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摘要：本文从社会分层理论出发，对改革开放、尤其是九十年代以降中国社会结构中的一个独特的群落——中产阶级，进行了文化分析。文章认为，目前中国的中产阶级虽然人数逐渐增多、层级渐已凸现，但受历史语境的制约，还属于暧昧的群落。尤其在个人与社会的两难处境里，有着极强的依赖性；在创造消费浪潮的同时，亦沉沦其中，缺乏对流行文化抵抗的力量。
关键词：中产阶级、个人主义、消费主体、文化趣味
中产阶级（middle class），又名中间阶层，一般专指西方发达社会自二战结束前后，兴起的一个独立的结构性群体，因为它不同于传统意义上的以农场主、商人、自由职业者以及没落贵族为代表的旧中产阶级，人员构成上以随着大公司经济的发展、从事非体力劳动的“白领”为主体，具有明显的“后工业”色彩，所以也称新中产阶级（the new middle class）。中国作为后起的现代化国家，尤其是通过90年代改革开放政策的进一步落实，如企业制度改革、干部及人事制度改革、金融体制改革等逐步深化，第三产业在工业生产系统中空间的大面积拓展，人力资源的配备的重心出现了明显的位移，于是也相应地诞生了诸如“白领阶层”的新职业群体。面对中国本土社会系统的结构性转型，本文力图对这一崭新并不断扩大的阶层，从文化的角度进行初步的分析，清理出社会等级引发的价值观念、精神向度的变迁过程。
破冰之后的暧昧群落
如果说在以往不同的社会形态中，社会等级是靠权力的多少和门第出身来表征，那么，在市场经济为运行规范，一切以理性选择和效益有无为中轴的商业化社会，一个人的权利、尊严，更多地依赖文化标准来确立。早在十九世纪，英国诗人、评论家马修·阿诺德就对当时维多利亚时代的英国人有效地进行了阶级分类和品位勾勒。他认为，文化就是对完美与光明品格的探究和追求，由此出发，将社会人群划分成三大阶级，即贵族、中产阶级和劳工阶级，它们分别对应着野蛮人、非利士人和群氓。其中非利士人在作者看来意味着“僵硬而乖张地对抗光明之子……喜欢的就是工具，诸如小生意啦，小教堂啦，茶话会啦”等等，构成了他们“阴郁沉闷、眼界狭隘的生活”。[1]阿诺德从人性整体的和谐发展的立场，激烈地批判了与“美智”文化相背离的资产阶级的自满、庸俗和拜金主义的趋向，力求确立属人的独立的自我和健全的理智。
阿诺德对中产阶级文化品位的批判，毫无疑问是有道理的。这种对中产阶级生活状态的谨慎态度，一直为西方研究此领域的社会学家所继承并延续。但我们以此来透视中国当代中产阶级的发展历程及其文化标识时，却必须考虑到另一复杂的因素。因为无论是英国还是美国，中产阶级都是基于一种自由传统的政体下孕育、成长起来的；而中国社会独特的语境，使得中产阶级作为一个独立的阶层的发育生长，却时遇艰难的阻碍，乃至在历史延续、新老交替方面，都呈现截然不同的景观。因为以个人权利、民主政治为主导的市民社会，才是中产阶级得以存活并释放热量的土壤。现代中国的思想文化史昭示，只是在政府有意识地强化变革的力度，国家施行切实发展经济规模、提高成员生活水平的开放政策以后，整个社会在向法治化的轨道迈进之时，人们才真正地拥有追求权利的意识、扩张私域空间的奢望以及支配闲暇时间的渠道。这些都明显地制约和规划了中国中产阶级的价值重建和文化理念。
中国现代文化肇始于戊戌维新和五四新文化运动，其后通过政党政制建立起民族国家。启蒙运动在救亡大潮席卷下的无疾而终，不止意味着民族国家的神圣性的不可动摇，而且也意味着传统文化废墟的持续荒芜。任何一个经过剧烈动荡后的社会统治，都是一次统治权力的再分配，以便重新整合不同的社会阶层的结构成分，以便保持新的意识形态（ideology ofconsumerism ）下国家政治的稳定。49年以后具体表现为无产阶级政党取代了半封建的、资产阶级的政党，位居中间层、从来都处在夹缝里的老中产阶级逐步被新的处于上升阶层的集团所取代。“原来的工人、农民补充到精英位置上，无疑确保了在政府政策中反映了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无产阶级主张”。