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第一次见面在北京大学招待所
我第一次和徐老师见面，是在北京大学招待所。那是1981年6月3日，为了报考华政的研究生，让老师先“相相面”。
说到我考研究生，还得从我国的大学生毕业分配制度说起。1949年新中国成立以后，我国学习苏联，实行高度的计划经济体制，城乡差别非常明显，大学生属于城市户口，吃商品粮，国家包就业、包医疗、包房子等。在20世纪80年代以前，在经济发展和日常生活方面，上海的地位比北京重要，所以上海的考生如在外地读书，要回上海工作需要获得回上海的毕业分配计划指标，而这在当时非常困难，即使在北京读书情况也一样。我毕业分配时也遇到了这个问题。
当时，我们班里除了我之外，还有一个崇明考上来的同学，叫倪振锋。我们两个人都是想回上海的。此外，浙江上来的考生傅长禄，是上海插队到浙江的，他也想回上海。江苏考上来的同学顾功耘，因父亲在上海工作，也希望分配到上海工作。这样，分配回上海的形势就比较严峻了。我不想和同学去争回上海的名额，故1981年4月8日，从我们的班主任王德意老师（后来出任全国妇联书记处书记）打听到华政当年被批准获招研究生的信息后，就决心通过考研究生回上海（当时整个上海的高校如复旦大学等都还没有获准招收法学专业研究生的资格）。
此时，华政有一位青年老师，叫孙进丰，是国际法专业的，正在北大进修，做王铁崖教授的访问学者。因为都是上海人，几次见面后就很熟悉了。他知道我的想法以后，非常支持。他告诉我一个信息，北京要开一个教学上的会议，华政会有几个老师前来，他可以介绍我去看望他们，顺便询问一下考研的事。由于孙进丰老师在进国际法专业之前，在华政人事处工作过，故对这些老师都很熟悉。他告诉我，当时华政批下来可以招研究生的，是两个专业：法制史和国际法。而我当时最感兴趣的是民法，民法不招，我也没有办法，只能改其他专业。孙老师建议我改考法制史，并说来的老师中，徐轶民老师就是搞外国法制史的，且是一个搞学问的人，可以和他接触。
6月3日晚上，和风习习，我在孙老师的陪同下，到北大招待所见到了徐轶民老师。老师当时50多岁，中等身材，人很清瘦，肤色白皙，气质高雅，脸上有一点点皱纹，两眼特别明亮，闪烁着探究的目光，给人以洞穿一切的感觉，很威严，初见时让人感到拘束，有点害怕。接触一会后感觉老师其实非常和蔼，说话也比较随便，直来直去，不讲空话、套话，不讲大道理，可以直奔主题。
老师问了我一些家里的情况，个人经历，学习成绩等之后，就谈了华政外国法制史专业的情况、招收研究生的要求、参考书目和考试的课程，他提了两点要求：第一，英文要考得好；第二，语文水平要扎实，今后研究需要它。当然，专业课也一定要考好。他说，现在已经有6个人与他联系了，所以让我要有竞争的思想准备。最后，老师爽快地对我说：你就好好复习考吧，我给你开一个书单，你按照此看书复习，时间还来得及。他很认真地一笔一划写了一些书和参考资料，交给我，说：“你还有什么事吗？没事就这样了。”我本来还想和他聊聊天，看此状况，就马上告辞了。前后加在一起不到一个小时。
在回宿舍的路上，孙进丰老师告诉我，华政今年不招宪法和刑法的研究生，除了国际法就是法制史了，你必须全力以赴。他还说，徐老师就是这个脾气，办事非常干脆利索，珍惜时间，绝不罗嗦，你今后要注意这一点，尽量少占用他的时间。但徐老师是个搞学问的人，你今后跟着他不会吃亏。我连连称“诺”。
华政长宁校区18号楼，这座欧式的小洋房东南角的一楼，曾是徐老师的家（现在已经改成北大出版社华政分社），老师在此生活了几十年，这里也是笔者当时经常拜访老师、和老师切磋学术的地方。
二、面试给了我重逢老师的机会
