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跟未来妻子广琦是1956年下半年在北京认识的。当时知道她是福州人，父亲是福建省政协副主席，省工商联主任委员，早年曾留学比利时列日大学。
1957年9月初，我已成了等着戴帽的右派，广琦顶着巨大的政治压力，决定跟我结婚，共同去迎接生活的考验。9月7日，我们在北京五道口乡政府登记结婚，晚上跟我的学生吴保忠夫妇一起吃了一顿饭，结婚仪式就算完成了。
这时我已知晓，岳父的遭遇跟我一样，也由于轻信而中了人家的阳谋。
在这种情况下，我自然不能去福州见岳父，也不敢去。
结婚后，我被降职降薪，戴上右派帽子，发配到学校农场劳动改造。广琦北京俄语学院毕业后，申请到沈阳工作——因我在辽宁大学工作；但却被分配到本溪市的一所中学教书。她备受歧视，本该享受调干工资待遇，却只得到大学毕业生的待遇，而且试用期长达三年之久；转正后比一般毕业生的工资还少两元，到我“改正”前一直未涨。政治情况和经济情况都不允许我去看岳父。
1961年，我摘掉右派帽子以后回辽大外语系教书。生活安顿下来，本来已可以到福州看看岳父岳母，可是接着广琦怀孕、女儿出生，我不敢让她们去承受长途跋涉的折腾——那时从沈阳到福州火车要走三天两夜，中途还要换车，而且我们只能买得起硬座。
当时我在外语系除了教俄语翻译之外，还兼教中文写作。班上有个叫李树远的女生，觉得自己的名字不美，要我给她起个新名。我想，要起的新名字应该既要有诗意又要跟原来的名字“树远”有联系，而且还要有女性名字的特点。我知道岳父不仅精通理工，而国学根底也十分深厚，于是我就写信给岳父请他给我搜集一些咏花的古诗。没过多久，他就寄来厚厚一沓用毛笔腾写的古诗。
1964年的一天，系主任找我，说半个月前岳父那边的组织派人来商调我们夫妇去福州工作，借以照料两位老人，被他回绝了。他说：“我们刚把你改造好，哪儿能放你！”事情已过去了半个月，说什么也没有用了，我只好什么也不说。岳父还能得到福建有关领导的这般关怀，我心里稍感宽慰。
我们的心里一直想去福州看看两位老人。机会终于来了。“文革”大串联不用买车票，广琦趁机挤火车回福州去了一趟。我留在家里照管孩子。后来武斗渐渐消停，我跟广琦决定全家去福州看看两位老人。
我们乘的是硬座车，孩子困了，就让她睡在行李架上，旁边拴上绳子，免得她跌下来。这样折腾了两天一夜，到了上海，稍事休息，便继续乘火车去福州。我们到岳父家时，暮色已深。妻子敲门。出来开门的是一位瘦弱老人，佝偻着身子，直喘。见到我们，他脸上的神色由惊恐变成了喜悦。 听到他叫广琦的乳名，我知道他就是岳父。
我们在福州呆了两个多月。天天跟岳父见面，闲谈，叙天伦之乐。我们谈话都没有涉及政治问题。当时这是极其危险的话题。一言不慎就可招来杀身之祸。那时我可能无意识地受到大革文化命的影响，也没有想到跟他学学法语或古典文学。他也没有跟我谈他的过去。后来我知道，他留学回来，曾在北京担任过中法大学孔德学院教授兼教务长。他教的大概是文史一类课程，因为孔德学院是教授社会科学的。这所大学是蔡元培吴稚晖等文教名流创办的，那时他跟文教界人士颇有一些交往。《鲁迅日记》里记载，1929年5月27日著名作家张凤举请鲁迅吃饭，在座的约十人，都是文教界名流，里面就有我的岳父刘栋业（见鲁迅日记十八）。他要跟我谈，是有很多往事可谈的，可是他没有谈，可能跟文革的肃杀气氛有关系。那时“封资修”帽子满天飞，一旦被扣上，后果不堪设想。
我当时看到他每天照常去什么地方上班或者“学习”——“反右”后给他保留了福建省政协委员一职。
虽然蒙受了极大的冤屈，他照样给党和政府提建议。我记得看到过他提议建设化肥厂以发展农业的一份建议书。他在逆境中还研究过《易经》，他逝世后留下了一本研究《易经》的索引，现在仍保留在我这里，可惜我不能继续他的研究。
当时给他带来最大乐趣的大概是我们的小女儿愿愿。她那时才四五岁，天真烂漫，无忧无虑，每天在大厅里不是唱歌就是戴着用绿色塑料绳编的大辫子扮白毛女跳芭蕾舞（一个月就跳坏了一双新鞋），给大家带来很多乐趣。
可是好景不长，上边号召大联合搞斗批改，我们必须回去了。没有想到，这一别竟成永诀！
临别时，岳父送给我他用过多年的一个旧公文包和一只旧派克笔。当时我们竟没有想到跟两位老人拍一张照片！在我们这边是年轻不懂事，疏忽。可是岳父会怎么想呢？他肯定会觉得我们怕跟他拍照！
他1969年于福州去世。那时福州来一封信要四五天，等我们接到信时，丧事已由在福州的他四女儿操办完了。
他去世前多年来一直体弱多病，我认为跟他的心情有很大关系。他受了那么多冤屈，连对自己的亲人都不能倾诉。长期处在孤寂压抑的绝望状态，才使他在病魔面前失去了抵抗的愿望和意志。我一直觉得，在福州时没有跟他谈谈心是终生遗憾。
写到这里，我脑海里浮现出一句诗：“别梦依稀咒逝川。”想起过去，我就要诅咒那个逝去的可怕年代！
1981年，全国右派“改正”已近尾声，岳父仍未获得“改正”。于是我就决定以他女儿们的名义替他申诉。我到辽宁图书馆找到了1957年“反右”时的《福建日报》，那上面有他帮助党整风的几次发言（所谓右派言论）以及批判他的文章。后来我还找到了当时《人民日报》批判他的文章。我发现，他提的意见跟邓小平的改革主张几乎一样，批判他的文章没有一条能站得住脚。于是我就用邓小平以及朱德、华国锋等人的有关言论做论据对批判他的文章逐条加以反驳。积压在心里对岳父的思念和对那场运动的鄙弃全都倾注到申诉信的字里行间了。我觉得，我一生写文章从来没有感到心里这么痛快过。这是我为岳父做的唯一一件事！
1982年初，岳父终于获得了“改正”，福建有关方面还为他开了“改正”大会，邀请家属参加，副省长和省委统战部等有关单位领导也都出席了。遗憾的是他没有看到我们一家后来的幸福生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