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作者为清华大学附属中学特级教师、首都师范大学硕士生导师韩军老师。欢迎本网站读者加入韩军老师网络工作室（不收费），QQ群是：614121044

钱理群先生关于“精致利己主义”的原话，如下：

在2008年北大110周年校庆时，我发表了题为《寻找失去的大学精神》（收《致青年朋友》）的讲话，谈到我期待的年轻人“沉默十年”后开始发言时，我却在他们中间发现了“精致的利己主义者”，“他们有很高的智商、很高的教养，所做的一切都合情合理合法无可挑剔，他们惊人的世故、老到、老成，故意做出忠诚姿态，很懂得配合、表演，很懂得利用体制的力量来达成自己的目的”，最大限度地维护“一己的利益”，这已经成为“他们的言行的唯一的绝对的直接驱动力”。

我当然知道，这样的“精致的利己主义者”在十年后崛起于思想文化学术教育界的年轻一代中，只是少数，但他们的能量极大。坦白地说，这是我呼吁“沉默十年”时，绝对没有想到的：这里所发生的，正是“播下的是龙种，收获的是跳蚤”的悲喜剧。我的这个讲话在当时没有引起注意，却在几年后突然在网上传开。这也是我没有料到的，也因此引发了新的思考：这一切是怎样发生的？这也是我读唐小兵的《十字街头的知识人》首先想到的。小兵所谈到的“高校青年教师群体”的生存环境，提醒我注意到，新世纪学术生态的变化，这可能是关键所在。（引自钱理群《新一代学人在挣扎中奔突而出的新学术 》）

钱理群先生批评北大大学生、研究生，当时，有确指，之后（如上文）又有扩大、泛指，尤其指的是今天大学校园的掌握权力的中青年教授、管理者，称他们为“学界新父”。钱理群先生原话如下：

说到高校既得利益集团，又涉及应星文章里谈到的“学界新父”。我在1997年谈到第三代学人中某些人（当然不是全体！）的霸气、流氓气，对权势的依附，在他们掌握了与行政权力相结合的学术权力以后，就自然成了这场体制内资源争夺战的优胜者、既得利益者。他们在现行国家与教育体制里，实际扮演了两个角色。一是作为“社会活动家型、政治活动家型的学者”，实际上充当了鲁迅说的“官的帮忙帮闲”“商的帮忙帮闲”，他们也借此获得或强化了自己的学术统治地位。二是作为垄断学术权力的“新父”，掌握学术选题、立项、评定和职称审定的生杀大权，在学术圈内实行家长式的统治。（引自钱理群《新一代学人在挣扎中奔突而出的新学术 》）仔细阅读钱理群先生的话，他指向的正是当今大学校园里的某些（少数）的掌权的学者、教授。以上钱理群先生的指陈，我是高度赞同的，而且我觉得钱理群先生是一针见血的，说得十分中肯，切中时病的。

简单说，第一，钱先生说得没错，并且有确指，而且我同意钱先生的指陈，他的指陈简直痛快淋漓。第二，这个词语被网民拿来到处用，泛指了，尤其被网民指向了芮成钢，还有杨振宁，都能找到网文。第三，这个词语，正在教育领域被“无限”地扩大使用范围，大学教师指责教育和大学生，中学教师指责学校和中学生，社会领域也在广泛无限使用，官方也会顺手拿来使用，指责公民和老百姓。我对这个词语无限扩大使用范围，保持高度警觉，明确说，我坚决反对教育领域，教师用这个词语指责学生，坚决反对政治领域，官员用这个词语指责百姓。

这种，无限扩大使用，就需要我们掂量、追究最初“造词”“修辞”者不小心的“错位”了。

最初“造词”“修辞”的错位，显然。

第一，造词、修辞的学理意识与情感意识选择，概念里，不能以后者的情绪压倒前者的理性。理与情的选择，情不要大于理。情感不能逾越理性。作为学者，务必小心，因“情激”而“辞烈”，当义愤填膺、怒火中烧时，容易“口不择词”，损了学理，误伤他人。优秀的学者，往往把情感包蕴在一个理性词语之内，含而不露，引而不发。