经过报名、体检（都在7月中旬）等各种程序，我在9月12日、13日、14日三天，参加了华政研究生的考试。三天的考试，几乎让人虚脱。第一天上午考英语，下午考政治理论。第二天上午考古代汉语，下午考法学基础理论。第三天上午考各国宪法，下午考外国法制史。尽管我做了充分的准备，但华政的题量大的还是让人吃惊。我印象中，几乎每一门课都要在16开的答卷纸上写15页以上。不过，考完试以后，心是比较定的，因为除了外国法制史试卷中一个名词解释“黑人法典”有点猜测着回答以外，其他所有的问题全都答出来了，英语也考得很好（感觉上如此）。10月22日，我接到了到华政参加面试（复试）的通知。
由于面试要考专业和英语，也有笔试和口试。故我提前了一个星期回到上海，专心复习。孙进丰老师是一个非常讲义气、注重感情之人，他当时住在东风楼后面23号楼东侧一排的最南端，是一间20平方米左右的大房间，刚装修好，作为结婚用房住的时间还不长。为了让我安静地复习，他把此房子让与我住，还睡他的大床（这在现在可能是不可思议的事），他自己则回父母家。他夫人也很通情达理，对此没有任何怨言。
在此期间，我见了徐老师一面。这是我第一次上老师家。它是一幢西式洋房，就是后来华政食府（现在改造成了华政图书馆长宁校区的密闭书库）路西面的那排楼房最南面第一间。徐老师住一楼，门是朝南开的，因为花园洋房的一楼要比普通房屋高出半层，所以有几层台阶。上了台阶进屋，有一个7平方米左右的小间。徐老师将这一小间改造成为一间书房，在里面看书写作。书桌之外，还有一个简陋的长沙发，可以接待三四个人谈话什么的。我们就在书房里谈了一会。徐老师没有透露任何关于面试的细节，只是询问我现住在哪里，他指定的那些参考书和资料是否都已经好好阅读，注意不要太累，太紧张，等等。
尽管见面谈话不涉及面试问题，但是见到老师心里还是很开心，并且不知什么原因，有一种踏实的感觉。我站在外面的路上，打量了这间楼房很长一段时间，当时也没有想到，以后会常常来到这里，向老师请教问题，商谈论文写作和修改等事。虽然，我已记不清进入徐老师家门有多少次，但除书房之外，里面其他的房间从来没有进去过，感觉上比较大，是我拜访过的华政老师中住房条件最好的。这次见面，我也第一次见到了热情的徐师母郭老师，见到了徐老师的儿子徐鸣，他比我小一岁，非常俊秀；女儿徐青，长得非常漂亮。
30日和31日两天是面试，虽然感觉还不错，但离我的期望值还是有一定距离。自己感觉复习得很充分，但因为太紧张了（面试时的徐老师不苟言笑，非常严肃，看着还是有点害怕），故回答问题不是太完满。面试结束后，我沿着苏州河边上石板夹着砖块的小道走了好几圈，看着老师家以及其他各幢小洋房的外墙上爬满了细细的蔓藤，心想，这些建筑置身于上海这座喧闹的大城市之中，显得那么宁静，那么高贵典雅，以前都是在小说电影里才能看得到的情景（后来张瑜主演的电影《小街》里的画面就是这种场景），离自己从小一直生活的农村环境是那么遥远，而现在却是这么近，就在眼前，自己再往前跨上一小步，就可以成为其中的一员，这是梦境还是现实呢？
面试结束后，我就急着回北大，因为毕业之前的事情还是很多的。在走之前，和徐老师又见了一面。这次是在法制史教研室，东风楼二楼东侧的一间房子。徐老师还是很严肃，指出了我在面试中的一些错误，对于能否录取之事，只字未提。但凭感觉，老师是很喜欢我的，因为在谈话中，老师已经将我作为其得意门生在规划未来华政法制史的宏伟蓝图了。
三、每一堂课都是那么的精彩
回到北大，在经历了一段时间的焦虑等待之后，1982年1月5日，终于收到了姗姗来迟的华东政法学院的录取通知书。2月2日，我们来华政报到，华政第一届研究生开学。接下来，我和其他13位同学（我们第一届研究生共有14人，有法制史的，国际法的（后来也补招了宪法和刑法的，宪法是骆伟建和胡明德，刑法招了赵国强和杨诚），但外法史的最多，共4人，除我以外，还有高桐、蒋迅和任自昌。毕业时，除了任自昌去了上海大学之外，我们另外三人都留在了华政工作，但几年后他们三个人都去了美国）就进入了正常的研究生学习之中。当时华政的条件虽然还比较艰苦，但对我们是特别关照，院长特批给了我们14个人一台彩色电视机。
华政长宁校区河东六号学生宿舍楼，现在住的都是博士研究生，但在1998年以前，则是硕士生的宿舍。我们第一届研究生于1982年秋天搬入其中，一直住到毕业。这里也是徐老师经常来看望、辅导我们研究生的地方。