[2]仅从收入状况看，体力劳动者与白领的专业技术人员工资待遇差距渐次缩小。更何况，在整个社会普遍“无产阶级化”的情况下，国家意识形态和制度“制造出一种中产阶级是新社会秩序的潜在反对者的政治气氛”[3]，那么中产阶级无论以怎样能创造物质成果的训练方式和技术优势，都不可避免地陷入社会结构的劣势位置。与此相一致，被称为陈旧、腐朽的文化意识、价值信仰，必然亦被新兴的文化生产机制所替换。结果是，原本就极其稚嫩、脆弱、未成体系的中产阶级的文化，转瞬之间荡然无存。
社会结构的转换，不仅是社会物质资料的再度累积，也是精神观念的深刻变迁。即便纯粹是经济体制的改革，不可能不渗透到政治、文化制度中去；否则，经济变革也会是暂居一时的兴盛，是徒有其表的泡沫。从七十年代末政治解冻发端特别是九十年代以降，曾经被迫退出历史舞台的中国中产阶级，又重新起死回生，开始自己的群落分割和政治谋划，并随着整个社会的现代性进程，大步向前迈进。在一项由中国社会科学院集体新近完成的“当代中国社会结构变迁研究”课题中，印证了目前此一阶层无论数量还是类型的兴盛，统计显示目前中国的中产阶级的人数已达到8000万以上[4]，按照官方信息中心的乐观估计，二十一世纪的前五个年头，中产阶级人数甚至可达至两亿。这么庞大的群体，必然会影响到政府的行政决策和发展规划，更何况，组成这个阶层的人员庞杂。根据周晓虹的研究，中国中产阶级人口包括这样一些基本的社会构成：（1）1978年以后新生的私营企业家和乡镇企业家；（2）1978年后与私营企业家和乡镇企业家同时产生的小业主、小商贩等自营业者以及其他形式的个体户；（3）与党和国家机关有连带关系的党政干部和知识分子，以及国营企业的领导人；（4）因外资引进而产生的‘外企白领’，包括在外资企业工作的中国管理阶层和高级员工；（5）大批企业和社会组织的管理者，随着社会需求的高涨，高等学校中mba 和mpa 的培养数量也越来越多，这是中国中产阶级中成长最快的一个部分；（6）因高薪技术的采用和新行业的出现而产生的高收入群体，如留学回国的创业者、建筑师、律师、会计师、房地产评估师、营销人员、影视制作人、股票经营者以及其他类型的自由职业人。[5]它几乎囊括了机关、教育、娱乐、生产等各个行业的精英，虽然他们依然不能和上层的统治阶级相比，没有足够的权力、财富、地位，但相比较劳工阶级为主体的弱势群体，已经形成巨大的反差了，并在人际网络关系中油然而生文化优越感。
正是这种不上不下的地位，对社会结构、政治稳定起着“润滑剂”的作用，能够在一定程度上占有部分社会资源，中国的中产阶级同西方发达国家中产阶级在禀性上是一致的，如同著名社会学家米尔斯所言，“地位恐慌”是最具中产阶级色彩的焦虑形式。他们天生具有依赖性，害怕因国家意识形态的更替，使得自己的切身利益受损。加之环境因素的规约、人数的稀少，也就是通常说的中国社会阶层还属于“金字塔形”结构，农村户籍人口占全国总人口的60℅以上。于是，中国的中产阶级在当下还是一个不成熟的、暧昧的群落，还没有真正地在社会生活与文化建设中，起到“中坚、主流”的作用，更未能担当协调、整合社会冲突时的弹性功能。相反，倒促成这类群体在商业领域投机欲望的膨胀，拜金主义、财富攫取的市侩心态，进一步得以强化，特别是在理想、信仰、真理等宏大叙事轰然坍塌之后，实利主义人生哲学占据了整个精神空间。“要想发现势利之徒，就到中产阶级中去寻找”，保罗·福塞尔用以批判美国中产阶级品位的话，用在中国中产阶级身上，一点也不过分。在一些以学术为业的知识分子中产阶级那里，高尚的科学研究完全堕落为追名逐利的工具抑或“读书只为稻梁谋”的手段；在一些非知识分子的家庭，文化不过是通过靓丽的首饰、华美的家具、宽敞的住宅以及精致的线装书，堆积起来的轻佻的“花瓶”，人生意义的追问淹没于斤斤计较的原始资本的聚敛。
个人与社会的两难
