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通常说的2008年美国金融危机，实际上在2007年就开始了，当时称为“次贷危机”。其背景在于，美国金融机构之前给无偿还能力的家庭发放太多不负责任的住房按揭贷款，他们当时的心态就如这些年许多中国机构和个人一样，赌的是：只要由杠杆推动的房地产泡沫不破、房价不跌，那些贷款就不会有问题！可是2007年房产价格开始逆转，首先触发的是次级贷款无法偿还即次贷危机，后来偿还危机逐渐演变并在金融体系内扩散，到2008年9月雷曼兄弟破产时就变成了全规模的金融危机，恐慌遍及全球金融市场，成为1930年代经济大萧条以来的最大规模金融危机。从次贷危机的开始到今年，己经10周年了。加上之前跟我们更贴近的1997-1998年亚洲金融危机到今年也正好是20周年，所以，在这个时间点上，我们有必要再对金融危机的起因及应对措施进行一些思考和总结，尤其是在中国经济进入新的转折时期、人们对中国金融体系的健康状况高度关注之时，总结过去金融危机的经历和教训，其必要性显而易见。
当然，2007-2008年金融危机的后续影响还没结束，还在发酵中，所以，我们也有必要将这次金融危机跟1929年的那次金融危机进行对比，以帮助我们判断这次危机跟那次危机的异同，以及本次危机带来的后续结果会如何继续演变，在政策上需要做哪些预防。
比如，2016年是国际社会充满“出乎预料”政治事件的一年，先是英国脱欧出乎预料，美国特朗普胜选总统出乎预料，意大利的公投结果也出乎预料，到目前人们在急等法国民粹主义候选人到底会以多少胜出。驱动发达国家相继“出乎预料”的共同因素是贸易保护主义、反全球化民粹主义的兴起，而这种社会潮流只是2007-2008年金融危机后果的延续表现，是大危机带来的一连串反应的一个环节，就如1929-1933年金融危机引发类似的贸易保护主义、导致各国关起大门的经历一样。
现在发生的这次金融危机虽然跟1929-1933年的金融危机相比，其冲击的程度和范围都要小很多，但危机影响的全过程还没结束，目前我们还在第二阶段一一贸易保护主义和民粹主义的盛行阶段。也可能只有通过这种对比，才能让我们更全面理解避免金融大危机尤其是根除导致大危机的根源的意义，而且让我们看到正在发生的“出乎预料”现象其实并不出乎预料，因为这些都是人类社会消化大危机的具体方式之一。除非导致金融危机、经济危机的那些结构性扭曲能够提前避免，否则一旦发生危机并冲击社会中的多数群体，那么，消化后果的方式可能只有革命和变革两种选择，而我们到目前为止所看到的英国脱欧、美国选特朗普做总统等属于相对温和的“变革”。
2007-2008年与1929-1933年：两次金融危机的对比
这次金融危机之所以没有1929年的那一次那么严重，原因之一是1930年代和之后对金融产品的结构设计和美国金融体系都做了大量改革，规避了1929年之前的许多结构性问题。但是，那些改革也带来了许多新的隐患，尤其是道德风险问题，变相鼓励银行和其他金融机构去过度冒险。
首先，经济大萧条之前美国采用的是单一银行制(unitbanking)，也就是不允许银行有多家分行或其他分支机构，到1929年时，只有2%的银行在全国有网点，3.6%的银行在单个州内开分支网点，剩下的银行都只有一个网点；而即使是有分支网点的银行中，平均每家的网点数也不到4.4个。这跟当时的加拿大形成极大的反差，因为加拿大只有18家银行，但有4676家分支银行，而全美国的3万多家银行中，在总行之外的网点数才1281个。之所以当时的美国银行结构如此，是因为担心银行过大，怕它们太大之后会控制太多经济资源。
经济大萧条期间，一系列银行立法对之前的结构性问题做了纠正。一是推出联邦存款保险制度，给全国各银行的存款提供保险，减少恐慌和挤兑压力；二是建立分业经营体系，把商业银行跟投资银行、保险等隔离开来，降低金融机构的冒险空间；三是允许甚至鼓励银行往网点化发展，但对各银行的物理网点范围进行管制、分区发牌照。这些措施对于稳定银行体系起了积极作用。
其二，住房贷款的支付结构存在严重缺陷，而且贷款期限不超过5年。大萧条之前，住房贷款到期之前每年只需要支付利息，到期时一次性支付本金。比如，张三借100万美元买房，期限5年、年息5%，那么头4年11个月里每年只支付5万利息，等到5年到期时还本100万美元。这种支付结构非常不利于放贷方提前发现借款方的支付能力，因为前面4年11个月的支付压力很小，即使借贷方最后无能力还本，也无法提前知道，把风险都堆积在最后的时间点，而且即使借贷方有能力偿还，但要一次拿出100万美元还是需要借方有足够好的财务纪律。尤其是在金融危机造成众多企业倒闭、许多人同时失业的情况下，许多人同时面对一次性还本的大额支付压力，逼迫他们同时个人破产、债务违约，这无疑加剧了金融危机的程度，造成更多银行倒闭。大萧条期间1934年的立法改变这一结构性问题，不仅使贷款期限延长到30年，而且把还本的压力分摊到贷款期限内的各年各月上，避免了“一次性还本压死人”的局面。
这次金融危机期间不同国家的表现