徐老师给我们开的是“外国法制史研究”的课程，从古代巴比伦的楔形文字法，到古代印度法、古代希腊和罗马法，中世纪教会法，一直到近代以后的法国民法典、德国民法典、美国联邦宪法等，讲了一个学年。中间，还让我们四个人每人各做了一次长长的主题发言，老师最后再作一些点评。
徐老师上课非常有特色，那就是特别的认真，特别的严谨，特别的周密，资料丰富，信息量特别大。每次上课前，徐老师都会布置一批参考书，让我们去看，做读书笔记，然后到课上交流。一堂课下来，都要看上五六本乃至十多本的参考书。一个一个专题进行下去。我印象中，这一学年的课，大概有十五六个专题吧，每一次课都要经过阅读、发言、提问、讨论、点评、总结等一个个环节。由于学生人数少，故每一堂课，我们平均都有五次以上的发言机会，事前如果不看参考书，对要讨论的专题不熟悉，这堂课你就没有办法上，就会感觉很尴尬，很狼狈，当然也毫无例外地会受到老师的批评。但如果准备充分，你就会感觉非常自信，发言、提问和讨论也能非常自如，而在老师那充满表扬、欣赏的眼光之下，你会感觉到这每一堂课都是那么的精彩，那么有收获，都是一次难得的享受。
徐老师是一个非常喜欢清洁的人，不管是外出参加学术会议也好，在学校上课也好，参加教研室活动也好，以及出席其他一些非正式的场合也好，他都是穿戴整齐，身上弄得干干净净。包括他书房里放的书、杂志、讲稿、复印的资料，信件，等等，他都摆放得清清楚楚，整整齐齐。这一良好的习惯，使他要查找资料和文献时非常方便。有时问老师借阅一份资料，或要查找某一本书，某篇文章，他马上就能找出来，交给你。老师爱清洁的习惯也延伸到了课堂上，他每次讲课必然带上一块湿毛巾，在黑板上写了一段板书，回到讲坛上来时，就会把手擦干净，以免粉笔碎屑弄脏了书和衣服。这一点让我们感触很深，逐步意识到大学老师就应该是这样的，对老师也就更加尊敬了。
四、辅导论文写作不厌其烦
除了上课之外，让我们更加感动、更加有收获的是，徐老师对我们论文写作的细心辅导，孜孜不倦，极其认真。
当初，老师先是考入暨南大学，之后又转入复旦大学，学习非常刻苦用功，因此，其英文水平很高，古文底子也很好，华政两次解散，他也没有离开过教学和科研岗位，第一次在上海社会科学院，第二次去了复旦大学，所以外语、古文和法制史的专业知识没有丢，都非常扎实。与此同时，徐老师还长期担任上海辞书出版社编辑辞书的编委和撰稿人（改革开放后我国出版的第一批法律辞书如《法学词典》和《中国大百科全书•法学》，老师都是主要撰稿人）。这些主客观的条件，造就了老师非常好的文笔。无论是撰写论文、著作，还是编写教材、讲稿等，都非常精练，非常周密，遣词造句非常严谨，包括每一个标点符号，都是经过仔细斟酌才定下来的。
遇到这么一位好的老师，真是我们学生的福份。一方面是我自己的愿望，另一方面也是老师的要求，我从入学时起，就开始选择合适的题材写论文。先后完成了“论十二表法”、“论希伯来法”、“试论伊斯兰法形成和发展的特点”等，交给老师审阅。老师对我（包括其他三位同学）交给他的作业（习作）都非常重视，马上就开始一字一句地进行审读和修改。
徐老师和他的前三届研究生。前排左起：任自昌、刘小冰、徐老师、胡韵琴老师（研究生科科长）、笔者；后排左起：傅东辉、高桐、蒋迅、段琪华。
我记得那是1982年的国庆节，我在节前回家时，把“论十二表法”一文给了老师，此文已经经过了余先予老师的认真修改，有7500多字。国庆节后我回到学校，老师就把我叫去了，将修改好的论文还给了我。我一看，上面布满了密密麻麻红的颜色，是老师修改的文字。从框架结构，到段落的调整，到文字的修改，到每一个标点符号，都有老师修改的痕迹。而老师修改文章的最大特点，就是将你的文章梳理得清清楚楚，逻辑清晰，话语顺畅，用语极为精练。原来7500多字的文章，经过老师的修改，变成了一篇3500余字的文章，压缩文字达到了一半以上。换句话说，文章经过老师这么一改，就可以直接排版了。
