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大地大，河深海深，山好水好，爹亲娘亲。童稚儿童时代，我的家庭是个富足殷实之家。“思厥先祖父暴霜露，斩荆棘，以有尺寸之地。” 祖父安起云，光绪十七年四月十四日未时生，民国二十七年五月初九辰时卒，享寿四十八岁；祖母乔孺人，庄里富户，一八九七年十月十六日子时生，一九六六年五月二十二日巳时卒，享寿七十岁。祖宗留下了一点基业。我们家的祖坟在南岭上，一座山梁，足见我们是从山上搬迁下来的，又因为我们住在村外，南门外，郭外（“绿树村边合，青山郭外斜(xiá)，开轩面场圃，把酒话桑麻”），也证明我们是南常村的外来移民。我家父辈安氏宗族，堂名增寿，先世郡望乃翼城北捍安家源(垣)。按惯例，外来移民相对勤劳。南门外便于起早贪黑早出晚归干活。故南门外富庶户居多。
我家祖父以上，三世单传，据说受欺侮。所以祖母养育三男丁，就功劳大大地。大约土改前夕家道开始发迹殷实。祖父解放前过世，便音讯阒(qù)然，飘然仙誓。祖父母育三儿两女(父辈哥仨叫安受祚、祜、祐，四叔名安受祺，十多岁早夭。1947年析家产时，由我为四叔顶门，父亲多分了一点地亩家具)。祖母是棵大树，能笼罩父辈兄弟姊妹五个。过去的时代，能留下照片的人不多。一张旧照，祖孙四人，祖母膝前，哥哥安希孔，我和堂弟安希曾。我幼时智体较差，故尔站在中间，偎依在祖母怀里,显得文弱，好像在思考宇宙终极真理。
父辈五个，个个聪颖。我们南常村黄土高坡水源奇缺，据说旧时代，井水时常只能打半桶浑水。祖母说，姑姑小时候聪明，常常把水桶放置井边，自己在大门口佯做针线活，低头纳鞋底，倘若看见有人来，便赶紧去“挽水”（挽，拉，牵引）。先来后到。旧时代靠习惯法调解社会纠纷。比如空车给实车让路，就没有靠右行驶一说。“兄弟同心，其利断金”。父辈五人中只父亲上了五年学，为的是有一人断文识字，文武兼备，免受欺凌。
祖母生养四男二女，但四叔不幸早夭，按风俗，要在祖母去世时，择偶冥婚。这之前只能埋(不叫葬，叫“标”)在田埂，是为孤魂野鬼，不能位列祖宗。似乎清明无人祭扫，无冥币纸钱，也未入祖宗牌位行列，不享香烛供品。1966年夏祖母去世，按照祖母遗嘱（她至死怀念四子），四叔与杨姓一夭折女子冥婚(俗称捏婚)，家族祭祀供桌上也有了牌位，算实至名归位列祖宗牌位了。我算给四叔“顶门”，续香火，也没回去。但安家与杨(万泉)家，就似乎成姻亲，好像在村里就走得近一些。旧俗以为，夭殇属非正常死亡，不能埋在祖茔，因既未尽天年，也未享人伦，阴阳不通，亡魂无依，故而对家人极易造成危险。冥婚使他们返回故家，免做灾祸。夭殇者经过冥婚，两性相谐，从此成为家族合法成员，葬祖茔，享受祭奠。亡魂有了归依，也就不会再外出作祟。这是冥婚旧俗的深层社会心理基础。
晋南话叫奶奶是“娘”。旧时代医学落后，有些少数民族地区妇幼死亡率高，为欺瞒鬼魅魍魉，故意喊错大人辈份，翼城把母亲叫“姐”（音jiang），呼祖母为“娘”，乃原始巫术禁忌遗留。 祖母乔氏，没有自己的“官名”，后来为了户籍登记，有文化的父亲为祖母取名曰“安乔氏”。其先世庄里村，土改后破落。小的时候每年过年走亲戚，庄里老舅家是重头亲戚——祖母的娘家呀。舅姥爷家的破旧窑洞，窑顶裂缝，似乎危若累卵，我有些儿害怕。姥舅，舅姥爷，美髯公，须发皤然，上世纪50年代仍旧步履稳健。这里有个插话，姨姥姥绝户，迷信以为姊妹俩不能同嫁一个村子。也许因为姨姥姥不该和祖母同嫁南常，故而无后？——分明诳语。君子之泽五世而斩，又该怎么说？
