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5年中国对外非金融类直接投资创下1456.7亿美元的历史新高，同比增长达18.3%。截止到2015年末，中国对外直接投资存量首次突破万亿美元大关。2016年上半年则涌现出几桩重磅交易——包括海航集团旗下天津天海60亿美元收购美国英迈，美的集团拟40多亿欧元控股德国工业机器人企业库卡，以及中国化工430亿美元收购瑞士先正达获得批准。在过去十年间，我们看到中国对外直接投资规模扩大了近10倍，赴海外投资主体、投资领域和投资目的地愈发多元化，种种迹象表明中国企业在全球化发展进程中迈入了一个新阶段。
“全球化”是企业或其他组织提升国际影响或开始在全球范围运作的过程 ，也是因为世界观、产品、概念及其他文化元素的交换，所带来国际性整合的过程。18世纪中期的英国工业革命以来，新式交通工具的发明，通信技术突飞猛进的发展，教育水平的普遍提高，国际贸易的便利化，各个领域国际协定的签署……使全球化从涓涓细流成为不可阻挡的滚滚洪流。
西方学界普遍认为1492年哥伦布的“地理大发现”是全球化的起源，然而，如果把目光投向更深远的历史记载，不难发现，中国曾是全球化的主要参与者与推动者——早在西汉时期，张骞通西域，开辟了通往欧洲的“丝绸之路”；唐朝的都城长安，是一座国际化的大都市，鼎盛时期城中150万人中三分之一是外国人口；唐宋之后“海上丝绸之路”逐渐兴起，不但联通了中国与60多个国家的直接商贸往来，还在沿线多个国家及欧洲各地掀起了“中国热“。在明清封建时代末期漫长的闭关锁国之后，新中国成立了，借着改革开放的东风，中国再次回到全球化的舞台。1979年8月，国务院颁布的15项经济改革措施中，明确规定允许出国办企业。1979年11月，京和股份有限公司成立，这是改革开放后我国在海外开办的第一家合资经营公司。
全球化大势，顺之者昌，逆之者衰。中国是全球化的重要受益者：改革开放政策允许外资“走进来”，通过“三来一补”发展了大量劳动密集型加工业。2001年加入世界贸易组织是我国更深入地融入经济全球化进程的必然选择，开启了对外开放的新时代：全球化下的大多数中国企业不仅没有被冲垮，反而越来越多地走出国门，走向国际市场。入世后的中国经济发展也引人瞩目：2010年跃升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2013年成为第一大贸易国，2015年人均GDP增长近7倍。
但是我们也看到，在2008年的全球金融海啸之后，全球化进程有所减慢。据世界贸易组织统计，2014年全球贸易总量较上一年仅增加2.8%，是四十年来首次低于全球GDP增速。G20国家出台的贸易保护主义措施从2010年末的381项增加到2015年末的1441项。2016年6月英国去留欧洲公投中，支持脱离的投票者以过半数的优势胜出；同年美国大选中，共和党、民主党候选人更是反对被认为是促进亚太地区贸易自由化的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TPP）。
笔者认为，这些看似令人担忧的事件主要是伴随经济周期波动的暂时现象，并不代表全球化的长期趋势。全球化有三个重要的组成要素，第一是科学技术的迅猛发展，这是全球化的动力；第二是跨国公司的全球投资和贸易，这是全球化得以实现的载体；第三是全球范围内的产业结构调整和产业转移，这是全球化的实质和目的。三大要素的基础并没有动摇，因此全球化的过程还将持续下去。
企业是经济全球化最有活力的主体，中国企业目前正处在西方跨国企业曾经走过的全球化历程中。关于中国企业全球化，时不时能听到批评的声音，例如自主创新能力不强，核心技术受制于人，利润率偏低等。作为中国企业“走出去”的见证者和孜孜不倦的倡导者，我认为中国企业全球化发展初期，虽有种种不足，但大势不可阻挡，并将呈现出以下趋势。
第一，中国企业“走出去”规模还会快速增长，预计到“十三五”期末，我国年对外直接投资额还会在现有基础上实现翻番，达到2500亿~3000亿美元，“十三五”期间累计对外直接投资达1.1万亿美元。过去十年，中国非金融类对外直接投资已从2005年的122.6亿美元增至2015年的1214.2亿美元，扩大了近10倍。2016年1~9月，中国对外直接投资额达到1342.2亿美元，比去年同期增长了53.7%。
支撑这一高速增长的因素包括三个方面：首先，当前商业环境要求中国企业具备全球视野，“走出去”在全球范围内进行资源配置和市场开拓；其次，国家相关部门持续推进境外投资便利化，实行备案为主的管理模式，积极搭建对外投资平台，加大投融资支持力度，加强对企业开展对外投资合作的国别环境指导；再者，“一带一路”建设为中国企业“走出去”打造了新的载体，配合企业产能转移的需求，在帮助沿线欠发达国家跨越经济发展鸿沟的同时，实现了生产要素成本的降低。