在三年学习中，受到徐老师精心修改论文这种恩惠（老师为修改上述“论十二表法”这篇文章，整个国庆假日都没有休息），我已记不清有多少次了。甚至在毕业以后，许多教学方案，教材大纲，学术会议的材料，等等，仍然常常能得到老师的修改意见和建议。其他同学的情况也一样。高桐、蒋迅、任自昌的硕士论文，包括后来的傅东辉、刘小冰、周伟文等人的硕士论文，都耗费了老师的大量时间和精力。同学们的一致体会是，经过老师这种严格的论文写作训练，大家的论文写作水平得到了明显的提高。认为老师虽然严格，要求很高，对我们写的东西如感觉差，不规范，就会狠狠地批评一通，有时会被弄得下不了台。但老师心肠好，批评管批评，改还是认认真真地帮你改，一遍、两遍，三遍，……，直到他感觉满意为止。
经过老师的这种严格训练，我们几个人的论文写作水平都达到了一个比较高的水准，不仅硕士论文后来都被收录进了《华东政法学院硕士研究生论文集》，我、高桐、蒋迅以及傅东辉的硕士论文还在外面的杂志（如《比较法研究》等）上公开发表了。徐老师这种对论文写作的一丝不苟、精益求精的精神，也影响到了我们以后的学术道路。我印象中，高桐、蒋迅留校工作虽然没有几年，但已经为下面几届的学弟学妹做过好几场“如何写学术论文”的讲座了。徐老师对我们的影响力有多大，就此可见一斑。
五、跟随老师参加厦门会议
在我们三年研究生学习期间，最开心的事，莫过于跟随徐老师，一起去参加全国外国法制史研究会第二届年会。因为会议在厦门大学召开，我们一般就称其为“厦门会议”（以后每次年会的简称都以开会地点名之）。
说起厦门会议，还得说一下全国外国法制史研究会的由来。1979年，法律史学界在长春吉林大学法律系召开“中国法律史学会”的成立大会，该学会是改革开放之后我国法学界成立的第一个学会（学术团体）。当时，林榕年、徐轶民、林向荣、徐尚清、由嵘、张观发、许显侯等一批搞外国法制史教学和研究的老师也参加了这次年会。起先，该学会的活动也包含着外国法制史的内容（这从这次年会后编辑出版的《法律史论丛》所收集的与会论文中可以很清楚地看到），但随后，就逐步以中国法制史和中国法律思想史为主了。
在这种情况下，从事外国法制史教学和研究的一批老师，就在陈盛清、林榕年、徐轶民等老师的带领下，1982年4月在武汉大学另成立了“全国外国法制史研究会”，这次会议也是该研究会的第一届学术年会。当时会议选举陈盛清为会长，徐轶民老师和林榕年、林向荣、张学仁一起为理事，研究会还聘请了卢干东、姚梅镇、周枏为顾问。当时会议决定，第二届年会放在厦门大学召开，时间为1983年下半年（后推延至1984年1月）。
作为全国外国法制史研究会的主要奠基人，徐老师对研究会怀有特殊的感情，也倾注了相当心血。从武汉会议结束一回到上海，徐老师就召集我们一起开会，传达了会议的情况，谈了要好好准备参与这次会议、并让我们第一、第二届外法史研究生也一起前去参加的想法。听了老师的这一想法，大家都非常高兴，记得那天回到宿舍后，晚上一直兴奋地无法入睡，因为厦门是一个我们向往的地方，一直没有机会去看看，这次终于有了机会，怎么不令人高兴？
在接下来的日子里，我们都为参加会议准备论文而忙碌着，因为老师明确讲了，想去厦门的前提就是必须完成一篇学术论文，有了论文，他才有理由为我们向学校争取前去参加会议的经费――因为到目前为止，还没有一个专业的研究生出去参加过学术会议，而这一次徐老师要带我们5个人一起去！当时，我准备的论文就是“论希伯来法”。1984年1月9日上午10点，我、高桐、蒋迅、任自昌和傅东辉5人，跟着徐老师坐快车（说是快车，当时速度也不快，上海至厦门路上用了36个小时）去了厦门。临出发之前，徐老师召集我们开会，讲了几点注意事项，如不要乱说话，乱买东西，注意华政形象，同时争取多结识一些外校老师和研究生等。与我们同车的还有李光灿、陈盛清、林向荣和李昌道等老师。