祖母孀居茹苦，妇职既修，母仪甚敦，艰苦卓绝，子息其昌。祖母生育三男二女，人丁兴旺，在旧时代就免受欺凌。打架亲弟兄嘛。这就是传统。爸爸的姑母、姨母、舅父（分别是祖父的姐妹、祖母的姊妹、祖母的兄长）三家膝下无子，均向祖母提出过继一个过去，遭拒绝。这三家无后，按传统，此为不孝之大。
听祖母讲过一个关于父亲的故事。大概应该是1930年前后，父亲小学毕业后，到棉花收购站打算盘。有一次扛着行李，一位骑自行车的人说，我帮你把行李捎上。结果黄鹤一去不复返。那个时代，一件衣服都是宝贝——现如今的人不放在眼里。
我出生时祖父已经过世。早年守寡的祖母将三男二女拉扯大。父辈哥仨，个个人中蛟龙。大约1950年代前期个体户时期，父辈哥仨把两孔大缸（水瓮）埋在地下储藏小麦，估计此种古老储存手段乃旧时代防止土匪窃贼。弟兄们未见争持。可能1950年代早期，社会稳定，政权新奠，提倡三马一犁一车经济。过渡时期，我家小康殷实，粮棉丰稔，可以说得上是男耕女织宵衣旰食家给年丰。二位姑姑勤快精干，才貌双全，故家给年丰。姑嫂叔伯，男有分,女有归，各司其职，含哺而熙，田家作苦。合作化前后，我家楸树成王，桐冠蔽日，香椿吐翠。诗云：“乐土乐土，爰得我所”。
旧时，我们家的旧院就是南门外东巷的边界，就是“国境”。院子北墙外面邻接南沟，一条土路可以通行铁轮车。祖父母遗留的老院，东面原是一排土梁，给牲口圏垫土，逐渐夷为平地。显然院子东部那时高出地面不少。我依稀记得小时候还有一个土柱子（类似土塔，我会爬的时候，西巷大爸和祖母聊天，我在地上玩儿）。我小时最早住在院子东南角上的厦窑里，后来坍塌，夷为平地，一半做了猪圈。墙外一半归了集体，后来改为坡道，就是现在的“新加坡”。“厦窑”，山西半坡地区一种特有的建筑风格（如今绝迹），前面一半是“厦”坡，后面一半接续“窑”洞。
祖母经常说，战乱年代，黄昏时分窑顶上常有饿狼窥伺踅摸，看谁家小孩未归，垂涎三尺。土话把狼叫“老扒(ba)子”——自知单独袭击成年男子不力，常从背后用前爪搭在人的肩背上随行，待人回首，即以锐牙扼其咽喉。这是听老年界人说的，几千年智慧结晶，没有确据。所以老年人警告，你背后若有人扒着，千万别回首。狼是独行侠，非群居，没有“社会”主义，单独出没，鮮有集群行动。强悍动物，个体主义，独立行动。
院门（山西叫街门）在西南一角，门板上有排列整齐的门钉。街门，也是门楼，可以避风遮雨。有照壁土墙一靣遮挡外人视线——旧时代家丑不外扬，家富亦不外露（还不是跟皇帝老儿学的？这源自衙门政治不公开——可是皇宫却有“正大光明”的昭示）。衙门，咱们的传统，门特别多（凯旋门，triumphal arch，真的不是院墙门）。门内有杏树一株。西面与远房本家安且吉家为邻，倚墙残留西厦一面，乃残垣断壁，残砖剩瓦，后倒塌。按照旧时代风俗，邻居一墙之隔，常因盖建房屋纠纷诉诸公堂，但我家祖父母时代和同一家族的邻居安且吉家公共用墙，却依墙壁建屋，流水注入对方院内，可见邻里相处甚悦。1950年代前期，老院东窑倾圮，成危房。西厦塌陷，伯父家赁居西巷刘来业院。西厦残垣颓璧之旧屋，祖母还住了些日子。后来祖母和三叔搬到村内租赁借居。继而在合作化后开凿土窑洞五眼，有了新的院落。