从阶级分类的角度看，位处上层与下层的中间群落，虽然面临复杂难辨的模糊性，却亦有一定的划分指标，即是否参与计划性的决策的制定以及是否拥有部分的权威和等级制度里相应的地位。按照马克斯·韦伯的区分，权力意味着在一种社会关系内，自己的意志即使遇到反对也能贯彻的任何机会，而不管这些机会建立在什么基础上；而统治则意味着特定内容的命令在可指明的人中间得到服从的机会。所以，统治作为一个不可怀疑的事实存在，而权力则具有伸缩性，内里有大小、多寡的差异。在社会运行机制中，反抗统治就会遭遇强烈的遏制，甚至于引发大规模的阶层冲突，造成社会的动荡不安；反抗权力见诸于任何社会形态之中，其引起的冲突的结果，能量有限，并且很快在社会的整合过程中，得到有效的控制，维持大局的平衡和稳定。拥有权力或权威，是各个阶层在网络社会的寸土必争的内容。譬如，对于一个雇员来说，劳动过程的“自我指导”以及指导他人，便是一个可以测度的基本的变量。在古典独立的技工那里，主观意志与劳动本身是统一的，换句话说，自我指导的极数达到临界点；但现代社会，因机器大工业的普及，技术的日新月异，贸易交往成为人类生活的一个不可或缺的方面，尤其是经济文化领域的全球化，“一切坚固的东西都烟消云散”，个人与社会便组成一种前所未有的、全新的关系。如果说下层的民众因遥不可及而“无望”获取更多的发言机会的话，那么，中产阶级由于地位的特殊便不时地向上层看齐，试图伸展自己的个体意识，力求有朝一日，伴随着不可琢磨的人才流动的机会挤入统治阶层。
于是，对于中产阶级而言，个人与社会构成了一对难以调和的紧张关系，这种紧张关系既是他们事业上喷发进取心、挥洒主观创造性的动力之源，又是迫使他们就范于现存等级秩序、遁入犬儒主义的阿基里斯之踵。强烈的依赖性，在日常生活实践中，发展成精神世界和意识场域的矛盾性和变通性。丹尼尔·米勒分析、总结了英国中产阶级对房屋的态度，发现了里面所蕴涵的丰富的文化意义——作为生产者和消费者，行为主体的态度迥然不同。一方面，就中产阶级位于市郊的半木制结构、半独立式房屋讲，它们位置含混、处于城镇与乡村之间，是对在当代“自己动手”传统中得到拓展的个人主义表达，合乎传统和民族主义主张；另一方面，市政建筑屹立在“风景线”上，强有力地表达着公共性（communality ）的理念，表现着优于贫民区的技术优势，传递着现代主义这对于当今社会以及未来社会的前景的期待。在这里，建筑构成的环境是等级制度下的人们日常行为的背景，而环境展现的不同建筑式样是具有象征功能的，恰恰是这种象征功能显在地昭示，异彩纷呈的建筑式样体现着“市郊个人主义与内城集体主义之间”[6]审美趣味的顽强抗衡和尖锐对立。
在个性的追寻中迷失个性，面对物质主义和权威主义的双重挤压，不得不选择妥协、忍让的守成姿态，是中产阶级文化的症候。让·波德里亚在《消费社会》里视之为“差异的工业化生产”，即中产阶级的成员以个性化的努力进击社会的不平等、不公正，即便不具备也不想具有颠覆性的功能，也力图跻身甚或享有上层社会阶级的意识和品位，美学旨归自觉地倾向于经过等级划分的固定的范例，但经常在两难的生产关系和行为方式中徒叹奈何。他举了一个有趣的例证，一个商务代表买了一辆与老板同一型号的梅塞德兹车，于是立刻被后者解雇了。他向劳资调解委员会提起诉讼并获得了赔偿，但结果仍然失去了他原来的工作。商务代表的头衔，足以表明他的隶属白领群落的中产阶级身份，在不缺乏财富（买车的金钱）的情况下，作为使用价值的物品面前与老板是平等的，享有自由的购置权；但在作为深刻地等级化了的符号面前，他又失去了选择的机会。这意味着，当人一旦身处社会关系的网络中，而且网络里存在根深蒂固的等级秩序，那么张扬个人主义精神哲学的热情，便在无形的权力阴影的笼罩下被稀释一空了。与此同时，追求与压制个性还在不断地形成恶性循环，对差异的丧失反过来促使人对差异产生更大的膜拜和期望，最终无论是在物质上还是精神上，属人的性征、涵养都被彻底异化了。