年会的发言、讨论等详细情况我就不多说了。我们参加这次会议的最大收获是认识了一批外校的研究生和青年老师，如中国人民大学的梁治平，中国政法大学的高鸿钧、贺卫方，浙江大学的方立新，辽宁大学的张锐智和杨立，厦门大学的米健，新疆大学的汤唯，上海大学的丁利刚等。除了汤唯是我的本科同学外，其他人都是第一次相识。中间还有两个插曲，一是在会议进行中，梁治平、高鸿钧和贺卫方拿出了一份事先预备好的“青年外法史学者法律文化宣言”，当场宣读，引得大家满场鼓掌，一片叫好！二是在会议中的一个晚上，米健把我们一批年轻人召集在一起，提议成立一个青年外法史研究会，以便做出一些成绩。由于我们华政的几位研究生事前没有一点思想准备，故只是随声附和，举手同意而已。这两个小插曲，让我们知道了外部世界的缤纷多彩，令我们对其他高校的外法史青年才俊钦佩不已。
这次会议还有一个收获，是认识了一批德高望重的外法史专家，如陈盛清、李光灿、周枏、卢干东、潘汉典以及林榕年、吕世伦、胡大展、由嵘、林向荣、李昌道、徐尚清、等。尤其是研究会会长陈盛清老师，印象中当年已经是76岁高龄的老人，但在登鼓浪屿时，比我们青年人都速度快。我记得边上的李昌道老师就开玩笑说，陈老今后活到100岁没有问题。因为徐老师当时走路登山也很敏捷、轻松，故李昌道老师转过头来对我说，别看你导师人很瘦弱，活到90岁也是没有问题的（那天高桐、蒋迅、任自昌和傅东辉去其他地方玩了，故就我一个人陪老师登鼓浪屿）。事后想想，李老师说得还真的很准，陈盛清老师后来以百岁老人仙逝，徐老师也高寿82岁，虽然离90岁少了几岁，但中间如果没有华东疗养院的那次医疗事故，老师活到90岁应该是没有问题的。
六、华政第一次承办外法史年会
1985年的外法史年会，是在昆明召开的。会议做出一项决定，第四届年会将由华东政法学院承办。徐老师主持全局，而由我负责年会的具体工作。当时外法史研究会的秘书长是武汉大学法律系的张学仁老师，为了开好这次年会，就让我担任副秘书长（当时我已经是理事了。昆明会议将我、梁治平和高鸿钧3名青年老师增补为理事）。
1986年11月18日，第四届年会如期在上海召开。想想那时的学术团体活动情况，真的是艰苦异常。华政承担不了会议的全部经费，徐老师只好四处化缘筹钱。从外法史研究会处获得3000元，从上海市法学会处弄到1000元，华政解决用车的费用（折合人民币约1700元），以及宴请一次部分会议代表吃一顿饭的钱（估计在1000多元吧）。没有钱住星级宾馆，我们只能东寻西找，终于联系到了在天山路上的一家化工厂的招待所，即“上海化工研究院招待所”，收费比较低廉。没有礼品赠送，旅游也跑不出上海市，只能利用本市的资源。好在上海不仅是一个国际化大都市，也是我们党的诞生地。因此，我们年会的参观，就是中共一大会址。当时也没有经费多联系大巴，故有一部分会议代表就自行坐公交车去。当时许多代表开玩笑说，这最好，我们刚好有一个实地多看看上海的机会。
在公交车换车途中，我和林向荣老师两人与大部队走散了，记得当时我们才到静安寺。林老师提出他想走走路，问我离一大会址还有多远。我说还很远呢。他说，没事，他喜欢走路。我说，我是副秘书长，要负责全体会议代表的安全呢。他说，没事，只要徐老师在，你不用操心，他会安排得挺好的，尽管放心。我想想也是。再说，我也不能丢下林老师一个人，他对上海又不熟悉。这样，我就陪着林老师一路走，用了一个半小时，才和大部队会合。徐老师见到我们非常高兴，不仅没有责怪我，而且大大地表扬了我――因为我和林老师在一起，没让林老师迷路、走失。实际上徐老师还是比较着急的，但当时还没有发明出手机，无法联系。
而与林老师的这一路同行，对我后来的学术发展影响很大。我当时已经对法学史产生了浓厚的兴趣，但苦于找不到一个切入点。而林老师当时已经开设了“法学史”的课程，在路上，他就详细地和我说了他的讲课体会以及关于对法学史的研究设想。林老师当时用的教材是日本学者碧海纯一等编写的《法学史》一书，该书没有中文版，林老师懂日语，他就用日语原版书上课，实际上是双语课，既上法学史，又上日语课。林老师还说，他自己正在撰写“法学史”一书，但速度很慢。他还答应回去后，马上把碧海纯一的《法学史》复印后寄给我。而这一切，都为我十年后完成《西方法学史》一书提供了相当大的参考。
