下午好。我们上大同学的这个文学兴趣显然比我工作的那个深圳大学要高了很多。刚才我们还在路上讲，王鸿生老师说，每一场都有很多同学来，我刚才没有好意思说，我们深圳大学如果搞这么个活动，情况可能就会不一定有这么热烈。这里，有一些想法和大家一起交流一下，我想到的题目就是“我们的时代困惑”。这个写作，特别是文学写作，说到底，它是一种关于心灵的艺术，所谓“阅尽人间千般事，好诗不过是人情”，因此，无论是什么样的写法，无论我们对文学的争论，它的本质，有多少种说法，其实呢，都是关乎心灵的。我们的心灵，它既是一个空间的载体，也是一个时间的载体，因此每一个时代都有我们大家共生的一些疑惑。好的文学作品是无论当代题材还是历史题材，都是特定时代特定民族特定人群，大家共通的社会心理、价值观念和审美理想的体现。因此呢，还是有一些共同的、普遍性的感受，存在于我们的现实生活中的。而这些普遍感受并不是天然就被大家认同的，总是有人首先说出来，言人之所未言，这就是创造。所以我觉得呢，一个优秀的作家，不管他的个人气质怎样，都要对规则，对以往的规范，对审美边界进行一些突破。他才能为整个文学的发展和进步做出一些贡献。因此呢，不论你的审美理想如何，你对文学的理解最终是怎样，你自己的表达方式是怎样的，这个努力的方向都是一致的。但在这个大的方向的一致的前提下，每个人对时代的理解、对文学本质的理解也还是有一些差异，差异决定了创造的可能。我今天呢，主要是想说一说差异。
首先呢，是关于文学的困惑。我记得蔡翔老师曾经写过一篇《何谓文学本身》，是有这篇文章吧？何谓文学本身？这是八十年代的时候提出的一个口号，我们很多先驱者或者是先锋者提出，我们的文学，不能成为政治的工具，要有文学的自主性，要从意识形态的束缚下解放出来，要从单一的现实主义的创作规范中解放出来，要求文学抛掉过重的政治学社会学包袱，希望能够回到文学本身的审美要求中来。这就要求给文学与其他表述划定一个边界，这就是“纯文学”的由来。毫无疑问，这是对以往文学样态的一种突破。希望用纯文学的这样一种边界清晰的表述，能够推动中国文学的进步，摆脱以往的意识形态束缚，这个突破毫无疑问是重大的。所以八十年代以后出现的先锋叙事啊，寻根叙事啊，新写实啊，新历史啊这样一些表述。当时大家都认为，写什么不重要了，怎么写才是最重要的，形式创新被认为是文学的唯一任务。但我们回过头来再看这二十年，我们以形式创新为发展动力的这样的一段历史的时候，我们也要回过头来问一问，究竟何为文学本身？我们回到了文学本身没有？那么我个人的看法就是，我们在技术的层面上，确实是回到了文学的本身。我们今天可以说全人类各个民族在几百年里积累的艺术经验，差不多都被我们在近二十年的文学探索中操练了一遍。中国文学的这种形式探索的丰富性，广泛性和这种借鉴他者的这种勇气，可以说在近二十年里得到了充分的表现。但是呢，文学本身并不止这些东西。文学本身还是有另外的更重要的东西，那就是文学精神。也就是说，文学是有魂魄的，这个魂魄不仅仅是形式，更重要的是它的精神。那么什么叫文学精神呢？简单说就是真善美的统一。其实呢做到真善美并不那么简单，它必然要与假恶丑相对抗。所谓求真，那就是说，我们对真相、对真理那种穷天究地的不断的追问。上穷碧落下黄泉，上天入地奔如电，上下求索，九死不悔等等。那么这种追寻呢，它就意味着是对谎言，是对遮蔽的一种反抗。我们的生活、我们的时代其实并不像我们耳熟能详的表述那样，有一些真相、有一些真理是始终被遮蔽着的。因此，求真本身，就像鲁迅说的立意那样，并不是那么简单，是要得罪人的。求善，它是对人类的合理的生存方式，一种和谐生活状态的不断追寻。