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火星救援》背后的NASA

　　商业电影都是需要营销的。根据媒体给我的感觉，《火星救援》的营销至多只能算中等力度，不过这已经足够让中国公众经常在媒体上见到关于它的报导和谈论了，特别是当它在中国公映的这段时间。在这些报导和谈论中，NASA的身影不时悄然浮现。

　　先看看2015年几件事情的时间表：

　　9月28日：NASA召开新闻发布会，宣称在火星上发现了“存在液态水的强有力的证据”。顺便指出，这个宣称经常被媒体“简化”成“在火星上发现了水”，而这样的“简化”是完全错误的，因为那些“强有力的证据”也可能用液态水之外的原因来解释。

　　10月2日：《火星救援》在美国上映。

　　10月9日：NASA公布了2030年人类登陆火星的详细计划。

　　如果你认为上面的时间表仅仅是巧合的话，那么再看看在影片《火星救援》拍摄过程中NASA都做了些什么——真应该将“优秀科普活动奖”颁发给他们啊。

　　NASA邀请小说原作者安迪·威尔（Andy Weir）去访问休斯敦的约翰逊航天中心，让他驾驶火星车，让他操作国际空间站的摄像头，让这个科学爱好者兴奋得无以复加，感觉此行“是他人生中最美好的一周”。而对于影片的导演雷德利·斯科特（Ridley Scott），NASA更是待如上宾，派了行星科学部主管去接待他，还让大导演去看太空生活舱是何光景，飞行器是什么模样、如何操作，宇航员如何吃饭等等，好像“保密”问题也不存在了。NASA的科学家甚至帮助影片设计道具，比如影片中的那个“放射性同位素热交换器”。

　　老于世故的媒体记者已经看出，《火星救援》是在救援NASA，因为他们现在经常面临经费削减的问题。在阿波罗登月的时代，NASA的预算曾经占到美国联邦总预算的4%，而如今只占0.4%了！所以这回NASA积极配合大导演，成功地将《火星救援》拍成了一部NASA的宣传片。

雷德利·斯科特居然导演《火星救援》……

　　影片《火星救援》的导演斯科特，也可以算科幻电影史上泰斗级的人物之一了。

　　据斯科特自述，他40岁那年（1977）：“看了《星球大战》，我傻眼了，我对我的制片人说：我们还等什么？这么棒的东西居然不是我拍的！”于是他急起直追，1979年导演了《异形》（Alien），1982年导演了《银翼杀手》（Blade Runner）。当年《银翼杀手》初问世，票房惨淡，恶评如潮，但曾几何时，声誉扶摇直上，成为科幻影片中的无上经典，到2004年英国《卫报》组织60位科学家评选“史上十大优秀科幻影片”时，斯科特竟独占两席：《银翼杀手》以绝对优势排名第一，《异形》排名第四。如今谈论科幻影片的人，一说起《银翼杀手》，谁不是高山仰止？《银翼杀手》通过仿生人的人权（当然可以平移到克隆人、机器人）、记忆植入、外部世界的真实性、反乌托邦等多重主题，展示了极其丰富和深刻的思想性。

　　斯科特又被称为“《异形》之父”，因为他导演的《异形》后继之作不绝，1979、1986、1992、1997，四部《异形》分别由四位导演执导，由于后来他们全都大红大紫，遂流传出“拍《异形》导演必红”的神话。而四部《异形》本身，则成为科幻电影的一个经典系列，而且每一部票房都不俗，堪称既叫好又叫座。2012年斯科特回归《异形》，又导演了在故事上作为《异形》前传的《普罗米修斯》（Prometheus，也被称为《异形》V），斯科特在《普罗米修斯》中深刻探讨了造物主和被造物之间那种永恒的不信任、恐惧和对抗。

　　按理说一个在科幻影片上曾有过如此成就的导演，理应对影片保持很挑剔的眼光，《火星救援》这样比较低幼的作品，毫无思想深度，基本上只是一部“科普影片”，他怎么可能看得上呢？

　　当然，导演们很可能有另外的考虑。斯科特自己对媒体表示，他挺喜欢《火星救援》这个故事：“因为它有幽默感，生气勃勃。主人公的勇敢和毅力，各国太空署的合作，还有宇航员之间的团结和默契，其中所有的情感都非常精彩，感人至深。”如果说真是这些打动了斯科特，那倒是和《火星救援》打动一部分中国观众的原因相同。然而这些都并非科幻电影所独有的，完全可以在各种类型影片中得到反映。不过既然斯科特表示，他的风格是“像一个小孩一样，随心所欲，喜欢哪种故事就拍哪种故事”，也许人家并没太将自己“科幻经典导演”的形象当回事，一时兴起拍个把低幼影片玩玩，自然亦无不可。

从《火星救援》想到克拉克的“硬科幻”

　　斯科特导《火星救援》，让我联想到了《2001太空漫游》（2001, A Space Odyssey）的小说作者阿瑟·克拉克（Arthur C. Clarke）。这部小说总是被人们和1968年的同名经典科幻影片联系在一起，其实两者几乎是同步创作，并非电影改编自小说这样的关系。克拉克“太空漫游”系列小说共有四部，依次为《2001》《2010》《2061》和《3001》。比较奇怪的是，克拉克最为自豪的并非他小说的深刻之处，并非他小说中对宗教、人性等等的思考，却是他小说中鸡零狗碎的科普性质的“预见功能”。

　　克拉克在创作持续30年的太空漫游四部曲中，写过许多篇前言后记，在这些文字中他反复提到自己小说中某些与后来航天技术吻合的细节，引以为荣。这些细节归纳起来其实也就是三件琐事：一、飞船阿波罗十三号出故障时宇航员向地面报告的语句，与他小说类似情节中的语句非常相近；二、通讯卫星“棕榈棚B2”发射失误的情节，与他小说中的某处情节类似；三、电影《2001太空漫游》里木星的一连串画面，与“航海者号”宇宙飞船所拍摄的画面“其相似之处令人拍案叫绝”。

　　关注和展现科学技术细节，对一部分科幻读者和观众具有相当的吸引力，这被尊称为“硬科幻”——在通常的语境中，这似乎要比因较多关注思想性而较少科学技术细节的“软科幻”更胜一筹。

　　但是，如果科学技术细节能够赢得赞誉，那么这些细节需不需要准确？比如这次的《火星救援》，注重科学技术细节，还完成了为NASA拍宣传片的爱国主义任务，但影片开头那场作为全片故事起因的风暴，很快被人指出因为火星大气极为稀薄（不足地球的百分之一）所以是不可能的。影片最吸引人的“种土豆”科普故事中，也有许多经不起仔细推敲的细节：火星上那点阳光够不够地球上的土豆品种生长之需？“塑料大棚”里的空气如何能长期供应？影片中的“造水工程”能否持续？后来的情节中问题就更多了：将救生舱去掉顶盖代之以蒙布、让宇航服漏气以获得动力等等，都是经不起严格推敲的。

　　如果面对这些问题，就采用“幻想电影不必严格符合科学技术原理”来辩护，那为什么又因为在影片中看到一些科学技术细节就大表敬意呢？如果在科幻作品创作中提出这样一个口号：要细节不要准确！我倒是不难接受，但“硬科幻”的崇拜者们能接受吗？失去了准确性，“硬”又从何而来呢？

载《新发现》杂志2016年第1期

科学外史（11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