的言说能力”，另一方面还受到“语言市场的诸种结构”的规约[6]6-7。对话语传播的社会惯习和市场结构的适应程度，决定了意义交流的成败。以“国家”为主体的话语传播，同样依赖于变迁社会带来的新的交际环境和语言配置，同时还因制度设施的区隔、意识形态的差异及跨语际交流的间性，认知和承认变得复杂和艰难，使得符号交换经济更具想象性和修辞性。

无论是语言配置和语言市场，在社交媒体时代都发生翻天覆地的变化。从“社交媒体”概念看，“社交性”和“媒体性”是其显著特点，即是说，与传统的大众媒介相比，除了具有传递信息、引导舆论等基本功能之外，它还是进行有效互动、实施人际沟通、重建社会关系的自在客体。每个接触和使用社交媒体的人，都有先在的思想观念意识和价值认知结构，他们选择性地认同他人发表的意见、信念及价值观，“当这种认同在社交媒体中通过符号、文字、语音、图片等形式表现出来时，就产生了双方进行互动和沟通的可能性”，“增进以一种社交媒体特有的方式加以稳固”的社会关系。[7]社交媒体的自在性征，决定了话语表达的关系性和修辞发明的策略性。当下政府机构、主流媒体的官方微博及微信公众号的建立，大量个人社区、微博、微信朋友圈的涌现，既来自广泛、快捷地传播公共政策和社会信息的需要，同时也是通过互动性的交流、讨论、沟通行为，重建一种关于国家事务、公共话题的话语交换模式。

二、社交媒体时代国家话语能力建构的认知机制

话语是共同体成员在日常生活中普遍存在的一种文化实践活动，在传统社会，不同的习得者往往借助不断的教育学习、交际行为得以获得话语能力，并累积成规范化的言语表达、句法结构及意义生成方式。认知传统下的话语研究者，通常将口语会话和印刷文本区分为五个层次，即表层代码、文本基础、情境模式、类型和修辞结构、语用交际。[8]114通过对这些表征层次的分析，探索话语理解、话语生产过程中及之后普遍性的认知机制。社交媒体的分享、互动和个体化属性，对话语认知包括国家话语认知带来新的传播动力，同时也重构了国家话语能力的组合要素和运行机理。在电脑、手机、阅读器屏幕上，信息发布者和接受者都是经由数字网络、智能技术的交互连通或链接，形成由语音、文字、图片、短视频等不同交换符码组成的话语系统，具有超越单一话语表述的跨媒介性和多模态性，这意味着社交媒体时代的国家话语的认知机制，是建立在“关系”“场域”基础上的象征性的权力交换经济。

(一)凝聚族群身份的趣缘认知

国家话语是一种政治话语、文化话语，在网络社会形成之前，有关“中国”的话语主要由主流媒体特别是权威性的国家媒体担当和传递，从话语内容到话语形式都带有显明的体制特色和行政印痕；在传者—受者之二维关系上，呈现直线性的固化、宣导模式，无论是国外还是国内受众，新闻传播只是进行单向的信息消化、价值接受的活动。改革开放40年来，社会政治的调整、传播话语的多样以及全球秩序的重组，中国话语模式已从狭义的“治理性政治”走向弥散性的“生活政治”和“文化政治”。网络技术、移动技术的发展以及建基其上的社交媒体平台的创新，既是这一社会变局的结果，也是推动其转型的动力。社交媒体不同于现实世界中的话语沟通和人际交往，因为网络环境的虚拟性、松散性和匿名性，由“信息交流、情感分享和身份认同而构建的‘趣缘’共同体”，“同时兼具现实生活中多种群体的特征。”[9]趣缘关系，是社交媒体中构筑人与人之间交流、互动的前置条件；这直接影响到有关公共事务的认知、评价和表述行为。