但同时它也就意味着我们对丑恶，对压迫的一种反抗。那么，这样一种过程，它也本身充满着“要求说”和“不能说”的这样一个矛盾。求美，是对人类美好情感，或者是对人类生存终极意义的那样一种形式的展开。我们要对倒错、对混乱进行反拨，所以，人类的艺术史，或者说我们的文学历史，它对真善美的认识始终是充满着不一致和争论的，朱光潜在论述康德的经验主义美学的时候，曾经举过一个例子，他说一艘轮船在海上航行，黄昏的时候，天边出现了很多彩云，海面上异常平静，这个黄昏的云彩显得异常美丽。这个时候旅客都跑到甲板上去欢呼这种美丽，可是呢，这个美丽的云彩对于这个轮船上的不同的人来说，它的功能是不一样的。有经验的船工意识到，这样的云彩的出现，意味着暴风雨的来临，很可能就要发生海难。老练的船主，他意识到，这艘轮船有可能被倾覆而自己的财产将受到巨大的损失，他怎么样才能逃脱幸免。这个时候，很多旅客正沉浸在对于美景的欣赏和欢呼中。换句话说，同样这个美丽景色的出现，不同身份的人感受是不一样的。因此，对真善美的理解是不同的。那么，它为我们文学带来的问题就是，怎么样去坚持真的、善的、美的统一。这个学文学的都知道，我们历史上呢一直围绕着为人生和为艺术的争论，在三十年代还弄得很激烈。五四时期周作人曾经写过一篇《美文》，他认为只要写出了真，美就自然在其中。那么近二十年呢，唯美主义的思潮也在我们回到文学本身的表述中间占据了一个很重要的地位。这就带来一个问题，当我们强调唯美的时候，是不是遮蔽了什么，我们有没有注意到真，有没有注意到善。因此，这个问题实际上也一直都是文学本身或者说创作本身存在的困惑。这是第一，是从我们这个时代困惑中体现出来的。
第二呢，就是身份的困惑。这两天到上海来很兴奋，见到了很多老朋友，大家谈起来呢，都问你是哪儿人啊？我也跟大家说，我就是在上海出生的。哦，那大家说我们是越来越近乎。昨天在华师大那边几个同学一起座谈，我就说了这样一个事情，我在上海出生的日期应该是国庆节的前面的一天，就是十月一号的前一天。但是我出生的时候那个出生证写的是九月三十一号，于是这样一个标志就一直伴随着我今天长到了五十七岁。我这个身份证那个标志身份日期的那个号码就变成490931。大家知道九月是没有三十一号的，所以我到银行去开户，那个电脑输不进去的。那天那个同学问我要定飞机票我还要特意跟他交代一下，如果订飞机票的时候人家问你这个日期不对，你就告诉他我身份证就是这样写的。这个说起来呢，是个很好玩的事情，可能就是当时的一个小错误，就影响了我的很长一段生命，以至于公安局在发身份证的时候就把这个出生证的号码一直延续下来。直到最近，又要换第二代身份证了，公安局觉得这个样子实在太不像话了，这样才改成了九月三十号。但是我的老身份还必须用，因为你去银行开户，你去办理水电费房产证什么东西它还是旧身份证，这个东西你不好改，一改掉了以后就麻烦了，各种各样的问题就会出来。这就带来了一个身份的困惑，这个日期里面出现的曹征路是不是我自己，有时候我自己也怀疑起来了。公安局讲你要是不换过来你就是个黑户，那么我就跟他讲我是个活生生的人，我已经生活在这个世界上好几十年了，怎么会因为我没有这个正确的身份证我就不是一个人了呢？那我肯定还是一个人嘛。这种身份的困惑说起来是一件很荒唐很有意思的小事情，但是它是一个暗示，提醒我们的身份是否真实。我们今天作为一个现代人，你有没有问过自己我究竟是谁，我究竟能不能表达自己。恐怕很多的时候我们的同学会有这样的感受，每当选举这个人民代表的时候，学校里都会组织大家去对一些候选人去投票。那么很多同学都会觉得今天我是一个公民，我在行使自己的权力，但是很多同学又会感到，我选出的那些代表其实我并不认识他，我为什么要选他做我的代表？