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带一路”构想承载着中国和平崛起的希望，也是中国与沿线国家共同参与全球治理以实现互利共赢的中国方案的集中体现，如今已经得到100多个国家和国际组织的积极响应，其目的是要构建世界上最长的、最具活力的陆上经济大走廊和海上经济大走廊。“一带一路”不是中国的“独角戏”，而应是沿线国家的大合唱。推进“一带一路”，无疑需要一种新的秩序加以规范。小智治事，大智治制。随着“一带一路”的推进，“丝路新秩序”的新思路正在形成之中。2016年9月27日，习主席在第三十五次集体学习时指出：我们要抓住机遇、顺势而为，推动国际秩序朝着更加公正合理的方向发展，更好维护我国和广大发展中国家共同利益。……全球治理格局取决于国际力量对比，全球治理体系变革源于国际力量对比变化。中国正在引领“丝路新秩序”，为构建公正合理的国际秩序提供体现中国智慧和中国方案的价值理念和制度设计的新思路。
一、“一带一路”推动国际格局的演变
国际秩序是由国际格局决定的，而国际格局的形成与变动则取决于力量对比。无论国际秩序还是国际格局，一旦形成，必然保持其相对稳定性。国际格局和国际秩序的稳定是相对的，其变动则是绝对的，要经过从一个从量变到质变的演进过程。
近代以来，国际格局一直由列强之间的博弈来主导，其根本原因是因为列强具有大大高于一般国家的实力。虽然第二次世界大战后，一大批发展中国家相继独立，但很快又形成了以美苏两个超级大国为首的资本主义阵营和社会主义阵营。冷战结束后，新兴发展中国家呈崛起之势，并逐渐出现了一些新兴国家的专用名词，如金砖国家（BRICS, Brazil、Russia、India、China、SouthAfrica）、展望五国（VISTA， Vietnam、Indonesia、South Africa、Turkey Argentina）、薄荷四国（MINTs，Mexico、Indonesia、NigeriaTurkey）、金钻11国（Next-11，即墨西哥、印度尼西亚、尼日利亚、韩国、越南、土耳其、菲律宾、埃及、巴基斯坦、伊朗和孟加拉）、迷雾四国（Mexico、Indonesia、SouthKorea、Turkey）等。同时，地区性国际组织，如东南亚国家联盟、非洲联盟、阿拉伯国家联盟、海湾阿拉伯国家合作委员会等，这些新兴国家具有极大的发展潜力，正在改变着世界力量的对比，并已经积极参与到世界秩序的重建之中。仅以金砖国家为例，2015年，金砖国家的经济总量已近17万亿美元，约占全球的23%，出口占全球出口的19.1%。同时金砖国家之间的贸易额也从2006年的930亿美元增长到2015年的2440亿美元，增长163%，对世界经济增长的贡献率超过50%。
反观发达国家，不仅经济增长乏力，还出现了被债务危机困扰的“笨猪五国”（PIIGS：葡萄牙、意大利、爱尔兰、希腊、西班牙）。如今，以发达国家为代表的西方七国集团虽然不甘心退出历史舞台，却将其注意力关注于人权及各种政治问题，试图遏制一些新兴国家的崛起，对世界经济的影响力日渐式微，而且几乎都采取了不同形式的贸易保护主义，这反映出发达国家的极端不自信，也反映出某些发达国家的霸权思维。在这种历史背景下，二十国集团（G20）已经取代了西方七国集团，在全球治理进程中发挥着重要作用。2016年9月，G20杭州峰会进一步展示了中国在全球治理中作用，中国智慧和中国方案得到大多数国家的认可。
如今，世界经济的亮点正是“一带一路”上的中国、印度、俄罗斯等新兴大国。中、俄、印等新兴发展中大国的深度合作，正在推动着国际格局调整。中国国内生产总值突破10万亿美元，是日本经济规模的2倍多。国际货币基金组织2014年10月7日发表的《全球经济展望》报告中指出：按购买力计算，中国的国内生产总值为17.6万亿美元，超越美国的17.4万亿美元，居世界第一。这无疑高估了中国的经济实力。世界银行也强调，将市场汇率因素计算在内，美国仍然是世界上最大经济体，中国要超过美国还需要很长一段时间。2016年4月美国中央情报局出版的《世界概况》所列数据就更不寻常：根据购买力计算，2015年，中国GDP占全球的比重达到17.1%，美国占15.8%，印度占8% 日本占4%，德国占3.37%。如果按照美国中央情报局出版的《世界概况》对购买力的计算，中国和印度的GDP已经占到世界GDP比重的四分之一。