钱理群先生，是我们这个社会中硕果仅存的、罕见的一位理想主义者。目前，中国社会中的大量理想主义者，都逃逸了，有的改弦更张了，有的变成完全的个人现实主义者，为挣钱买房而奋斗；有的变成新权威主义，不遗余力地攀附与拥戴；有的变成纯粹的学院派，做着“学界新父”，游刃有余地，作着四平八稳的学术……似乎，唯有纯真的钱理群先生“寂寞旧战场，荷戟独彷徨”，令人景仰，令人敬畏。

但在我看来，强权、高压、专制条件下，理想主义者大量逃逸，有的变身“精致利己主义者”，并非全然是坏事。一者，理想主义者，需要活着，需要生存，而为了“活着”和“生存”的知识分子，并非全然变成攀附者和依附者（钱先生也表明指的是少数人），我相信即使“精致利己主义者”，心中还依然残存着理想主义的薪火和余温，他们犹爱文化，犹爱学术，仍拥抱理想。一代学人有一代学人的不同的历史条件、人生轨迹与学术理路，不一定是“一代不如一代”。“风物长宜放眼量”，更或许是“条条大路通罗马”。二者，理想主义者的逃逸，本身也是一种“不合作”态度，起着一种对不合理、不人性的学术体制、知识体制的“削损”作用，同时也起着一种大浪淘沙的筛选作用。“精致利己主义者”，是最早看穿、最深看透学术体制的伪善、非人道、“非学理”、为“盛世”涂脂抹粉的本质的一批人，最早洞察“潜规则在高压下无法一夕改变”的一批人。不宜直接用鲁迅先生彼时彼地的语言，说他们充当了“官的帮忙帮闲”“商的帮忙帮闲”。这些语言，是否带有一定的愤懑之下的偏激？

第二，历史站位的官方和民间。须尽量站在民间立场来看问题，来表达观念。无疑，精准意义上的，贬义词的“精致利己主义者”，绝大部分生活在我们社会的上层、在滋润地跻身官僚队伍之中；想一想，在一个“官本位”的专制社会体制中，一个人，如果不是炉火纯青的、贬义词意义上的“精致利己主义者”，是极难攀爬到体制的上层和官僚队伍之中的。

可是，目前这个词语的使用状况，却是，真正“精致利己主义者”的官方、官僚，常常拿这个词语，来指责下层的、并不怎么利己、反而赤胆忠心、一腔热血“疯狂爱国”的平民百姓。或者，下层的无权的平民百姓，常常拿这个词语，来相互指责。即使网民指责芮成钢、指责杨振宁，也仍然是百姓指责百姓。芮不过是上层的一个“工具”和“看门者”而已；杨振宁先生，也是一个平民百姓，尽管是一位伟大的平民百姓。于是，这个词语的滥用，就成为了，“有权者用来指责无权者”，“无权者之间用来相互指责”。这是非常“吊诡”的，恐怕是造词者，起初没有想到的。

我们观察和总结历史，大致会发现，平民百姓的“利己”，大多数情况往往是冲决强权、专制、高压之束缚的积极力量。官僚的“利己”，在一定意义上，也是积极的，是在腐蚀、败坏一个本不合理、早已朽坏的体制。包括校园里，钱理群先生所指陈的那些真正的“精致利己主义者”（本人也许跟钱先生一样讨厌他们），这些人发展到极致，“削损”的、冲垮的，往往是专制的、官僚的、虚假的、伪科研高校学术极权体制。而官方约束老百姓、制裁老百姓最常用的口号，大致是“不爱国”、“不爱集体”、“太个人主义”，也就是“精致利己主义”。