荷兰学者范·戴克在解析网络2.0平台的内涵、意义时指出，“社交媒体可以被看作网络促进者或者人际网络增强剂——是将促进连通性作为一种社会价值的人际网络。个人的思想、价值观、品味具有扩散性，通过人际网络进行传播，但这些网络也影响了个人所做的和所想的”。[10]9社交媒体中不断增长的趣缘关系，首先来自于具有依赖性、需要沟通的孤独的个人，他们因为某种“关系”的存在成为群体中一员，进而取得一种与外部世界的连通性和身份认同感；在这一虚拟的关系中，每个成员不再是“沉默的螺旋”里观众，相反成为超越此在的角色扮演者和话语生产者，基于“承认的政治”和文化身份，将孱弱的个体性话语转化为拥有生产、再生产能力的集体性话语，参与、促进甚或改变公共政策。2018年1月27、28日正值中国旧历新年之际，联合国中文微博“恭贺新春”的同时，发布两则关于“8亿人生活在贫困中”“带你去看另一个世界”的饥饿图片、战火视频，引发中国网民激烈反应，导致最终相关内容的删除。透过整个事件，一方面反映了文化习俗、思维方式差异导致的传播间性，另一方面不少网民对贫困、战火根源的追问及我国在国际人道主义事务中贡献的申辩，体现的又是趣缘群体对国族身份的话语认知。

(二)体味感官文化的具身认知

话语传播在其语义构型过程中，既延续着由文化传统定义、根深蒂固的约定俗成的形式，又在社会世界的变动中不断创制新的语汇；言语的不断丰富和多样，不只改变了人们对外部事物的理解，同时也在心性层面重塑了有关生活、生命及生存意义的认知逻辑。社交媒体演进、发展最大的动力来自于其独特的交流机制，并进一步改写了人类社会关系的结构方式。在传统主流媒体中，国家话语经由明晰的政治、经济、军事题旨，以单一化、统合式的话语行为予以传递，不论是机构话语、新闻话语还是外交言辞，语言的表层涵义和它的深层意蕴，都处于同构状态，较少因修辞歧义引发交流的障碍；但在社交媒体中，作为传播主体的生产—接受者的身份、地位是可以互换的，发话者、受话者本身的主导角色亦具有不确定性；就传播内容而言，国家话语的个人化倾向，强化了过往狭隘的政治、经济话语从宏大叙事向日常生活叙事转型，“从泛化的国家话题”转到“黏性的民生问题。”[11]这意味着，社交媒体中国家话语的风格状貌，更多显现的是关于普通大众的生活习俗和文化细节，及其在具身认知体验中生发的情感、意绪，是“感官文化”的话语表征和符码呈现。

现代语言学认为，言语、语言的社会征候同人的种属特性密切相关；人不仅仅是“政治动物”，也是“会说话的动物”；因之，语言对于人类而言，除了工具性意义，更蕴含本体论意义，“是一种社会建构和内化了并充满着主体性质和人生体验的认知反应。”[12]媒介技术对身体的嵌入，抑或身体在现代社会文化中的功能转换，进一步影响了人类的话语认知机制，并通过社交媒体这一独特的“中介”形式，得到生动的展示。电脑荧屏、阅读器、智能手机等社交媒体平台的物质载体，以及越来越轻便的通讯工具、移动互联网设备，除了将个人身体同物质技术、虚拟场景联结一体外，还隐喻性地将身体、心灵、媒介相耦合乃至价值功能的同质化。媒介学家德布雷曾说过，“这种脱离肉体的技术手段最终导致的一个结果就是个体的超级肉体文化”，同时，网络信息技术还通过具体的远程呈现手段，“在一个虚拟的环境中，表现出一个完整的活生生的躯体”。[13]204利用通讯技术对个人有限身体和交际空间的延伸，使社交媒体国家话语的传播机制具身化，作为政治实体“国家”的修辞实践，由垂直性的、单数主体的言说结构，播撒为个人感官体验的、又关乎共同体命运的“意义之网”。

(三)表征家国情怀的情境认知

话语、符号的表达、传递和接受，是一个动态、有机的过程，这个过程既包含固有词汇形态、语法规则的有效使用，又关涉具体言语行为的随机性组合和创制，其中包蕴的声音、语气及情绪化的符码，都直接释放或抑制话语意义的认知和理解。因之，对话语功能的认识，就不能囿限于只言片语、词频统计及其他固着于文本层面的分析，而是在不断变动的语境中实施言语交换、意义共享。从语言进化历史看，人类不是基于个体对象的正确命名发展、丰富语言，而是为了交往交流的目的将世界范畴化，进而也将语言概念化、范畴化，“语言是以范畴的方式工作的”。[14]173国家话语是一种含蕴价值取向的意识形态话语，也是一种“范畴话语”，以“国家”命名、表征的话语形式，已经先在地限制了言说主体的身份、角色及隐藏的意向、动机。在多样化的社交媒体上，为应合全球信息传递和人际交往的需要，国家话语往往超越了如英语、汉语等语言的浅表形式，以资本流通、经济收益为目的的全球跨国公司和通讯公司，已经形成多语种的交叉使用平台，国家话语只是具体的国家实体的显影，是在个人、公司、机构以及媒介传播者的相互沟通、交流、共享中得以建构的意义符码，所使用的情境才真正规约着话语认知的过程和模式。