中国已经是世界第二大经济体、第一大外汇储备国、第一大商品贸易国和第二大对外投资国，同时还是128个国家的最大贸易伙伴，已经成为世界舞台上的重要角色。2015年中国对外直接投资为1456.7亿美元，不仅超过了引进外资，而且首次超过日本居世界第二位。2015年，中国研究与试验（R&D）经费支出14220亿元，占国内生产总值的2.10%，其中基础研究经费671亿元，中国已是亚洲最大的高科技产品出口国，还是世界文化产品出口额最大的国家，并且连续五年发明专利受理量居世界首位。根据世界知识产权组织、美国康奈尔大学、英士国际商学院共同发布的2016年全球创新指数，中国位列世界最具创新力经济体第25位，在中等收入经济体中排名居第一。联合国开发计划署和中国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发布的《2016中国人类发展报告》显示，以“人类发展指数”为依据，中国已成为“高水平人类发展国家”，是30余年来在人类发展领域中进步最快的国家之一。中国标准在高铁、核电、通信、汽车等领域已经实现了从跟随到引领的跨越。截至2016年5月，中国已有189项标准成为ISO的国际标准，已与21个“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签署了标准化合作协议，并已发布《标准联通“一带一路”行动计划（2015～2017）》。中国正在加快制定和实施中国标准“走出去”工作专项规划，助推国际装备和产能制造合作。
“一带一路”贯通经济发展最具活力的东亚经济圈与经济发展最为成熟的西欧经济圈，中间连接包括东南亚、南亚、西亚、北非、东非中东欧等多个经济板块，充分利用各国和各地区的比较优势，形成多国经济共同发展的合力效应。“一带一路”沿线有60余个国家，人口总数44亿，约占世界总人口的63%，经济规模21万亿美元，约占世界经济规模的29%。处于“一带一路”上的新兴经济体之间，不仅有着经济合作的强烈愿望，而且由于大多数国家有着相似的历史境遇和共同的发展理念，正在形成越来越紧密的战略伙伴关系。正如南非学者快思•普拉谈到中非合作时所提到的：“中国必须意识到，一定要建立起共同的政治和经济团结观念，才能获得任何实质性的收益和优势。”柬埔寨战略研究所所长潘昆认为：“柬埔寨支持‘一带一路’倡议，并不是因为它是中国提出的，而是因为柬埔寨能够在这个平台上找到自己的位置。”中国正在将包括“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相互关系提升至全面战略伙伴关系层面，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利益共同体和责任共同体以提升中国和沿线国家的话语权，不仅中国沿价值链上移，也将使得与中国进行产能合作的“一带一路”沿线国家收益，进而打造一个“一带一路”沿线国家互利共赢的崭新价值链体系。
就俄罗斯而言，虽然曾被乌克兰危机困扰，又在叙利亚问题上与美国矛盾重重，美欧也一直保持对俄制裁，但其制裁措施仍然留有余地难以对俄罗斯经济造成伤筋动骨的打击。2015年卢布升值，经济回升，再次证明俄罗斯有较强的经济修复能力。俄罗斯经济发展虽然处于低端水平，但作为领土大国、资源大国，其发展潜力不可低估。2015年，俄罗斯与哈萨克斯坦、白俄罗斯、亚美尼亚、塔吉克斯坦、吉尔吉斯6个前苏联国家启动了加深经济融合和政治协调的欧亚经济联盟，将进一步提升其影响力。2015年5月8日，中俄两国签署并发表了《关于丝绸之路经济带建设与欧亚经济联盟建设对接合作的联合声明》，将进一步整合东亚和东北亚的经济板块，加之俄罗斯远东开发已经引起韩国、日本经济界的高度重视，进一步彰显俄罗斯的经济吸引力和影响力。