他代表了我什么？其实这个问题是模糊的，并不清楚的。我们作为一个个体，在很多情况下是被别人代表的，我们的很多的声音，发出来的声音，其实并不是我们自己的。因此，身份的困惑，也是我们今天文学的这个时代困惑之一。那么由此扩大出去，我们就可以感觉到另外一个问题，就是我们长期以来认为的那个“人民”，是不是一个真实的存在？这个身份是不是明确的？究竟谁是“人民”？那么，那些代表了“人民”的声音，是不是真的体现了我们的意志？这些问题一直往下追问下去，你会越追问越糊涂。
那么第三呢，我们这个时代的困惑还体现为知识的困惑。很多同学都知道我们要做文学的表达，必然要借用一些思想认识的资源，我们这个时代可以讲我们的认识资源比以往任何一个时代都丰富，全世界所有的最新的思潮、最新的学说，都会在中国找到。是不是我们的认知能力就更强了呢？其实呢，不见得。这个时代也可以说是我们在思想认识上的最混乱的时代，这种混乱性有的时候在很多的文学会议上都听得到。比如说，最近的一些比较流行的话语就是说“历史已经终结了，因此呢，文学也终结了”。很多的文学专业户也会有这样的论述，这是个标准的后现代主义的答案。可是呢，在说文学已经终结的这些人，却不断地出现在各种文学会议上，这个不是很奇怪吗？你既然说文学已经终结了，你为什么还在就文学问题发言呢？北京师范大学前年开了两次关于文艺学转向的会议，这个理论基础就是文学已经终结了，这个文艺学的研究对象今天要变了，变成广告，变成街心花园，变成美女的微笑，变成人们的日常交际活动，因此文学不存在了。但是研究这个不存在的人恰恰就是一些文学批评界的活跃人士。这不是很有意思的现象吗？这就是我们知识的困惑。现在大家都想阐释中国，可是大家都陷入了阐释中国的焦虑，我们谁都没有办法令人信服地来解释当代中国，我们当代中国出现了很多没有办法解释的事情。相比而言，社会学界经济学界法学界还发出了一些声音，而文学界对时代几乎没有声音。比如说，我前年去加拿大，到了那个地方人家那个大学老师就在问，你们中国究竟是一个什么样的国家？我说社会主义国家呀。他说，那你们加入WTO的谈判，为什么会提出来，什么问题都可以谈，唯有劳工问题不可以谈。哎呀我说这个问题太深奥我回答不了。那么，中国的现实也确实是这样。从五四以来，我们这个文学的历史就告诉我们，一直有一个口号叫做“劳工神圣”，大家都通过歌唱劳动、歌颂劳动人民来完成我们那个时代的现代化的叙事，把它纳入到现代化的进程中间去。可是大家注意到了没有，从九十年代以来这个劳动忽然变得不神圣了，而是资本变得神圣了。我们再也不唱《国际歌》，仅仅在很少的场合奏《国际歌》。我在加拿大却看到了一个相反的图景，加拿大有个毕西省的议会大厅，这个议会厅是一个歌特式的建筑，是一个拱形的、圆形的建筑。这个圆形的拱顶上它一分为四，有四幅关于加拿大人祖先的生活场景的壁画。它花了四副什么画呢？捕鱼、狩猎、打铁和割麦。加拿大是个标准的资本主义国家，它为什么把这四幅关于劳动的生活场景描绘在自己议会大厅的那个拱顶上？他们为什么把劳动审美化？我就觉得很奇怪，我就问那个议会大厅里面的工作人员，他的解释是，这就是我们的祖先啊，我们祖先就是这样生活的。他很自豪。而我们自己呢，现在呢我们很蔑视劳动，很瞧不起劳动，很以为自己父兄们曾经有过劳动的历史而感到羞愧，很希望自己家里有很厚实的家底。这样一些情况呢也是使我们陷入了一种无法解释的困境当中。我们曾经拥有的那些美好的思想资源在今天已经全部扫地出门了，在倒洗澡水的时候把孩子也倒掉了。