在具体的个人及历史情境中，表征、实践国家话语和国家修辞，进而形成集聚性的舆情认知能力，在网络社会及全媒体时代业已成为常态。今年春节档热片《流浪地球》在“豆瓣”引发的争讼便是一例。作为社交媒体“豆瓣电影”是影迷进行信息、欣赏交流互动平台，其评分及其等级排列只是用户对于电影品质、观感的一种记录，多数网民之所以反应强烈，电影发行方甚至要求“豆瓣”道歉，除了当下固有的民族主义、商业主义情绪之外，一是豆瓣本身在社交网络平台中影响力，正向“口碑”拥有巨大的市场效应，直接影响到一部电影的观影率，二是一些影迷将《流浪地球》视为本土科幻电影乃至文化身份、国族认同的象征，是中国文化软实力和中国经济一样，进入“强国”行列的一种期许。主流媒体的静观和社交媒体的喧闹昭示，当下社会媒介事件、公共舆论已经在向“社交化”转移，并不断型构着新时代的媒体生态和国家话语的传播空间，撩拨着人们对身份危机和家国情怀的敏感神经。同时应该看到，国家话语权力的转移背后也隐匿的粗暴的力量及非理性逻辑，社交媒体为我们提供的是话语交换的平台，“是一种关系形成的途径，言说或书写模式的转换就像一种引导改变关系特征的邀请。”[15]210因循这种“关系”“邀请”，是对意义创造、价值赋予的交往行动情境中“责任”“联合”的吁求。

三、社交媒体时代国家话语能力建构的实践旨归

中国国家话语能力的建构，是在特定社会历史语境下提出的新命题，有其自身的目标指引和价值导向。市场资本主义裹挟下世界经济体系，正面临深刻的危机，新型政治结构、经贸关系及国际秩序在动荡不安中重组；信息技术的不断创新和全球传播的认知实践，进一步加快、强化了国家话语能力建设的必要性和紧迫性。作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的中国，不能只限于经济领域的交往和发展，还需要在政治、文化诸领域拥有话语权，以实现从大国走向强国的战略梦想。已有学者指出，“中国当代文化强国的话语实践，既是中华文化塑造时代价值的自我觉醒与全球一体化背景下中国努力承担相应文化责任的双重驱动效果，同时也是对西方文化霸权话语的强有力回应。”[16]在社交媒体时代，中国国家话语能力既因国家话语的多元化路径，获得广阔的传播空间，又因个人化、零散化表达以及不同话语力量的对冲，增大了防范风险的系数。如何在实践层面以国家意志、国家认同为核心，形成聚合性的话语政治，实现国家话语的正向价值和引导效应，是国家话语能力提升的关键所在。

(一)言说身份：从私域性到公共性

身份作为现代社会的一个关键议题，既是现代性流变过程中的本体性问题，也是一个认识论问题。从国家认同的角度看，语言、宗教、领土主权及文化习俗的历时传承，表征着个人身份的先验性、确定性一面，并在社会交往关系中区分出自我/他者、同类/异类之间的二元关系；同时，现代性的差异、个性、暂存三种构成逻辑，又决定着“主体”在流动的社会生产、再生产中，呈现出边界模糊、动态化的特征。在具体的话语实践中，任何差异性的语言符号行为在描述不同人群时，都是通过既有二元关系的肯定性或否定性认证，获得某种相对明确的身份印记。就像劳伦斯·格罗斯伯格所言，“由于主流身份必须总是包含它的否定面，所以它是语言和意义的真正本性的结果。”[17]113即是说，身份很多时候是经由语言、符号等话语行为的表述得以建立，进而将不同个人组合成“想象的共同体”。全球一体化的经贸关系、信息技术革命的创新发展，尤其是社交媒体网络、平台的大量涌现，使得个人属性变得越来越不稳定，甚至归依的国族身份日益交叉、多变。社交媒体用户自我呈现的人格特质，包括自恋、外向、对归属的需求等，都因匿名性、可延迟性而使“自我表露”变得直接。一旦涉及公共事务，这些交互性的话语符号行为，会串联起线上、线下的关系，对公共领域形成影响力。