幼年我家生活富庶。上世纪1950年前后，一日父辈合伙买回两只六七十斤重黑猪（土猪）宰杀。一只仓皇出逃，我自街门外进，猪乘机夺路狂奔而出，父等合力将其追捕擒拿归案（板）。可见当时家道还算殷实。记得合作社以前，每有死猪死鸡，辄深埋树根下——但困难时期，病死骡马，社员亦争先恐后按人头分食。叔父是民兵，持有步枪数年，亦善于狩猎兔雉。兔子三瓣嘴，所以祖母不让女孩吃兔肉，担心生子裂唇。我们几个男孩有吃兔子肉的特权，但每次要躲着妹妹吃。
过渡时期，个体经营，维持新民主主义秩序，刘公少奇提倡三马一犁一车的新富农经济，我家得到实惠多多。这应该是开国后较好历史时期。又记院内槽头兴旺，打麦扬场，麦秸积我家最高。这可能是家业最红火、弟兄合力的时期。1950年代前叶，我们一年到头全是白面。田头高粱，祖母领着我们到田间地头用镰刀切下高粱穗子喂牲口。高粱秆子用来编织高凉席子，可以晾晒东西——比如棉花柿饼，也可以搭棚子。高粱穗子杆儿可以做锅盖。玉米棒子煮着吃，玉米面做面干，做散饭（一种稠棒子面糊糊），调剂生活。后来不幸玉米面成为主食。
上世50年代初，史称单干时期，伯叔仨共有一匹马，个性刚烈。一日晚饭之后，马劳动归来，祖母搅拌草料，马忽受惊，拽拉缰绳，拖着拴马横杆，撞伤祖母腿骨。祖母遂不离拐杖，寿数以此减缩。那时，大病不出村，农民没钱哇。最近文化新闻瞎拜哧，夸赞说某地农民看病不出乡，分明赤脚大仙，公然颂扬落伍。祖母从此手不离拐杖，间或以方凳作支柱。仅凭这拐杖，仍做各种家务。
上世纪50年代初，三叔参加民兵集训，婶母年轻，参加扫盲识字教育，后来又有病，祖母的家务负担特别重。大姑于1969年患妇科病去世，病重期间，祖母曾去南梁公社医院和武池村照顾。他对于失恃[1]的两个外孙尽力呵护。两个表弟都在南常村祖母身边住过一些时间。据姑表弟吉克武回忆，他在南梁中学时，祖母（在他，是姥姥）经常捎去一些吃的。祖母在的时候，春节走亲戚，重头戏当然是庄里村（祖母的娘家），武池村和孔家坡（两个姑姑）。对我们而言，到姑姑家是最志气的。1963年，妈妈去世，祖母还在我家照顾了一段时间。祖母终其一生，是劳累辛苦，不得安闲。
幼儿时期（1950年前后），冬天，山上的农民用毛驴驮运煤炭下山换钱。当时平原农民能够烧煤的很少，出售煤炭赚钱就比较困难。山里的农民一人赶着几头毛驴，三四个人七八条毛驴“驴贯而下”。面孔是黑的，衣服是破的。他们很少吃到白面。下山后我家是憩息的第一站。他们照例在我家歇脚，讨口水喝。看到我们拿的白面饼子，“焦坨子”（多少有些焦黄），就对祖母说，“大娘，给我们一块你们家的白(bei)馍吧”。祖母每次用眼神暗示我们吃饼子要躲开他们。有时把我们往身后藏。可是幼稚的我们，反而越是有人越是肚饥，每次见到生人反而故意当面讨要饼子吃。