我们生活在一个专制主义绵延不绝两千年的国度。而专制主义话语的土壤，正是“集体主义”、“民族主义”、“国家主义（爱国主义）”等等话语。专制主义，最害怕“个人主义”，因为“个人主义”，最终会分化、肢解专制主义。在专制政体下，“个人主义”的每一次萌芽，还来不及拔节、壮大，就会遭受来自官方和民间的合力摧残、无情打压。

我觉得，理想主义有初阶、中阶、高阶。初阶的理想主义，只坚守自我的、低调的理想主义，不会高调，也不会试图用自我的个人理想，去影响他人（哪怕学生和儿女）。中阶的理想主义，也不一定高调，却可能与他人协商、协作，实现各自的“大方向一致、小方向不一”的理想，并且可能率先垂范、身先士卒。高阶的理想主义，就是以我的理想作他人的理想，以自我作标杆，作楷模，试图启蒙他人，强制他人，跟我一起追求一个他人不一定认可的理想。高阶的理想主义，就是对自我和他人人性（而不是对规则），充满过高的自负与越权的期许，就是试图净化、纯化、同化他人的人性，也试图净化、纯化、同化世界。就是不能容忍他人人性的迥异、他人人性的平庸、他人人性的凡俗、他人人性的享乐与无为以及利己。不能允许他人的有异于己的个人“活法”和理想，不能允许世界有异于己的色彩与格调。如果他人的人性，如果自身之外的世界，一直平庸、凡俗、享乐、无为，有迥异的色彩、格调，那就是“利己”，于是，理想主义者，忍无可忍，义愤填膺，甚至怒火中烧，就要谆谆教诲，甚至情不自禁，亲自出手“改造他人人性”，也“改造世界”。所以，当理想主义一旦逾越初阶、中阶，进入到高阶之后，就要按照理想主义者自己的人格模板，来“改造他人的人性”了，乃至可能改造全世界了。这，正是我从钱理群先生，那高大的背影上，隐约看到的可怖之处——有可能走向对他人（青年学子）的精神专制，对他人世界的独断。

包括，一直有人慨叹，并创造了一个词组，叫作“知识分子群体堕落”，然后就忍无可忍，声嘶力竭地，大声疾呼，呼天抢地，痛心疾首；他们以拯救天下、拯救国家与民族于水火、舍我其谁的姿态，大义凛然地，痛骂知识分子群体，说他们失了“道统”，昧了良知，“一代不如一代”，以致要求知识分子群体做社会和民族的“道德楷模”、“启蒙导师”、“人格范本”、“指引民族乃至人类航程”……这些，所体现的，都可能是一种隐约的精神专制、世界独断。

专制政体下出生、专制文化熏陶中成长的每个普通人，乃至北大“精神高地”的高级知识分子，身上都难免带着专制主义的思想毒素，却往往习焉不察。专制文化中，一说“集体主义”、“民族主义”、“国家主义（爱国主义）”，似乎一呼百应，人人激赏，而一说“个人主义”，都避之、恨之，如仇寇。我们须警觉这种思想专制的毒素。

我总觉得，如果教育、文化的体制内核，是强权的、专制的、高压的（注意，这是大前提），那么，在这种大前提下，我们的教育培养出“精致的利己主义者”，反而可能是一种“反叛”——是对试图把人“强塑”为“机器、工具、螺丝钉”的一种“反叛”，是对个体人性的一种“救赎”或“自我救赎”，是对个体人性的“唤醒”、“呵护”和“完善”。在强权、专制、高压下，教育工作者培养“精致利己主义者”，或者教育工作者自己“精致利己”地生存，前者不应该是“失败”，后者不应受到指责。

第三，管理的“法制”和“德治”。任何时候，管理者不能以后者，压倒前者。宜多讲规则，让严格的规则约制“人性”，而不是用严苛的道德苛责“人性”。对于人性，须小心翼翼，不能动辄举stop牌子，中国有千年“德治”传统，是皇家的“伪德治”，至今国人，人人习惯用道德看人、看世界，包括钱理群先生，其实这的的确确不是好习惯。直接地说，用道德看人、看世界，是我们这个民族的一种“恶习”、“痼疾”！