技术进步不止是个人话语、关系话语获得有效表达的机会，也使主流媒体、代言机构的新闻信息传递取得新的方式、渠道及手段。2019年两会之际，由新华社和搜狗公司共同培育的“全球首个AI合成女主播”惊艳世界，在两会期间通过网络和社交媒体进行新闻报道；意味着中国AI技术的进入世界前沿地带。而不同国家媒体、个人用户对其称赞和褒扬，亦是从“中国制造”到“中国智造”的国家话语传播效应的最好表征。此外，像人工智能技术、虚拟现实技术、区块链技术不同领域的快速发展，既是社交媒体正向传播的内容，技术本身也同时塑造着社交媒体中的国家话语和国家修辞。汤姆·斯丹迪奇在评价社交媒体政治参与功能时指出，“现代社交媒体使任何人都能轻而易举地迅速与他人分享信息，因此使普通人获得了集体设置议题的力量，而这种力量过去只掌握在大出版公司和广播公司手中。”[18]349可以说，社交媒体话语从私人交际向公共政治的转向，是全媒体环境下人类集体进行的“一场巨大实验”，提取其历史演进及当下实践中有用的线索，是国家话语能力建设的基础。

(二)修辞动机：从个体形象到国家形象

语言的本质在于它是在具体的交际中使用的，反过来交际的本质在于它涉及语言及代码的使用，“语言与交际常常被视为是一个硬币的正反两面。”[19]191在人类复杂多变的交际行为中，自我经由语词、符号的组织和聚合，构成了人类特有的理解、共享意义的话语修辞关系。网络传播、社交媒体平台的多面性，乃至借助不同媒介场域话语生产的多模态性，铸就了话语风格、修辞发明的变异。在传统认知理论中，自我形象往往处于“个人的自我表现”和“社会的决定作用”之间张力的拉锯之中，个人角色或曰自我的戏剧形象被界定为与社会身份、地位相关的一套行为、品质和行动模式。社交媒体的分散性、隐匿性，使交际过程既频繁又模糊，失去面对面交往中的非语言手段和明晰度；交互主体可能游离于现实真切感之外，但话语主体在个性化伸张之时，并没有逃离社会结构和平台技术的规约和箝制，相反，作为延展性媒体，社交媒体植根于一种共享、协作、重新编码、再使用和改编的“互惠经济”，个人化修辞既是一己此在的情感、意绪的表达，也是被社会关系铭刻的一种策略性、目的性话语；自我形象在博弈式的话语符号建构中，也通过其公开性、参与性传播机制，展示着机构形象、国家形象。

如果说社交媒体时代的自我形象是线上与线下、虚拟与现实相交错的戏剧化形象，那么国家形象便是通过新闻机构、外交发言、行政公文、影像公司及网络用户共同构建的“中国话语”及其蕴含的“中国意象”。而网络传播、平台内容的超时空性进一步强化了用户、受众潜在的表征和实践效果，其修辞策略的调适、话语能力的高低，直接影响了国家形象塑造的成败。早有学者认识到，中国的国家形象构建和传播，不止是政治性、经济性、传播性的问题，更是一个语言性、修辞性的问题，“任何国家行为都是需要用语言加以叙述的，用语言加以表达，用语言加以理解的。”[20]国家话语、国家修辞和任何社会性交往中话语修辞方式一样，都是动机性、意图性的，需要通过言语符号的劝服、涵化，获得接受方的理解、认同和支持；在社交媒体时代，国家形象传播既是言语、图片、影像等多媒介、多渠道的传播，也是如何以最大化、最优化效果进行传播的艺术技巧问题。国家话语能力的建构，在从个体形象向国家形象位移过程中，话语主体的文化自觉、理论自信显得尤为重要。