1949年前后，我家的老院中央是牲口糟(石凿的长形槽，可以搅拌麦秸一类草料)，上有遮雨棚。喂牲口草料的石槽七八尺长。说槽头兴旺，实不为过。白天下工，牲口圈养在此，空气“新鲜”，光线也好，人畜交流。牲口，土话叫头箍(头上戴箍，紧箍咒，一戴上，就乖乖听使唤——不信给你封个弼马温试试?)，是牲口群里的学术职衔，不叫畜牲——骂人的话太难听。伯父是调驭牲口的行家里手，合作化前换过几匹马。旧院子同时也作打麦场，“麦秸积”甚高，标明这家人富庶殷实——我小时常以自家麦秸积高人一头而自豪。足知1950年前，这家家道属殷实富庶小康一马一犁一车。要让这家人上山入伙打劫行旅投奔绿林也有些儿难。伯母婶母是西郑西张北梁壁平原人，足见我家还富裕。比较困难的生活是吃豆面面条，黑豆和小麦混合磨制，面条呈黑点，难以下咽。浇的是“浆水菜”——野菜（荠菜）或萝卜缨子（不是雪里蕻）腌制。那个腌菜（浆水），可能致癌。但最近听说癌症没原因。妈妈说，她的祖父死于癌症。
少年时，常有半夜鸡叫，是野狐黄鼬（黄鼠狼）偷鸡。祖母家住崖(nai)后头，经常野狐（fox）光顾，狗穷追不舍，试图立功，狐狸丢下鸡夺路逃命。有时候，狗快追上狐狸，忽然掉头——据说狐狸放屁。但后来知道，那是狐狸出于本能自我保护分泌的臭液——可能是吓得屁滚尿流。其实狐狸未必自主放出骚气，狐狸自身就奇臭难闻。狐臭，狐臭也。有几次三叔用步枪打狐狸，狐狸丢下鸡撒丫子就跑。祖母为我们炖鸡吃。偶有野狼——1960年冬，上头岭上一儿童（不是鲁迅笔下的阿毛）被狼吃。有一年夏收，大白天小伙伴遇到野狼从容而过。
1963年四清，又叫社教，父亲受了“制”，因为子女多，又供两子上高中，难免有嫌疑。父亲主动交待生产大队卖了一架(辆)车(土话叫一挂车)，600元未入账。公社集中住宿四清，父亲被人押解，回祖母家取钱。崭新的一摞票子。时过境迁，几十年后，雨过天晴，舅舅黄学中(县干部，党员)抱怨说我父亲为嘛不让他(舅舅)藏匿?天哪，人家是母子，你是小舅，你能像他母亲那样舍生命护儿子吗?况且舅舅是党员，受到株连就不好。祖母无官一身轻，无产闹革命呀！后来父亲这事没构成侵吞公款罪。
狗走千里，猫行万里，是说家畜认得归家之路，至死忠于或仰赖主人。祖母豢养了一只老猫，年高体衰，不能工作，但老鼠也避得远远的,老猫不捉鼠，但名声在外，家里没有鼠患。祖母想把它远送到天南海北：托人装麻袋带到“国”外抛弃，不料几天后猫又回来。虽说不能捉鼠，但毕竟猫的官架子在，也吓跑了老鼠，河清海晏。
那只忠犬，三叔阉割公羊时，恶作剧，让人顺手也把小狗睾丸割了。去势，狗就不那么凶狠。人也一样，经过几次驯化，就服服帖帖。斗争，就是让你去势。狗，不是宠物犬，一般不喂食，祖母给喝点面汤。狗有时吃蝗虫，也算打牙祭，开荤。每年腊月杀猪宰羊，碎骨就是它的美食佳肴。我家孩子多，孩子拉屎，照例让狗舔舐干净。不用尿不湿（也没有那玩意儿），没有卫生纸。60年代，此狗因误食狐狸药，下巴被炸掉，家人无奈，只能眼睁睁看着它饿毙。最悲伤者，不是我辈小伙伴（没天良），而是祖母。
1965年秋天，我上大学前夕，父亲溘然去世。天塌是怎么回事我不知道，父亲的暴毙身亡比天塌还厉害。我离家上学的照片眼神流露哀伤，眉宇间布满愁苦。祖母看到我苦涩之相也黯然神伤。现在看来，从翼城到北京并不遥远。上大学后祖母邮寄和让樊木森叔叔带去家乡土特产衣裤。他寄来的棉鞋里还装着山楂柿饼，因为迷信的说法，鞋子不应该是空的。农村的孩子，那时内衣不穿裤衩内裤和背心，没有棉毛裤。祖母还给我邮寄去农家粗布缝制的内裤。她心里有远在天涯的孙子。