第二，中国企业全球化发展将推动我国产业转型升级，从“制造大国”向“制造强国”发展。加入世界贸易组织以来，我国在提升出口商品技术含量和附加值方面下了很大功夫。2001～2016年十五年间，在我国货物出口贸易额中，高技术产品的占比从17.5%提高到约30%，其中技术含量较高的机电产品所占比重则由44.6%提高到近60%。
2016年5月，美的向德国机器人公司库卡（Kuka） 发出收购要约，计划通过库卡在工业机器人和自动化生产领域的技术优势，提升生产效率并推动制造升级。类似的，2013年万向集团收购美国电池生产商A123，获得了锂电池生产的核心技术，推动其在新能源领域的发展。这些例子说明，中国企业正在通过全球化发展获取高端制造业的专利和核心技术，将有利于推动我国向“制造强国”迈进。
第三，中国企业全球化布局将愈发多元化，稳步地向成为“全球企业”迈进。在过去一二十年的“走出去”探索中，中国企业通常追随市场、资金和资源，前往一些较“热门”的投资目的地，当前它们当中的先行者已经完成了对成熟目的地的布局，正进入相对陌生的前沿市场，呈现出全球布局越发多元化的景象。
例如，华为在1997年走出国门，目前已在160多个国家设立分公司或代表处，并在世界各地构建了16个研究所，28个创新中心，45个产品服务中心；雇佣的15万名员工中有4万多人为外籍，超过一半的销售收入来自海外市场，已经成为一家名副其实的“全球企业“。又如，海航集团旗下已囊括分布在5个大洲14个国家的30多家境外企业，截至2015年集团15％的资产、24％的收入来自其海外公司。未来，中国还将有更多的这类全球性公司的诞生。
第四，中国企业将通过全球化发展向价值链上游迈进，整合技术与品牌优势，获取更高的附加值。宏碁集团创始人施振荣先生曾提出著名的“微笑曲线”理论——由技术、制造、品牌等环节组成的微笑曲线表示全球价值链的分工，其中曲线两端的“专利、技术”及“品牌、服务”环节往往包含了较高的附加值，而位于曲线中段的“组装、制造”环节则附加值较低。在上一次全球产业分工转移中，我国很多企业正是凭借劳动力、土地等生产要素的成本优势，成功进入全球价值链中的制造环节。但近年来，我国企业在制造环节的传统优势正逐渐减弱，劳动生产率增速放缓而工资水平快速提高压缩了企业的利润空间。许多中国企业选择通过“走出去”实现“引进来”，提升技术与品牌，向“微笑曲线”两端转移，以获取更高附加值。
2012年三一重工对德国普茨迈斯特（Putzmeister）的收购，将核心技术和品牌收入囊中，一举改变全球行业竞争格局。2008～2013年，深圳迈瑞公司完成了对美国Datascope公司监护业务、ZONARE集团的并购，获得了监护仪、医学影像领域两大著名品牌与相关知识产权，加快了在高端市场产品的研发，服务于国内和国际市场。
第五，中国企业“走出去”的本土化经营水平将持续改进，企业社会责任承担将做得越来越好。早期“走出去”过程中，许多中国企业忽视了投资目的地的文化差异、经营环境等本地化因素，付出了昂贵的学费。例如上汽集团2004年入主韩国双龙汽车后，始终无法消除与工会隔阂，终因劳资矛盾激化而宣告失败。这些教训对后来者很有价值，现在我们看到越来越多的中国企业在海外并购或绿地投资中提高了对本土化经营和企业社会责任的重视。
联想集团、万达集团、福耀集团在并购海外企业后，均采取了本土化的人力资源策略。其中福耀集团在2014年收购美国芒山工厂之后，基于尊重美国制造业工会文化考虑，保留了工厂工会，尽管并购协议允许关闭工会。2015年，福耀投资美国俄亥俄州代顿地区后，向当地大学捐赠700万美元支持研究，这就不难理解为何当地政府要将一条公路命名为“福耀大道”。东莞的华坚集团在进入埃塞俄比亚伊始便以东道国的本土企业定位，2012年建厂之初就确定了依靠本地人才发展的计划——工厂开工之前派出200多名埃塞大学生前往东莞工厂培训，如今工厂规模已扩大到5000多名雇员，但只有140多人是中国籍雇员。这样做不仅创造了大量就业机会，也带动当地制造业的提高，受到东道国政府和当地人的肯定与欢迎。
总体而言，笔者对中国企业全球化发展持乐观态度，但从“走出去”到“走进去”、“走上去”将是一个艰苦漫长的过程，然而全球化的大势不会逆转。对于众多期待跨出国门的企业来说，了解不同领域、不同行业企业在海外投资、经营以及与利益相关者互动的经验十分重要。希望中国与全球化智库（CCG）在研究分析大量中国企业国际化案例的基础上编撰的这本《中国企业全球化报告（2016）》，能对“走出去”和拟“走出去”的中国企业提供一些参考与帮助。
中国与全球化智库（CCG）主席
龙永图
2016年10月