以上一段也算是题外话了。1986年年会（上海会议）虽然经费比较拮据，但会议开得还是很成功，代表们也非常满意。大家对徐老师的组织能力和学术号召力都十分钦佩，尤其是徐老师对研究会的执著感情更是令大家非常感动。1997年，华东政法学院又承办了外法史研究会第十二届年会。这次又不巧，我只参加了一天的会议，因为北京有会议，就离开了上海，故年会仍然由徐老师亲自操办（给每个代表发正式会议通知，也是老师一张一张地按姓名填写的。周伟文和李秀清当时协助老师）。虽然，此时徐老师已经退休，但他不顾岁数大，身体弱，全身心地投入会议中，圆满完成了会议的各项议程，再次赢得了全体代表的尊敬。
七、严者适理，宽者人性
和徐老师有过接触，且接触不深的人，都以为老师是一个非常严厉的人。确实，徐老师平时不苟言笑，做事认真，举止严谨。对学生要求也很高。当我们学习有所松懈时，他会直率地批评；当我们做事不认真时，他会把我们叫去，很严肃地予以指出。在课堂上，如果我们没有完成他要求我们阅读的参考书，且又讲不出理由时，他也会训我们一顿，有时甚至会让我们下不了台。
同时，徐老师的专业意识特别强。他不仅要求我们好好读书，而且要读专业书，要读外国法制史的书。考上研究生以后，我结识了在华政任教的余先予老师，因为都是北大毕业的，故共同语言比较多，余老师就让我参与他的一些科研项目。但余老师的专业是国际私法，平时喜欢的也是法理，所以他的项目和外国法制史离得很远。当与余老师合作写第一本书《大众法学常识》时，我悄悄地问余老师，要不要和徐老师说一声。余老师对徐老师也很熟悉，说你先不要对他说，说了徐老师肯定反对，会说你不务正业。不如你先写起来，徐老师人是严格的，但心肠很好，看到你最后写出来了，他也就不会再责怪你了。
虽然没有向徐老师汇报，但老师最后还是知道了。他就把我叫了去，对我说，你和余老师一起写书，此事我不反对，只要你不耽误正常的学习就行。只是你写这种书没有多大意思，对自己帮助提高不大，现在是出版了一本书，但过了若干年后，你回过头来审视时，就会感觉到付出这么多时间其实是不合算的。当时，我们年轻人也是急于想出名，所以老师的话一时也听不进。同时，写作此书，对自己的写作水平的提高也确实有帮助。但这本书耗费了我三年研究生的大部分时间。在过去了20多年后的今天再来看，虽然得失肯定都有，但老师所说的话无疑是更有道理的。
老师的严格还体现在他对我们写作论文的必须渐次进步上，即他要求我们每次写东西，他给我们修改后，我们能够吸取其中的得失，以便每次都有一点进步，日积月累，写作的水平不断提高。他多次对我们说，“你第一次交上来的文章问题很大，我不会生气。但是如果你对我的修改不认真仔细地看，老是犯同样的错误，我是不能容忍的。因为小到每一个用语、造句、注释乃至标点符号，大到框架、体系和段落之间的逻辑联系，我修改时都会仔细说明。但你如果不当一回事，下次交上来还是老样子，没有一点进步，那我就要生气了。”我记得有一次任自昌，就是犯了这样的错误，故在课堂上被徐老师狠狠地批评了一顿。
老师对我们学生虽然很严厉，但心肠很好，非常爱护我们。尤其是当其他专业的人，对我们说三道四时，他会当场予以痛击。在这一点上，说他护短也好，爱学生胜过自己子女也好，他都不在乎。就我个人而言，老师的关心一点也不亚于对他自己的子女。读研一时，我因故在华东医院做了一次小手术，回到浦东家里休息了一阵。自己当时怕耽误学业，被老师责怪，故身体稍好一点就赶回学校上课。结果老师就对我说，你这样不行，必须回家去，将身体彻底养好后再来吧。1993年4月，我接受国家公派，去日本进修学习，我原来担任的课教研室排不出人来接替，一时无人上。那年徐老师68岁，已经好长时间没有上本科生的课了。但为了让我能够准时赴日，安心在日本进修学习，老师就自告奋勇地再次出来，承担起这一较重的授课任务。2000年夏天，老师已经75岁高龄了，加上比较严重的气管炎和哮喘，平时都呆在家里休息，不再外出参加任何会议和活动。但那年在湘潭大学召开的外法史第十三届年会上，将进行新老成员的换届选举。老师就对我说，他要去，为的是站好最后一班岗，让我们新上来的会长、副会长能够心里安然一些。在湘潭会议期间，老师其实每个晚上都没有能够睡好，要靠吃两颗安眠药才能入睡，但老师什么也没说，一直坚持到会议结束。每每想到这一情景，我都要感动得无法自禁。