祖母遇头痛脑热时，南常岭上有一老中医丁文碧，赶南梁集从门口路过，给倒碗水，推推捏捏开个方子了事。他的儿子后来上了山西医学院。我的祖母无疾而终。1966年六月的一天早晨，三婶很久没有听到祖母的动静，进里间窑洞一看，祖母已溘然仙逝。文革开始，我在北师大接到电报：“祖母去世速回”。我知道自己回不去，回电：“因忙，不能回”（忙于动乱），也没一句哀悼的话。唉，忙于文化大革命呀。
按照旧俗，祖母在世时，就采伐南岭祖坟楸木做好寿材。棺材被称为千年屋。寿材做好，还举办仪式。父亲写的对联是：“福如东海长流水，寿比南山不老松”。死亡是一个禁忌的话题，但人们对死亡却采取如此坦然态度。这是对死亡也对自身的尊重。古人不认为死亡是腐烂和虚无。农村老人，健在时让家里人做好棺材，免得百年之日给后人增加麻烦。古今帝王，在位时也大修陵寝。也有生前选择自己的墓地，如三叔。
下面是姑表弟吉克武的回忆片段。我的祖母，在他，就是姥姥，或外婆：
对姥姥安乔氏的片段追忆
“我的姥姥安乔氏一生承受了巨大的压力和痛苦，尤其是在晚年，接连受到了无情的打击，倍尝了白发人送黑发人的痛苦。我的妈妈安受贤因得了“血崩”，在上世纪五十年代，由于医疗条件所限，于1958年九月初六逝世。当时，姥姥在我家护理了妈妈两三个月，直到在她怀中去世。时年我12岁，弟弟6岁。姥姥把她对女儿的爱全部倾注到两个外孙身上。我和弟弟每年几乎有三分之一时间住在南常姥姥家。1961年至1963年，我在南梁中学读书，她经常嘱托三舅把红薯、玉米棒子等熟食送到学校。一到放假，我就到姥姥家住，饱尝了“母爱”的温馨。1965年我在汾阳上学时，接到姥姥去世的电报，我借了班主任杨其铎老师5元钱作路费，回到南常姥姥家，跪在姥姥的灵柩前恸哭不止。”
附录 外祖
外祖黄玳，居住本村。他曾经托我父亲给在师范就读准备入团的舅舅写信云：“一团二团，团到江南！”（团，翼城方言，骗，把人绕进去）据说如果不扯后腿，舅舅就是县级官员。合作化后，生活渐不如昔。大约1956年，外祖父可能发过牢骚，就是屈原的离骚，批评现状，叫“颠二话”（说一不二，二话不说，二话，就是反骨）。大队开辩论会，实为批斗。主持者故意让我父亲做记录。父亲始终埋首，一夜没有抬头，心里五味杂陈。阶级斗争，何其无情乃尔。他是贫下中农，也难逃斗争厄运。大鸣大放，在我幼小心目中就是大会批斗。大鸣大放，英语怎么翻译?cry aloud ？就是大喊大叫。外祖父经常挑荆条筐拾粪，拣拾西瓜皮喂猪。他会杀猪宰羊，有一年过春节，他为生产队宰杀十几只山羊和绵羊。一只羊被宰，旁边待宰之羊吓得直哆嗦（觳觫），甚而前腿曲膝下跪，双目流落浊泪，其哀叫“咩咩”甚凄然，令人心酸。外祖母性情和善，几乎所有外孙降生，都是她伺候月子。1950年代初，外祖母家生活相对差，白面不够，常补充豆面面条，乃小麦与黑豆混合磨制成面粉，仍有些腥味，口感自然不如白面好。上小学时，有一次我在外祖母家吃豆面面条，有些感到难以下咽，坐在门墩上，不自主犯困，一不留神，咣当，碗筷掉到地上，碎了。外祖母疼爱地说：“怎么，不想吃？算了，不要吃了。”多慈祥的外祖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