近两年，印度经济发展势头十分强劲，不仅保持较快的经济增长而且在软件、制药、人力资源方面拥有巨大优势，同时在南亚地区经济 政治等多个方面发挥着无可替代的作用。印度莫迪政府正在发挥自身优势，在经济发展上采取了一系列重大经济改革举措，2015年的经济增长率高达7.5%，在世界大国中独领风骚。印度政府正在推动“印度制造”计划，前景广阔。据英国《金融时报》对2016年1～6月的调查 以印度、中国、印尼为代表的新兴市场在吸引外资，尤其是吸引绿地投资方面，将以美国、英国为代表的传统发达市场挤出了排行榜的前三。更为重要的是，中国、俄罗斯、印度如果推动“一带一路”、印度的“东向”战略、俄罗斯的欧亚经济的联盟战略对接，其影响力和辐射力不可低估。2015年5月28日，中国、俄罗斯和印度推动第二轮阿富汗问题磋商，三国均支持阿富汗和平和解与经济重建，愿为此发挥建设性作用。巴西利亚大学国际关系学教授赛尔沃认为，国际大格局调整的钥匙掌握在金砖国家手里，正在走向成熟的金砖国家拥有推动国际秩序改革的力量，推动这种改革也是金砖国家的道义。
2015年，新兴市场国家的国内生产总值已经占到全球国内生产总值的比重为57.3%，其中最大的5个国家就是金砖国家。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总裁拉加德认为，发展中经济体对今明两年全球经济增长的贡献仍将超过75%。同时，哈萨克斯坦希望将其“光明道路”、蒙古国希望将其“草原之路”、韩国希望将其“欧亚倡议”与中国的“一带一路”战略对接，特别是欧盟也在考虑将欧洲投资计划（即“容克计划”）与“一带一路”战略对接，共同推动世界经济发展与全球治理。截至2015年底，中国已与30多个国家签订“一带一路”相关谅解备忘录或具体协议，初步形成覆盖亚、非、欧三大洲的布局。这些战略对接，直接推动世界经济中心的转移，形成的合力对国际格局的影响力不可估量。
二、国际格局的变动实现国际秩序调整
当今的国际秩序可以追溯到工业革命时期。工业革命后的国际分工形成了“中心—外围”体系，进而使世界分化为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此后，国际秩序一直由发达国家主导。当今的国际经济秩序是以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的布雷顿森林体系为基础而形成。二战后的两极制政治格局的基础上又形成了一种国际政治秩序。这种国际政治秩序集中表现为少数大国垄断国际事务，干涉他国内政，在国际关系中以强凌弱、以大欺小、以富压贫，而且大国划分势力范围，建立国与国之间支配与依附的不平等关系，进而建立军事集团，进行军备竞赛，动辄使用武力或以武力相威胁。
20世纪60年代，广大发展中国家掀起了民族独立浪潮。随着广大发展中国家纷纷独立并走上联合的道路，它们强烈要求建立国际政治经济新秩序。1964年，77国集团发表联合宣言，首次提出了建立平等互利的国际政治经济新秩序要求。1973年，第四次不结盟国家首脑会议再次提出建立国际政治经济新秩序。之后，发展中国家要求建立国际政治经济新秩序的呼声一浪高过一浪，从未中断。如今，唯一的超级大国美国不惜削弱世界贸易组织的影响，积极推进TPP（Trans-Pacific Partnership Agreement，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议）和TTIP（Transatlantic Trade and InvestmentPartnership，跨大西洋贸易与投资伙伴协议），名义上要塑造区域贸易秩序的范本，其真实意图是将包括金砖国家在内的主要新兴经济体排除在外，削弱新兴经济体在国际秩序中的话语权，特别是要阻挠东亚国家经济一体化进程，其目标直指中国。奥巴马在2015年国情咨文中呼吁国会支持TPP和TTIP时说：“中国正想要给世界上增速最快的地区确立规则”“这会给我们的工人和商业带来不利。我们为什么要让这一切发生？我们应该来书写规则，我们应该来定义游戏规则。”