老师和其他人说话不多，但与我们学生却是非常谈得来，和我则可以说是已经达到无话不说的境界。老师的特点之一就是说话非常坦诚，说的都是大实话。我记得有一次，他和我闲聊时，我向他请教编写教材的事。当时我是这么问的：许多人都说，编写教材，就是抄书。“天下文章一大抄”，老师你认为这种说法对吗？老师回答说：“你不抄别人的书，怎么写得出自己的书？”看我还没有反应过来，他又说，不抄别人的书，那你的知识从哪里来呢？娘肚子里不会带知识出来的。抄书并不丢脸，问题在于如何抄？这很有学问。我建议你，第一，抄书时必须穷尽，即在编写教材时，必须将同类型、同专业的各种教材都收集起来，然后加以比较，予以综合，将自己认为好的抄下来，编写出自己的教材。第二，不管抄谁的，一定要予以注明，注释多一点不要紧，千万不要掠人之美。第三，抄别人书时，要注意哪些是主流观点，哪些只是个别人的见解。因为编写教材，是要把已经得到大家公认的专业知识传授给学生，还要顾及到学生今后可能要考北大、人大的研究生之类的。故教材和专著不一样，不能只是一家之言。第四，抄了别人的书以后，要发表一点自己的看法，那怕一、二句，一、二行，也可以。
老师的这些话非常朴实，都是大白话，但非常管用，而且有着深刻的道理在其中，让我以后经常回味。
还有一次，法律出版社让我主编一本《外国法制史（教学参考书）》，其中我要写一篇新中国外国法制史学科发展演变的前言，里面有一节是论述外法史研究会年会历史的，我手头资料不全，就去问徐老师要。他二话没说，就拿出了历届年会的会议简报，以及简报中有一些无法公开发表的内容、而由他自己做的记录。我一看，内容清清楚楚，什么都有。这让我非常感动和佩服。徐老师就跟我聊起了他对史料的看法。他说，“我们研究法制史，当看到历史上的一段日记、一封信件、一个会议记录或者一张照片时，就会感到欢欣鼓舞。但是，对历史上的这些当事人而言，他们只是做了一回有心人，多花了一些时间把发生的事情记录了下来。与此同理，我们现在参加一次学术会议，或搞一次学术活动，甚至几位同行一起吃一顿饭，等等，如果也能做一个有心人，将其记录下来，过了若干年，也是给后人提供了研究的第一手资料。史料，史料，就是这么形成的。此点，供你参考。我已经年纪大了，你还年轻，今后出席学术会议、参加学术活动一定会很多，你可以将其记录下来，以备后用。”老师的这一番话，让我非常信服，也使我后来受益匪浅。
这些都是平时我和徐老师在闲聊中的一些小事，现在之所以将它们写出来，一方面表明了老师的坦诚，以及对自己学生的信任；二是感到老师的观点、说法对自己的教学和研究工作很有启发；三是想说明，老师外表虽然很严肃，但内心很柔和，他对事很严，对人却是很宽容的。
徐老师的宽和严，还充分体现在他对师弟陈立彤的事情上。平时，老师对陈立彤的学习要求很严，但对陈立彤的事业发展、他的家庭、他的夫人小孩的事，则竭尽全力帮助。我记得那是陈立彤在美国留学的时候，老师年事已高，气管炎哮喘时常发作，尤其是冬天不能出门。但立彤在美国要升学，需要华政提供学籍证明及各种资料。立彤不知老师的身体情况，打电话来需要补充资料，老师二话没说，就亲自去办理开证明、复印资料等事，最后再亲自到曹家渡邮局去帮他寄过去（师母和徐青要帮他寄，老师又不放心，怕有闪失。他说，立彤在那边急等着要的）。而那次的冬天特别的冷，老师办好此事后，气管炎和哮喘又马上发作。但事后老师没讲一句怨言。
八、学者风范，人生楷模
徐老师人很善良，为人正直，心地坦荡，故在外国法制史学界也是朋友一片，同行之间相处得很好。在华政，由于他学问做得好，加上人品高尚，大家也都很尊敬他，在教师中享有很高的威望。另一方面，老师具有强烈的是非感和正义感。看到不对的做法，他就要说，不管是教学和科研上的，还是学校管理上的，因此，有时会得罪一些人。但即使有一些这样的情况，也都是为了学校“公”的事业，老师绝对不会为自己的私事去招惹别人。