(三)话语效用：从个性诉求到国家利益

文化研究学者在探讨文化形式中潜隐的权力与权威的不平等问题时，特别关注文化表征实践“被争夺”的本质，正是对文化领域中差异政治学的分析，推动了对语言与权力关系的重视。语言不再是“客观再现和传达整齐划一的群体观念的中性工具”，而是在话语表征和社会实践层面都“具有政治和文化承担的媒介，各个群体为控制它而展开斗争”。[21]65在大众媒介占据主导地位时期，单一化的话语构型使“政治正确”成为常态化的表征形式，并直接规划了政府官员、组织机构及普通民众话语的表达和书写，国家治理、国际交往中的话语权的争夺可以看作是国家硬实力的一种自然延伸；而社交媒体的个人化、趣缘化性征，意味着话语主体的分化和裂变，话语交际的个性化诉求是意义生产、传播关系得以形成的动因。从社会交换理论看，只要有适当满足付出的回报，每个个体就会自愿加入到“关系”之中，关系是相互依赖的，“一个人在Facebook上编辑或发表评论、更新状态所用的时间和精力与他所感知的回报直接相关——包括‘赞’的数量或回复。”[22]11尽管这种回报或付出因人而异、因时而变，但对个人话语及其权利诉求得到肯定和认可的心理需求则是一致的。

社交媒体的扩张、政治信息的中介化以及移动传播的便捷性，使个人参与公共事务的机会日益增多，BBS论坛、网络社区和朋友圈里个人话语不仅仅囿于一对一、一对多的日常交流，而是一种社会话语、国家话语，具有对政治事务和公共关系干预、重构的潜在机能。社会网络中“关系性话语”得以持续生成并达至沟通效果，最重要的是个人对发言权规则的熟悉程度，尽可能地弥合自我与他者、个体与国家之间的裂痕甚至冲突。社会心理家早已指出过，“要想确保某人的行为看上去合理而公正，非常重要的一点就是要能够恰当地展现不同类型的自我。”[23]113因之，无论是个人话语、机构话语还是国家话语，在民族—国家体制依然具有政治影响力和社会整合力的现代世界，需要话语主体既要有世界主义的眼光，又要有清晰的国家意识、文化身份，利用话语形式的丰富性、修辞策略动态性的特点，维护自己的族群利益和国家利益。同时，这种话语交换中的协商、劝服、认同不是强制性的，而是对话性和修辞性的。

任何一种语言、乃至任何一种交换性的符号形式，本质上都是一种意识形态；它们不止直观地反映实际的社会存在，还通过建构行为折射、表征着世界应有的或可能的面貌及其价值意向。正是基于此，约翰·约瑟夫认为，“所有语言——不仅仅是标准语言，都是以政治进程为中心的历史构造。”[24]163言语使用中的历史继承性，限定着话语主体的“文化身份”和“社会认同”，同时传播媒介形态及交换机制、不同政治语境下的话语生产—认知模式，又使人们的语用实践是一个个离散系统，混合着多样化的言说方式，形成和族群意识、社会利益相交汇的话语表达方式和修辞劝服策略。因此，以“国家”为主体的话语逻辑，既存在于个人及其他表征主体对外在对象的“想象”中，也蛰伏在具体人际交往、情感沟通的意义网络里。这种“众声喧哗”的话语场域，规制着国家话语、国家修辞的语义空间。当今世界正经历“四百年来未有之大变局”(基辛格语)，在这一风云激荡的历史语境下，多极化发展、多元文化共存成为构建国际新秩序的重要基石和理想范式。崛起的中国在从农业社会向“城乡中国”转型、从文化大国向文化强国迈进、从边缘角色向中心舞台位移的过程中，面临前所未有的风险和挑战。国内社会治理、国际关系构建及国家形象塑造，都需要新的理政方略和传播艺术。社交媒体的兴盛和扩张，不止增加了国家话语生产、理解及认知机制的复杂性，还是新时代新闻媒体向纵深融合发展、提升国家话语传播力的有效途径。话语技术的创新乃至话语范式的转换，是社交媒体时代国家话语能力建设的前提；对关系网络、符号意义的具身认知和语境理解，是提升国家话语能力的条件；通过有效话语联结和沟通，建立积极的个体、族群形象，维护国家利益，则是其实践旨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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