还有，进一步深思，贬义词的“精致利己主义”是一个越界、越权词语。

第一，指责他人是贬义词的“精致利己主义者”，客观效果上，就把自我，抬放到了道德至高点上，就抢取了人格上的优越感、优越权。因此，逾越了人格平等权。身为北大的思想者，是否应小心以下这种情形？即，有意无意地，下意识地，站在所谓的“精神高地”之上，居高临下地，对他人，对民族，放言高论、指引航程！任何人，哪怕高级知识分子，也不应有这种先在的所谓“精神权威”和“精神权力”。一个自由社会中，须小心任何的宗教式的所谓的“精神高地”；一个自由的群体中，须小心任何的超越平等人格的“启蒙导师”。

第二，指责他人是贬义词的“精致利己主义”时，可能不意间忘记了、甚至有意遮蔽了自己时常的中性词义的“利己”，乃至时常中性词义的“精致”；包括制造、并泛滥使用这样一个贬义词语，专用于责难本属于平等契约对方的他人，这本身，在客观效果上，无疑就是一种“精致地利己”，尽管使用这个贬义词语的人，不一定有主观故意。

第三，中性词义的“精致利己主义”，是在合法、合理、遵守规则的界线内，不逾越界线，争取个人利益的最大化。从民权角度讲，这无可非议。

可以设想两种情况，一种情况是，一个集体中，全部都是“利他主义者”，另一种情况，一个集体中，全部充满了“精致利己主义者”。二者分别会是怎样的情形？前者，肯定是低效率的，消极怠工的，“磨洋工”的，是维持了表面祥和、伪善地为他人的。就如同中国六七十年代的“人民公社”。而后者，这个组织，必然是不断全面改革、勤于改革、深化改革的，是订立契约、建立规则的，是人人都为契约规则下的自我而奋斗的，那么，有可能是高效率的，是有可能公允地有益于每一位个体的。

专制、强权下的，一个充满了“精致利己主义者”的公务员队伍，物极必反之后，必然会“迎来”重大反腐措施和契约式规章的，或“迎来”革命（这是一个中性词，如改革就是一场革命）的，必然会进行体制变革的。公务员必然是不再相信虚无缥缈的乌托邦，不再相信空头许诺和空话大话的，拒绝被洗脑，是最终能够消解落后体制的，体制的变革是最终有益于每一位个体的。

我说的仍然是，处于强权、专制、高压下的社会状况。在这种情形下中，精致利己，可以让个体变得聪明，绞尽脑汁，不再傻乎乎，不容易被当作工具来，被耍弄，被操纵，不容易被洗脑，不容易被蒙蔽，不容易相信前方那个虚幻的乌托邦，于是不再甘心情愿当无脑的五毛，最终使个体生命得以保全和完善；他千方百计为了自己，他千方百计维护个人利益。

精致利己主义者的锱铢必较，事事算计，最终，有可能会使得全社会契约流行。如果一个国家上上下下流行契约，最终就会实现宪政。

在强权、高压、专制的社会里，精致利己主义思潮，是不再培养蒙昧的愚民，是让天下千千万万颗“精分”的“个体者的大脑”，累加起来，从各自不同的方向，挑衅、挑刺最上头、那一只“不怎么精分”的“皇帝的大脑”。会让皇帝不安稳，睡不好觉，皇帝必须变革，必须让利于民。皇家的天下，最终不会久长。“精致利己主义者”一旦明白，“连天下都是屁民的”的时候，他们会与皇帝较真，拨“算盘珠”。精致利己主义者，会让一支专制、高压、强权的队伍，不再好带，会四散、溃败，赢得个体和人性的真正自由和解放。

我相信，本文的读者，您不会误解我是在无条件地提倡“精致利己主义”。除非在强权、高压、专制条件下，我对“精致利己主义”，不提倡，不反对。我仅仅主张，须宽容，立规则，重疏导，轻制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