2007年次贷危机、特别是2008年雷曼兄弟倒闭带来全方位金融危机后，除了美国政府大力进行干预救市之外，中国、西欧等多国政府都大举救市。由于各国救市的方式和程度范围存在明显的差别，使得各国走出金融危机的速度大为不同，后患程度也全然各异。
西欧和美国的救市措施基本相似：保“大而不能倒”金融机构以稳住市场信心，降息并推出一波波量化宽松，同时推出财政刺激。但是，在效果上存在差距，主要是因为劳工法和政府福利在欧美之间千差万别，以至于美国在经济和就业上早就复苏，而西欧国家还在高失业状态里不能自拔。
在美国，绝大多数州里劳工法是完全自由的，一般员工都是“随意雇佣”关系（employmentatwill)，雇主只要觉得一些员工是多余的，可以“随意”裁员，不需要经历漫长的行政或法律程序。所以，2008年9月开始到2009年中期，许多美国公司不需要等待，而是立即大量裁员，以至于从2009年中期以后美国就业总人数每个月都在上升。自由的劳工法使美国公司很快瘦身，把劳动力负担减到最轻，再加上美国公司的税负也最轻，这些制度因素使美国企业不需要在危机期间负重太多，它们自己有最大的能力站起来。由于美国企业的复苏能力强，美国失业率在2009年中达到10%之后，就一直在下降，到最近数月己经降到健康的5%以下。
相比之下，西欧的复苏经历就没有那么好。虽然他们的举措跟美国大致相同，但他们的劳工法极其不自由。以法国为例，其《劳工法》有3200页之长，而且各节措辞含糊，给被解雇的员工众多空间和机会去起诉雇主，而一般的法国法官在看到雇主盈利的情况下都偏向于判雇主败诉。就这样，在法国，一般公司要走过两年以上的程序才能解雇员工。意大利、西班牙等国的情况非常类似。结果，西欧公司在金融危机发生后经历了漫长的裁员过程，其失业率从2009年的10%持续上升到2013年的12.5%，然后才慢慢地下降，到今天还维持在11%左右的水平，而不是像美国的失业率那样从2009年中期后一直快速下降。此外，由于西欧的政府福利远高于美国，使欧盟国家的财政状况不如美国，企业的税负负担也高于美国。这两项因素使得西欧经济和社会受危机的拖累很久，以至于到今天这些国家还没有完全恢复到金融危机之前的状态。制度差别造就了不同的复苏轨迹。
虽然美国等政府的救市让这次金融危机没有像1929-1933年那样伤及社会，但这些史无前例的救市措施也带来了后续隐患。“大而不能倒”逻辑下的救市行为和救市预期带来了太多的道德风险，激励更多金融机构去冒险，为未来的金融危机埋下种子，同时也为更加严格的监管提供了理由。就像前面说到的一样，美联储和美国财政部大举营救“大而不能倒”银行和其他它金融财团之后，不仅没有使这些金融集团变得更小，反而使它们变得更加“大而不能倒”，使各金融行业都往少数几家“大家”集中，这就迫使政府更要对它们进行监管。而强化监管的结果，必然是金融行业往更少的几家集中，进入“大而不能倒一一>需要强化监管一一>更加大而不能倒一一>更需要强化监管”的恶性循环。
这次救市方式的另一种更大后患是，由于美联储通过降息到零和量化宽松把金融资产的价格抬高，以制造财富效应并以此带动消费需求，同时财政部则集中精力营救那些金融公司和银行，这两类救市措施都让那些持有金融资产、持有股票的群体受益。但是，已经有钱的人才能持有股票和其他金融资产，没有财富的老百姓就无法从中直接受益。也就是说，美国政府、西欧政府的救市措施从本质上造成了财富差距、收入差距在金融危机期间的进一步恶化，而不是相反。比如，在美国，从2007年到2010年的3年金融危机冲击的高峰期，收入最高的十分之一美国家庭财富平均升值5%，最富的1%家庭财富升值更多，而同期间中等收入家庭的财富累积缩水39%。
因政府救市措施而进一步恶化的收入差距和财富差距，不仅引发了后来的“占领华尔街”运动，也为2016年的英国脱欧、美国选举特朗普进入白宫，为反全球化和民粹主义的盛行奠定了基础。这也是为什么前面说到最近这些“出乎预料”事件是金融危机后果的继续。
对中国的启示
2008年金融危机进入高潮之时，中国政府的4万亿投资额等一系列救市措施当然比美国、西欧政府的更猛，这体现了中国制度的特点。通过强化基础设施投资、强化国企投资，中国的举措使那场危机反而成为新一轮经济增长“大跃进”。结果，不仅中国经济从危机冲击里第一个快速走了出来，大刀阔斧地增长,而且也给东南亚等国家的经济带来新一轮繁荣。
但是，这些强措施也带来了比美国和西欧更加严重的后患，因为那些刺激措施造成了中国债务水平的大幅上升，产能过剩等结构性问题更加严重，房地产泡沫、基础设施泡沫等也都更加突出。从我们回顾的美国1929-1933年和2007-2008年两次大危机的前期情况看，中国房地产、负债水平和经济状况似乎越来越像之前美国所经历的情况了。美国的经历和教训应该让我们看到，十八届三中全会所决定的改革措施必须执行、做到，因为只有改革才能纠正那些结构性失衡问题，才能避免经济危机的发生。
（文章节选自博鳌亚洲论坛官方杂志《博鳌观察》2017年年会特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