“一带一路”是中国对外开放的总体战略部署，从国内经济发展而言，与京津冀协同发展、长江经济带一起构成优化中国经济空间格局的三大战略；就参与全球治理而言，是中国参与和引导全球治理所构想的亚、欧、非洲三大洲布局的中国智慧和中国方案的集中体现。推进“一带一路”，以政策沟通、设施联通、贸易畅通、资金融通、民心相通等“五通”为主要内容。其中，设施联通、资金融通、贸易畅通是建设“一带一路”的三个具体合作领域，政策沟通是“一带一路”建设的重要保障，民心相通是“一带一路”建设的社会根基。民心相通基础上的政策沟通，将为地区秩序和世界秩序的构建奠定基础。
战略对接是推进“一带一路”的重要形式。“一带一路”构想与沿线国家和地区发展战略对接，必然涉及国际经济规则的重构，并需要建立新的国际机制为此提供保障，而由此衍生出的新规则需要借鉴其他经济合作的经验，但决不能照搬西方规则。正如国家发改委、外交部、商务部共同发布的《推动共建丝绸之路经济带和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的愿景与行动》所规划的，“充分发挥现有联委会、混委会、协委会、指导委员会、管理委员会等双边机制作用，协调推动合作项目实施”。其实，“一带一路”建设，已有多个国际机制可供支撑，正在“强化多边合作机制作用，发挥上海合作组织（SCO）、中国—东盟‘10+1’ 亚太经合组织（APEC）、亚欧会议（ASEM）、亚洲合作对话（ACD）、亚信会议（CICA）、中阿合作论坛、中国—海合会战略对话、大湄公河次区域（GMS）经济合作、中亚区域经济合作（CAREC）等现有多边合作机制作用，相关国家加强沟通，让更多国家和地区参与‘一带一路’建设。”
然而，“一带一路”构想所要建立的新秩序不会也不能抛开现行的国际秩序，还要借鉴现存国际规则和国际机制的合理内容，同时也会受到现存国际规则和国际机制的制约。据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官方网站数据，截至2014年底，美国在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中的投票权是16.85% 实际拥有一票否决权。2016年10月1日，人民币正式被纳入特别提款权（SDR）货币篮子，人民币在SDR货币篮子中的权重为10.92%，仅次于美元和欧元居第三位。但不可否认的事实是，中国在世界银行和亚洲开发银行中的出资份额和投票权也受到限制。目前，亚洲开发银行两个最大的股东日本和美国各占15.65%的份额，中国在亚行的持股比例只有6.429%，拥有5.442的投票权。不仅如此，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总裁一直由欧洲人担任，世界银行行长一直由美国人担任，亚行行长一直由日本人担任。
“一带一路”需要沿线国家在达成共识的基础上务实推进，相应的国际机制不可或缺。中国在提出“一带一路”的同时，就与相关国家共同倡议建立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简称亚投行，AIIB，Asian Infrastructure Investment Bank），这无疑是中国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合力参与国际秩序的新举措。亚投行与丝路基金、金砖国家新开发银行以及拟议成立的上海合作组织开发银行将是“一带一路”战略四大金融支柱之一，将在国际秩序制定方面发挥重要作用。其实，亚投行的基本功能主要集中于亚洲地区的基础设施建设，是对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世界银行、亚洲开发银行功能缺失的一种弥补。