在文学创作上大家都知道四个主义的表现方法，这个古典主义、现实主义、现代主义、后现代主义，现在我们学文学的都经常使用这些词汇。如果用一个简单的词来描述这几个主义的精神特征，我们可以说古典浪漫主义它的主要特点就是激情，现实主义的主要特点就是批判，现代主义的精神特征就是痛苦，后现代主义精神特征就是游戏。而且我们简单化地用进化论来为文学划分等级，认为新的一定胜过旧的，后出现的主义一定是胜过前面的主义的。因此会出现关于“你的那个已经落后过时”，而“我这个是最新的最先进的”这样的一些写法和争论。可是难道创作就是为了这些主义吗？难道我们今天就不需要激情和批判了吗？难道后现代主义真的可以解释中国的事情吗？那么事实上是不是这样呢？其实未必。这也是我们在知识上、认识上的一些困惑。
那么第四个困惑，就是表达的困惑。当我们今天真的认为我们已经把这个全人类的各个时期的艺术表现手段都借鉴过来的时候，我们自以为自己在技术上已经很强大了，我们今天可以信心十足的宣称我们的文学已经跟世界接轨了，我们已经非常的现代化了，其实呢，我们在表达上依然是贫弱的。这个依然贫弱呢，我是根据这样一个判断得出来的。那就是，我们其实对当代生活的表述，由于有了身份的困惑，由于有了知识的困惑，所以呢也就出现了表达上的困惑。我举个简单的例子，香港有个日本人开的商店叫“八佰伴”，上海大概也有这样的商店。这个香港的八佰伴呢有一天财务出现了问题，要宣布破产，当下午它出来宣布破产的时候，这一天晚上香港政府马上就出来宣布，这个八佰伴破产以后的所有的员工的福利问题，由香港政府负责协调。因此我们必须保持稳定，大家的情绪要保持镇定，相信每个人都会受到公正的对待。这是一个资本主义地区，实行资本主义制度的香港对待劳工的处理办法，因为香港有《劳工法》。它的《劳工法》规定企业的第一债权人是员工。而我们在这个社会主义国度里的企业破产，它是采用一种什么样的方式呢，有一个文件规定，是按照税、贷、费、债这样一个顺序对企业进行破产清偿的。就是企业破产进行算账的时候，首先要解决的是税，就是你要把国家的钱还清楚；第二个是贷，你要把银行的钱还清楚；第三呢，是费，你要把当地政府的钱还清楚；第四是债，你要把欠其他商人的钱还清楚。大家注意没有，这四个顺序里，没有一个位置是关于员工的，是关于人的。因此呢，我们说我们已经掌握了技术的时候，我们在表述我们自己的时候，其实是不清楚的，是困惑的。我们不可能把这样的事情表达出来。这两年呢，文学界出现了关于“底层叙事”的热潮，好像很多地方都在讨论为什么要叙述底层。蔡翔老师好像很多年前就写过一篇文章，叫《底层》，是不是？很快有人又出来反驳，说，你这个知识分子凭什么能够为底层代言？你以为你能代言就不是在虚构一个道德主体吗？这样一问把知识分子问得哑口无言，问得我们结结巴巴的。我们是不是在自说自话，一厢情愿？底层究竟是怎么回事？如果说，我们对这问题认识不清楚的话，那么我们很有可能又陷了五四以来关于现代性的表述，什么启蒙被启蒙，又陷入到这个泥潭里面去了。那么实际上呢，我个人的理解，就是当一些学者提出底层这样一个概念的时候，其实他们是有意想突破某些被遮蔽的话语，突破某一些知识的困境，或者是表达的困境，希望能够找到一种刺破现实的、反抗遮蔽的，恢复文学批判品格的、张扬文学精神的那样一种表述。但是呢，由于底层叙事这个词本身就很含糊，近年来频繁被使用是因为中国出现了惊人的两极分化。但每个人对这个词的理解都不尽相同。底层写作也是同样，有人看成是一种题材现象，有人把它当作一种写作姿态。所谓“底层出场的同时，阶级就退场了”，因为它本身不清楚，它就很容易又被吸纳到主流叙事当中去，又变成什么“底层人写底层”，“打工族写打工”，好像这就是底层表述了，其实它已经歪曲了“底层叙事”原有的含义。