中国老一代的中产阶级是在非常特殊的语境下产生的，旧的文化机制刚刚被颠覆、摧毁，新的社会意识尚未确定，国家正处于战乱频仍的时局，代表大军阀、大地主的势力分庭抗礼，整个社会结构松散、腐败，占人口多数的工农阶级生活极度困窘，再加上国外军事集团出于种种政治、经济和军事利益的考虑，更加恶化了当时的社会环境。在这样“动态的二元社会结构”背景下，以民族资产阶级、手工工场主、买办、商店主以及部分教育界人士组成的中间阶层，陷入更加严重的经济和权力的挤压之下，无以依靠自身的力量，重新铸造新的社会规范和价值体系。对于那时中产阶级事业上的困顿与人格上的脆弱，茅盾在小说《子夜》里，作过不太全面却有一定代表性的描述。主人公吴荪甫身上寄寓了现代民族资本家的创业的坎坷、生意的艰辛以及面临内外夹击的狼狈处境，而且这个群体虽然占据一定的社会资源，尤其是与生活在贫困线以下的普通工人相比，不知要好多少倍，但不能自立，不能有效地规划、决策甚至影响一些工业政策，自然也就不能平稳地发挥一己技能，提高工业生产的质量、数量和水平。吴荪甫为现实符号的中产阶级的快速没落和覆灭，与其说是作为一个堂·吉诃德式的垂死阶层同“历史必然规律”的悖逆，毋宁说是不适合其时中国社会功能性构成的牺牲品。在民族国家压倒社会结构的情形下，社会结构需要的是国家意识形态的统一建构方式，而不是通过自身整合、协调的隐性运行机制。
当下中国的中产阶级从生存际遇上，要远远好于老一代，但社会资源的占有、社会职务以及社会地位的区隔与分离，使得在个人机会和社会接纳上依然呈现繁复驳杂的局面，由此直接影响到价值观念、行为规范以及社会文化的整合。譬如，计划体制下分离出来的干部、知识群体，属于相对稳定的一族，特别像部分中、高层干部，通过过往关系捷足先登，轻易地获取广泛的社会资本和文化资本，成为市场经济时代的管理人员、经理人员；而蜕变于传统的“中产阶级”的小业主、小商贩等私营者或者个体户，则经常面临更大的生活风险；在外资、合资、三资企业工作的，通常是受过高层次教育培训的“白领”，虽有风险但经常能凭借本身的素质，赢得董事会、主管的青睐或者直接作为主管，参与公司、企业的行政谋划与决策。因之，在文化选择上，地位、声望的不同，也相应地拥有一些迥然不同的价值诉求。因为，城市化、都市化版图的扩张，是中产阶级伸展自己个性的温床，而我国至今还未能有效地解决广大的农村问题（所谓的“三农”），农民工的大量涌现映证了劳动力市场的缺乏规范，所以中产阶级的发展空间还受到严重的限制。
在一个半工业化抑或说正迈向现代化的社会，中产阶级享受的后工业化的待遇和生活水平，多少显得有些曲高和寡。除了前述由于身份地位收入的中间状况之外，受社会结构多元分割的影响，现阶段中国的中产阶级的价值观及社会行为规范标识出三种类型：（1）传统的价值观——安于现状，循规蹈矩，典型者为个体户、小业主。（2）现代性的价值观——开拓、进取，注重个人价值及社会形象，典型者为公务员、办事员；其间，私营企业主、民营企业家及经理，他们更注重实际的“实惠”标准，度量个人努力的社会价值。（3）“后现代”观念——强调个性体验，不受社会规范约束，典型者为受雇于外资的“白领”、自由职业者等。[7]这说明，今天中国的中产阶级在文化信仰上的多层次、多维度，其中蕴涵着传统文化、西方文化以及社会主义文化的多向冲突和选择。另外，因目前中国社会的两极分化、贫富差距的拉大，关注弱势群体呼声的增高，使得一度淹没的民间文化形态重新令人瞩目。如何在新的社会语境里，将多元文化内容整合起来，使之具有开放性和弹性，适应整个社会的深度变迁，亦是不可忽略的问题。否则，中国中产阶级在个人与社会的两难处境上，将加重紧张关系的病灶，步入自我抚慰的“幽闭症”。
消费主体的播散
社会历史总是在不间断的冲突、妥协、调和之中，适应着集体主义与个体主义的双重选择。中产阶级的文化趣味，决定了它在政治上守成、依赖的一面，但其人员构成的精英性，又使得这一阶层不时地抒解自己创造的冲动，以另类选择陪伴流动的现代性，而不愿成为“社会内容的容器”。时尚，便是这种创造模式的结晶和表征，尽管其中对个性、差异性的寻求是可疑的、虚妄的。以研究形式社会学闻名的西美尔对此发表过洞见，他指出，时尚是既定模式的模仿，它满足了社会调适的需要。时尚对于听众或观众的心理是双重满足，它首先提供了把个人行为变成样板的普遍性规则，同时又满足了对差异、变化、个性的要求。