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主要功能是会员国家在国际收支困难时向其申请外汇资金支持，而世界银行、亚洲开发银行等多边开发机构主要致力于全球和区域范围内减贫工作，真正投向基础设施建设方面的资金十分有限。据亚洲开发银行的预测，未来10年亚洲基础设施建设需要8万亿美元的资金。而落后的亚洲基础设施已经成为制约亚洲经济增长的重要因素，亚投行的成立适逢其时。亚投行最基本的功能就是专注于亚洲地区的基础设施建设，与世界银行和亚洲开发银行并行不悖，相得益彰。虽然亚投行不寻求打破现行国际秩序，但亚投行将推动亚洲地区基础设施建设客观上达到实现国际秩序与时俱进的目的。
三、“丝路新秩序”为全球治理树立新范本
丝路新秩序，本身就是一种国际秩序。所谓秩序，就是指有条理不混乱的情况或环境。国际秩序，是指一定历史时期内国际社会各行为主体之间形成的处理相互关系的行为规范、原则及相应机制的总和。国际秩序表现在行为规范和国际机制两个方面。行为规范实际是国际社会所遵循的规则；国际机制实际是国际社会的调控机制。国际秩序是国际社会处于主导地位的行为体和处于非主导地位的行为体对国际社会基本准则规范化认同的最大公约数，从而形成国际社会所遵循的规则，这些规则还需要国际机制为其提供制度保障。
国际秩序，体现国际行为体的话语权，而话语权无疑是以硬实力和软实力为后盾的。但国际秩序的建立和调整是一个系统工程。现存国际经济秩序的确有诸多不合理的因素，比如，存在着不等价交换的贸易体系和国际垄断资本控制的国际金融体系。现存国际政治秩序虽然存在强权政治和霸权主义，但其中的一些原则、规则和机制有诸多合理性，特别是《联合国宪章》规定各成员一律平等，相互尊重主权、领土完整和政治独立，反对使用武力或以武力相威胁。
中国一直是现行国际秩序的参与者和建设者。20世纪50年代，中国就与印度、缅甸等国共同提出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现已成为公认的指导国家间关系的基本准则。20世纪80年代，中国恢复了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银行的缔约国地位。21世纪初，中国加入WTO。中国近四十年的改革开放正是在现存国际秩序框架下取得了巨大成就。中国对现存国际秩序的态度是推动国际秩序朝着公正合理的方向发展，推动国际秩序与时俱进以适应国际力量对比的发展演变，体现着广大发展中国家的呼声和要求。如今，中国不仅参加了绝大多数国际组织，签署国际公约的数量是几乎是世界平均值的2倍。中国是联合国常任理事国中派遣维和军事人员最多的国家。2016年至2018年，中国将承担10.2％的维和摊款，仅次于美国。
中国也是区域经济合作和经济全球化的重要推动者。“一带一路”战略正在沿线各国业已存在的合作平台上规范化推进，以形成新的合作规则和合作机制。一是地区性论坛将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影响（如博鳌亚洲论坛、欧亚经济论坛等），包括中国倡议建立的“一带一路”国际高峰论坛；二是各种博览会将发挥“一带一路”的桥梁纽带作用，如中国—东盟博览会、中国—亚欧博览会、中国—南亚博览会、中国—阿拉伯博览会、中国—俄罗斯博览会、中国国际投资贸易洽谈会等诸多合作平台将为“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和地区经济合作提供支撑；三是挖掘“一带一路”文化遗产，在此基础上举办专项投资、贸易、文化交流活动，如办好丝绸之路（敦煌）国际文化博览会、丝绸之路国际电影节和图书展等。