那么我自己觉得这个困惑的症结在哪里呢？其实，当我们寻求用底层来叙事的时候，实际上是在寻求一种表达，希望用这种表达的方式来突破我们的困惑。所以底层的问题，就是中国的问题。底层的困境，就是知识分子的困境。因此，所谓底层叙事，实际上就是我们大家的叙事。如果仅仅把底层写作当作一种苦难题材，一种关怀姿态，我认为是没有什么意义的。它是我们大家为了寻求文学精神，寻求真善美统一的那样一种叙事。所以它不存在谁为谁代言的问题，因为它就是我们自己的叙事。我先说这么多，谢谢大家。
问：我们生活在一个灵魂扭曲的世界里，有什么样的思想武器可以捍卫自己尊严，保持心灵的纯洁？
曹征路：这是活在这个世界上意义的追问。我想说一个话题让大家思考一下。俄罗斯在19世纪社会大转型时期，初期有很多的知识分子包括整个学界，各个学科领域的知识分子，都在思考俄罗斯该怎么办。后来呢，斯托雷平政府出现以后，推行了一系列的经济政策，这就是斯托雷平改革，俄罗斯的GDP迅速得到了增长，社会表面的繁荣也开始出现。当然，同时伴随着两极分化。在这种情况下，曾经坚决反对沙皇统治的知识分子发生了分裂，一大批人投向了斯托雷平政府。于是，有一天，莫斯科街头为了买面包买酒这样一些小事情发生了争吵和骚乱，当时的斯托雷平政府就调集了俄罗斯的卫戍部队来帮助维持俄罗斯的社会秩序。可是这些士兵已经长期不满当时俄罗斯社会的社会分化，拒绝执行命令。在这样的情况下，由一个很小的街头骚乱迅速的衍化为我们今天知道的十月革命。当这个变化出现了以后，当时俄罗斯知识分子的声望降到了低点，都被当作见利忘义的小人，对他们嗤之以鼻，说，你们曾经是那样激进地呼唤俄罗斯进步，很多十二月党人付出了生命，可是你们为了一点蝇头小利就背叛了自己，能够守卫我们心灵的只剩下托尔斯泰一个人。当时俄罗斯社会发生了这样的变化，让我联想到我们的知识分子在巨大的社会转型面前，应该坚持什么样的内心？要坚持，要回答这个问题呢，就是要用这样一句话来表达我的想法。要知道人心是恒定的，大多数的人对于真的，善的，美的事物还是有基本判断的，他不会失去这个基本判断，我们每个人可能会有这样那样的缺点、弱点，我们每个人可能会在这样的压力面前变形、走样，甚至犯错误，但是我们对是非的判断，基本的价值观是不会变化的。
问：文学本该是一种对人类心灵的关照，但是如今的文化却似乎是朝向一种快餐文化的方向发展，请问两位老师，如何看待如今的流行的网络小说？作为一个作家，如何看待自身的写作理想与大众市场需求的关系？
曹征路：我觉得这个问题挺有意思。网络小说出现后，褒贬不一。我个人觉得，可能网络小说中确实有被主流话语排斥的优秀作品。但是也确实存在着大量的，随意的，轻浮的泡沫化的写作。大众市场并不是今天才出现的问题。刚才张炜老师说到的张资平这些人的写作，其实在晚清时代就有“礼拜六”“红玫瑰”。当时鲁迅的书也就是一两千册，但张资平的书一印就是两三万册。那个时代一样存在着这样的困惑。但是历史是无情的。对于文学的鉴赏、品评，它最终要在历史面前显露出它本来的面貌。所以呢我想不足为虑。至于说，作家本人的文学理想，我想作家的应对方式都不一样。我想今天多数的作家都是奔着市场去的，影视啊，畅销书啊，甚至有一些策划人的写作策划，策划到作家家里去了。我自己就碰到过。曾有一个著名的策划人曾经就跟我联系过，你能不能写一个大学校园里的情爱故事，教授之间的情爱故事。我曾经写过几篇关于大学生活的小说，他找到了我，认为我可以写这样的小说。