1995年，在老师70岁那一年，他退休了。同年，我也担任了华政副院长。在教学、科研和行政三个领域里忙活，感觉自己的所有时间都被其吸走了。这样，我和老师见面的机会也日益减少。有时，我匆匆地来回于教室、办公室和会场之间的路上，遇到在慢慢地散步的老师，我停下来和教师打个招呼，想说几句话时，老师总是说，你现在肩上担子重，事情多，你尽管去忙，不用顾及我。每当此时，我总是感到因没有时间更多地陪陪老师、和老师聊聊而十分内疚。
而老师却很豁达，宽容。他经常对我说：“对父母要孝，孝之大者是成就事业，光宗耀祖；对老师要敬，敬之大者是拓展师门，扬名天下。”这些话虽然带有非常浓厚的中国传统文化色彩，但却是徐老师这一代知识分子真实信奉的基本的家国观。他对家里人和其他人说，何勤华现在是校领导了，事情多，我们大家不要去麻烦他。学校事大，个人事小，只要学校发展了，我们作为华政人就心里踏实了。2007年7月，老师再次发病住院，儿子徐鸣从美国赶回上海，去医院陪护老师。老师见到徐鸣后，第一句话就是：“徐鸣，你知道吗，华政终于由学院改成大学了。”对学校的关切，以及得知华东政法学院改名华东政法大学之后的欣慰之情，溢于言表。老师的言行，也感染了师母以及他的家人。我平时很少到老师家看望师母，但师母每次看到我都非常高兴，总是有说不完的话。临走时，还要往我口袋里塞许多好吃的，说我太瘦了，让我好好保养身体。
老师的身体原本还是不错的。虽然有气管炎，人也很瘦，但步履娇健，行动轻松，讲课中气也很足。老师身体状况一下子变差，是1989年在华东疗养院休养时，因一位医生处置不当引起的。本来是老师一次普通的气管炎咳嗽的发作，由于这位医生的处置失当，导致了严重的肺水肿，结果在老师胸口打了一个洞，让积水从肺部排出来。这次医疗事故，使老师的身体大伤了元气，之后就再也没有能够完全恢复。我是事后才知道这件事的。去看望老师时，老师反复对我说：庸医害死人啊！庸医害死人！老师这话，当然不仅仅就他自身的案例说的，而是指当时整个医疗界的现象。
之后，尤其是在2005年以后，老师有过几次肺气肿发作住院的经历，有一次还非常严重。但最终都化险为夷，安全度过了难关。2007年7月24日，我赴江西，和2003级博士生参加一次活动。临出发时，去探望过老师，当时老师住在医院里，身体已经很虚弱，但依靠吸氧，病情似乎还稳定。也许是心心相印的缘故吧，26日那一天，我就感觉到有点不对劲，做事精神集中不起来，似乎要发生什么事，但也说不出会在哪里出事。到下午2点多时，学校打电话过来，说老师今天走了。我听后，愣了很长一会，我告诉了周围的学生，大家都很难过。虽然已经有思想准备，但心里还是非常难受。尤其是感到在老师离开时我作为大弟子未能守候在他身边，真是一个终生的遗憾！
老师的一生是辛勤劳累的，也是幸福的。他从少年时代就追求社会平等、公正和进步，早在1948年求学时，就参加了中共地下党的外围进步组织“蕾社”（因此老师是我校为数不多的离休干部），也很早就提出加入中国共产党的申请。但由于种种原因，一直到1991年7月老师66岁时，才经过党组织的批准，正式加入中国共产党。老师的这种执著、这种追求、这种信仰让我们感动。虽然组织的关怀来得晚了一点，但老师的夙愿最终还是实现了。老师从1952年到华政工作，一直到2007年7月26日去世，始终牵挂着华政的进步和发展。同时，他也得到了华政师生的真诚热爱，1995年退休后，他被授予华东政法学院功勋教授的。1999年华政复校20周年庆典上，学校举行了一个给功勋教授献花的仪式。那天，由我代表老师的弟子向老师献花，我清楚地看到，老师眼里闪着泪花，脸上浮现出开心、灿烂的笑容。
于华政人可居
2011年4月12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