它是我们寻求将社会一致化倾向与个性差异化意欲相结合的生命形式之一。可是从起源上讲，时尚是阶级分野的产物，通过时尚的呈现，社会较高阶层“把他们自己和较低阶层区分开来，而当较低阶层开始模仿较高阶层的时尚时，较高阶层就会抛弃这种时尚，重新制造另外的时尚”。[8]一种款式的衣服、一位明星的发饰，可能成为时尚，上层的阶级无须模仿，亦能保存自己的尊严，劳工阶级没有足够的资本跟随流行浪潮，而中产阶级为了体现在社会生活中的重要性，为了张扬一己的个性，并有足够的闲暇时间和物质财富，保证自己在时尚运动中的领先位置和独特性。
近几年，中国中产阶级在消费上的前卫姿态已经突显出来。政府也在有意识地鼓励、引导这种消费潮流，以加速货币的流通，拉动内需，促进经济的增长，每年五一、十一长假，便是明证。在日常生活中，尤其是在北京、上海、广东以及沿海地区，中产阶级也表现得与众不同，经常与轿车、名表、保龄球馆、高尔夫球场、酒吧、精品屋、xo、dvd 大碟、时尚杂志……联系在一起。如果通过勤奋、辛劳的工作而带来的资本积累，那么享受人生也无可厚非，并从一个侧面为“劳动致富”树立榜样的力量。但中国中产阶级很多时候的生活图景却是虚构出来的，这不能不令人怀疑。其一，中国疆域广阔，不止东西部地区存在着严重的发展不均衡，就是在许多大都市，也同样存在机会的不均等，这并不是重提过去极端年代实行“人民”范围内的平均主义的“去分层化”（destratification），而是强调全体公民都要有参与创造和分配财富的机会；其二，收入是衡量阶层、身份的潜在的标尺，因为没有收入来源的选择的自由，是不可能持久的及至完全消除。但当下社会依然经受着“地位相悖”（status inconsistency）因素的困扰，“权力寻租”渗透到各个行业、部门，腐蚀着社会的有机体，极易造成矛盾激化和社会冲突。
二十世纪后半叶的商业社会中，消费已不仅是一种经济、实用的过程，更是一种涉及到价值符号与象征的社会文化活动。虽然从宽泛的意义上说，人类的先民通过物与物的简便交易也是在完成生产、消费的全景，但今天的消费不再以需要为基础，而是建立在无限的“欲望”之上。欲望根源于消费行为所蕴涵的意义，“某人拥有愈多选择自由，以及最重要的能够自由运用的选择愈多，那么他在社会阶层里的位置便愈高，可以期待的公众尊重和自尊就愈多，并且更为接近‘美好生活’的理想”。消费者之所以越来越丰富地消费，不是出于吃喝拉撒住等生理上的渴望，而是通过消费在大众面前表现享乐的权利和虚假的荣耀，韦伯所说的勤勉工作的责任伦理已一去不复返，代替工作伦理的是“镜中之像”，是孤立个人在舞台上的“全景敞视主义”，因之，“用以整合消费者社会，维持它的轨道，并且偶尔拯救其免于危机的，不是伦理学，而是美学”。[9]以欲望为核心的消费，变成后工业社会的加速器，“美学评断”则是工作业绩精致、动人的虚拟外表。中国的中产阶级，就是在这种庞大的化装舞会上品尝着消费主义的盛宴。
过去的以某些特定行为方式的人聚合的社会身份（social status ）集团，要求颇为严格，包括接纳、通婚、礼仪等多项社会机制；而今，除了极端的宗教社区的传统规范之外，人与人的交往行为范围前所未有地扩大。于是，禁忌性的仪式主义逐渐为社会形态中的知识、道德与政治领导权替换，消费实践作为公共性的敞视活动，恰恰就是新语境下争夺“文化霸权”（hegemony）的形式和结果。然而，浸淫于消费主义浪潮的消费者，真的能从差异性、即时性中重新焕发个性的容光吗？还是不由自主地陷入仅仅作为消费者的不断轮回的消费行为的泥淖？一个企业界、演艺界或运动界的名人，一旦被媒体曝光，相应的社会团体就会群起而效仿之，包括生活习惯、外观仪表以及言谈举止，这里的所谓消费时尚与其说是个性张扬的方式，不如说是普遍的从众心理的作祟。地位、名望、外表的追求完全建立在象征符号的基础上，对名流的仿制是为了满足自己的虚荣，个性最终在“追求个性”中播散殆尽。波德里亚称中产阶级的这种张扬作风为“非常‘现代’的反消费症候，实际上是一种消费变体，而且它发挥着阶级文化陈情者的作用。”[10]中产阶级的作派，揭示了现代社会的背后深层次的文化矛盾，即政治经济矛盾的意识形态调节，并非建立在公正原则或民主原则的基础之上，并没有通过一系列的文化价值与伦理规范实施整合和调度，而是仅仅在放任自流的编码符号的表征中，完成转型时代的结构性调整。