我说大学里面当然不缺少情爱，本来就是一个年轻人聚集的地方，爱情每天都在大学校园里发生，但是把这个当作写作的卖点，或者是把这个当作写作的主要话题，那么这个写作是没有意思的。可能我写了这样一篇东西帮我宣传一下、鼓吹一下，让我提高一点知名度，我当然希望书好卖些，多赚些钞票，但是它对我内心的腐蚀远远比不上我的收入。我告诉他我现在在大学里面教书，有一定的收入，维持生活没有问题。因此我是不会写这种小说的。所以，不同作家的应对方式可能是不一样的。那么可能有同学会这样的提问：你能不能在市场和理想之间找到一个平衡点？既是理想的，坚守你的内心的，又是能赚钱的，我想可能有的人能做到，但是我做不到。有人说你干吗不写畅销书？我说我希望自己的书畅销，但也并不是想写就能写出来的，我确实写不出来。
问：你对底层困惑的关注，我想请你猜测一下，什么时候现实的主流是真正的社会主流？
问：评论界普遍把《那儿》看作左翼文学传统在新时代的延续，你怎么看？
曹征路：这两个问题我合在一起回答。
第一个问题的意思大概是说，什么时候真正的底层话语能够成为社会的流行话语。我认为咱们中国确实面临这样的一个问题，就是所谓的“沉默的大多数”。那么大多数人的心理、追求和理想，其实是被别人在代表着。他们其实是没有什么发言权的。我写这个《那儿》也含有这样一个意思。那么至于说这是左翼还是右翼，这不是我写作的出发点。我知道网络上有一些争论，喜欢用贴标签的方式来说这个人是左翼的，左派的，那个人是右派的，用这种简化思想的方式把复杂的精神问题化约了。那么这样的解释，我自己是不能接受的。
大家知道台湾有一个叫做陈映真老作家，是一个道德非常高尚，对理想追求非常执著的老作家，今天中午，吃饭还在谈论。他也写过一篇评论，表达他读了《那儿》以后的想法。我自己的感受是，可能是老先生对于大陆的生活隔膜得太久了，他和我们关注的问题，和话语方式是不一样的，所以他想说的，关心的问题和我写小说关心的问题还是有差别的。我非常同意张炜表达过的意思，就是你一个作家不管有多少理想和追求，你想承担多少社会正义，你的表达首先是文学的，是一种审美展开，而不是简单的把它当作标语口号喊出来。因此左翼、右翼并不是我关注的问题。
问：现在的青少年一代都偏爱一些颓废的悲观的文字，仿佛每个人都有着无尽的哀愁，为什么下一代会对未来充满深深的绝望呢，高校大学生自杀事件屡见不鲜呢？
曹征路：因为我也是在大学里面工作的老师，所以我对这个问题也非常的忧虑。前年，我的一个学生，就从8层楼上跳下去。2个小时后以后就去世了。因为在这个事件前，已经有了一些征兆。大概她还比较喜欢我的课，把自己关在厕所里，希望我能去和她对话。结果我听到了这个事情以后，赶快赶去，把她喊话喊出来，当时她说没事了，老师，我已经没事了。然后大家做做工作，安慰一下。当天晚上学校做了个决定，把她送回重庆老家去。这个孩子呢，家庭非常贫困，父母都是残疾人。这孩子长得也很漂亮，个子很高，我估计她也从来也没有谈过恋爱，就这样，决绝地放弃了自己的生命。她回家治疗了2个月，精神问题好像已经解决了，自己跑回学校来，就又从楼上跳下去了。其实，按照我的理解，就是和我们这个大时代的文化氛围有着极大的关系。我说几个细节，大家或许就能够明白。她自己关在洗手间里，所有同学来劝，老师、辅导员来跟她对话都不听，一定要让我去，去了以后她和我谈什么呢？她说，老师，我说什么他们都不相信，张国荣来和我道别了，他们不相信。我看见了圣母玛丽亚他们也不相信。伊拉克战争就是人类灭绝的开始，他们也不相信。因为伊拉克两河就是人类文明的发源地，这个地方现在打仗了，人类要毁灭了。我说这个话，他们都不相信，后来我没有办法，我说你出来，我相信你。那么后来她就出来，出来以后，这个女孩子痛哭。