“丝路新秩序”虽然还在形成过程之中，但我们已经可以初步描绘出其大致思路和总体框架,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其一，“丝路秩序”以“五通三同”新理念为引领。政策沟通、设施联通、贸易畅通、资金融通、民心相通这“五通”是推进“一带一路”的基本内容；构建利益共同体、责任共同体、命运共同体，是一种新型价值观和治理观。“一带一路”沿线国家正是通过这种“结伴而不结盟”的形式，参与和引导全球治理。“五通三同”体现中国坚持独立自主外交政策，通过推进“一带一路”与沿线国家实现互利共赢，为21世纪国际与地区合作提供了新模式。
其二，“丝路秩序”坚持“计利当计天下利”的正确义利观。中国历来反对赢者通吃的霸权义利观。一般来说，资本具有逐利性质，经济合作难免追求功利性的目的。“计利当计天下利”是一种义利观，也是一种发展观。正如习主席所指出的，是以平等为基础、以开放为导向以合作为动力、以共享为目标的发展观和治理观，奉行的是“独行快，众行远”的合作思路。中国坚持的“计利当计天下利”正确义利观，就是要在追求和维护本国利益的同时兼顾他国利益，做到弘义融利。
其三，“丝路秩序”倡导与沿线国家的发展战略对接。2014年，中国和哈萨克斯坦两国率先开始“一带一路”和“光明大道”的战略对接。之后，“一带一路”逐渐与新兴发展中国家实施战略对接，如与土耳其“中间走廊”的战略对接，与越南“两廊一圈”的战略对接，与印度尼西亚打造“全球海洋支点”战略对接，同时也与发达国家实施战略对接，如与澳大利亚“北部大开发”计划战略对接，与英国“英格兰北部经济中心”战略对接。截至2016年6月30日，中国已经同56个国家和区域合作组织发表了对接“一带一路”倡议的联合声明，并且签订了相关谅解备忘录或协议，初步形成覆盖亚、非、欧三大洲的布局。
其四，“丝路秩序”体现的是“和平合作、开放包容、互学互鉴互利共赢”的丝路精神。中国作为“一带一路”的倡导者，坚持国家不分大小、贫富和强弱，一律平等。在政治上要相互尊重，共同协商；在经济上则通过和平合作、开放包容，实现共同发展；在文化上通过互学互鉴，实现共同繁荣；安全上应相互信任，共同维护，树立互信、互利平等、协作的新安全观，通过对话和合作解决争端；周边关系处理上奉行“亲诚惠容”周边外交理念；与沿线国家之间的合作秉持“共商、共建、共享”的原则。
其五，“丝路新秩序”是对现有国际秩序的创新和补充。应该说，“丝路新秩序”并不是要颠覆现有国际秩序，而是对其补充和完善。现存国际秩序还有许多欠缺和空白需要新的规则和国际机制加以规范，如世界银行、亚洲开发银行等现有的国际融资机构均没有关注基础设施建设，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便是对现有融资平台的补充。“一带一路”还将创新一系列规则，如信息和通讯领域仍然有很多空白，事关互联网安全。中国已经主办了三届世界互联网大会。中俄也就规范网络安全等相关问题发表了“联合声明”。
其六，作为“丝路新秩序”的国际机制，已经建立起亚投行、金砖国家新开发银行、丝路基金等融资机构。亚投行创始成员国有57个。目前已经又有20多个国家申请加入亚投行。而亚洲开发银行和世界银行分别仅有31个和28个创始成员国，欧洲投资银行只有6个创始成员国。至2017年初，亚投行将发展到90多个成员国。亚投行得到广泛响应，不仅意味着各国都看到其中的商机，而且反映时代发展潮流，无疑为“丝路新秩序”提供机制保障。
“丝路新秩序”所体现的行为规范，超越了近代以来的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的旧思维，开创了国际合作新模式，将为全球治理提供新思路。“一带一路”建设弥补了世界经济的短板，包括基础设施建设滞后的短板、发展中国家产出和消费不足的短板、虚拟经济和实体经济相背离的短板等。“丝路新秩序”将顺应和平、发展、合作、共赢的时代潮流，推动国际力量对比朝着有利于发展中经济体的方向发展，进而推动国际秩序朝着公正合理的方向发展。
（本文转自：《人民论坛》2016年11月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