如果说消费社会生力军是中产阶级的话，那么中产女性就是排头兵。今天有一个非常普遍的现象：成功女性范例在整个消费领域中的显在扩张。从电视宣传片到街头广告、从金银首饰店到室居张贴画、从女强人到城市大使，女性形象不止成为“完美与光明”的代名词，而且成为时尚的消费品。女性主义文化研究家热衷于追溯维多利亚时代中产阶级的妇女们的活动轨迹，特别是她们的“公-私受限空间”（public-private liminal spaces ）。资料显示，那时的中产阶级女性是“一种特别类型的知识的载体”，不仅日益要求有权获得“体面大方”的公共场所，还“大量地投身于向工人妇女传播关于道德、家庭经济、卫生学和儿童看护的知识中去”。[11]在1893年，估计有两万名官薪妇女和五十万名义工参加到慈善活动中，致力于提高城市穷人的生活水平。中国当代中产女性已经渐渐地从传统的家庭型走向社会，语言符号的更替承载了潜意识下态度的转变，曾几何时，女人以其婚姻状况来做区分，被叫做“夫人”或者“小姐”，而“女士”一词则让妇女的身份不再依托于男子；但凡此依然难以遮蔽较多的不可忽视的缺憾，百货公司等现代场景还是首选的“视觉政体”（visualregime）。在事业之外的闲暇时间，表现出了对社会性的公益事务的拒绝参与和漠不关心，相反，倒有足够的精力、热情投身于大众消费文化和观览文化的建构活动中去，反映了自立、自强、自爱根基的缺失。它们与中产阶级男性的趣味一起，构造着今日中国爆炸性的流行文化的奇观。
中国中产阶级的状况是复杂的，面目是模糊的。但无论是持肯定还是否定的态度，中产阶级群落已然结构于我们这个日新月异的社会系统，却是不争的事实。“因此，必须特别注意，不能用已不存在的社会留下的观点去判断正在产生的社会。这样做是不公正的，因为这两种社会是截然不同的，两者不能对比”。[12]既然他们正以自身的力量、意识崭露头角，形塑着变迁中的生活世界的文化形态，我们就必须理性地正视和审察。从共通性看，这一阶层目前既散发着浓烈的懦弱、守成的市侩气息，又暗含解构固有文化机制的革命性的一维。而这种双面性，正构成我们对其剖析、批判的基点。
注释：
[1]马修·阿诺德《文化与无政府主义》，三联书店2002年1月版，第77页；[2][3]李路路孙志祥主编《透视不平等》，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2年10月版，第267、269页；[4]陆学艺主编《当代中国社会阶层研究报告》，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2年1月版，第254-256页；[5]周晓虹《中产阶级：何以可能与何以可为？》，《社会学》2003年第2期；[6][11]罗刚王中忱主编《消费文化读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3年6月版，第69、177页；[7]张宛丽《对现阶段中国中间阶层的初步研究》，《社会学》2002年第11期；[8]齐奥尔格·西美尔《时尚的哲学》，文化艺术出版社2001年9月版，第72页；[9]齐格蒙·包曼《工作、消费与新贫》，巨流图书有限公司2003年1月版，第43-44页；[10]让·波德里亚《消费社会》，南京大学出版社2001年5月版，第85页；[12]托克维尔《论美国的民主》下卷，沈阳出版社1999年9月版，第967页。
二oo三年十二月下旬于上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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