我想痛哭以后人可能就发泄，发泄心情可能就平静一些。我以为没事了。结果2个月以后医院出示了证明，精神恢复得很好很稳定。其实，她内心的迷惘，那种莫名其妙的想象还在她心里面。什么原因？非常简单。极度的自尊和极度自卑绞杀了她。因为家庭的贫困，到了深圳这个消费主义盛行的地方，她有了自卑感。但是她内心又是非常高傲的。班级里面安排她申请助学贷款，她居然拒绝申请，是这么一个孩子。我送她回重庆的时候，在深圳的飞机场，她看到很多的广告牌在那边转来转去，就把嘴噘撅，点头说，嗯，深圳这个地方是能领导世界潮流。我当时非常惊讶，这个小孩子发出的声音怎么是领导干部的声音？我非常紧张。后来坐到飞机上，乘务员就说现在飞机马上要起飞了，有手机的把手机关掉，我就问徐丽黎你有没有带手机，有的话把它关掉。这个女孩子说，老师啊，我现在没有手机，但到家就有了，我妈妈马上给我买手机。她这个家庭困难，我都难以想象，她的妈妈不足1.2，她的爸爸左手只有两根手指，她心里想的还是马上要买一个手机。实际上你上大学有没有手机有什么关系？可是她在这样一个时代气氛下、强烈的对比下，她承受不住。这就是我们这个时代文化、消费文化、广告文化带给我们的负面影响。这个事情发生以后，我好几天睡不着觉。当然不是因为我自己去帮助过她，觉得自己失职或者受谴责，而是觉得现在的大学教育很悲哀。刚才有同学提到无尽的悲哀这个问题，广东的同学有一个词叫做“闷”。我们同学写作文：啊呀，我到教室里上课，闷，到图书馆里坐着看书，闷，到食堂里去吃饭，闷，到湖边去散步，还是闷。其实广东人说的“闷”就是我们说的无聊、没有意思，没有目标，没有趣味，没劲。这个现象，我想不但上大的同学有，我所在的大学，以及其他的大学都有。这就是莫名其妙的悲哀。结合我刚才说的话，我得出的结论，我们时代的文化深深腐蚀了我们的心灵，这个文化倡导的是明星，是财富英雄，是权力，它鄙视的是劳动，是普通人的尊严，因此它导致了我们心灵的扭曲。我希望大家能够清醒地意识到这一点。刚才张炜老师说到对足球的狂热，也是一样，都是我们这个文化蓄意制造出来的一种诱饵，它引导着我们大家往这个方向发展。消费啊消费，其实那是个毒品，是个非常有害的东西。
问：曹老师的子女从事什么行业？
曹征路：我自己的儿子，大学毕业已经好几年。在大学里，没有好好读书，当然我对他管得也不多。成年人的经验强加给他也没有用。后来，毕业了以后今天跳一个公司，明天跳一个公司，在外面转悠了5、6年，后来有一天幡然悔悟，突然跑回家来对我说：现在办公司道德成本太高。他突然有了这么一个概念，“道德成本”。我想大概有点醒悟了。他说这样，你再帮我一次。帮我随便找一个公司，让我能够有吃饭的钱，我想考公务员。这样他随便打一份工拿一点工资。他自己晚上回来拼命地回来背、写，做考公务员的题目，那些莫名其妙的题目。他终于明白学习对于人生的重要，这是他自己的经验。那段时间每天晚上做到1、2点，后来考公务员居然被他考上了。是这么个情况。
我想我孩子的精神状态可能跟在座的大多数的同学的精神历程会是一样的，经由迷惘，渴望成功，幻象破灭，最后才能面对现实。这就是我们这个时代文化制造的，成功、明星，每个人都能当太阳。在欲望的推动、鼓噪之下，大家都要在这个幻想中走几年，最后才能脚踏实地，面对现实，是这么一个过程。
（2006年6月28日，王婷婷、袁菁根据录音整理，内容经本人审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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